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终结之后，现在开始的乃是人类的历史。
——雅斯贝尔斯
我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同类。
——勒内·夏尔 诗集《思辨患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人这个物种”的说法，是在《黑洞意识形态》一诗中：“它（黑洞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吸引人这个物种，就在于它所衍射的奇异之光，将一切潜在显现为实在。”仿佛一个复活版的飞蛾扑火，诗人冯冬将人这个物种标记在了一段亚里士多德式的光波旅行之中。从潜在到实在，奇异之光的显现充满了“难以捉摸的总体效力”，更何况在这个显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总是制造一个又一个瞬间时刻：“瞬间相遇，瞬间分离，两个瞬间之间夹一个事件，两个事件之间夹一个瞬间……”（《时间循环》）在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瞬间，人们的认识与事件得以共时实现的同时也共时遮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摸不到事件边缘，因为它将这个边缘不断转化为我们脚下失去的地方，我们只能摸到无限延长的防风带……”（《黑洞意识形态》）一方面，每个人都被携裹进去，取消了运动的幻觉，“世界一片宁静，黑暗本身在旋转”（《时间循环》），另一方面，“每个人看见的风暴都是风暴的一部分”（《时间循环》）。这无疑是一段极致之旅，在亚里士多德所谓潜能与实现之间，那个“一切意识形态之中……最隐蔽、最强大的”黑洞意识形态犹如一个光栅元件：无数个瞬间，无数个事件，它们置身无数个循环往复、看似刻板而麻木的光波狭缝之中，就是这样的光波狭缝，却藏匿着某种被瞬间短路或顷刻抹除而终究不可测度的“质询一切”的力量。
这一经由黑洞意识形态衍射的奇异之光所照见的、从潜在到实在的显现，哪怕仍有无限的力量栖身于瞬间的空白狭缝之间，却也在黑暗中透露了“人这个物种”的种性。就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九卷中所说，一如谷穗与谷粒的关系，人的实现在本体上先于人的潜能，这使得人的潜能总是被人的实现约制着。那些未能实现的或者说处于遮蔽状态的人的潜能，似乎有着一种延宕或者说滞后的未能的能力，如此能力，在经年累月的黑洞漩涡之中养成了人这个物种的种性状态：人们不得不在能力阙如之中前行，并因为这一能力阙如而一次又一次地见证能力的显现，从而把自己的种性向那将一切潜在显现为实在的奇异之光敞开。
这段旅程危机四伏。因为在没有人的地方，在本应发现人的地方以及在人倒下的地方，总有其他的声音代替人来说话。“人失语时会听见机构的声音/人以为人在说话……”（《人与机构》）那些显现为实在的，不断规划着人的类属，它带来了人与人的相似性，人与种群的关联性，同时也带来了关于显现本身的规定性：“在没有人的地方总找到它/一件古代兵器，一种建制，掌控/水与土地，超越生死的/漫长治理中，它独自加冕。”（《人与机构》）看似是发现之旅，却又是殖民之旅，这是人这个物种在自身内部的殖民，是成年对幼年的记忆夺权，也是实现对潜能的显现代理。那一个纯粹的显现的事件，正被纳入一个充满了“难以捉摸的总体效力”的、“可见物得以复制”（《黑洞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生产线。面对这场有关实现的自我合法化运动，那个携带着稚性的阙如而依然在黑暗中前行的种性及其未能的能力持续被遣送至“大雪纷飞的边境”，它们宁愿投入一种匿名的潜能认领，也不愿意“从人嘴里学会‘我们’”，哪怕迎接它们的只有荒野。人的潜能的实现正在成为人与其潜能的隔离，这或许是人这个物种的一个存在处境。这个处境，最通俗地来理解，就是“人人”。
“世界由人组成”，在《没有诗意的理性》一诗中，诗人强调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得益于把一切归于“人人”：“人就是人自身的环境，人的内在嵌套着人。”人这个物种自然逃脱不了“自然法则的突变”（《猫与人》），但更多的突变却是来自人类法则自身。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科技沙文主义而言，人这个物种区别于驴子、蚂蚁和水稻这些物种，在于人对于自身种性的复制、改写、剪裁等一系列的自我干预，那些建基于诸多实现的历史书写了一切历史；甚至历史已经成为多余的，而“人这个物种”的说法也将成为过时的，乃至反动的。冯冬在《没有诗意的理性》开篇，用日常的笔调写下了一个“人人”的荒漠化场景：“他关上毒气阀门后就睡觉了。”
为什么是毒气室？这一“特殊处置”（Sonderbehandlung，纳粹用语）的特殊空间，也许并不单单存于集中营，也不只是针对犹太人？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论述莱辛的那一篇文章里，汉娜·阿伦特坦言，许多年以来，她始终把“我是一个犹太人”视为对“你是谁”这一问题唯一充分的答案，其中缘由并不在于她有意使用某种特别的人类——即人这个物种当中的某一个种类——来示范所有种类，而是在于犹太人被置入人种灭绝的事件呈现了人这个物种加之自身的受迫害现实。换而言之，毒气室就是人这个物种之种性的赤裸地带。基于如此事实，阿伦特无法接受“我是一个人”这样的回答，因为这句话看似承认了“人人”却抹除了人的种性，而这一被抹除的人的种性关乎人性（Humanität）。
我们很难去谈论“一个人的人性”或“一个人的种性”，因为所谓人性和种性，关系到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向他人敞开”。而“人人”的环境，把朝向他人的温暖作为“奇异之光”的家庭产物过程中，虽有将自身置入黑暗时代的危险，但是始终保持着人与他人、与现实、与生活世界敞开关联的行动权力。阿伦特特别提及那些在智识和政治发生畸变的、人性与人脱节的时代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这些人似乎放弃了人之于人性或种性的那种抵抗，他们让自己无名化，逃避到不可见性的幽暗之中。这就是“内向移民”（inner emigration）的“无世界状态”：“从公共领域的混沌无序中撤出来”（《内向移民》）。如此状态虽说保持着个体的纯粹性和私人化的自由，却让人的生存方式变得脆弱，甚至随时都可能被抛入瞬间的可见的残酷之中，并有着像幻影一般随风消散的危险。
“他关上毒气阀门后就睡觉了”，人这个物种在自己的种性之中已然濒临毁灭。“人这个物种”，在这个意义上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作为人的羞耻”（普利莫·莱维语），不如说是“作为人的残酷”。阿伦特对于“我是一个犹太人”的反复确认，是为了“人人”之政治的最少现实性，在她看来，如果我们无法在人性的问题上将这一最少的现实性——也即最少的公共领域责任——保持住，那么政治的畸变以及人性的幽暗或将难以得到必要的纠正，而在如此境况之中，无论个体多么渴望躲入自己灵魂的避难所，对最少的现实性的抛弃必然招致人性的丧失。在诗歌《内向移民》中，诗人回应了阿伦特对于“黑暗时代的人”的思考，而那些所谓的“内向移民”同时也是“手持空白护照”的难民：
一种劫后余生的惊悸笼罩他们，他们各自说着来到河边的经历，有的被一路追猎至此，有的在夜里遇见绿光，还有甚至失去了名字，手持空白护照。// 他们还惊奇地发现，每个人身上皆有一个N，烙在不同部位，横着、竖着或斜着，也有烙在头顶的，被头发覆盖。他们怀疑这是否定性的标志。//（……）// 他们就这样在河边聚集，讲着关于河另一边的故事，过去很多天，当局置之不理，直到一个多风的夜晚，一艘幽灵船浮过来，带走所有人。（《内向移民》） 仿若一个惊魂甫定的噩梦，于梦醒之际呆滞于巨大的虚空。这绝非“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安魂曲，而是在任何黑暗时代之中都可能发生的黑暗权力（可见但畸变的权力）吞噬黑暗力量（不可见且无名的力量）的过程。就像阿伦特提醒的，“无论力量在哪里与权力对抗，屈服的总是力量”，也正因为此，当一个人无法面对“人人”加之头顶上的否定性，逃至河边试图匿名“偷渡”之时，就总是落入黑暗的风暴漩涡。不管这条河及其沿途风景如何地内在与私人化，却从来没有谁渡过这条河。一切归于“一场影子与沉默的喜剧”：“每个人看见的风暴都是风暴的一部分，被卷起后消除了运动的幻觉，世界一片宁静，黑暗本身在旋转。”（《时间循环》）
人的境况——人这个物种的种性土壤或人性环境——正在非正义的“烧灼之苦”中进入“类属的幽暗”（《一个观念的演化》），自由仍在寻找着与最少的现实相对应的最低的形式，与此同时，那些“被损毁的生命”并不知晓自身是否损毁于“这毫发无伤的黑暗”（《黑蜡烛》）。诗人警告我们，“站在世纪的门槛上”，应该知道“如何进入这黑暗之山”。在《历史的用途》和《黑蜡烛》这两首诗中，诗人解构了历史和书写历史的光辉，他把人这个物种在人类地层中的最后的呼吸，引入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死后重生般的残酷情境之中。正是在这一点上，诗人从阿伦特所说往返于公共生活与匿名状态之间的政治的现实，走向了政治的解构，从而给予了人这个物种的种性幽暗以“匿名的解放”的政治任务。如此任务，在阿伦特看来是无法完成的，她认为，在黑暗时代中，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匿名化的人性，将在真正的解放来临之时彻底消散，以至于不再与政治的现实相关。诗人首先向历史发难（《历史的用途》），从历史的反复（“一个人在某一页死了，在另一页复活”）、起源（“另一个人跳下火车，剃了胡须/奔跑回童年，进入子宫”）和篡改（“还有一个人径直脱掉剪裁过的故事/拿块粗布裹住淌血的身体”）追问历史的用途。这些被一种“克制于毁灭”的光辉在”深黑渊面“所书写的“闪闪发光的”历史书页，每一页无不遭遇着个体的反抗：向永无新日要生命的活力，向齐头并进要个体的记忆，向书写帝国要淌血的肉体……在前往明朗高处的光辉旅程中，历史在看似克制毁灭的同时却又制造着毁灭，它甚至在人类地层之中激起了一场时间内部的灾难，每个人都在躲避追猎，每个人都在策划逃亡：
一场伟大的静止只能在时间内部寻找，内部有人一直在睡觉，没完没了地梦见许多人举着车票叫嚷着要离开这钟表，他一个个发放黑护照，这车站墙上全是撕了又长出来的新的一页。（《时间循环》） “当所有星星都黑着/当所有向导都是盲人”，“如何进入这黑暗之山”？如果说黑暗正在成为黑暗自身的来源：“我们习惯在黑暗里看书/在黑暗里摸着写字/在黑暗里摸着。”那么，黑暗是否也将成为黑暗自身的荣耀：“我们是被洞穴黑暗/填满的天之骄子。”在《黑蜡烛》一诗中，诗人将黑的火引燃至“史前黑暗”一般的时间内部，以黑暗照见黑暗，以黑暗支撑黑暗：“凭那一点体内星火跋涉/而我们的火是黑的。”这时间的内部，何尝不是那无数次见证了奇异之光将人的潜在显现为实在的，最后史前时刻的内部？对于人这个物种来说，在奇异之光照射之前，人的种性被自身的潜能关照着，只是区别于奇异之光，如此潜能之中的黑火，将不可见还给不可见本身。于此内部，人的种性尚没有吐露自己的稚嫩的萌芽，而人的潜能始终游荡在类属的本体性幽暗之中。
一座黑暗之山，四处是史前的黑暗的风……“来，给你点一支黑蜡烛”。一支黑蜡烛并没有为黑暗带来光明，并没有将“类属的幽暗”变为“类属的光辉”，反而却将被损毁的生命化作“被洞穴黑暗/填满的天之骄子”，这如何可能？点燃这支黑蜡烛，进入黑暗之山，进入被损毁生命的至暗荣耀之中：一切都是黑着的，就连幸存也呈现出一种濒死或已死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因为那挂在树上的一动不动的风/是我们最后的呼吸”），但如此黑暗并不像之前阿伦特所说的因为政治的畸变或权力的暴政而导致伤痛、畏惧和逃亡，而是恰恰相反，它让“我们不再惧怕”，并且“没有一个在黑暗里痛着”。
诗人通过这段黑蜡烛的旅程，改写了被损毁生命的黑暗传记，从一种政治的现实的人性转向了诗歌的绽逸的人性。经由如此转换，诗人让这支黑蜡烛在被损毁生命的损毁之处照见一种不可能的生命任务，幸存着的伤痛与畏惧虽然仍在持续控诉，但新的劳动平面持续生成，人这个物种的类属之幽暗因此进入一种游荡的革命状态，一场无边的、无名的种性起义由此开启。
在《民工似的人们》中，诗人写道：“一个人的屋顶就是另一个的地板/他们游荡在每一个自己搭建的平面。”这些民工似的人们，或者新的民工，将会像“建巴别塔一样把剥夺的时间/垒砌成一次密不透风的暴动”。在《一个吸引垃圾的人》中，诗人让“大批穿越生死线的思想难民在他身上/搭起帐篷”，无数走在无用的、被耗费的、被毁弃的路途上的人将在他的周围聚集，并“画出移动的光幕”。在《一个突然跑出来投票的人》中，诗人提议“为失落的幽暗黄金投上一票”，也不排除“带着愤怒，带着希望，带着恐惧”，向一切可能的投票箱投以我们的石头以及我们的睡意。在《一个失去孤独的人》中，诗人让失去的孤独成为一个人无穷变换自身种性类属的洞口，他将成为“一颗幽灵粒子”与“一”对撞。
与此同时，诗人在那个看似庸常的生活里放黑的火，让日常的黑暗与逸出的黑暗彼此对峙。“没有轨道的人”，他走上的每一条轨道都会塌陷，而一个写着“大地不动产公司”字样的遥控器却在他身上安了家。“没有问题的人”，恰恰是他从未尝试不以问题的方式来思考世界，因此他的生活被置入解决日常问题的非常幻觉。“没有性格的人”，看似通过实在的现实抹平了潜能，实则落入了实在的谜团之中。“一个假装思考的人”，试图通过思考如何生活得像人而达成人的本质，却让人的本质起了白雾。一个“希望症患者”，一直从景观的废墟中，打捞希望的残骸，直到开始混淆哪一个希望是借来的哪一个又是自己的。
这些起义者，在类属的幽暗中，开始打量着人这个物种的不明形态。犹如人类的最后之人，起义者在种性的赤裸地带集结游击，随时准备战争也随时准备撤离，他们朝向畸变实现的关卡发起一次又一次地绝地反击，他们朝向无以测度的黑暗山口实施一次又一次的内在撤离。诗人在《一个说着沉默的人》这首诗中，用一个简短的句子描述了最后之人的存在情境：“生活消失了，人们却还活着”。人们还活着，所遇见的人却越来越少。这或许是最后的时刻，无人再为沉默作见证。但即使一切消失了，万物毁灭了，沉默还在。最后之人，就是那个融化自己的嘴巴，将黑的火于时间的断裂处点燃的，向“比宇宙更古老”的虚空诉说着沉默的人。
《走在一片没有海的沙滩上》这首诗中，诗人刻画了一个极致残酷的末日情景：“海奇迹般消失了，退到地球另一个角落以便在/剥夺了生命的安顿后，再次袭击村庄，风干的岩石间/露出村子的残迹，那些最后之人也如一缕缕炊烟/蜷曲着散入胶皮味的天空……”人的本质在最后之人濒死的、绝对的疲倦之中得到清算，最后之人用黑的火烧时间，也烧自己。而在万物毁灭之后，一个奇怪的物种“抹掉大写的历史”，重写了人这个物种，“在死亡照射过的洼地里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幸存下来，作为陌异于生命的存在。这就是未来的下落不明者。
那么，在最后之人的纵火行径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从最后之人到未来的下落不明者，从人这个物种到一个奇怪的物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书中曾经追问的：“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在多大程序上仍然需要对世界负责，即使是在我们被它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时？”在诗集《思辨患者》中，诗人也在追问，那团黑的火焰，如何在人这个物种的天空划过而不带来拯救或毁灭？（《天空行走者》：“你不能划过别的生物的天空而不带来拯救或毁灭。”）一场黑色的起义如何让每一个人穿越自身的漆黑空间，并在毫无生还之希望的情况下保持沉默不语？如何“以匿名的方式完成解放，然后从天空的洞口撤离”（《天空行走者》）？
对于以上诸多疑问，诗人好像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在诗集第 Ⅲ 部分零散的几首诗中透露了些微的线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场火与棉的翻译所引发的“灰烬程序”：“火翻译棉，进入灰烬程序/如战争开启时间，翻译的伦理/一门自然的艺术。”（《翻译游戏》）它确认了“一阵太阳黑子的闪耀”之下“无人之处”的人的诞生：“那是在目不暇接中诞生的人们/于无人之处造出的因果/构成宇宙的纤维，那是被心灵/反应堆溶化成的虚无之能。”（《火与棉》）灰烬程序所开启的是战争的时间，也是解放的时间。不仅是雪与雨的无以保持原形的世纪相遇，而且是火与棉的相互点燃的虚拟游戏，哪怕是虚拟的火，虚拟的风，以及虚拟的宇宙，在这样一个时间，“石头也在译/阻滞在语言中的力”。诗人似乎在偶然之中提及了无边的、无尽的起义者的诞生，同时也说出了诞生起义者的诗歌语言那种由此及彼的灰烬般的伦理：“从你耳边淌过，如无常的听觉/不及之处的万物的鼻鼾。”（《火与棉》）诗人的工作，也就像诗中所说，“（述说）这内在追逐的光影，接近/一次高烧的表白……”
经由灰烬程序，诗人将阿伦特所谓被损毁生命的“无世界状态”推至“无人状态”，那个被阿伦特作为人的境况之思考情境的地球，甚至已不足以承载这一未来的下落不明者的存在状态。《在黑洞边上游戏》一诗中，诗人将这样“脱离太阳系的时间”，朝向“另一个维度的存在方式”的“逃逸的翻滚”，称作一种“星际间生活方式”：“你要去太空安一个家/每日接受星辰洗礼，与星系一起旋转。”这是一种，相对于阿伦特所谓在政治的现实中保持最少现实性而言，在星际平面上，于黑洞的闪耀中，保持最纯粹语言的行动。“每走一步，都可能坠入/叙述开裂的深渊”，人们还在这里，人们已不在这里，人这个物种的种性地带，作为潜在的生命空间，正像一个“太空骰子”一样，在星际黄昏之际飘向“宇宙深处的……卧室”。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诗集的结尾，这场未知的星际旅行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雾霾拦截了。在《雾霾幻想》这首诗中，雾霾劫持了城市，那些“从天空的屏幕空降而下/一同跳伞的特种颗粒”突袭了未来的下落不明者，“无人状态”被呼吸的事件强行雕塑为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后人类状态，而“灰烬程序”被生态的现实拙劣地模仿成一次虚拟的末世。人类的“蓝色的孩子”，从无痛的黑暗之山被瞬间挖掘出来，在一个离太阳最远的冬至日，被迫去做“空气的难民”。解放或许尚未开始，战争却远未结束。“你戴着防毒面具与看不见的恐怖作战/又被一个未成年幽灵突袭”，而最后之人的沉默被生命的金融仪器显现为一串空气指数，“每个人都不能逃脱”。
这一突袭事件无疑说明了诗歌或诗意想象的脆弱，但是哪怕“每个人都不能逃脱”，哪怕是幻想，诗人仍然持续地开启了那一无边的、无尽的起义，甚至戏谑地声称要创造奇迹，让呼吸开始体外循环。在一个满是灾难云烟的节日里，我们让呼吸穿透每一个内在的黑暗之山，构建一个体外呼吸的流亡之国，如此看似微茫的行动或幻想，在诗人看来，却是一次实在的主动出击，是失眠者成为战士的不断醒着的时刻。就像诗人在《猎人便签》一诗中所说：“谁向深渊放了一枪，谁穿过了大地裂口/前来汇合，以尚未废弃的部分/重建流亡之国。”这或许就是阿伦特一直强调的最少的现实，对诗人而言，这一现实意味着一个最少的呼吸或最后的呼吸，如此最少的或最后的呼吸将接应着一切内外、一切循环，归根结底，这一呼吸将以“无人”的未来作为赌注，重构陌异生命的政治秩序。
*冯冬诗集《思辨患者》（台湾秀威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