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献礼”的热情 据说，在美国留学期间，诗人
穆旦就曾对归国后的情形有过务实的设想，继在西南联大时期学过俄语之后，又一连三个学期选修俄文课程，背诵俄文字典，翻译普希金诗歌，“译诗将是他贡献给中国的礼物”（傅乐淑：《忆穆旦好学不倦的精神》）。同时，为《文学原理》“作了不少翻译笔记”；且有意识地关注新中国的现实，“就是在撰写学位论文的紧张阶段，还一次次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周与良观点，转引自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
1953年初，穆旦与妻子周与良几经辗转，经香港、九龙、深圳、广州、上海，终于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在上海期间，他们曾与多年不见的好朋友萧珊等人会面，周与良后来曾此有过回忆——
她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她说欢迎我们回到新中国，愿良铮为祖国的文化繁荣做贡献。当她谈到解放后，各方面都在学习苏联时，良铮说他准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她很惊奇地说：你不是搞英国文学的吗？又是诗人，怎么又想介绍俄国文学了？良铮告诉她，他在美国学习时，也学了俄语和俄国文学的课程，准备回国后，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我记得当时他们谈得很高兴，肖珊同志还鼓励他尽快地多搞翻译。我们回到北京后，良铮就日以继夜地翻译季摩菲耶夫著的《文学原理》。（周与良：《怀念良铮》）
好朋友“惊奇”于穆旦的转向，而好朋友的鼓励显然加深了穆旦对于时局的认识。而因为这样一些因素，回国之后的穆旦最初所进行的翻译活动，被普遍认为蕴涵了顺应政治文化的意图——一种向新中国“献礼”的热情。放置到当时语境当中，这样一种“献礼”心态同时无疑也是当时相当多经历了“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态，萧珊的热情鼓励即可在“献礼”层面来认识。
但萧珊所给予的热情鼓励多半是单纯的、不设防的，时代的风雨及其可能产生的复杂后果多半并未考虑在内——两年后，其时穆旦已被卷入“外文系事件”之中，处境已较为糟糕。穆旦的旧友杨苡到上海。期间，彼此共同的朋友靳以特意嘱咐她转告萧珊在说话、处事等方面要注意。所谓“注意”，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即是低调，即便才华出众，也不能太张扬。杨苡与萧珊有过彻夜长谈，其中也谈到穆旦。杨苡后来有回忆：“为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好友，一个绝顶聪明、勤奋用功的才从美国回来诚心诚意想为祖国作点贡献的诗人，我认为必须保护他，不要忙着为他出版书，以免招人嫉恨，引起麻烦。她却天真地拒绝了我的担心。”（《淮海路淮海坊59号》）
生性“天真”的萧珊所给予的鼓励以及大力帮助显然大大地促推了穆旦的翻译热情。而穆旦原本是带着“献礼”心态回国的，时间既然多有延迟，工作落实之后乃至在等待工作过程中所展开的积极工作可算作是一种争取时间的紧迫感的体现。周与良称1953年到1958年是穆旦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周与良：《怀念良铮》）周与良在不同时期对于丈夫的翻译行为有过多次回忆，其核心要素是强调穆旦对于翻译的那样一种近于偏执的投入。而在亲近穆旦的朋友看来，这种极其热情而勤奋的工作乃是要寻求一种证明：“他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了是多么好。”（杨苡观点，见易彬《“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
从1953年到1958年，穆旦共翻译出版译著约25种（包括出版改制之后新印的）。译著的顺利出版，自然得力于在平明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任职的巴金、萧珊等人的大力帮助，而这也表明穆旦的热情并没有虚掷，新的体制正在不断构建途中的“新中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接纳了他。
二、初到南开 但从重新踏上中国国境的那一刻起，穆旦应该就已感受到了形势的严峻性。
1953年2月21日，居留北京等待分配工作的穆旦填写了一份“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包括社会关系、“在国内外参加过何种社会活动”、“回国经历情形”、“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回国动机”、“你在回国后有何感想”等方面信息。名为“登记表”，实际上是一种交代材料，它要求个人交出自己的过去、现状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将自己的一切置于时代掌控之下，再也不能为内心保留某种秘密。而这还不过是一个开始，现存穆旦档案之中，有5份类似的表格及3份长篇思想总结材料。可以想象，它们还不过是众多材料的一部分而已。
在北京期间，穆旦又见到了昔日的朋友，如在新华社工作的江瑞熙、杜运燮、梁再冰等人。梁再冰后来在检举材料《关于我所了解的查良铮的一部分历史情况以及查良铮和杜运燮解放后来往的情况》（1955）中称，当时穆旦曾谈到了“今后的职业问题”：
[穆旦]向我们表示，他不愿到学校去教书，或作机关工作，只想作一个“个人”职业文学翻译，翻点东西拿稿费。同时，我们知道，他在美国时把俄文学得很好。当时我们都反对他搞“个人”翻译，劝他到学校教书，以便更快地改造自己。
在去南开之前，穆旦或许曾经试图找过“最适合自己”的“写作和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而朋友们的这种规劝对于穆旦的择业应是有所影响，在犹豫和矛盾之中，穆旦最终和妻子周与良一道回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天津，任南开大学外文系英文组副教授，周与良则去了生物系微生物教研室。按照旧友巫宁坤的说法，穆旦夫妇是在他的“怂恿”下接受南开大学聘书的，当时南开师资紧缺，巫宁坤也私心“希望有老朋友来作伴”（《旗——忆良铮》）。穆旦本人1955年10月所作《历史思想自传》中的说法则是：
在答应此事时心中有矛盾。自觉写作和研究最适合自己，而教书，过去十多年前教过，颇为不佳，现在口才及能力是否胜任，毫无把握。但不教书似又无他项工作，而且南开大学又可和爱人一起工作，因此便答应了。
“十多年前教过”指的无疑是西南联大任助教的经历，将教学效果认定为“颇为不佳”，看起来，当初短暂的助教经历似乎给穆旦的心理留下了某种阴影。“毫无把握”则可理解为对于前途的判断。
其实，穆旦与南开大学有很深的渊源，他在南开中学度过了6年时光，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同属南开系列，当年一些老师后来已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如孟志荪即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更何况，抗战爆发之后，南开大学与穆旦当时就读的清华大学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穆旦与不少南开师生都有过直接的交道。当初在联大任教的哲学系冯文潜教授、历史系郑天挺教授等人，仍在南开任教。
1954年，穆旦搬到南开大学东村70号，与旧友巫宁坤为邻，“周末往往相聚小饮，放言无忌”，或领着巫宁坤“骑自行车去逛旧城的南市”——“当年上南开中学时的旧游之地”，“欣赏与当前政治宣传无关的民间艺人表演”（巫宁坤：《一滴泪》）。据称，东村住房是南开大学最早的教师宿舍。当年张伯苓校长即住此。抗战时期，东村房屋被毁，“战后重建，屋前有小花园，屋内地板木质很好，比较讲究”。后来，房屋又“修葺多次，高级设备已拆改殆尽”（《魏宏运自订年谱》）。“高级设备”被拆改应是和新中国的整体语境有关，即对于一种朴素的物质生活的追求，“高级”会被认为是一种享乐或奢华。尽管如此，穆旦夫妇、巫宁坤等留学归来的人士初到南开大学时的住房待遇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看起来，穆旦在南开的工作并不顺心。工资待遇比预想中的要低，按照梁再冰的说法，在和江瑞熙等友人聊天的时候，穆旦可能用比较激烈的口气谈及过此事。对于所安排的课程，可能也觉得难以承担——在1955年10月所作的交代材料《历史思想自传》中，穆旦写到：
上课一二次，即对自己的教书能力异常灰心，无英文口才。一星期后改换课程，为重点课，又无教学法，更无法应付。一月后即暑假，决意辞去教书职，屡与系领导表示，未获准。领导责备我不努力，我则认为领导不理解我实在无教书才能，因此情绪消沉。在美国时的一腔热情，回国后反而低落了。
周与良后来的回忆观点正相反，穆旦“课教得好”，“受学生欢迎”（见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何以会形成这种差异呢？是写交代材料者惯于贬低自己，而写追忆文章者惯于抬高亲人？这已难以断定，但穆旦与学生的交流多半并不顺畅——1950年代的外文系学生，与1930-40年代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已是天壤之别。因为主管天津文艺的方纪的缘故而当时得以与穆旦“认识、谈诗、聊天、喝咖啡”的周良沛，后来曾在《穆旦漫议》（2001）中忆及穆旦与学生交往的情形：
我不止一次听他亲口当着好几个人讲：他拿着自己过去的诗，请他在“南开”的学生看，这些学生和他写这些诗时的年龄不相上下，也是学外语，且喜爱文学，爱读诗的，都坦率得可爱的对他讲：他们读得头疼，读不懂，不知所云。他们表示自己喜爱的，恰恰是现在有的评家用以和穆旦相比而看作不入流的作品。这对穆旦的震动太大了。他不是怪自己学生水平太低，而是反思自己对奥登等的模仿太过了。怨自己对人民群众的不了解。相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他愿多读点当时的年轻朋友反映新生活的作品，由此思考些问题再动笔。 在这段追忆之中，学生的态度和穆旦的反应都别有意味。“现在有的评家用以和穆旦相比而看作是不入流的作品”是一个含糊说法，从当时的文化生态来看，所指应非外国诗人的作品，而多半是当时或稍早中国诗人的作品，这些“学外语，且喜欢文学，爱读诗的”的年轻学子“不懂”穆旦，表明穆旦并没有被“新时代”所接受，也表明他们对于过去的“穆旦”并不知情——实际上，当初和那些大学生年纪差不多的周良沛在回忆中即表示当时对穆旦“一无所知”。
时代已经被厚厚的壁障隔离开来，新旧时代造设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同时也造设了两种不同的阅读和兴趣。这样的景状或可称之为一种历史的吊诡：时代以一种近乎强制的方式阻断了诗歌美学因素的发展——按常理推断，新事的产生与旧质的消亡同样是形成艺术张力的因素，但在1950年代，“新”与“旧”这样二元对立的事物显然是难以并存的——置身其中的个体近乎必然地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从中国社会的实际进程看，对置身于195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知识个体而言，“新”其实是惟一的选择——唯有选择“新事”，才有可能将“旧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点。
穆旦本人的反应呢？在这段话里，“反思”、“怨”、“相信”、“愿”、“思考”等词的主语无一例外都是穆旦。据此描述，在遭受现实碰壁之后，穆旦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写作。1953年初回到新中国的穆旦直到1957年才发表诗歌作品，并不急于写作、更不用说发表作品，应该即是“反思”的立场使然。
但时代的负压还是时时袭来。初到南开的穆旦所遭遇的，除了上述诸种因素，还有一张更大、更为严密的时代之网——各种“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按照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的记载：
生活中最头痛的事是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每周两三个下午。规定的学习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错误，提高觉悟。沉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都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每周两次从北京来，朗读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的笔记，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们得做笔记，因为期终还有考试。 穆旦本人又作何等反应呢？前面提到旧友萧珊在穆旦刚回国时所给予的热情鼓励，穆旦这一时期心绪最为直率的呈现，目前也仅保留在致萧珊的信中。种种情况表明，穆旦的书信写作量其实是比较大的，但实际存留下来的数量着实有限，《穆旦诗文集》仅录1950年代的两封，都是写给萧珊的。
1953年×月18日，穆旦复信针对萧珊来信中发牢骚说自己的信“太冷淡平淡了”，传达了一种内心寂寞的困惑——
我为什么这么无味呢？我自己也在问自己……尤其在我感到外界整个很寂寞的时候，但也许是因为我太受到寂寞，于是连对“朋友”，也竟仿佛那么枯索无味……
……我们的忧郁感许是太浓厚了一点。忧郁或可，但是不要自伤身体。
三、“文学原理”与“普希金” 不难发现穆旦的微妙处境：初看之下，署名“查良铮”的译著较快、较多出版显示了新中国对于穆旦的积极接纳；但是，在现实生活层面，几乎可说是从穆旦进入到新中国的那一刻起，政治磨难就像影子一般紧紧跟随着。
在这样一个的大时代之下，个人如何自处呢？“自处”是一个较高级别的词汇，暗含了某种独立的精神品性。那么，退一步说，个人如何应对大时代呢？
在穆旦的译著中，最先出版的是苏联文艺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第一部《文学概论》和第二部《怎样分析文学作品》。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何以它成为了穆旦最初的翻译选择呢？
《文学原理》是苏联最早的具有大学教材性质的文艺理论著作，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一直出版，影响很大。新中国初期，当时教育部将它列为大学语言文学系及师范院校语言文学系的教科书。
按照周与良的说法，回国之后、分配到南开之前，穆旦即开始夜以继日地翻译这本书。译书速度很快，及到1953年6月穆旦在填写《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时，译述方面即有《文学原理》“在译出中，即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印出”的说法。实际出版是在1953年12月，先出版的是前两部，第三部《文学发展过程》稍晚，是在1954年2月。出版机构均是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各部分均有内容介绍，综合而言，即“主要是论文学的本质，特性及法则”；“确定了文学的思维性，形象性，艺术性及党性；识别了文学的不同的类型及其内在的原因；阐明了现代以及过去文学对于我们所具有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美学的意义”；“指出研究文学作品并不就是单独地研究它的思想，或个性，或语言，而是要在作品各部分的有机的关联中去透视这一切”；“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归的原则和方法。作者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经验为出发点，指出文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系列具体的、概括的形式。”
基于前述背景，有研究认为对于《文学原理》的翻译是一种“调整”，即“通过此书的翻译来调整自己，了解和熟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学习这一与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文学话语方式”。与此相关，对《文学原理》的翻译与对普希金、雪莱等人作品的翻译，被区格为具有时间先后顺序的两种不同类型，文艺理论著作在前，文学作品在后。由翻译“文学原理”到开始翻译普希金等人的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一种“转变”或“回归”，即“翻译选择在现实文化需要和个人艺术兴趣两端之间，开始向后者倾斜”（宋炳辉：《新中国的穆旦》）。
这样的说法自是很有道理，调整自己的艺术趣味，努力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掌握新的文学话语方式，是建国后作家、知识分子的普遍境遇，前述献礼心态的描述即是从这一层面入手的。但是，一些细节做出了提示，这一选择并非是绝对化的。归国初期穆旦所选择的翻译对象都是俄语作品，它们可分为两类：文艺理论著作（季摩菲耶夫）和文学作品（普希金）。两者在出版时间上确有先后之别，但是，表象事实背后还有可堪推敲之处：
一是，两者的翻译时间本身并不截然存在先后之别，实际上，如果前面引述的材料属实的话，滞留美国期间，穆旦还只是在为翻译《文学原理》作笔记准备，普希金的诗则是已经开始翻译，“普希金”走在前面。回国之后，1953年6月，《文学原理》还是“在译出中”；9月份的时候，普希金诗集《波尔塔瓦》已译好，穆旦在给萧珊的信中即曾谈到此书，萧珊也曾请卞之琳阅看译稿（据1953年9月20日、10月5日萧珊致巴金的信）。
一是，对穆旦而言，学习俄语虽然已有较长一段时间，但是，俄语毕竟是新语种，有一个适应过程，明晰刻板的理论文字比充满个人兴味的诗歌的翻译难度较诗歌小，诗歌翻译上的推敲功夫显然是大得多，翻译的时间跨度很可能要更长。
一是，从出版看，在当时中国，苏联文艺思潮占据主流位置，《文学原理》是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又是新中国教育部指定的大学的教科书。这样一种政治机制与实际需求无疑使得《文学原理》的出版周期更短。
因此，综合考量之，两者出版的先后顺序并不一定具备“政治文化”选择的必然性。当然，如是推断并非要否认穆旦对于政治文化的选择，而是想强调问题的复杂性——个体在面对复杂的时代语境时所产生的复杂心境。
译著出版之后的反响应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从目前所能查证的资料看，所译《文学原理》第一部《文学概论》和第二部《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均是1953年12月出版，前书至1954年12月共有8次印刷，累计印数为54000册；后书至1954年12月共有6次印刷，累计印数为72000册。第三部《文学发展过程》为1954年2月出版，至8月共印刷4次，累计印35000册。及到1955年7月，三书合为《文学原理 文学底科学基础》出版，初印数为8000册。粗略统计，该书的总印数在170000册左右。
普希金系列译著，包括1954-55年间所出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加甫利颂》以及1957年所出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一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等，第一版的印数多半在万册以上，总印数当有数十万册之多。
出版很顺利，印数也很可观，但对于“文学原理”和“普希金”，穆旦当时即有一种自我认识。1953年10月18日，其时，《文学原理》的前两部应该已进入出版流程之中，穆旦在给萧珊的信中同时谈到了“文学原理”和“普希金”：
关于《文学原理》一书，不必提了，我觉得很惭愧。译诗，我或许把握多一点，但能否合乎理想，很难说……我对于诗的翻译，有些“偏执”，不愿编辑先生们加以修改。自然，我自己先得郑重其事：这一点我也已意会到。如果我不在这方面“显出本事”，那就完了。
“普希金”方面，穆旦虽只是如实地谈到了多部普希金诗集的翻译和出版计划，但与前面的话题放在同一段落，还是显示出了一种自我期待，即能“郑重其事”地在翻译方面“显出本事”来。而对于“文学原理”的不满意，还可见于1954年6月19日穆旦给萧珊的信中所谈，“准备用心校对一下”《文学原理》，这也可视为对于当初仓促翻译的自我检讨。
关于《文学原理》，还可特别提及的是，穆旦所依据的翻译底本为“莫斯科教育——教学书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版”。但这是一本有缺陷、“一再地受到批评”的书，《译者的话》即指出该书在苏联出版五年来，“曾经一再地受到批评”，在苏联文艺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它有两个“严重错误”，一是“企图从典型性区别各种文学潮流，藉以建立各种文学潮流的概念化的公式”；一是“对于典型性的看法和解释，在实质上和唯心论的美学相近似”。尽管如此，“译者认为仍然有介绍的价值”，书中珍贵的意见可以为中国文艺界提供参考，而它的缺陷一经指出，“也可以帮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这等逻辑大概只有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之中才能获得解释：明明知道书是有“严重错误”的，何以仍将其译出呢？还是出于文化建设的需要。
相比之下，“普希金”显然更加有力、也更为持久地促进了穆旦作为翻译家形象的确立，和大多数出版物一样，穆旦译著在1959-1980年间基本上已停止出版，但“普希金”已经深深地嵌进了不少读者的心灵，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上山下乡之后的精神荒芜的状态之下，在文学读物严重匮乏的年代里，查译名著曾经秘密流传，“查良铮”之名也成为读者仰慕、寻找的对象，穆旦本人就曾亲身遇见；慕名登门拜访普希金诗歌的译者“查良铮”的也有不少。穆旦后来受到“鼓舞”，在身体摔伤之后仍加大翻译的力度，这等故事，另文再述。
当然，也需要注意一点，译著大量出版的背后其实都有一重时代助推力，《文学原理》出版背后的文学体制因素乃至政治需求，普希金系列出版与新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贫瘠状态，都是可以进一步深究的。实际上，完全可以说，所谓印数也具有迷惑性或欺骗性，并不能解释全部的问题，在当时形势之下，作为教材的《文学原理》由“查良铮”所译，或由他人所译，其实并不存在差别，出版后迅即再版以及较大印数都是有保障的。从一般读者的精神需求而言，普希金由谁来译，较大的印数以及再版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对一般读者而言，“查良铮”不过是一个新的译者的名字而已。
但是，历史最终还是划开了界限：“查良铮”并不是一个偶尔出现就消逝无踪的名字，在“查良铮”这里，翻译乃是一项与生命等齐的伟大事业，其翻译形象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历史的厚壁，成为了不同时代的读者、研究者捧读和研究的对象。
四、看似平静的生活 尽管磨难在或显或微地发生，尽管穆旦对于组织的工作安排、人事安排等方面也有意见，有情绪，但从表面来看，从1953年初回国至1954年11月卷入“外文系事件”这近两年的时间里，穆旦的生活大致是平静的。在课堂上，所授课程包括（英）文学选读，英译中及中译英，文艺学引论等；课后，政治学习自然是必须的，其他时间则多半是埋头于翻译。
至于“穆旦”之名，从1953年初回国之后4年间，一直未曾出现，而目前所能看到的穆旦在新中国公开发表的文字，也已是1956年中段了——一篇署名“良铮”的文章，一般读者或许根本就不会将其与“穆旦”联系起来。从1940年代穆旦对于重要事件的处理方法来看，这种不急于发言的态度——甚至可说是某种警惕心理，无疑是相一致的。
但是，在一个嘈杂的时代之中，穆旦何以能安坐于南开的书斋呢？除了个人在察知了政治形势之后而有意沉默之外，多半也可说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与历史的压力使然。
粗略地说，在进入到新中国之后，发言积极的文化界人士有两类：一类原本就是政治进步的著名人士、文艺界领导，他们必须在不同场合发言；另一类的政治立场原本较为灰暗，他们急于发言，以获得政治新生。这两类人，诗人群体之中的典型代表，前者如艾青，后者如冯至。
艾青是第一届政协国歌、国徽、国旗图案设计组组长，可谓新中国政治文化事业的直接参与者、经济建设的歌者、世界和平事业的使者，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世界各地，写下了大批作品，出版了多部作品集（艾青如何日复一日地被卷入政治事务、社会文化活动之中，可参见叶锦所著《艾青年谱长编》1949年之后数年的条目）。心态浮躁、写作快速，作品质量自然无法保证，用艾青本人后来的话说即是，“大都是浮浅的颂歌”（艾青：《域外集·序》）。
艾青本人当时即意识到了这种“危机”，并称“有信心去克服它”（《沸腾的生活和诗》，《文艺报》1956年第3期）。当时的读者以及文艺界的领导对于艾青的写作也并不满意，现今文章引述较多的材料是1956年3月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周扬在报告《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中明确提出的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的问题，这些都可说是历史的惯性使然，即写作者认为自己有积极表现新时代的使命，批评者也认为那些知名的写作者必须承担这种责任。
冯至呢？这位原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在大革命面前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忧虑，是“生存”的压力；对于新的革命情势和政治话语似乎并不那么敏感。仅举一例，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已刊载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等多篇宏文，不仅大肆批判了非左翼作家的写作，对于左翼内部的作家也进行了清算，应该说，文章背后的政治旨向已经相当清晰，但1948年11月，冯至却仍在与沈从文、朱光潜等被点名批判的人士一道探讨“今日文学的方向”，还在设想文学在受政治影响之外，“还可以修正政治”，就像是红绿灯的相互制衡一样（天津版《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1月14日）。这种言论固然显示了可贵的自由主义的姿态，其在政治上的不敏感也可见一斑。但与沈从文等人明显不同的是，进入到新中国之后，冯至表现自己的姿态非常积极。表态文章、交代材料并不在少数，如《写于文代会开会前》等。在一段时间之内，他“被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是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其身份是北京代表团副团长，会上也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冯至传》作者陆耀东先生认为，“这不仅是对冯至文学成就和贡献的认同，也是对他政治表现的肯定。”之后，冯至担任了一系列行政职务，并且频频享受出国访问的待遇（陆耀东：《冯至传》）。
政治上的表现得到肯定，及到诗歌创作之中，冯至也在极力寻求一种“政治正确性”。1958年，冯至出版了诗集《西郊集》，其《后记》谈到对于自己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一种“政治正确性”的意识使他变得理直气壮：
但我愿意再重复前边说过的一句话，随着中国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才又重新写起诗来。这说明，新中国并不曾“冻结”我写诗，而恰恰相反，对于我正是春风解冻。这些诗在质量上也是粗糙的，但是比起我解放前的诗，我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道路不是旁的，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不是为了自己。在这美好的今天，诗人若不为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歌唱，那么无论有多么新奇的感觉或巧妙的比喻，都不免是徒劳无益，枉费心机。
从上面的简单勾勒不难看出，在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的支配之下，写作者、批评者以及时代语境之间，实际上构成了某种合谋的关系，构成了写作者无从挣脱的历史压力，它直接影响到写作者的写作行为、写作心理、文学观念等等。
穆旦呢？“穆旦”之名一直到1957年方才露面，实际次数也仅有3次。很显然，在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建构——体系之中，“穆旦”基本上可归入可有可无的角色。也即，由于诗名较小等多重原因，处于文化位置边缘地带的穆旦所承负的历史压力显然比艾青、冯至等人要小得多——小到几乎可以忽视的程度，惟其如此，他才可以安坐在南开大学校园之内，做一名不得志的教师，一位勤奋的翻译者，而无须频频通过写作来“表态”——实际上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名声较小，早年穆旦的政治立场的危险性也仅仅是一度拘囿于南开校园之内。
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语境来看，穆旦本人的有意隐没、时代惯性的无意忽略，共同塑型了一个“沉默的诗人”的形象，就这样，有意或无意地，穆旦与时代之间达成了某种契约——当然，就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一契约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