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教义、观点、
必然、原理、
规则和习性，都遗弃了我。
在一个文明的边缘，我赤裸着醒来，
对我而言，这个文明如此滑稽而难以理解。
后耶稣会学院，我曾在里面上课，
它的拱形墙壁，不再令我愉悦。
虽然我用拉丁语保存过几个句子。
河流穿过一片橡树与松树林。
我站在齐腰的草丛中，
呼吸着黄花野性的香味。
上面，白色的云。犹如平时，在我的街区，
大量白色的云。
1999年，于维利亚河边骑在鹅上的尼尔斯
（米沃什《以后》，
胡桑 译）
在漫长的历史沉思之后，米沃什的诗歌写作进入了萨义德所谓的“晚期风格”，一种圆融而开阔的诗歌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他晚年的诗是一种与现实、他人达成和解的诗，是一种超越的、寻求救赎的诗。在这些诗中，自我不断被确立又不断被摧毁，从而抵达开阔、宁静的境地。这首《以后》书写的就是一种自我无限松弛、寻求和解甚至遗忘自身的过程。其实，这种倾向从《礼物》（1971）开始就出现在米沃什的写作中了，那时候，他就写过这样的句子：“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西川译）如此宁静的语调在他此后的写作中越来越得到增强。一种遗忘的声音逐渐代替历史和记忆占据了米沃什的诗歌空间。米沃什“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这是他的一篇诗论的题目），反对简单地屈从于现代主义诗歌的某些原则：极端的主观化、语言游戏和虚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现代主义对内在梦想和语言潜力的开掘，他只是试图用历史经验抵消现代主义诗歌的过度轻盈。作为一名来自二十世纪“黑暗的中心”——波兰的当代诗人，米沃什的历史经验要求他的诗歌写作不能没有对记忆的责任和尊严，不能沦为下列浅薄的诗歌：“不能拯救世界或人民的／诗是什么？／官方谎言的共谋，／喉头即将被割的酒鬼之歌，／大二女生的读物。”（米沃什《献辞》，杜国清译）事实上，他是一名忠实于诗歌形式的诗人，因为只有诗歌形式的更新才能澄清混乱的现实。因为正如美国诗人、米沃什诗歌的英译者罗伯特·哈斯评论米沃什的时候所说：“他是20世纪最重要与最恐怖事件的目击者。同时，对于这些事件，他是创新兼反叛的思想者与触角。”
但是，随着诗歌写作的深入和人生来到了晚年，米沃什在记忆的责任之外，逐渐为诗歌增加了遗忘和宽恕的维度，他的诗进入了一个更为旷远的空间、一个更为虚静的秩序。此时，当诗人“在一个文明的边缘”“赤裸着醒来”，这个文明却变得“滑稽而难以理解”。过去执着过的一切“都遗弃了我”：“信念、教义、观点、必然、原理、规则和习性”，都变得不再重要。他开始游离于尘世的生活和生活的法则。甚至，他也不再执着于自己曾经视为历史使命的诗歌，他以一种淡然的语气谈论自己的写作：“虽然我用拉丁语保存过几个句子。”他开始将自己置身于那些微不足道的却透露着存在秘密的事物：橡树与松树林、草丛、黄花野性的香味、白云。
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中，米沃什曾借助拉格洛夫的“骑在鹅上的尼尔斯”的隐喻来表达诗人这一职业的双重视野：“与别人负有共同责任感”和“对距离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即记忆和遗忘之间矛盾。他通过一生的写作才完成了这种平衡，才能像骑在鹅上的尼尔斯那样“既飞行在大地上空从高处俯视大地，又能巨细无遗地观望它”。这一点提示我们，米沃什的晚年诗歌是建立在对记忆和责任的长期探索、追寻和持续表达的基础之上的，他的早年和晚年相当于两个砝码，它们一起作用才平衡住了历史的天平。换言之，我们只有将米沃什的诗歌视为一个完整的序列，才能真正理解《以后》这样的诗，不然，诗歌就会堕入一种盲目的与世无争，甚至一种空洞的虚构。在这首诗里，米沃什似乎在嘲弄“滑稽而难以理解”的文明，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诗人在《作家的自白》里的话：“通过改变文明，时间会不断解放人身上的新的灵魂和肉体。”米沃什的诗歌并不是封闭的，它总是向着未来开放，并试图更新我们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