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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木朵:站在地久天长这一边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22-09-04  

木朵:站在地久天长这一边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
杜甫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
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公元769年,杜甫(712-770)《南征》写到“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时,诗人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于是给人生百年做了一次扼要的回顾,但往前追溯十年左右(760年),他对百年的理解,对生命岁月的理解,仍然是一种人在中途的感觉。也就是说,那时他还不到(而是逼近)五十岁,半百之数还不是一个大数,甚至算不上一个人均数,并无感觉到生命即将凋零,或自己浑身上下暮气沉沉。这还仅仅是生命总数的一半而已。虽然他并不指望自己能长命百岁,但过半这一实写已经说明了人生开始步入下半场,他要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过,过半一说也是一次虚写,在承认生命的半数光阴付之东流,自己像一个失败者的同时,生命的强劲意识也在宣布人生还有机会。这样的机会可能不在宦途之上,极大可能就在诗学征途之中。他在内心清晰地告诫自己,接下来的岁月要好好地写作,成为一位强力诗人,至少还有一半的产量有待完成,以便与前半生所形成的作品构成一次完美的对峙。百年,这个完美的整数的确是一个标准的期望值,所制造的五五开的人生上下半场太富有戏剧性了。上半场生龙活虎,充满太多的惊喜和不确定性,而下半场则是在既定的命运轨迹之上跟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生活姿态和生存模式相抗衡,很多事已经不可改变,根基已定,来路已明,就像年轻时所交的朋友,铸就的永恒友情,在下半场可能不会有新的状况发生,找不到新的好朋友,吃的是老本,是在上半场所形成并巩固的友谊之树上开花结果。
  百年,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生命意识激荡不止的容器,以之为量具来测算一个人过得怎么样、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与百年相伴而行的可能是空间概念“万里”:“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767年)或者是非确指范畴“万事”:“万事尽付形骸外,百年未见欢娱毕。”(《相逢歌赠严二别驾》,762年)“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768年)对于一个尚未抵达人生下半场的诗人来说,他很可能不会用到百年这个词,顾不上,也不敏感,他可能觉得人生还有太多的时光可以虚度,可以好好利用,还没到一个下结论做总结的阶段,没必要用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概念来吓唬自己,也没必要在虚虚实实的交叠中去洞察生命的危机感。一切都来得及,对于年轻人来说。对于年轻的生命来说,百年这个词还没有形成一个概念。只有到了半百这一个清晰可辨的人生阶段,到了知天命的岁数,诗人才可以大大方方使用这一术语了。这时,他可以亲切地将其视为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礼物。他会想,我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了,经历丰富,阅人无数,经得起折腾的人生现在开始呈现出不一样的另一半的光亮和色彩。在空间上,比如鹏程万里、万事俱备,可能是一个输家,但在时间上,他应当渐渐由弱到强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赢家。诗是一种立言的关键形式,而通过这样一个形式、载体,他获得了与时间赛跑的入场券。他有可能跑赢时间。
  诗,既是时间作用下的产物,又是超越于时间的独属于心智澄明的人的人生结晶。时间流逝了,但诗留下来了,而且因为时间(感知方面)的积累越多,越发显示出其玩转时间魔方的优雅能力。诗人凭借诗这一毫无功利念头的作物形式胜出了。对于一个即将跨过半百门槛的诗人来说,他的人生确实有一种刚刚开始的感觉。一个明显而强烈的感觉是,半百之后应当别开生面,写出不一样的作品来(且不说会有不一样的活法)。这将是一个与此前大不一样的人。这个人的作为与修为都将通过不同以往的诗陆续呈现出来。他将在此后的人生阶段获得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和诗艺成长。如此一想,生命已半百就不再是一种牢骚满腹、无可奈何的窘境,有可能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先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再来面对这一生命阶段的现实问题。更何况,一个人的百年或半百之类的时间观念对于他本人有一点意思,但对于其他人,除了感同身受或同病相怜之类的感慨之外,别无是处,对于人类来说,对宇宙来说,百年不过一瞬,天道轮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具体的意义。毕竟对于时间来说,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更别提中间这样一个人为的概念了。诗人意识到时间名词的存在以及意义之所指,无非是想简便利索地指明一个分界点,也就是之前之后的两个状态的对比。简言之,半百能拿过来说事,就表明这是饱经风霜的成年人都能够认同的生命的危机与机遇并存的一个新状况。
  杜甫比高适(704-765)小八岁,所以在这里并没有倚老卖老的嫌疑,反倒是向中年人队伍靠拢而表决心。高适也是过来人,对于年过半百心有戚戚焉:“百年将半仕三已,五亩就荒天一涯。”(《重阳》)就半百之数来说,这是一个真人之真事,老朋友都知道这个人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真不容易,所以这是一个通告,也是一个共识,从这里开始切入正题,不会显得冒昧与唐突。这确实是一个人真实处境的一部分,由此牵引出生活其他的真相也就有一个宜人的前提。这也是一种叙旧的策略,基于时间共识而开展的友谊的重塑。见字如面,写信人已经跨过了半百这个人生门槛,已经不能回头,已经到了这一步,接下来他所说的就是基于这一坚定的事实而要博得朋友的同情,并且不引起对方的不快或丧失对这个老朋友还有青云之志之可能的信心。写信人这回变成了求助人,收信人一看就明白这一转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恰恰通过诗和颠扑不破的友谊,这个人又在想办法求援,而收信人正是有能力正视这一困境的出手相助的人。这里的半数一说有一点刻不容缓的刻度意义,是一个标志和分水岭,与“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赠卫八处士》,759年)可谓是异曲同工,时光荏苒之际,故旧更加屈指可数的紧迫性色彩,通讯录上能帮自己的人寥寥无几,现在,高适就在百里之内,且正好有人要去他那里,时不我待,就不得不说,一吐为快,必须相信出门靠朋友这一谚语。




  随之而来的是一秋之寒,百年顿时化为现实之秋、揪心之秋、发愁之秋。一开始,百年口气好大,俨然是一个大数,很快就折半,到这里却变成了一季之短,如此大的落差,确有一种秋风扫落叶之势。这在诗法上已经是寻常门道、家常便饭。“百年不敢料,一坠那得取。”(《龙门阁》,759年)“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有客》,760年)“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屏迹三首·其二》,762年)“百年双白鬓,一别五秋萤。”(《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其一》,762年)“百年地辟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762年)“百年死树中琴瑟,一斛旧水藏蛟龙。”(《君不见简苏徯》,767年)由百而一,这种美学上的考虑与设计,很得人心,既通过数量上的锐减而形成一种聚焦效应,由面及点,锁定一个核心目标或愿景,便宜从事,又具有一种迅速将人拉回现实空间的剪接效果,不容分说,一杆子撸到底,现在就停在一个具体的一、紧迫的一之上,仿佛从天而降的万千雨丝突然都汇入了一条小水沟之中。现在,这个正在发生、经历的秋天,承载着百年以来的重压似的,一切的重负都向这个秋天压过来,压得人喘不过气。这个秋天的出现正是遭受到百年的压力而益发显得与众不同,一个必然来到的百分之一(或四百分之一),数字虽小,概率极大,这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秋季,但正是这个时候,它又变得不同凡响,它的轻盈形象不仅被百年的重压所钳制,而且被它所塑造的环境和周边发生的人事变化所干扰,具体得不像是本该笼统而言的自己,好像是一个被人为做了诸多标志的特殊符号。乃至于,这是一块应许之地,也是一条被承诺了的必由之路。
  按理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颗粒归仓,但是,当事人面对的却是囊中羞涩的问题、家里断炊的紧急状况。(幸运的是,这不是绝对的匮乏,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吃不饱穿不暖,而是分配不均的问题,以有余补不足,这是天道。)饥寒交迫的问题,从来都是一等一的大事,抹不开面子也得要去面对的现实问题,不仅关乎到个体的人格尊严,而且关系到家人的生死大计。当这个问题不是首次面对,而是一个经常性症结和历史性困难时,真是要老命啊!但是,可想而知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向有能力有地位手头宽裕的朋友求助,就是一个妥帖的办法。这一观念关卡已经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可遇又可求的那人还有谁?年轻时可能从未想到过自己日后在吃穿方面会碰到大麻烦。但即便这一顿有朋友相助,得到了解决,那下一顿在哪里,仍未可知,吃不饱的问题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这真是死局。写诗代简给高适之前,也有过饥肠辘辘的困境,“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760年)即便是高适帮过关键的一两回,但不能靠某一人帮到底,总要人家去填一个无底洞(高适也有自己的家和亲友要照顾,更别提高适早于杜甫死去)。“往时文彩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莫相疑行》,765年)在失去高适的日子里,饥寒交迫的问题还在,还得另谋出路,放低姿态怎么都得适应它(高不成低得就)。
  一如既往的饥寒交加使得饥饿感历史化了,有别于饥肠辘辘、肚子咕咕叫的现实体验,这种感觉同时也抽象化为一个共情的历史问题:一方面,忆起早期历史生活中、文学史上同样乞食的仁人志士,为理解其处境其作风提供了以此类推的渠道,另一方面,深深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吃不饱穿不暖每个历史时期都会存在,即便是太平盛世也可能饿殍满地,所以,要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解决这样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不能依靠物质手段,而必须依靠精神食粮,要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持,那就是患难见真情这一类生活常识的可信度的强化。这封求救信既是一个生命个体实实在在在向他的朋友发出求救的信号,但同时也是现身说法,在表述作为一种求助的策略,诗也好,友谊也好,都在发挥关键性作用,这是可资借鉴的。当事人的饥饿感不是来自于一种文学的抽象和假设,而是确有其事,于是,饥寒交迫的形象定格于诗句之中,就变成了双重的真实感:饥饿作为一种肉体上养分的匮乏以及挨饿的滋味是如此的真切,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同时,饥饿作为一种形式,一种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形式,作为反思自我能量的形式,完全可以脱离入不敷出的生活绝境而变成一个重大文学主题,使得一人之饥饿乃万众之饥饿,进而使得诗成为关键性给养,诗人成为无数嗷嗷待哺的个体口粮的馈赠者。诗人既是历史上那个醒目的挨饿者,也是救万民于水火的精神食粮的输送者。
  饥寒是这首诗的主题。但它本身又没有什么可说的,不需要具体说明什么样子才是真正的饥寒,不需要举例阐述饥寒的种种表现形式,这是人所皆知的处境。它既是一个结果/内容,又是相应的因由/形式。当饥寒出现的时候,一时来不及梳理它的表现形式,以及检讨其作为一个恶果谁应承担责任,当务之急是找到填饱肚子的良策。刚好高适就在不远处,向他寻求帮助,这是最好的办法之一。当然,即使没有高适,也会有另一个乐善好施的候选人伫立在希望的彼岸。饥寒可能是一个时节问题或一个人的命运命题,但不是天地之间的根本性问题。一个人立于天地之间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吃饱穿暖了事。尽管诗学史上能够审慎面对饥寒主题的诗人并不多见,而且能够驾驭好这一主题的诗人更是少之又少,但是极个别的诗人仍然将饥寒问题视为诗学上的一个次要事项来对待,不会时时刻刻在这一基本的生理需求层面兜圈子。有一两首诗面对这方面的问题就够了,他要腾出手来面对在他看来更重大的生存问题,譬如人之为人究竟为何?手足之情能经受多大的风浪?国家兴亡跟个体有什么关系?诗如何赢得一个人的尊严,能不能成为更多人日常生活的不时之需?秋天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就随之而来,正是在这一时间与人的处境相连接的节点之处,诗人一下子给出了两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其一,如果问题起于时节/时间,因时而出,也一定会因时而没,其中肯定有某种规律性的动作和应对方案,这里有人的生存经验清单可供总结,人要学会与时间为友;其二,你得要有与诗人有诗相类似的优势项目或一两个适宜的中介使你从不足之处过渡到满足之地。




  导致一个人或一家人饥寒交加的原因肯定有很多种,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但在这首诗中,诗人并不打算问责,或强调一种问责制的建立,用一首诗好好地深度介入一下政治生态的阴暗面或当时腐朽制度的人心乖张。他所问的纯属个人范畴的一个自救措施的落实程度。这是试探性的询问,担心对方耽搁或遗忘了早些天的某个承诺,虽然不那么理直气壮,但在诗人看来,这是发自肺腑的一次试探,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对方完全能够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况且,问的方式也挺讲究,中性得不卑不亢才对,如同“有使归三峡,相过问两京”(《柳司马至》,767年)中的那种问法。看起来,这一回他等不及了,秋粮告罄,火烧眉毛,很明显,他的这一次发问不是向普遍的人群提出质疑,没有丝毫气急败坏的心绪。这一问甚至都不会触及捎信人崔侍御的心扉,诗人没必要向崔氏问一个究竟,也不会信口开河向这个中间人索要一把粮食。他所期盼的正是身为地方长官的高适顺势拽自己一把,将自己从深坑中拽出来。这一点他是有信心的。所以,这一问并没有鲁莽的气息,不会显得无礼,就像是两个老朋友之间开一个玩笑,对方一定能够体谅到这一问的无奈,也能感受到其中的温情。对于杜甫的经济状况和收入水平,高适自然心知肚明,而且帮助杜甫对他不会构成丝毫的困扰,毕竟,杜甫也不是凡俗之辈,同为诗人,志同道合,高适能够明白帮助杜甫就是在帮助诗,就是在合力铸就诗学道路上应有的纯粹友谊的基础。如果早先已有承诺,这一问就是提醒,如果这是首次开口,这一问就是测试。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一社会生活的训令在杜甫的时代可能并不奏效,尤其是对于中后期的杜甫来说,太需要有人来帮助他,这种帮助更多的就是金钱利益上的照顾和施与,而不是若即若离的清白如水的道义上的口惠实不至的支持。作为受益人,杜甫也会机智而妥善地将友人的帮助限定在适度的范围内,并不会贪得无厌、越出界限,他懂得其中的分寸。并且,他始终坚持将社会交往中他人金钱上的支持折算为诗意的货币,在他所掌握的也最富有的诗学王国中一笔一笔地登记好友人的良心价值几何,这种白纸黑字的每入必公之于众的做法使得他作为一个受益人的形象不至于变得卑贱猥琐。张扬友谊的力量,张扬古道热肠,张扬有求必应,这也正是诗的正义与交代。所生活的时代并没有亏欠他,杜甫也不会从社会与人群对他有所亏欠这一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命运。他不是带着受害人、吃亏人、被埋没被低估的形象来开展诗的高瞻远瞩和谋篇布局,在这个方面,他完全地释然了,不会将坏问题、糟透了的情况的原因全部推给他者。更进一步说,杜甫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在财力或财技上不如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他也有办法也有能力,从一个受益人的角度转向捐赠者的立场,他也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宝贵财富转送给千千万万的人。这就是他作为一位诗人的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唯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全然释然,于是,他从友人那里所得到的救济,通过他精打细算的诗很快就转送给其他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于,一千多年来,杜甫对民族语言的赠予使得使用这门语言的同胞受益匪浅。
  我们应当将杜甫对高适的这一问,放在他的众多之问中来观察一番,了解他所擅长的问法有怎样一个小小的个人史。“淹留问耆老,寂莫向山河。”(《过宋员外之问旧庄》,741年)“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758年)“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759年)“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月夜忆舍弟》,759年)“行李须相问,穷愁岂有宽。”(《重简王明府》,761年)“蓬莱如可到,衰白问群仙。”(《游子》,764年)“可怜怀抱向人尽,欲问平安无使来。”(《所思》,761年)“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流。”(《解闷十二首·其二》,767年)“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768年)“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遣闷》,768年)问天问地,问高人,问凡夫走卒,问自己……种种问法创造一个问答的情势和立场,找准角度,辨认自我处境,描绘自我形象。许多事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先要提出问题,然后尝试去解决问题。有时是明知故问,有时问了也白问,答案要么不言自明,要么没有标准答案。问题与问法都是融合了句法结构之腾挪与文法结构之连缀两种魅力,使得诗中之问不只是生活之问(的模仿或反映),并有所升华,有所增益。在问高适这一题中,表面上是问钱求财,但实则问心无愧否。
  在回答杜甫的问题时,高适谈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地方长官的收入情况。“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人日寄杜二拾遗》,761年)虽然不是那个秋天一对一紧接着的回应,到了次年农历正月初七才想到了给老朋友写一首诗。但其中确也谈及了朋友之间相处之道的基本原则:问心无愧。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杜甫这一问并不是张口即来,随便一问,他问的不是诗人高适而是彭州牧高适,问的是一个手头宽裕的地方官员,问的是社会生活中官民二元结构中某种救济机制的伸张能力,问了正事正人之余,这活泼而严肃的问法背后才有向诗人友人的问询。问他过得怎么样,问仕途是否如偿所愿,问待在一个地方有什么作为。不仅仅为自己的吃穿而问,还得代朋友们问一问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对时事有什么看法,对诗法有什么新的见解。要问的实在太多,在这里借问一个承诺怎么还没有兑现将所有的疑问集合在一块儿,作为近一阶段友情的盘点,全数奉上。托一个中间人带一个口信,远不如带一首诗来得那么直截了当,又深情款款。书面意义上的求助因为这种求助所具有的人间普遍的现实紧张色彩,不体现为一种私欲的弥漫和膨胀,甚至反过来凸显一个在野的逸民对在位者/当权者执政能力和效果的一次微讽或一个含蓄的批评。一人之饥饿乃全家之饥饿,进而乃全天下之饥饿,这一问题肯定不限于杜某人一人一家,所以这明明白白的一问肯定能问出一个所以然来。表面上问吃问穿,字面之后问的才是这个国家的前途与个人的前途是如何地融合在一起。而高适作为一个地方的父母官,是值得一问,也必须经得起一问的。




  仔细掂量一下,诗人所问的并不是帮还是不帮、有还是没有的问题,而是何时出手相助。也就是,帮是肯定的,只是什么时候帮的问题。希望是有的,就看什么时候兑现了。兑现的可能性也极大,因为希望的前提已经明确。所以,这里所探讨的不是急不可待、火烧眉毛、希望渺茫之类的话题,而是当事人对古老时间的理解深度:从百年到半百,再到秋季,再到某一天,这不断缩减的时间数量所传递的不是一个时间的终点或个体对时间理解的一个终值,而是时间在一个奇点上得到了全面的爆发。生命有限的时间顿时在某一时点这样一个看似含糊的位置上变成永恒之物了。同样,要理解这首诗中“何时”的意味,我们也要稍微了解一下诗人使用这个词的经验史。读者不要一时兴起,被这里的何时(所附带的模糊性、不托底口风)弄得手忙脚乱,好像还有一点责怪该帮人的一方不通人情,怠慢了求救的紧急信号。“何时”所牵动的句法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祈使句模型,是诗人调动情感、吃定反思某个深度之后的一种折中反应。你可以说他是在讨论一种希望之所在,也可能是在对生命之虚无做出一番检讨,但也可能是用这样一个词来做一次巧妙的搪塞,使得一个恼人的话题不必再继续下去,点到为止。表面上,它是一种探问、催促,但实际上在齐整语法后为这首诗的上下文关系站好最后一班岗,既守住了诗人心中的那口底气和真气,又使得未来的读者感同身受地在绝境中不至于放弃对友善时间的期许,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暂不可确定的某时某刻,人的困难才不至于变成绝对性的、压倒性的重负,只需要利用时间杠杆的这一个小小支点,世界就会被撬动得与此前大不一样。
  诗人何时才会使用“何时”这个词?如果我们有这么一问,他一定很乐于帮助我们解答这一困惑。我们选取几个例子来观察一下诗人出于什么考虑才一展“何时”之风采。“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746年)“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756年)“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757年)“我生苦漂荡,何时有终极。”(《别赞上人》,759年)“不辞万里长为客,怀抱何时得好开。”(《秋尽》,762年)“留滞嗟衰疾,何时见息兵。”(《奉送卿二翁统节度镇军还江陵》,767年)没有一次“何时”不是合适的,也没有一次“何时”是紧张得不得了,“何时”确实带有一点应付、祈使、客套的意味,在句法结构上呈现出一种遣词造句的良苦用心,但又因其兼备了疑问与祈祷双重口气而使得诗的文法结构利索地汇入清晰可辨的思绪之中,好像东拉西扯的上下文突然在这一措辞的讲究上达成一致,形成了合力。当前不可解决的困难、难以实现的目标都被置入这个不可名状的时间装置之中,焦虑暂时得到了缓解。现实生活的狰狞面目没有唐突得让人彻夜难眠,恰恰是这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使得写罢这首诗的诗人松了一口气。这一天好歹平安度过,诗所携带的祈祷将和它必定带回来的祝福一样丰盛。与其说这个“何时”的答案将由收信人来给出,不如说这是诗人寄给十年后的自己的一个约定,在未来的某一天,诗人将亲自揭晓答案。
  公元770年农历正月,时隔十年左右,杜甫整理书稿,发现了高适写给自己的一首诗。颠沛流离多年,故友寄赠的诗笺仍能保存,可见诗人的行李中什么最多。“叹我凄凄求友篇,感时郁郁匡君略。”(《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770年)十年前的那个关于“何时”的问题,现在早已有了答案。而在诗人辞世之前的最后一年,当然他仍然可以散发出其他的“何时”之慨,只是总有那么几个“何时”自己无能为力给出迟到的答案。但后人肯定知道最佳答案是什么。答案并不要紧,因为终归是有的。救急不救穷这一伦理上的选择,授受双方皆心知肚明,求助人不可能大事小事通通有求于人,而施救人不可能每一次都出手不凡,拿捏得舒舒服服。历史事实已经告诉我们,那个高大威猛的施救人仙逝多年,而一直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求助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仍在求助于他人,并不是说当初默契双方共同营造的一个求助与搭救模型失效了,或者说,作为求助人一方的杜甫实在是生活的失败者,完全地陷入了不可被救的救穷的令人难以为继的漩涡之中。兄弟啊,你这不是急,而是绝对的穷啊,爱莫能助。但正是因为曾经有过哪怕一次被救急救苦救难的体验,求救人就再也不会怀疑普天之下救与被救的二元关系中那永恒的患难见真情的一幕(还会重来)。只是说,到了生命的晚年,该求的人要么都已经求了,要么都已经离开人世了,而人生已经再也交不到值得推心置腹的新朋友了,救济链就要中断了。
  他救是有限度的,因为救穷是不可能持续进行下去的。那么自救呢?“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楼上》,769年)自救难度也挺大的。但不是说自己的不可救赎的命运现状构成了一个解不开的人生困惑。(或者说,诗人有意无意夸大了江湖救急的急迫性,用一点好端端的疑问做诗的引子。)更不能将一个人的最终离世理解为不可救药的的人失败的一生的了结,不应当将一度向友人发出求救信号的诗人的辞世理解为他是因为无法被人拯救而丧失了生活的基础(或愿望),带着满满的遗憾离开了吝啬而不公的人间。诗人并没有过分的怨恨或愤懑,他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实的适度性(该来的终究会来,而且是适当的、可承受的,关键是,还可以转化为诗的永恒能量)。在他身上所体现的生理上或经济上的匮乏色彩,以及他作为一位求救人形象的演出,都仅仅是整全生命形象的一部分,而且他没有被这一部分蛮力所钳制,变成一个糟老头或腹诽不止的小人物。他能够跳出这受到严重约束的小格局,而进入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他逃出生天的本领千百年来堪称一绝。他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的一部分)而苟活着,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涌现千万人的喜怒哀乐,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为他整全的生命——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人的存在,作为一个人的本性——增加了温情、韧性与活力。他为友谊的天长地久由衷地赞叹,也为大好河山千年不改的本性久久惊呼。本性不改、基础牢固的永恒之物(包括看似动荡不安实则稳定如初的人心)通通来到了他的笔下,如同诗人谢灵运所谓的“恒充俄顷用”(《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诗》),后世读者一下子就明白人杰诗中一瞬实乃人间百年,少与多、贫与富、弱与强、利与义的能量转化与诗意汇兑,业已成为世世代代随时发生的救人于水火的当事双方出手之前的心灵筹谋。

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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