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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木朵:见著于诗的人的命运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22-04-24  

木朵:见著于诗的人的命运




即事如以高
  ——陶渊明
 
万方声一概
  ——杜甫

人用废墟中找到的残余来建造诗歌。
  ——切斯瓦夫·米沃什

诗逼近地站在它自己的边缘上;它召唤并带来自己,以获得存在的能力,不停地从它的已经不再回到它的永远的平静。
  ——保罗·策兰

语言媒介不能说的,证人不能谈论的,是媒介性本身,语言本身。知识可以说出来,使其成为可能的可知性却无从说起。正是这种缄默,见证者给话语带来的是缄默。
  ——吉奥乔·阿甘本




悲陈陶
杜甫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都城被叛军攻陷,留在原地的人们都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这种可能性需要激活,但并不容易。要活过一个历史事件的始末时长,然后,回过神来,指指点点,自述做了一回见证。事后的见证(事后之明)也是一种应有的见证者的姿态,的确,很多人在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见证者。镜头往前推,在事发伊始,在事中,在看不到希望之处、死讯弥漫之地,见证(的力量)能被幸存者/健儿意识到吗?只怕是,哪里还管什么见证,能填饱肚子保住性命就算不错了。保命是身处危机事件中的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甚至是唯一考虑的问题。这不是做给别人看的。那时还来不及考虑见证责任。将看到的一幕,铭记在心,有朝一日站出来,指证这件事确实被自己看见了,看见了是谁做的,看见了谁在施害,谁在受害。说给更多的人听。以便在回顾真相的审讯/审慎时刻,增加一个可信的说法。见证作为一种责任,意味着当时亲眼目睹这件事的人要么不在世了,不是幸存者,而活着的人除了替自己说,还要替死去的人说话,要么出于道德上的要求,他必须打破沉默,站出来,指认一些细节,还原一些场景,意识到有些事必须自己来做来说,难以推辞。
  证人证言,这是一种见证的方式。见证于诗也是一种可靠的方式。前者适合在事后来追认/确认一件事情曾经如何发生过,有谁看见,谁应当承担责任。而诗的见证在形式上显得更为从容自由,更有刻不容缓的求真精神,在事发当天可能就站出来表态了。一篇日记,一张照片或者一份处决犯人的档案都是见证的形式。但从诉说的本能以及传递的效率上来看,尤其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忆载体,没有什么能超过一首诗。诗不是写在纸上,不是一幅图画,也不是可视的记载或一段录音,不是证物,也非证言,它是寄存在语言中的一次谨严有序、情感到位的排列组合的成果,将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以不变应万变。语言在哪里,使用这门语言的人在哪里,这首诗就在哪里,既在语言中(作为一种情感记忆),也在人群中(有口皆碑,而不必写出来),持久地诉说和证明。可见,诗的见证能力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超越了一般的证人证言所要求的物性、可视性与可信度,最具言说的能耐(没有哪一种说法能超过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于诗不算高难度的作法要求,到最后,现场可能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诗。有鉴于此,人们对于“诗的见证”才有不绝于耳的要求。
  诗,指认那儿曾经是一片废墟。时过境迁,没有谁会对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感兴趣。诗也不打算凭借它的考古发现能力来赢得人们的回头率。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的废墟,人们又在废墟上重建了太多次家园。谁还惦记着废墟呢?谁又会去思考废墟是怎么产生的?后来人从废墟中能得到什么呢?看起来,废墟中能够产生诗,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只有诗保存着废墟的样貌、概念和意味。诗是废墟最后的立足之地。诗人,几乎是废墟唯一指定的见证人。每一个废墟都得有一首诗来指认。没有诗就没有废墟。人们从诗中得到的关于废墟的感觉远比从历史教科书上得到的多。废墟作为后繁荣时期的衰败迹象只是周期律中的一个环节,而且就像它的前身繁荣阶段一样亦将不复存在,被下一个周期所覆盖。人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兴趣长久停留在废墟之上。能够悬停在废墟之上的只有诗人(按照习惯,每一个废墟都需要至少一次诗人的哀悼)。与考古学家不同的是,诗人在废墟新鲜出炉的那一刻就在场。将不复存在的废墟既有它的必然性(宿命性),又有它的没落性(临时性),即使满腔热情的诗人感觉已变得冰冷,只要准确练达地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一幕,这一幕终将作为永恒的镜头一遍一遍在后人眼前回放。
  如果说废墟是一种后见之明的对应物,已然如此这般,能条件反射地就地激发出诗人即兴发挥的能力(哀悼废墟,对于很多诗人来说,是一种很保险的抒情策略),那么,废墟之前的种种不祥之兆是否因其看不清摸不透的不确定性,而对诗人的发觉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雨欲来之际,诗人已经在场,这时会说些什么呢?现在,命运将诗人抛掷在测不准的事件进度之中。换言之,废墟以其他形式而不只是残垣断壁的模式提前存在于现在进行时中。譬如,四万人抛头颅洒热血,魂断疆场,这也是废墟的一个特例。这件事以道听途说的新闻传递而至,构成远在废墟以外的人们生活的一个噩耗,与四万个家庭有关,与蒙难的国度中每一个颠沛流离的生命个体有关。可以说,废墟就在四万个家庭中,也在每一个流亡者的心底。然而,问题是,这样虚拟的废墟之存在,你有何证据?生活中无形的深渊,如何把它描绘出来?往前一步来说,那一个个阵亡的士兵的死讯靠谁来传递,谁来证明?死于战报之中的一个数字,还是成为诗句中的一声叹息?谁是士兵之死的(意义的)见证者?谁又是导致几万名士兵阵亡的幕后黑手的见证者?
  死亡需要什么样的见证?死亡又有什么好见证的呢?见证与死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见证于死和死于见证又分别怎么理解?战壕中一个士兵的遗书是一个见证,但这样的见证可能毁于战火而不为人知。而且,战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很少通过遗书这种方式来建立他们关于见证的意识。在选择什么媒介什么人堪当见证者时,人们心中有一杆秤。如果说要以语言作为见证的媒介,那么,没有什么方式能与诗匹敌。见证方式要追求形式感、效率性与恒久性,这几个方面,诗都有优势。人们可以说诗无济于事,但不会说无济于事的见证。能进入诗中的死亡事件,都会获得一个不断彰显自身属性和时代特色的便利形式,被语言所包裹,经使用这门语言的人快递到更遥远的未来去。今天的读者感受历史上的死亡事件,很多情况下都是依赖于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诗不但蕴含着各个时代所发生的悲剧,而且还动了真情,在情感上保留着历代读者去感受历史事件时应有的那份温度。四万个士兵同日死去,这样一个悲剧,在那个时代有太多的知情人,但能用诗这种载体记下这一事实的见证人少之又少,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我们确实要意识到,见证除了是一种责任,一种道德要求以外,还是一种能力。不是每一个在场的人或当事人都能称之为见证人。
  诗人并没有亲临战场,没有到那个叫陈陶的血流成河的地方去,他凭什么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人呢?他见证了什么?他复述了一个军事上严重失利的事件,很可能他的同时代人街头巷尾谈论的都是这样一个惨烈的败局。这样一件事情难道放入诗句之中,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吗?就从事件本身的属性中超脱出来了,成为富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绝对/普遍事件了吗?诗人首先见证的是他本人是诸多在谈论这一败局的当事人之一,他不一定在生活现场比别人谈得更带劲,但他知道谈论这样一个事件和这个事件的发生是有所区别的,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谈论一个事件的能力做出反思。这件事值得谈论吗?又该如何去谈论它?事件发生了,无可挽回,活着的人有必要去谈论它,谈来谈去能谈出一个所以然来吗?到头来,诗人见证的并不是四万个战死的士兵,而是那个时代的健谈者的形象和水平,他也于中见证了自己作为谈论者之一到底在这增加的一次谈论中比以往任何一次谈论是否做得更好。他是自己作为一个谈论者能力高低、心潮起伏的见证者。四万个在天之灵会因为一次聊胜于无的谈论而得到告慰吗?简言之,谈论有什么用?谈论是见证的一个形式吗?
  死的不是四万这样一个冰凉的数字,而是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但诗人的确是作为一个绝对数字/统计数字的见证者而出现的,而不是旁观于一个得到儿子战死消息的母亲的哭嚎挺身而出。)他(们)的死值得吗?他们每一个人的死能同日而语吗?他们在哪些条件下可以逃脱这一死呢?他们是死于历史的局限性,还是国家机器的无效运转?现在,这一沉痛的代价已经发生,这一生活成本已经沉没,健在者还能抱有怎样的希望和生机?诡异的是,健在者中包括凯旋而归的胡人,而且他们占据了都城,诗人近在咫尺,能够见证的、亲眼目睹的恰恰是这些胜利者,这些糟蹋王朝秩序、杀人如麻的敌人。犹如在一块盾牌上看见了战场的反响,现在诗人正是从大呼小叫、激昂无比的胡歌中感受到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或你死我活的生存法则。于此,他是胡歌的见证者,他是带血的回收的利箭的见证者,他是敢怒不敢言的滞留在都城的人们谈胡色变的见证者。总之,他是见证者的见证者,他是见证者中最重要的见证人。他见证着自己在语言中的蜕变,见证自己如何去写一首见证之诗,见证自己的见证能力如何抵达炉火纯青的境界。
  战事并没有结束,都城仍然有失而复得的可能。现在的情况是,要从一些微弱的细节中洞察到未来即将发生的大事件的显明的线索。知微于见证的进度之中,见著于语言的明达之内。现在到了见证诗人一显身手的时候。就所见所闻的事件属性而论,诗人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和线索。现在该如何促成一首诗的问世(以平抑外界形象的杂乱无序)?这既是自我救赎的需要,又是今日事今日毕的写作伦理的要求,也是向时过境迁之后尤其是和平时期的人们通告人类有过怎样的悲惨经历和丰富阅历,诗一度如何从血与泪的淬炼中百炼成钢。这首诗的确不是回忆录,不是站在废墟之上对以往的人事回眸,所面对的仍然是正在发生的、正在演变进度之中的结局仍未可知的事态。它也不是一堆血肉模糊、血浓于水的写真集,不是一道反戈一击的檄文,也不是声泪俱下的起诉书。本真于是,本事于真,本色于情,这就是诗的本义,也是诗见证一个时代风貌的初心。时代中的人心才是堪宜见证的对象。写下这首诗的一刻,有的人活着,有的人却死了。对于官军何日收复都城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显得更加悲观,毕竟战场上损失惨重。而耳边响彻云霄的却是胜利者的狂笑,身处沦陷区的人们并不认同自己能被胡人所同化。这里既有一个立场问题,也有一个希望命题,都需要诗(人)去做一次解答。
  同胞们对陈陶血案肯定是义愤填膺、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但彼此之间交流很可能流于形式,只限于捶胸顿足一般地发发牢骚,毕竟待在都城的人们还得想办法去应付吃穿问题。谈一谈就完事了,还要过活当下紧巴巴的岁月呀。也不知道其他的诗人或生活在外地的诗人得知陈陶血案的消息以后会如何反应,但这会儿,这位诗人肯定是要出手了。他有自己的讲究和说法,必须一吐为快。他的确找到了直言其事的窍门和章法。他确实想在诗中描绘三种社会角色的命运和处境,为他们同日而语于诗中提供一个并轨的机会。第一个社会角色是死去的四万义军,这些不可见的在天之灵需要在语言层面落实一下魂归之地,这也是诗人生发情感的逻辑起点。第二个社会角色是凯旋归来的胡人,他们就占据在都城,是当下食物链的顶端,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和法令都决定着民心向背以及他们自身正义与否的命运和出路。第三个社会角色就是都人,滞留在都城的居民,他们要为自己不可预测的命运提心吊胆,诗人要在这里为他们画一张大而化之的标准肖像。诗人看上去属于第三个社会角色,但又不全然是,他通过诗人这一非世俗角色超脱出来,成为全知全能的观察者和见证者。
  他当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孤军奋战。他所面对的战场就是语言与语法,以及诗学思想所构成的疆域。他在这里孤独地驰骋,甚至都不知道他的敌人是谁。能够确定的是,他此时几乎没有友军。踽踽独行,喃喃自语。当日写下的诗,是难以与另外的诗人展开讨论的,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必要。写下即永恒,即不可更改,下笔如无神助,则不如不写。想明白了再写,这才是一位诗人见证语言之奇观应有的态度。死亡的旷野弥漫着虚无的气息。生命的陨落导致的无声无息稍不留意就会导入毫无意义的迷茫之中。啊,现在无中生有的,正是语言的力量,诗的凛然正气。生命的尽头,无尽的虚无,现在回过头来,看见的是同日而语的诗人的介入。一次严重的军事上(必然也是政治决策机制上)的失利构成了一件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随着这件新闻的传播,这个社会造成了割裂和分野。人群瞬间分成为三块,三个社会角色鼎足而立。诗人选择的,不是借尸还魂,借一个亡灵的口吻诉说生命的虚无本不该如此,也不是对一个刁蛮的胡人某种观念的一一回应,也不用一个具体的都城居民发一番何时有出头之日的感慨。三个社会角色陈列在眼前,诗人将他们尽数收纳,描绘出一幅全景图。每一个日后读到这首诗的人都难免产生一种代入其中的感觉,分饰三个社会角色之后,再形成一种总体上的对这首诗所对应的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
  陈陶血案并不是一个特例。成千上万人的一并死去也不是头一回听闻,不堪入耳的战报已经让人起了耳茧。数万条人命,说没就没了。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机器所做出的惨绝人寰的决定(所导致的恶果)?这已是一件众所周知的大事了,但诗人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呢?也就是说,诗人为什么要选择目前这样一个诗的开头呢?这样一个开头只是在陈述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诗意。对于同代诗人来说,这样的开头似乎摆明了一种即时介入其中的来自写作者的决心。瞧,我把陈陶事件存入了语言之中,它转眼间变成了一个语言的事件。其实,别的诗人也可以从这一个共享的信息源中挑选素材、组合情感,介入到对一个既成事实的反思进度之中。但他们可能无法启动这一齿轮,也做不到举重若轻。诗与事的交融仿佛不适合在目前情况下出现一个新的形式。诗的开端是如此的简易朴素,看起来没有什么讲究和排场,就是孟冬时节获悉的一个噩耗,几乎是从道听途说的说辞中顺手摘录了几句。这样一个诗的开头,对于困守居民来说,又有什么多余的意义呢?这首诗打算承诺给读者一个什么样的象征性礼物呢?
  人们需要一首这样的诗吗?那么多母亲的儿子一日之间化作一滩血水,这样一个惨况面前,诗人向他的读者传递出了必要的愤慨和谴责吗?这两种情绪是这首诗需要解决和面对的基本命题吗?还是有高于它们的主题,需要冷静客观地去达成?陈陶事件对于诗人来说,应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一方面,主导这一军事行动的一方是老熟人房琯,另一方面,在写作观念上,诗人已经萌生了对每一个关键事情予以反馈的筹划),他必须在语言银行存入他关于大是大非的每一次念想(借用语言来填平一个坑)。每一个坎坷都不应看空。再悲痛的感情,也能划入语言银行成为一笔足以款待后人的款项。当他在首联平静地复述在当时众所周知的一个事件时,他所预想的这首诗的理想读者就不再是他心目中的今人,更谈不上他想用这样一个写作计划来赢得一个同时代的诗人的钦佩。他意识到了双重的历史化进程:其一,陈陶事件已经可挽回地进入了一种讲述进度之中,成为一种不限于茶余饭后谈论的史料;其二,诗要与这一事件的历史化进程相匹配,就必须自身也进入一个同等的为继后时空所端详的历史进度之中。正如陈陶事件已经完全地变成了给后人看的一个既定事实,这首诗也将面临同等的命运,它不是写给今人看的,而是向想未来的人们传递一些讯息,告诉他们历史中的人是如何在感受历史事件的温度,如果说语言是有感情的,那么它不应自身成为一个历史事实而没有丝毫体温。诗,既是历史事件的体温计,也是自身体温的检测员。
  诗的确也能自成历史,自成一体。诗人所考虑的是文学以外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或民生案例在不断地被时光消耗,化为云烟,化为乌有,成为某种令人回味的对象时,诗能否以一种反向之力将其从意识的死角拽出来,仍然保持其鲜活的宣言色彩和教训寓意。诗强化了某一政治事件所蕴含的历史意味,使之不只是时间尘封的古旧之物/废墟,还是人性洋溢的古老平原/审美对象。诗之所以能够自信满满,允诺读者某种看得见的实惠,就在于它真真切切关注的是时代中的人心和人的命运。如果说陈陶血案中那四万个亡灵能称之为冤魂的话,那么,语言就会鼓励诗人还他们一个清白之身,为他们打抱不平,并使他们成为后人理解古代社会及古代社会中的人心所碰见的三个人物原型之一。于是,他们在诗中首联的死讯不只是意味着他们作为一个个鲜活的人失去了生命,化作一滩血水(成为废墟的一部分),还意味着他们借用自己的死亡获得了诗之颔联所反复明示的同日而语所对应的永生属性。在未来,读者每一次朗读这首诗的前两联时,四万个亡灵并未彻底死去,他们的死亡因为诗的储蓄能力而不断地激活为一种可理解的生机。后人会意识到他们死于陈陶这个地点,死于一个不该有的军事计划之中,死于一个错误的决策(甚至错误的时代)之中,全赖诗在他们背后死死力撑他们是不死的魂灵。
  与这些不死的魂灵相映衬的是,高唱凯歌的胡人是匿名的、次要的。他们活过了陈陶血案所对应的那一天,但终归他们也必有一死。他们的死不被记录。他们的凯歌却始终充满暂时性色彩,显得轻浮、狂躁。诗人写这首诗之前的小半天可能正从胡歌的气氛中摆脱出来,都城的人们在胡人狂欢的背后指指点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然而,诗人已然用诗的正气歌削弱了野蛮人无法无天所对应的淫威。诗人必然要求自己看得远。诗人并不欣赏这些引吭高歌的胜利者在诗的颈联高昂着脖子狂饮美酒。他们仅仅是诗人所设计的三个人物原型之一,没有什么了不起,鸠占鹊巢而已,还谈不上遮天蔽日,非正义的力量终将不得人心,草草了事的还有他们自己尚未弄明白的春秋大梦。无声,歌声,啼哭声,声声入耳,听觉上的这个王国并不比视觉上的那个国度更令人好受一些。良家子,血中水,这样一个刺目的现实情况使一切动静都变成了耳边风,此时此刻,诗人凝神静气要谛听的就是语言世界的心惊肉跳。与血肉之躯化作一滩血水相似的是,一件关于血肉之躯化作血水的新闻事件如何化作一首有血有肉的诗,这里牵涉到一个死去活来的转化工作。陈陶曾经作为军事上的一个转机被筹谋过,但事与愿违,那样的转机已不复存在,反而加重了现有的危局。尽管明面上诗人不能宣称因此获得了一个转机,但本质上,语言趁势而为,总能化腐朽为神奇,将不利因素统统转化为诗法娓娓道来的有利条件。
  语言许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一种恢复原貌的可能性,一个扭转乾坤的希望。因此,诗才不至于随着时事变异而崩溃、沉沦,依然深情而大方,谨严而明丽,去思考种种现象背后不变的人心是什么。在都人的种种激烈情绪和你一言我一语的舆论环境中,诗人选取了一个单一而可信的形象,一个北面而啼的形象,以便将面对陈陶血案的公共性悲痛与深陷危局中的个人命运叵测的悬念结合起来,使得阵阵啼哭既是情感上一个必然的逻辑一跃,也是捉襟见肘时缓解悲伤的为数不多的方案之一。万千焦虑都化于一声啼哭之中。在这一一致性的单一形象之中,诗人才得以言明众说纷纭的希望到底是何物。于是,最为敏感的读者也会不经意地脱离死亡之日(“同日”,它的代价太沉重,乃至于人们不忍侧目于他处,而久久徘徊于此时此地),而进入夜以继日(“日夜”)这一说法所造成的偷天换日般的改述之中,以翘首以盼的整齐划一形象所修饰的求生之日取而代之。于是,不可能再来的“义军”也被仍有可能朝发夕至的“官军”所取代。诗人兜来绕去、反复权衡的就是这一可有可无但终归于有的希望。他不是在为希望一辩,也不是在向都城以外的同胞通告残留于此的希望所在。在他看来,希望就是人心的一个基本属性,人心不死,希望犹在。如果政治环境不承诺困守于危情中的人们以希望,如果私下里激烈碰撞的思想无法统一于希望之上,那么,诗人仍将秉持信念,坚守底线,在语言层面上固守并描绘这一永恒的希望。点亮希望的形象,不是在泪眼模糊的当事人那里,而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诗人形象这里。
  我既是都人的一份子,但又不限于此,而有所超越。我也不是干等在这里,等待天降神兵,予以救赎。不是什么都没干,也不是无能为力。写一首诗,这样一个实践活动,这样一个干预行动,在很多人眼里,不值一提,怎么看都无济于事,未曾更改无法挽回的败局丝毫。也许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错觉:一首诗抵不上一支钝箭。今时都城中的人会这么想,未来再受类似磨难的人们也可能会这么想。他们遇事慌张,嗷嗷叫,控诉,狂怒,却不得其法,诉告无门,原以为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降临在自己头上的悲剧现在亲自蒙受,在黑夜沉沉、绝望无边的特定时空中,谁是超然的金刚不坏之躯,告诉他们希望之所在?既告慰在天之灵,又监督做恶者,还雕琢受害人,这就是诗稍一振作,就能达成的夙愿。诗既可以同日而语,一日千里,感同身受于受难受委屈的人们的绝境,又能日日夜夜,不断奔赴各地,创造出千人千面的希望所在。没有什么比诗更能知晓微弱的生命个体的仓皇失措,没有什么比诗更能明明白白地见证每一件正在发生的苦难,诗如此简便,随时可用,乃至于人们很难有机缘第一次萌发如此审慎严肃的感慨:诗真乃金刚不坏之躯。

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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