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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执浩:诗歌与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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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执浩:诗歌与友谊




   “无情游”算得上是李白贡献给后世的一种高级情感体验吧。写这首《月下独酌》时,诗人正在朝中担任翰林待诏,这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职务,侧身朝堂,却无关朝政,《唐会要》里说,它是“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世人皆以为,那段时光是李白孜孜以求的人生高光时刻,然而,这首诗却向我们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诗人并不快乐。他怎么能够快乐得起来呢?在经历了唐玄宗“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的礼遇和厚待之后,李白在空旷静穆的朝堂里,很快就陷入了顾影自怜的境地。诗人本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一展政治抱负了,没想到皇帝老儿诏他的真实目的,只是要他去写写“云想衣裳花想容”之类的升平曲,而所谓腾达,不过是一场绮丽春梦罢了。在意识到自己的帮闲身份或玩偶角色后,诗人过上了终日以酒浇愁、放浪形骸的日子。李白写酒的诗实在太多了,且大多充满了喜感和酣态,却很少有《月下独酌》这首诗里的这番情景:没有呼朋唤友、酒气熏天的热闹场面,只有月、影、人之间的相互顾盼和怜惜,清寂却并不冷清,歌舞相伴却遗世独立。总之,这不太符合我们心目中所熟悉的那位诗人形象。然而,当我们转念去思想李白这迷离恍惚的一生时,又不难发现,在他热闹风光的生活表象下,其实诗人始终怀揣着一颗孤独之心。
  李白一生并没有多少真正精神意义上的朋友,诗人同道中也只有贺知章、孟浩然、王昌龄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尽管他曾与杜甫有过两三次交游的经历,杜甫也多有深情款款的诗作呈献于他,譬如《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梦李白(二首)》《赠李白》《饮中八仙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等等,但后者毕竟是在他心目中的后辈,在他心里的情感分量似乎并不太重。倒是司马承祯、元丹丘、吴筠、赵叟等一干道友,是李白十分看重的,沾溉道流,接受道箓,寻仙访道,在李白漫长又曲折的人生线路中,这无疑是一条引人注目的主线,何况他惟一一次侧身朝堂的经历,也与他深厚的道缘有关。除此之外,在李白留下来的诸多诗篇里,还有一些面孔模糊如“汪伦”“王十二”似的人物,这些来自民间和底层的江湖情谊,几乎贯穿了诗人的整个写作生涯。“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之十》)也可理解为,他不仅可以与那些高古之人异代同调,也能够与今世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下层平民同气相求,因为“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从这个意义来看,李白并非薄情寡义之人,而是他狂放高蹈的性情使然,诗人永远不会被现实生活所羁绊,哪怕行于穷途,也秉持着江湖儿女江湖见的爽朗性格。在觥筹交错的人生现场,李白的孤独或李白似的孤独感,只是若干诗人情感面貌的一个缩影,我们能够接受那位“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南陵别儿童入京》)的酒仙,也就能够接受“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月下独酌·其一》)的伶仃人。
  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曾长期致力于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诗学的研究,他曾在《中国诗歌译集》序中有过惊人的发现,然后不无钦羡地指出,当西方的诗人们还在全神贯注地沉溺于爱情书写与描摹时,爱情作为文学主题的重要性,在中国诗歌里已经悄然逊位于友谊了。应该说,这样的发现还是极具慧眼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诗经》到汉魏乐府诗,从两情相悦到生死契阔,我们看到,无论汉语诗歌的语言形态在发生和经历着怎样的变化,但诗歌的主题仍然一直聚焦于对爱情的书写和刻录上,男女之情在这一时期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国风·周南·汝坟》);“愿言追昔爱,情款感四时。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兰若生春阳》)还有:“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微弱古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上上采蘼芜》)那种爱而不得、得而复失的情感波动,那种丰富、深沉又专注的情感内蕴,那种刻骨锥心的情感体验,占据了古诗里极大的篇幅。这种浓墨重彩的书写局面的形成,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乱世飘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阴阳两隔的情感形态;二是天老地荒的生活现场,造就出了亘古贯今的情感面貌。这两种看似相向而行的情感状态,都能够激发和催生出类似于《上邪》里的那种至清至澈的情感高峰体验。因此,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念:最好的诗都是情诗。我们甚至可以据此进一步推论,最早的诗歌书写者都是以情人的面貌、心态和口吻,在探触和揣摩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正是这种近乎于“无邪”的书写心态,确保了人类原始情感的纯粹、真挚,以及内在结构的稳定性。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便是在爱情主题相对集中的这一时期,尤其是魏晋时代,仍然有大量的文人把目光和笔墨投注在了对现实社会生活,以及个人内心世界的深层发掘上,他们的书写构成了这一时期文人整体精神的觉醒力量。爱情主题由此逐渐转向为写作者对时光、生命、友情等主题的探究与开掘,“人生天地间”或“人生忽如寄”,以及“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之类的感喟,取代了“以胶投漆中”、“积念发狂痴”或“同袍与我违”之类的吁求。更加广阔的人生现场,催生出了更加丰富、沉郁的情感体验。现在看来,这应该也是汉语诗歌精神内部的一次大规模的扩容,而且是顺应了时代气象的自我精神重建。诗人文士们开始在苍茫的时空里探寻着生命的意义,感受着自我的存在价值,同时也在不断地感应、接收着来自于茫茫时空中的情感波段,以期寻找到那种同气相求的声音:“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诗经·小雅·伐木》)这声音,简而言之,就是友谊之声。
  在诗歌写作尚未被纳为文人仕子们求取功名的必备条件的时代,诗歌的功用大多在于培育和驯化世道人心,它或许有助于提升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但这种影响仍然局限在文人圈子内部,是一个人才华和学识的象征与展示,体现着个人的性情、修为和涵养。诗人们之间的友谊往往是从投赠一首诗开始的,之后才有了交游和唱和。这种风气从来不曾间断过,如果说早期还具有某种私密性,只是个人情感生活的外化手段,那么,后来就慢慢演化成了文学传统的一部分,甚至,因其更能体现创作者的真实内心,而成为后世检索历代诗人情感世界的可靠文本。如果我们将诗歌史上那些以“送”、“别”、“赠”或“和”为题的诗作放在一起,就能够非常清晰地梳理出诗人们的友谊迁逝脉络,从中找出诗人与诗人之间隐秘的精神联系来。
  唐人孟浩然可能算得上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唱和诗人,从广义上来看,他一生都在写应景和酬和诗。在孟浩然流传后世的二百多首诗篇里,其中一首是他投赠给张九龄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清,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我看来,这首诗可以视为我们解锁孟浩然平生心路历程的一把钥匙。与很多年轻时代甚至年幼时期,就发愿入仕的诗人不同,孟浩然祖上并无显赫的仕途背景,但因家境比较富庶,无太多生计之忧,所以,他一直捱到了将近四十岁,才萌生出科考的念想,而他之所以会产生出这样的念头,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外界朋友的蛊惑:既然大家都认为他才华出众,既然他的好友们都差不多位列朝堂了,自己为何不去试一试运气呢?于是,公元728年,孟浩然也欣然踏上了科举之途,本来信心满满,却不料居然落第了。此事无疑是对他那颗骄傲之心的一次重击。在长安盘桓干求了一年多后,诗人愤而离京:“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留别王侍御维》)事实上,倘若我们在了解了孟浩然的性情和科考动机后,就不难看出,能否入仕对他来讲,其实并没有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重要(除了颜面无光之外),而且他当时却是还没有真正做好报国济世的准备。闲散,好玩,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朋友们在一起宴乐,这对孟浩然来讲才是头等的人生大事。“业已饮矣,身性乐尔,遑恤其他。”从《唐书•孟浩然传》所记载的他爽约韩朝宗这则轶事中,我们显然发现,孟浩然其实对官场之事并不感冒。在唐代的所有诗人中,孟浩然的随性与轻逸,都是十分突出的一位,他也因此可能是最受朋友们欢迎的一位诗人。我相信,当李白吟哦出“我爱孟夫子,风流甲天下”(《赠孟浩然》)时,一定是发乎真情的,否则他不会翻山越岭,专程去襄阳寻访这位隐逸的同道;后来又写下“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样缠绵的诗句,来见证他们之间的情谊。同样,我也相信,后来者杜甫对孟浩然的赞美发自肺腑:“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五首·其五》)而在另一位诗人王维的心目中,整个当世朝野或许只有孟浩然这位性情舒朗自如的诗人,才是自己真正的知音:“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得意与失意都不在话下,惟有清爽自然的人生才是生命的真谛。王维后来把孟浩然的画像绘在自己任上的刺史亭里,日日促膝相对,隔山隔水却不隔情。当然,反过来讲,能够收获到李白、王维、王昌龄这些当朝大诗人的情谊,对于时运不济的孟浩然来说,其实已是命运的额外奖赏,至于能不能出相入将,在他心目中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公元740年,被朝廷贬往岭南的王昌龄遇赦北归,途经襄阳,专门来鹿门找孟浩然游玩,两人见面心中欢喜,日日饮酒,欢宴达旦。孟浩然当时背部患了痈疽毒疮,但还是陪着友人吃了不少他喜爱的汉水查头鳊,结果旧疾复发,病逝于涧南园内。王昌龄强忍悲伤,一路西行至巴陵,居然意外地碰见了同为孟浩然好友的李白,谈及此事,不禁唏嘘不已,作诗《巴陵送李十二》:“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白云苍狗,世事无常,诗人们在感慨之余,只能各自驾驭着自己的生命小舟,驶往命运既定的航道。同年,王维以殿中侍御史身份主持南选,路过襄阳,写下了《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这是诗人之间神秘又清浅的情谊,笔墨简省,云淡风轻,却饱含了绵绵不绝的人世悲情。
  无论在哪一个世代或时代,在茫茫人海之中,诗人必定都是少数人,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又必须是传达出多数人共有共通的情感,通过个人对生活最独特鲜活的体验和发现,来探触并书写人世间最普遍、容载量最大的公共情感生活。从根本上来讲,诗人的限度和诗歌的难度均在于此。诗人无疑是以自我形象存留在世人的记忆库中的,他们以诗句塑造自我形象,然后用这样的想象去召唤世人。但是,这种形象的塑造并非由某一位诗人来独立完成,它往往有赖于众多诗人的合力建构,形成“这一类人”的概念或总体面貌。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往文学史时,才会有所谓建安、魏晋、初唐、开元、元和,乃至元丰、元祐等,所谓“代际诗人”的划分。这种依托于历史断代的截面分类法,固然具有一定的时效和代表性,但仍然会牺牲掉弥散在诗学内部的诸多个性面貌,而恰恰是这样的差异性,才是诗歌的生命活力所在处。浩瀚文牍,我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诗,愿意把诗歌从无数典籍中抽离出来,形成一条勾勒中华文明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更看重诗人面貌的丰富性,以及由这种丰富性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歧义与可能。也许在部分人眼中,诗歌只是生活的附属品或附带产物,但在另外一些人心目,诗歌却是生活的目的和本身。也就是说,通过诗歌,以及诗人对待诗歌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触及到汉语语言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性格的塑造。每一位诗人对诗歌的不同理解,会造就出不同的诗歌品质,和全然相悖的诗人情貌。无论是“文人相轻”,还是“文人相亲”,都能够通过诗人的思想路径,在人世间找到各种各样的呼应关系。而最高的呼应,还是应该回到对诗歌本身的忠诚度这一层面上来,譬如韩愈与李贺,正是这对差不多隔代相亲的诗人,凭藉他们各自对诗歌的忠诚度,从汉语语言内部发掘出了“呕心沥血”的文学品质,也达成了某种为后世广泛接受的文学友谊;又譬如,陶渊明与苏东坡,正是他们前后相衔、遥相呼应的生活的态度,为汉民族注入了极具韧性的文化基因,乃至生命经验。
  公元837年,李商隐在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的幕中,结识了一个名叫刘蕡的人,此人曾在几年前的科考策论中猛烈抨击过宦官乱政,因此名噪一时,但也终因宦官势力的介入,刘蕡终生没有能够踏入政坛。李商隐对其不畏权势的思想品格、正直刚烈的个性极为钦佩,后来他游幕桂府,出使江陵途中,在湘阴黄陵又一次与刘蕡相遇,欣喜之余,写下了“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赠刘司户蕡》)的诗句。在世人的印象中,李商隐除了执着于爱情书写外,似乎并不是一位特别在意友情的人,孤寒,高冷,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里都说他“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可事实是,刘蕡衔怨客死江州后,李商隐一连写下了四首哭吊诗,而且其中有诸如“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等等,不少金句。对于这位向来内敛慎独的诗人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在《哭刘蕡》里,李商隐这样写道:“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可谓字字锥心,痛彻心扉。从两人的交往来看,他们应该不会有非常深厚的情感交集,然而,刘蕡的去世,居然在李商隐内心深处产生了如此巨大的震荡,这显然是后者在借前者之死,来抒泄自己郁结于胸的情绪,既有对朝堂政治的义愤,也有对知己同道的忆念。刘蕡是牛党的重要人物,而李商隐在后期已经倾向于李党集团,这件事情只能说明,李商隐的处世原则或许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他其实也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以及难言之隐。我们甚至可以说,刘、李之间的友谊超越了当时狭隘的党争派系,成为人世间少有的真挚情谊。而这样的友谊,才更加纯粹,才是更需要文学尤其是诗歌来精心呵护的人性的力量。
   “颜公二十万,尽付酒家钱。兴发每取之,聊向醉中仙。”这是李白在其五言古诗《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所书,诗中借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好的故事,抒发自己对崔侍御的感念之情。李白留存下来的献给崔侍御崔成甫的诗篇多达十一首,而这首是他晚年落魄于宣城时期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世间友谊的渴望。我们知道,在南朝刘宋文坛上,陶渊明是一位极其孤傲的诗人,无论是早年的政坛还是后来躬耕山野,身边几无可以推心置腹的同道,他与同时期著名的文士谢混、殷仲文没有交往,与稍晚些的鲍照、谢灵运也没有交集,可谓知音寥落。不仅精神上孤寂,而且生活也时常处于困窘状态,陶渊明在自己的诗中对这种状态多有描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对“素志”的坚守当然是需要代价的,所以,颜延之的到访对于困境中的陶渊明来说,尤显重要。《宋书·隐逸传》里记载了陶渊明与颜延之交好的故事:“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颜延之在造访陶渊明的日子里,从这位前辈身上发现了其如“璿玉”、“桂椒”般的精神品质,作为性情通透、性格率真的文坛后进,颜延之在陶渊明死后,作《陶征士诔》,第一次对陶渊明的隐逸行为和高尚的人格作出了清晰的阐述,对陶渊明流传后世的人物形象,起到了奠定性的作用。李白的性情与陶渊明相去甚远,但同为诗人,他深知友谊的宝贵:“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就像他在这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中所言,人间情谊才是与我们生命一路相伴的情感保证。
  《旧唐书·元稹传》记载:(元稹)“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近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婉。”而在《旧唐书·白居易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这两则文献记录了唐元和一代诗人群里,元、白二人令后世瞠目结舌的情谊,以至于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读元白长庆二集诗》中这样写道:“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傅重微之。再三不晓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元稹去世后,白居易好不容易才逐渐将友谊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刘禹锡这里,两人之间同和、赠答之诗多达百余首,形成了三卷本的《刘白吴洛寄和集》,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刘白诗人群”,这个群体中还包括李绅、裴度、张籍、令狐楚、李德裕、王起等人。刘禹锡死后,白居易作《哭刘尚书梦得》:“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字字如泣,缠绵至极。发生在元稹与白居易、白居易与刘禹锡之间的同性之谊,最终,将诗人之间的友谊推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人伦上的比较》一文中说,“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诗言爱情的虽然很多,但是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在西方诗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国诗中则几与爱情占同等位置。”他还说:“中国叙人伦的诗,通盘计算,关于友朋交谊的比关于男女恋爱的还要多,在许多诗人的集中,赠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这样的说法与亚瑟·威利的发现异曲同工。这种现象通过一代一代诗人的接力,和演绎,最终汇成了我们探源中国文化的又一条幽秘而丰富的情感通道。而究竟是诗歌成全了友谊,还是友谊触发了诗情,抑或是,建立在友谊之上的诗歌更能加固和确保情感的丰沛性?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所有的诗人都是对孤独有着深刻体验的人,而诗歌,应该是诗人擎举在手的火把,除了驱赶旷野里的黑暗,寒夜里的孤冷,还能在黑暗中发现另外的同行者。“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白居易《梦微之》)这应该是一支火把熄灭之后,另一支火把的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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