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天武的诗让人惭愧。这种
惭愧是非常真诚的。他写作的勤奋，基于他对生活观察的那种眼光，实在是非常动人、新鲜的。平庸、世俗的生活没有击垮这个中年男人，却在某种日常风景的观视下，处处显现出想象力的跌宕，和一种别样的、把外在经验内化于语言的、温柔的激情。
出于一种真诚的对生活的爱意，平庸也变得温情脉脉起来，似乎是处处发着光的。苦难的东西当然在，并且内聚成语言内部的微型剧场，诗思的张力就在于为生活赋形的巨大想象力和日常经验里那些微小的受挫之间摆幅平匀的颟顸隆起，人走过去觉得大体平整，却又感受得出地底下潜涌的河流，发出一些破冰、震动的声音。
很多中年人写得匠气，尽管技术上是成熟的，对历史的看法未免显得太过于无奈，也就怠惰于用苦行僧的态度去看这磅礴透明钟罩般垂下的幕布，甘愿在幕后做一个配角，甚于用一种特别认真的游戏态度，把个人和日常的历史，布偶般调度自如，给台下的观众演一出不明所以的折子戏。戏罢散场，观众中聪颖早慧的青年人，少不得在剧场盘桓神思良久，仿佛知其所达之处开出智慧的莲花根，又仿佛云雾山中作云雾游，半知半解，也学起一套吓人的腔调来：叙事性，历史的个人化，重写文学史，语言内部的微型剧场，对话性，无甚必要地引用外文原诗，古典资源的现代化……又或是苦心经营于一种外人不大看得出来的、漫不经心的自我戏剧，调门不高却偏要通天通地通历史，总之和“同时代”是发生关联了，算是赶着了一个汉译阿甘本的大时尚，没有缺席“青年文学史”。
诗坛上大人先生是从来不缺的，好笑的是不少人不辨真假，被认真的“谎话”夺了心魄，甚至于奉为写作的圭臬，也就只能唏嘘摇头。有些写诗人非常清楚把历史修辞化是出于一种外部的话语策略，要立得住脚，并且也非常聪明这样做是一种明朗的政治正确。更聪明的写诗人把外部的话语策略和文本内部的语言生成机制综合起来，这类先生既聪明又漂亮，既能敏感地识别时代语境加诸于其身上的种种症候，又能得风气之先，率先立下语体和风格，并且预见到这样做在两个向度上都有利于更新“汉语新诗的既成面貌”。他们的聪明还在于低调谦逊的优雅姿仪，或躲在某个黄粱小庙里静观时势之变，从不出头为先，但世事洞明，必要时才为必要的事说出几句。最诚实的是那类日日抛头露面，胸胆开张，深怕他人不识自己“漫长的建设”的苦心的，并且擅长庙门大敞，衣钵传承，代代香火繁盛。树大招风惹鸟，个人英雄化的古典行为，并不适宜于这个文人相轻，人面上温敦和雅，内在里处处数落的伪善时代。
对新文艺腔的东西厌倦了，对叙事的激情似乎也在消退。或者是生活更碎片化了、许多原本集中的东西，变得更离散而分裂。叙事横截面地截取典型事件加以铺展，或用它来做幌子，夹缠其中的历史意识是从小处着手的。这小处着手的勇气，有其历史的根源，主体受限于语境的压力，倒是颇可理解的。我却羡慕那些没有历史包袱、自由而无用的漂亮少年，有着让人艳羡的无碍的青春。那么就直陈历史吗？整体性地宏观处理历史，终究不是派给“诗”这个抒情文类的功能，那是史诗和小说的任务，而“史诗”和“诗”终究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获得的知识，在于了解自己的限度，人之为人要获得一些生活的实感，不是意识到自己能做什么，而是自己不能做什么，自己活在这个边界模糊的当代世界，自己能力的局限在哪里。这也是来自阿甘本的启示。偶尔的超克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永远超克。而人之时间性的生存本质、人之有死性、人之不能永久超克于其所身处的大小语境，使人成为可爱又值得同情的生物，毕竟是可爱的地方为多，让人因这可爱而落泪的地方为多。因这有限生存而赋予的人的可爱、人的脆弱性，才使得抒情的能量成为“诗”的内在纹理，你很难去撼动这个核心。如果一首诗要处理历史而没有历史的实感加诸于其上的个人的抒情，这是不可能的，叙事总是作为手段、问题域和方法，而抒情带来救赎。
我最近欣赏张爱玲的历史态度，以前只是模模糊糊似懂非懂，现在倒是愈发认同于她。她的历史实感寄居在世俗凡胎的日常冷暖之中，在国族或生或死的关键时刻，吃喝拉撒睡有时是救国的命门，因为一个买菜的动作能够容纳多少对新生活的希望与欢喜，在千疮百孔的国族灾难面前，一把小葱和两块豆腐，又能给时代巨兽中的普通心灵多少振奋的力量，那种内隐的诚朴的雀跃，大概那些只想做青年导师的居庙堂之高者，在教室里的讲桌上怕是会不屑于去提及吧。
从细微的日常处洞悉历史的灰尘，在1940和1990年代都成语言的风景。语境是不一样的，写诗者对历史的态度也大不相同。纵使对待历史的态度如何在反讽的意义上构成一种严肃的反省，这种反省多少也带着戏谑的成分，拆解的力量太强，告别过去的姿态太硬，在修辞上形成一种其实紧张的内质，呼应着失去历史牵绊的零落的个人，无法重组主体心灵的焦灼不安。到2010年代，语境又变，总体的、宏观的历史图景重又被昭示回来，写诗人又重新要回那个作为总体视野的“历史”，并回溯它产生的有限根源。虽然仍旧是用隐喻的方式去处理，多少轻巧些，但诗歌除了隐喻之外，那种粗蛮和原始生命力的写法，已经不适宜于这个太精致的、个人为中心的时代了吧？沉默如谜的写作仿佛接续了抗战时期写诗者的中国传统，又转圜地继承了1990年代轻盈眺宕的叙事策略，但这样的面貌，毕竟是在紧迫的时间线获得疏解和缓释后的语境下，写诗者处理历史的方法、态度和问题感，牵连着新的时代精神的诡谲变化，毕竟是非常不同了。仿佛我们的视野以回溯的方式被拉回到危险并充满苦楚和锋芒的历史极期，能获得一些后设的智慧，比当事者看得更清明一些，但毕竟不是这样的。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承认如此的写作不是西绪福斯式的？修辞的动机和反省的动机和时代感的动机杂糅在一块儿，谦逊、对话和自我矫饰的成分杂糅在一块儿……是难于评价的。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有一种空疏惝恍的内心实感，被彼此冲突而不相融合的外部声音夹缠包裹着艰难前进。碎片化的信息，时时刻刻预备着降临，作为生命的整体历史中一些突兀、闯入的杂音，构成一股强大的外部冲力。欲望的生产和不断洗牌，提醒着个人在时代中“千万不要落伍”的危险，频繁地拉大个人内心能够承受刺激的最大限度。太多的声音和话语附着在你的心上，竟至于在概念中生产概念，在徒劳的形式中生产徒劳，在写作上不知何处的悲哀。一个概念裹挟着它全部的概念的历史平铺在你的面前，新的也变成旧的，时代的风潮既是游戏也是认真的准备，有时你根本分不清两种态度之间的区别。边界的模糊和写作姿态上的游移暧昧，那种确定性的消失，是一种普遍的时代景观，但终究在修辞的长途上急急赶路，过于慌张也过于疲乏了，让人应接不暇、无力面对内心的鏖战。
有一天下班晚了，自己坐跨江的公共汽车回家去。站台在一条小河边，不远的地方有教堂。是黄昏的时候，天色渐暗了，等车人幅度自如地看着手机。天凉下来，南方的秋天开始显出它的威力。有一瞬间我很讶异，朦胧中听见稀稀落落的鸟叫，一团一团清晰起来。后来一大片鸟叫从小河边的树林子里传来，汇聚成声调不同的歌音。隔着一条中产社区的公路，它们变大，在近暮的蓝黑色的天空里打着迂曲的回旋。在城市中，我从未如此清晰地听见过鸟叫，从未在市区庞大、人工的傍晚如此近距离地想象过盛大的鸟群。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听过的鸟叫，发现每日在清晨六点醒来，或在阳光好的周末的八九点钟醒来，是能听见鸟叫的，并且不是一只，而是许多只鸟，在不同的树枝上共时地合唱。我不看手机屏幕上提示的多条信息，下床拉开窗帘。有年轻人起得很早在小区里遛狗，凉薄而干燥的空气里穿着短裤。有年轻人起早买回早餐，瑟缩着，把防风外套的连帽扣在头上。鸟声潺湲的清凉早上，一切秩序井然的小小时光里，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没有真的暗夜。真的没有暗夜吗？青年们很平安，很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