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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木朵:一改时事入诗的泪点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22-11-25  

木朵:一改时事入诗的泪点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闻者,道听途说、交头接耳、口口相传是也。并没有亲眼目睹,只是听说了一件事,然后用诗描述这件事(一个传闻),复述这个听说的过程与效果(至于听谁说、传说中的人的诸多表情,暂且不论),使得诗事与时事融为一体,携手并进。在这一进发之中,国事与家事也暗自融合,大中见小,小中见大,递过来还回去,逻辑上、情感上都说得通,就好像诗人说出了世人当时也想说的一切。正是因为诗浓烈、饱满、通畅,使得它被忽略为一个毫不费劲的对等物,只是一个即兴发挥的结果,事实就是如此,情况大致这样,就是听到传闻(一个好消息)应该有的反应。人们往往以为这首诗一点也不难懂,而不觉得这是一首颇为讲究章法的论诗之诗了。这里的听闻是八年来(755-763)无数小道消息的集大成者,这可能是一锤定音的好消息了,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因为这个传闻意味着叛军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卷土重来的能力,大局已定,一切尽在官军的掌握之中。这个传闻中一定有敌我双方主帅的具体名单和现有状况,一定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过这个传闻的诸多细节。但是,诗人在这里已经明显感觉到传闻的细节无足轻重,而它作为一条喜讯所带来的情感上的骤变,是这首诗第一时间就要把握好的线索。很明显,这个好消息所对应的空间地址意味着京畿一带的妖氛基本荡涤干净。这是关键一役,这是了不起的胜利,这是正义迟早要获得的一个结果。啊,这一切,现在梦想成真,已成为现实,已经从人们的五官反应中点点滴滴地散发开来。这样一个状况,唯有训练有素的诗人才来得及将它由一个传闻的语无伦次、掐头去尾转化为快人快语、收放自如的正规之诗。简言之,胜利之师、正义之师确实需要一首铿锵有力、正气凛然的方正之诗予以反映。
  看起来,这个好消息是突然形成的,忽然传到这里人们的耳边,但它一定是一系列运动、积累、奋斗所促成的良好结果,并非轻轻松松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战果。有一点是明确的,它是一个超预期的佳讯,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事情会这样发展之前,就来到了人们的面前,如此之快,让人喜上眉梢。这种喜悦既是无目的性的情感上的正当反应,也是具有功利色彩的个人生计的重新评估。由乱入治,这样一个转折点似乎可以捡拾一番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诗人并不在沦陷区,不是作为和一块被重新收复的土地一并进入凯旋气氛之中的人亮相。他现在远在天边,是一个局外人,消息是从中央向四周扩散的,直至这样一个怎么看都有一点见外的地方。现在这个听到消息的地方与那块被收复的土地可以连成一片了。这种被割断的纽带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使得由此及彼、由边缘迈入中心,成为现实的可能。这种人生旅程的自我重估很快就发生了。这就是当事人对一个利好消息的迅速判断。之所以是一个好消息,往大一点说,利国利民,切实一点地说,就是利己。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摆在面前:我可以回家了。情急之下,一开始有点手足无措,过一会儿,再狂喜的当事人都会冷静下来,想一想他的第一个反应或表现应该是什么才是最恰当的。因为他晓得自己需要用一首诗来对应、消化这条喜讯,而他肯定要将一个明亮的自我形象存放其中。他必须第一时间就设计好这样一个自我形象。要知道他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这条喜讯所对应的这一天的到来,实际上是双重积累形成的效果:一方面是国运问题,官军作为正义之师最终能够拿下关键一役,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另一方面,诗人已经在等待中煞费苦心、苦苦经营,在语言天地中已经练就了非凡的功夫,颇有积累,确实也需要借一个机会做一次彻底的爆发与释放。
  那么,诗人会怎么来设计一个醒目的自我形象呢?喜极而泣的泪人一个,这就是第一反应。实际情况即便是欲哭无泪,但落实到写作上仍然可以是喜极而泣:“涕泪满衣裳”不再是力图证明一个当事人泪腺的发达,也非用来显示它比涕泪满腮还要情义饱满。它只是一种发明自我形象的惯用方式而已。比之于听到佳音之际采取其他姿态,它显得更为方便,是对耳闻事物最及时的反应,所谓耳目一新,就是对同一件事两个感官的一致反应。又如《滟滪》中所言“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也不是经过亲手触摸式的考证得出的结论:把别人写成“泪满襟”,跟写自己“涕泪满衣裳”,实际上都是一种图方便的传统习性在起作用,似乎作者无需在这个立场保持修辞的警惕,也不担心话说得太满而引起语义喝倒彩。至于现实生活中初闻喜讯时到底有没有落泪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落泪这一个自然的情感上的反馈是对过往岁月中曾几何时潸然泪下的众多自我形象的一概笼络。不一定这一次泪点很低,一触即溃,但在记忆深处肯定有过至少一次真实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得痛彻心肺的表现。现在把它提取过来,亦真亦幻地融入到事发现场的应然状态之中去。但同时,这也是分几步走的步骤之一,这是刚刚听到利好消息时应有的反应。这样一个表现合乎情理,且溢于言表,能够和其他在场的同胞产生情感上的共振,也使得多年以来积攒的泪眼婆娑的自我形象修成正果。接下来,抓住这个机会,老泪纵横的当事人应当还有一连串的生命姿态要予以呈现。这正是“初闻”这个词所提示的:落泪仅仅是利好消息对个人现实状况的第一个触动,是连锁反应的第一环,并不一定是关键一环,好戏还在后头呢。
  初闻,作为一个时间量词所宣示的某一特定状况,并不是稍纵即逝的一刹那间,也非倏忽而去的心理涟漪,不是说一听到那个消息,即使在人群之中,马上就有抑制不住落泪的表现。初闻作为一个时间状态的表示,应当可以延长为从听到这个消息到回到家中这一段路程所花费的时间,应该有一个心路历程,从发生、积聚到爆发的小小过程,让那一把老泪洒在外人所不能见的家里才落落大方,录个心安理得。这些年坏事传千里,听得太多,但从没有放弃希望,甚至在很多场合上还会跟人争执,信誓旦旦过如此这般的一天终将到来。现在就像兑现了诺言一样,自我的预判得到了验证,真理又重新站到了自己这一边。怎么能不高兴呢?不但是面子上顿生光彩,而且里子也是实惠得很。于是,要从人际交往的热闹场合,从人群的兴奋共同体中脱身而去,快点回到家里,掩门而泣,哭一个痛快淋漓。要把听到这个好消息的第一反应诉诸泪花,而不能拖延到次日一觉醒来,使得真挚的感情变得过于理性或掺入利益上的考虑而不再单纯,使得在字面上重塑这一生活的真实场景显得娇柔造作、虚与委蛇。流泪既是真实情景的刻画,也是叙述逻辑应该有的一个当事人多情多义的形象。谁不会落泪呢?人皆有之,这才可行。而把落泪的表现放在初闻之际,要比次闻之时更能够表示出事情的惊人色彩和人的真情流露的光彩。初闻之后,落泪表示之余,自己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听说者,而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去传递这个好消息的知情人。不过,初闻一事之际,就要做出改变下一步规划的打算,这肯定是操之过急,落泪的成本并不高,但立即兴师动众准备搬家(不是一眨眼功夫就能办成的事),这就不是一个初闻能了结的范畴。初闻只限于初步的反应及相适应的自我形象的设计方案上即可,下一步怎么做,还得跳出初闻的认知范畴另做打算。




  紧接着,作为一个知情人,他要把好消息带回家。初闻的后续效果、心理反应和感情表示接下来就得在家庭内部做一次呈现,而对外的表示则局限或洋溢在一首诗中就够了。现在,作为一个好消息的知情人,可以手舞足蹈地跟家庭成员解释这为什么是个好消息,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妻子早就熟悉了丈夫的反应惯例,她知道男人一直在等待一个类似的决定性消息。此刻,她扮演着一个耐心的倾听者,见证着这个兴奋的顶梁柱描述着他的计划。她是他的兴奋劲和新计划的知情人。妻子从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操劳家务,照顾孩子,早就习惯了家庭环境中时不时呈现的阴晴不定、入不敷出,很多时候她都能够配合丈夫一起发愁,但又想方设法去卸除男人的愁云。说妻子的愁眉已展、愁云已散,这完全是将自我的表情挪移在最为至亲的人的脸上,借此一起分享这难得一遇的喜悦,一起打发郁积已久的愁闷。既然丈夫今天很开心,妻子也就没理由愁眉不展,甚至今天还可以加一个菜,做一点好吃的,小小庆祝一下。现在,不但自我感觉良好,自己觉得愁云散尽,而且在妻子看来,男人的确发自内心感觉到欢喜。这是一种表里如一的欢喜。既然他已把情绪演绎到这个份上,那就好好配合一下,给他一点好脸色,一同分享着这个喜讯以及接下来的家庭计划。男人的确喜极而泣,为他擦干眼泪后,估摸着他就要开始酝酿一首诗了。初闻时泪如雨下,这是第一个反应。然后,回到家中倒不一定再来一次与妻子相拥而泣的确认,只需要提及愁云散尽,这是一种开心的泪水,已抵达一种纯正的兴奋与喜悦之中,这是第二步。哪里还有什么愁云?令人发愁的前提条件现在已经消除。所以,回头看来时之路,已不见了低沉沉的消极因素,甚至未来之路也是艳阳高照。不再发愁了,这是一个心境上的改变,也是生活条件的欣然改变。这是初闻所维持的时间长度中必要的一环。
  愁云不在我家,家里人个个都换了新貌似的。愁苦被它的天敌一扫而尽,当事人顿时释然了,然后可以在内心深处重置一种积极因素,以便将自我形象的这一变化写照在国事变迁的大潮流之中。不过,愁眉的变化还只是一个过渡、一个验证,是负面情绪的大扫除,随之而来的是个人情绪的放大至极,一定要抵达一种狂喜的状态之中,这是初闻效果的第三步。妻子的形象中转了一下这条喜讯的影响力,象征着消息由外而内闯入了一个小家庭的内部空间,影响到每一个家庭成员。真可谓国事攸关每个人的利益。现在,所有人合力拧成一股绳,达成共识,要为下一个计划做好准备。这是家庭内部真相的一次展示(非常庆幸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妻子近在眼前)。这是家国情怀的一个举例说明。但很快,诗人就会扔下妻子的继后表现(妻子接下来会干什么,不再考虑了),转回到再造自我形象的流程之中。他要做出一个收拾行李的虚拟动作,以便不只是在言语上产生了反应,而且在行动上要有所表示。兴奋得合不拢嘴的诗人可能来不及掩卷沉思,就随手将一旁的书卷抛向空中,以示庆祝。甚至可以说,临时走开之前所看的诗书已经不合时宜了,不对应于从外面回到家里之后的心情变化。这些书册可以收拾好,不再看了。它们不再是一等一的大事了,都将变成下一个计划中行李的一部分。把它们赶快收拾起来,要么算作打点行装的一个项目,要么,空出书桌,以便一挥而就写出一首新诗。将自我维持在一种狂喜状态中,也就是呵护着初闻所带来的那个出色效果,一刻也不放松,直至初闻所造成的一连串身心上的反应能够变成一首令人愉快的诗。所听闻的消息以飞快的速度旋转着,而诗人的辞令也必须以毫不逊色的速度跟上它,衔接它。诗人的反应接二连三地发生着,每一个进度就像一个句子在跳跃。
  涕泪、无愁、狂喜,这三种表情一脉相承,都可归结到初闻喜讯的反应流程中。从文法结构上看,它们同系一根时间纽带,而且暂时还看不出诗人玩的是什么新花样。这里的确塑造出一个可感知的自我形象,读者不难认同当事人的情感变化,觉得措辞上如此递进合情合理,没有什么特别,也看不出有何高明之处。无非是让读者了解到他身在何处,有谁作伴,他对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喜讯持什么态度。这时,当然想问诗人:将自己设定为狂喜中的人是想干什么呢?为什么不直接去写狂喜时分的种种表现,却要从头开始写起,交代一下狂喜之前的连带动作?诗不能从某种中间状态开始写起吗?他这样写会不会显得太老实巴交了?很明显,诗人身在剑外心在蓟北,这种两地相望的局面催促着诗人必须在诗中对这一重大时事予以记录,而且必须将自我的真实形象流露其中。如果读者觉得这种从头开始写起的做法有点干巴巴,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一位诗人借助诗来记录关键时刻的自我真实形象对他本人是多么的重要。流泪是真实的,跟妻子说了一会儿话也是真实的,然后将看过的书草草收拾也是真实的。这些形象的碎片正是与外界传来的消息混同在一起的,诗人在描述这个消息的效果同时也勾勒出了自我的形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做法。我在时事变化中也在发生何等的变化?这一问题必须在诗句中老老实实地回答。一个狂喜的自我形象达到了当天状态中的极致,在妻子看来,男人这个时候是饱满的、巍峨的、生动的,在自我看来,这是有条件的自我实现。狂喜来之不易,更何况今天它拥有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对诗人自己来说,狂喜是一个结果,是他想了许多年一直没有得到但今天如愿以偿的结果,但同时从文法结构上来说,狂喜构成了上下文继续运作的一个新条件、新动力。它将带来后狂喜状态中的情感演绎和修辞变化。
  如果说此时的狂喜纯属个人层面的忠实记录,外人不一定能达成共鸣,但随后狂喜所造成的文法运动将调整此前老实巴交的观感,而向一个更开阔的地方涌现出符合大众利益的审美情趣,读者就会理解到狂喜之中也有自己一份权益。这一点心思,诗人已经完全考虑到了。就如同妻子这样一个文学角色,她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时已经来到了诗人身边,夫妻团聚,但在诗句中提及妻子这一个外在于己的形象,实际上是想表示出诗人对家或家属可以有一个交代了。初闻的喜讯可以理解为物质世界一个利益的即时获得,而妻子是衡量这份可能收益的最佳评估者。男人的所有进项,妻子是心知肚明的。(实话说,男子汉只有当着妻子的面大哭一场,才不失体统,才有安全感。一位诗人的妻子什么时候都可以充当诗人良心与人格的秤砣。妻子头顶半边天,她的脸色事关诗人伏案写作这件事情的日常正当性。)看起来,妻子这样一个角色一点也不特别,仿佛天然地就应该在诗句中用到她,但是对于诗人来说,妻子来到他身边,与之会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妻子能出现在诗句中也来之不易,这里有双重的不易,只是读者会觉得稀松平常,没有什么意外。类似的情况是,诗书作为妻子这一文学人物的对仗之物,也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由物质世界向精神天地迈出了一小步而已。诗书出现在诗句中,好像也是自然而然的。其实,对于诗人来说,很多情况下他是挺忌讳用到这个词的,除非它在关键时刻触及到了诗人的痛处/灵魂。不是说诗人故意要用一些再平凡不过的角色、词语来显示出平凡中见卓越的艺术功底,而是说诗人遵从生活中的真实表现,举重若轻地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采撷一二。妻子这一个称呼、文学人物好不好用,你去问一问其他诗人就知道。天底下多少诗人辛辛苦苦写一辈子,妻子出现在他的诗中不会超过五次。




  狂喜,作为新闻事件的一个发酵进度,作为主体精神的一次更新流程,不会是点到为止,而是会延展出自身的前因后果,成为一条线索,需要可供周旋与品咂的工夫,来促成一个狂喜者应有的样态。也就是说,主体的狂喜是可以细说与描绘的。狂喜既是一个人听说了某个喜讯之后的情感极致表现,但本身作为个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又可以通过其他的具体形式予以呈现。于是,狂喜融主动表现与被动呈现为一体,诗人双方面地向读者介绍狂喜从何而来、延展到何处去。比如,狂喜与白日梦的关系就很值得一说。地理空间中所获得的狂喜需要再释放至现实时间中予以咀嚼,使之由感性的直接流露向理性的工整表达进发。喜从何来?喜从天降,喜从北边来,喜自故乡至。喜往何处去?喜的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这是接下来要巧于回答的问题。由于诗人已经将自己设定为一个正处于狂喜状态中的人,于是,他有必要去证明这份狂喜的恰当性与宜人色彩。狂喜成为一个新的中介,动员着关乎其属性的众多元素一起来圆场。一个手舞足蹈的人已经够狂喜的了,紧接着放歌而唱也可以想象,他已从与妻子的对话场合中脱身,背转身去,在自我的经验世界中大声歌唱。这将是一个炫酷的白日,是无数悄然流逝的时光中一个尤为值得记住的白昼。今天值得喝一杯。今天是无数个昨天叠加所产生的一次光彩照人的质变。并不是说,要放下架子,约酒神一起来喝上一杯。酒,在这里只是作为一种欲望的对等形式、释放压力的一种方法,被摆上桌面,以占据诗书退出之后显现的那个空无的表面世界。无酒不成欢,但实际生活中喝没喝酒并不重要。光是在字面上浮泛出一次光亮,浮光掠影般地助力于人的狂喜状态,这就足够了。酒,延展了狂喜的分量与趋势。的确,在歌与酒这双重品味之中值得当事人好好放纵一下,憋得太久了,整个的精神需要一次彻底放松。
  酒,这一品味到手之后,似乎画下了休止符,现实情境中的初闻效果即将抵达终点。时事、国事均付于笑谈之中,已酝酿于畅饮的可想而知局面之中,转而成为个人生涯的一次旁敲侧击,接下来,狂喜的人儿也会冷却下来,用白日的虚无与缥缈将自身的欲求细细梳理一番。于是,此白日非彼白日,此白日亦是彼白日,每一个白日都在为今儿个白日增光添彩。白日带来了经验之谈,以及经验世界的捉对游戏。白日与青春的组合,无论是对这个诗人还是对其他诗人来说,都已不是一个初闻的状况。“白日曜青春”(曹植《侍太子坐诗》)“青春浩无际,白日乃迟迟。”(沈佺期《送友人任括州》)“白日屡分手,青春不再来。”(高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桃李务青春,谁能贯白日。”(李白《长歌行》)“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杜甫《题省中院壁》)“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杜甫《乐游园歌》)“青春犹无私,白日亦偏照。”(杜甫《次空灵岸》)尽管这个组合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史,但是从今天开始,它第一次如雷贯耳地成为了黄金组合,乃至于年过半百的诗人仍然能在这一掷地有声的对仗句式中重获青春的活力。莫非是笑一笑十年少的功效?现在,诗人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不少,吆三喝四,可以与流浪在外的亲友们一起重返故乡。不妨说,每一个心心念念想回到故乡的人因为看到了回去的曙光和返程的物质条件已具备,都不由得春心荡漾,心态顿时年轻了许多。的确,青春这一带有时间戳记的符号造成了一种使人置身事外的悬停感觉,在这里不再是对一个初闻效果的延宕,而是完全步入了自我的心灵世界,使得一个因为听到好消息而兴奋不已的当事人果真变成了一个有资格回返故乡的诗人,也就是说,阔别许久的故乡现在有条件在诗句中做一次书面上的归心似箭的确认。时事已三步并作一步走入了诗句之中,诗的近况开始启动,将变成另一个新闻。每一个浪子都将在这首诗中获得一个换位思考的位置。
  还乡/返乡,将兑现传闻中的积极因素,并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阶段目标。诗人最终要回到的那个故乡,实际上跟传闻中收复的失地紧紧相依。不但是政治环境大有改观,而且故乡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也可以落到实处了。返乡作为这首诗后半程的一个着力点,前承战事新闻颇得人心的力度,后继下一步该怎么办的快速盘算,一下子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往归心似箭这个矢量上看齐。现在,当事人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即将返乡的游子。他现在所待的立足之地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家。他要回归的那个家才是一个杜姓大家庭,不仅仅是以夫妻二人为轴心运转的一个空间所在。事实上,返乡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与证明。能不能返乡,除了跟时局的安定有关之外,还跟当家做主的财力以及作为家庭主心骨的尊严密切相关。返乡可不是一时兴起、说着玩的一个小目标,而是一个永恒的愿景。每一次提及返乡的计划,都意味着游子的心都快碎了,表明他仍然在故土以外的异乡漂泊不定。返乡从形式上也代表着一些从未达成的愿望浮出水面,提上议事日程,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现在有可能发生可喜的变化,是一种能力的呈现和宣示,必须做出这件事来,才能证明自己风雨兼程、浪迹天涯终究会落叶归根。实际上,无论叫得多么起劲,盘算多么周密,他仍然没有回到想念已久的故乡。这当然是读者的后见之明。但是,当他挥毫写出这首诗时,他给自己留出了一条退路。也就是说,将返乡之旅书面化了,化作同为一腔热血所浇筑的诗歌堡垒。当他在诗句中谈及返乡的话题时,本质上他就已经力透纸背,返回了故乡。这个故乡便是语言的温柔乡,是每一位有志气的诗人都想抵达的精神故乡。由于这样一个返乡形式上的完成依赖于一首得体的诗,即便他的腿脚后来未曾踏入地理意义上的故土半步,也可以告慰在天之灵。没有一首关于返乡主题的诗,这才是万劫不复的四海为家的流浪,这也将是永无宁日的内心惶惑之源。
  他的要求并不高,不一定衣锦还乡。只要能够回去就行了,只要故乡没有战火就够了。可为什么他在没有回到故乡的每一天里都认认真真地将故乡以外的亦属于神州的每一块宝地都视作唯一(情感上的分量一点也不比故土轻)?这也说明打心底里他就在犯嘀咕:如果此生真的再也不能叶落归根,那么青山何处不关心呢?神州处处有故人,有故事,起码语言相通之处,回回都能见到使用同一门语言的同胞。骨肉亲情既在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割舍不断,又同样在语言世界中藕断丝连。实际上,理智地想一想,就这样心急火燎地回到故乡去,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一言既出,现在必须沿着这首诗一开始就拥有的那股子兴奋劲往下延伸,自成一体(要不然白哭了一场,也憋得难受),使得返乡至少在计划上马上就行得通,由最初的迟疑不决转变为立即生效。假戏真做起来并不会很顺利,思来想去仍有太多的条件暂不具备,想走却走不了,只能眼巴巴送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北上,而自己仍然要滞留于他乡。当然,悲观的预计在于,再也没有一首诗能有如此这般催人奋进,吊起胃口,激发乡愁。想得太多,腿脚就不麻利了,诗的快意人生也就只有半截子味道。当务之急仍然是一口气将返乡之人的那个俊朗形象描绘清楚。之后每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重新踏入返乡之旅时,都不免会想起这首诗。在情感上,都能够感觉到有一个永恒青年模样的诗人与之作伴,一同回返故里。于是,每一个人的故乡深处都会有这样一个精雕细琢过乡愁的诗人形象。所以,话题要调一个个儿。不是读者为诗人后来未曾达成还乡宿愿而惋惜,而是激发每一个读者主动成为恳切的还乡者。这里所说的还乡、回家并不仅仅关乎诗人的利益诉求,而且跟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情结息息相关。愿每一个在外闯荡的游子回到故乡的那一刻仍然是春风得意、青春作伴,而不是乡音未改鬓毛衰的模样,等到了记忆中的故乡时,那儿竟然一个旧相识都没有了。诗人保留了另外一个永恒的安慰,秘诀在于:通过这首诗(中的那把热泪),他成为了一个永恒青年,是无数游子风风火火闯九州一路上最佳的陪伴者。




  白日-青春这个对子承接有序,逻辑通透,虽然在对仗讲究方面不算是首创,算不了一个修辞上的新闻,甚至也可当成语言里的旧瓶装新酒,但有一点可以预判的是,从今往后这个对子恐怕再难有人超越。它们在这首诗中携手走进了最适合生养的胜境(既是诗人写作经验上的一次凯旋,也是这一个黄金组合紧密相依所需的凯歌),而且一块注视/注释着诗人的狂喜,点亮了那个狂喜的人以及他当前的处境。二者提出了一个虚实结合的新目标:还乡。诗人将迫不及待地去描绘这个目标,塑造这项计划。这就是文法运动的势能如何生成的连连演示和动作拆解。于是,不禁自问:游子如何还乡?还乡需要一个怎样的流畅形式?怎样的还乡形式才是好还乡?这些问题摆在眼前,诗人必须快速地、势不可当地塑造出一个行云流水般的还乡者形象。仿佛这个诗人一下子要开展一场与散落在神州各地的游子共同参与的还乡竞赛,都回到故乡去,但我要比你们中的任何人都要快。穿越千山万水,只需一个对句:句子写对了,事情就办成了,当事人就是被历史事件选中的那个对的人。现在,在故乡与当下立足点之间画出一条直线,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穿越它。那时并没有一张地图可供端详,也没有高效的交通工具可供优选,有的仍然是行万里路所形成的对得起大国山河的游走经验。与其说要比谁的归心更似箭,不如说较量一下谁能提出最佳的还乡路线。不是设想重新踏入故土的那一刻见到的感人肺腑的场面,尝到故乡的吃食,而是去描绘归程中那个快言快语的人是何等的愉快。的确,回溯到创作现场,诗人停顿在还乡这个关键词上,的确面临太多的选择。要么,回忆起上一次兄弟们谈起还乡计划的场景,或描绘出一个还乡者日思夜想的经典形象,要么,遥想还乡后的次日清晨漫步在故土的山林之间、人群之中看到的一番情状,要么,不是仅仅谈论个人的还乡计划,而是对国家秩序的重新恢复、人们安居乐业的情景的预判与祝福。
  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语速与情感的松弛度。如我们所见的是,诗人这一次选择的是个人还乡路线的两个设定,突出的就是一个快字。是要去做但还没有付诸实施的一个行程安排,就像是先描绘出一幅蓝图再做打算,是在与妻子对话之后掰着手指数出来的几个关键点,以及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很明显,这个行程安排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应当是最经济实惠的一条路线,是梦萦千回、权衡利弊所形成的一条现实归路。怎么回去?走水路还是旱路?到哪里中转?本来这些问题只关乎个人的利益(走自己的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也不碍着谁),不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巧就巧在地名上的某种灵动性带来了愉悦效果。每一次(对障碍的)逾越,都带给人无尽的愉悦。仿佛每一个地点都不是事关个人私利,而是尽显民族大义。读者也不禁会想,这些地方与路线是我们大家所共知与共享的,如果我是一名游子,我的还乡路线也应该有这么巧,每一个要经过的地方,经过清点,都会充满如此这般的诗意与喜感。如果说官军收复失地有着势如破竹的迅猛之势,那么,还乡者也得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在速度上同样呈现出宜人的效果,与之媲美。失地收复有何等的迅速,正义之师凯旋有多么的明快,还乡计划也应当呈现出同等的效率,游子的归位也必须尽快扎根于生活的有序之中。大快人心的既是官军的一系列战果,又是听风就是雨的诗人所塑造的归心似箭的气势。对于身在蜀地的诗人来说,出川必走水路出峡而去,对于长江天险、峡谷关隘、水文气象、风土人情,有过风餐露宿极致体验的诗人定能娓娓道来。其实,出川的计划深埋于心,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出口使之脱口而出,跃然纸上。现在好了,任取其二,即可化凝重为轻盈,心中块垒真可谓一吐为快。
  “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杨炯《巫峡》)巫峡这个关键点进入还乡计划之中不需要灵机一动,它就摆在身旁,触目可及,是出川的必由之路,对于诗人来说,要使之在还乡的形象塑造中快速出彩,那就必须使之成为一个人反应神速的比拟对象(参照物)、一个不动声色的陪衬之物、一个亘古不变的见证者。“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早发白帝城》)是一个办法,巫峡曾经见过这个诗人。但目前的诗人也发明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办法,只不过,真的等到他顺江而下时,巫峡那时所见之人就没有这首诗所说的如此明快、放松。公元767年暮春,诗人真的要出峡了,但一路走走停停,“卧病拥塞在峡中”(《暮春》),所感受到的也不是一日千里、一晃而过,而是“巫峡常吹千里风”,滞留在巫峡偌大的波折之中,真不是口头上说的那般好穿越。“巫山巫峡气萧森”(《秋兴八首·其一》)将在日后等着瞧他的表现呢。计划中的巫峡和经过之后回眸中的巫峡都不同于正在经历中的巫峡。三个巫峡,三种感觉,唯有第一种最为轻快。巫峡初定,巴峡闻讯赶来,凑成同样的后缀,使得峡峡之间风光无限,人的步态顿时潇洒。巫峡已不在话下,用它七百里曲折以壮诗人行色,之后,地名后缀上的小伎俩继续发威,为故乡敲定了一个落落大方的前站。水路方案已明,旱路方向也已落实,诗人掰着的四根手指与那顶呱呱的拇指一并合成一个拳头:是时候下决心了,拳拳之心全凭四个地名烘托得通体发亮。不过以他入川时的颠簸与迟缓来推断,出川的时速恐怕冷静下来一想,他本人也不禁会冒一身冷汗。哪有这么轻松!以他入川途中所作数十首纪行诗的品质而论,巫峡作为关键的通道,肯定不会一语带过,一定也是波澜壮阔、波诡云谲,值得大书特书。归心似箭不假,但还需要霸王硬上弓,还得要有一股神力和一把神弓才行。
  诗人的祖籍在襄阳,以之作为一个前站,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从长江北岸舍筏登岸,再往北,就是故乡所在。襄阳所富含的阳刚之气的确构成了一种吸引力,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随机的,而是作为一个关键的中转站出现的。如果说巫峡是必由之路,那么,要回到故乡去,考虑到从长江北岸下船以后的方向选择,襄阳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落脚点。在它的正北方就挂着故乡的北极星呢。但问题是,拟定路线上的襄阳后来并没有抵达,倒是岳阳成为了最终的选择。一江之隔,岳阳成为了反方向的拖拽之力,彻底打乱了诗人的五年计划,使得故乡成为至死不改的追求目标而持久引导人格上升,以未来之岳阳的地步来反观今日听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喜讯时,人人都能明白,计划跟不上变化,要达成一个目标仅凭一个快字是不够的。但是后世读者一点也不会责怪、嘲讽这位诗人,不会因为他夸下海口而埋汰他,不会因为他未能完成计划而挤兑他。就听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做出快速的言辞上的反应这一点来说,他身手不凡且功不可没。不凡的是,他动了凡人之心,想家了。想世人之所想,急中国人之所急。他的的确确为华夏儿女塑造了一种强壮、健康、炽热的乡愁。不世之功又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思想的速度,为每时每刻心有所念、陷入困惑中的生命个体提出了一个凯旋而归的永恒策略:将语言,更进一步说,诗,当作不可多得的第二故乡。还乡之路,道阻且长,但诗路也是一条活路,近在咫尺,指日可待。作为卓越的诗人,当他在一首诗的末尾安上故乡的名字时,旁人浑然不觉的是,他其实已经身心合一地抵达了故土乡情之中。这是怎样的神速的穿越呀!人们一开始不信,但最后一定会相信故乡穿越的秘密只要捅破一层窗户纸就够了。故乡转瞬即达,立等可取,一旦有人像他那样将一座地理意义上的城市摆放成由语言一砖一瓦筑就的诗之城府时,就理解了千古诗人的良苦用心。哪里还有回不去的故乡?哪里还有诗抵达不了的目的地?

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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