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奖辞
作为一位全身心投入诗歌事业的诗人，黄灿然是当代诗坛致力于自我修炼和自我完善的典范。他的诗歌从日常经验中获取灵感，以融合中西诗学传统的文化视域拓展现代汉语诗歌的感受性与表现力，对时间、语言、沉思、使命等重要主题进行卓有成效的命名实践，丰富、扩张了值得珍视的新诗资源。他在充满喧嚣的交叉地带保持着谦逊、专注、开放、敏锐的思想者姿态，成为见证当代诗坛定力的一道灿烂风景。他的诗歌翻译融合诗人和译者双重角色，通过全方位扫描、精心挑选的文本对象为诗歌注入源源不断的审美感性，促使现代汉语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吸收淬火的能量。体量巨大的译作完满地诠释了译者与使者的文化担当，促使当代诗学视野向世界之心持续敞开。为表彰黄灿然先生在当代诗歌领域的重要贡献，特授予其第七届东荡子诗歌奖。
“东荡子诗歌奖”评委会
东荡子诗歌促进会
我与这个奖的被纪念者东荡子见过两三次面，前一两次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广州，实际场合完全忘了。最后一次见面是2012年4月份在台山举办的第十届华语文学大奖期间，那次我获得年度诗人奖。颁奖典礼那天，晚宴结束后，几个认识或刚认识的朋友到外面的街头排档喝酒聊天，东荡子红光满面，两端翘起来的胡子特别显眼，整个人天真烂漫——最真实意义上的天真烂漫，尤其是他有点微醺的样子。他还用半认真半吓唬我的方式跟我开玩笑，说我的回乡证的芯片会把我的行踪记录下来，我去到哪里都一清二楚。很奇怪，当晚其他人的轮廓都已经模糊了，唯独东荡子的红光满面、翘胡子和天真烂漫的形象醒目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而且是大特写的画面。
一年半后，当我看到东荡子突发心脏病逝世的消息，我立即看见他的满面红光，心想这也许跟他的猝死有关。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一份报纸，是世宾编辑的东荡子专辑。我以前没读过他的诗，或者读过没留下印象。整个专辑我都细读了，觉得他的诗写得很好，纯粹而有力度，于是想到他的天真烂漫也许跟他的诗有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专辑里还有一篇东荡子写的关于诗的随笔或访谈，我读了也很欣赏。不用说，我一边读一边感到惭愧和遗憾，如果早点读到这些诗，我一定会在台山那天晚上当面夸赞他。使我感到稍微宽慰的是，那天晚上就他这个人而言，他给我留下了足够好的印象，而我想，他应该会感应到我心里喜欢他这个人。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和世宾的报纸一起寄来的，还有一本应该是黄礼孩编的，我以为是东荡子逝世的纪念专刊，刚才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那是东荡子逝世前得奖的专刊。我在清理办公室杂物时，都有把它们另外放起来留着。
我谈到他的满面红光、他的天真烂漫的暗示和象征。我不能不再提一下他的翘胡子，这到底有什么暗示或象征？它像一个谜，横在他的满面红光和天真烂漫之间。也许它是一种嘲弄：瞧，你以为我看上去像一个混迹于诗歌江湖的人，就会凑热闹？你错了。我倒是以为东荡子生前寂寂无名，而他几位肝胆相照的朋友不忿于他的被埋没，于是立志为他树碑立传，创设一个用他名字命名的诗歌奖来维护他的精神。但他翘起胡子，否定我的猜测。因为我查看了一下他的生平，发现他生前除了得过黄礼孩那个“诗歌与人”诗歌奖，还得过好几个奖，都是密集地发生在他逝世前几个月。也许，从我自私的角度看，以及就今天这个场合而言，他的翘胡子是某种意想不到，半认真半吓唬我：“你等着吧，有一天我会给你一个奖！”
如果那份东荡子专辑报纸不是纪念死者，而是展示一位健在的、写作中的东荡子活生生的成就，我还会那么细读并深受感动吗？这也是一个像翘胡子那样的谜，它不只横在东荡子脸上，而且横在中外诗歌史的脸上。不只写诗本身非常神秘，就连读诗也非常神秘，如同诗人之死对其诗歌的影响非常神秘一样。我们都知道有一种诗人，死后其诗突然获得一种新的神授，几乎所有读者和诗人都会用一种新的专注力来读他，并惭愧和遗憾没有在他生前就理解他，对他表示应有的敬意。当然，更多诗人随着肉体消亡，其诗也瞬间湮没或逐渐湮没。也许存在着两种诗人，一种是有灵魂的诗人，一种是无灵魂的诗人。有灵魂的诗人不管诗人生前是否被重视，其灵魂将在死后继续留存，甚至继续生长；无灵魂的诗人随着肉体消亡而消亡。这是因为有灵魂的诗人，其灵魂连接诗歌源头，或宇宙精神，或世界精神，或真我，或别的什么名称；而无灵魂的诗人只有头脑，尽管可以非常聪明，绝对聪明，但脑死亡甚至先于肉体死亡。
再说读诗的神秘，除了我们读诗的心境、状态或情绪外，还有时间地点的影响，甚至诗的发表和出版形式的影响。我当年对世宾编辑的那个专辑读得如此投入，也许除了诗人之死这个奇特的影响因素之外，还有报纸的形式。我素来喜欢报纸的纸质、字质，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在报纸上发表诗作。当然编者挑选的角度，篇幅的大小，也会影响阅读。相对来说，东荡子得奖的专刊，虽然更具规模，或者说正因为更具规模，我反而印象不深，而这可能跟专辑的杂志式印刷和排版有关，对这种形式，我的阅读敏锐度会大幅降低。我对我喜欢的大师的诗集，会买各种版本，不是搜集癖，而是实际需要。例如杜甫诗的不同版本，繁体、简体、横排、竖排，选本厚薄，都可能各有优点。为了找到更多能读进哈代和奥登的切入点，我会买他们的不同版本。叶芝诗选，我读得最深入的是希尼编选的版本，叶芝诗全集则是一个叫做“华兹华斯”的廉价出版社的版本。
写诗的神秘本身，几乎成了诗人写诗本身的一个动力。当我想追求某种境界，它却给我另一种更属于我也许还更好的境界；当我想效仿某位大师，它却指给我另一条更属于我而且暗示我也许还能超越大师的路径；当我以为我能写得抽象一些，它却把我限制在看似具体的状态里，而当我以为我大概只能继续在看似具体的深坑里挖下去，它却毫无预兆地把我提升至我自己也晕眩的抽象的高度；当我以为我今年大概没诗了，毕竟已临近年底，它却推动我大爆发，不但来个年底大丰收而且跨越新年穿过春天直到初夏才停下来。而写诗过程的神助才是最大的秘密，使我几乎要相信“神秘”就是“神助的秘密”的简称。为什么我一年前还在努力精确地描绘一个对象或意象，尽可能剔除不必要的杂质，一两年后杂质却变成我的宝矿，仿佛我的大脑是一部从未来穿梭回到现在的尖端处理机，把无论什么物质和对象都吞噬进去然后喷出全新的意象和组合，使我对着它们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信心十足地自我肯定？
我试图从自己的生命轨迹和写作轨迹去寻找神助的轨迹，尽管我知道这将是徒劳的。但也许沿途有一些暗示。首先我相信有一种诗歌精神，她不仅是不可背叛的，而且还要诗人时刻警惕任何背叛的征兆。有一些行动指南，例如不要野心，不要贪心，或苦行主义，但真的是苦行吗？有时是眼界，有时是智慧。我因为翻译和写作的需要，相信应该经常吃牛排，一家很好的商店里有很好的牛排，大概一份六十元，可两个人共享一份，也就是三十元。这是高质量的膳食。但一个底层劳工和一个公司高管都可能会吃三十元的外卖，其营养可能是牛排的十分之一或更低，而且毫无享受可言。价钱都一样，如果说苦行，吃外卖更像苦行。我最近经常想到技能。一个人有一技之能，乃是一种天赐。它不会让你有很多财富，但足够让你不止温饱，为的是让你发挥技能，服务人群。如果不安于本分，利用技能去累积更多财富，你就是背叛了，最终会因为短视而没有好结果。因为越出技能本分就是短视，而在累积财富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短视，结果也就注定了。
写诗似乎也是一种技能，但它不能提供温饱，诗人除了坚守本分，还得找一份温饱工作。诗人的本分是写好诗，他的世俗职业也有本分，就是提供温饱。两个本分之间，还有各种分寸感需要他把握，有时候细微得不易觉察，很考验诗人的警惕性。这意味着他要经历比普通人多几倍的困难和磨炼，以及保持比普通人多几倍的清醒。简言之，诗人必须为诗歌做牛做马，并感到幸运。用叶芝的话来说，诗人不仅不逃避痛苦，而且还要把自己强加在痛苦上。如果他碰巧得到一个奖，那是他依然幸运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