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 译
要对卡尔·马克思进行思考或写点什么，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对晚近已经在民族国家取得政治上平等和合法参政权利的工人政党有着极大的影响。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无视在他故去后还没有延续到20个年头，他的影响力再度逐渐上升。20世纪20年代，这一广泛的影响从稍微有点落伍于时代的、严格定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扩大到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等所有领域。但是，近年来已经能频繁看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这并不是因为放弃了他的思想及其导入的方法，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已被过分权威化了，成了公式化的东西，因而人们也已经忘记了马克思思想的源头。与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困难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更是颇具学术性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工作如同如何处理尼采一样困难，或者说，即使没有达到处理尼采那样的难度，也至少有如同阐释克尔恺郭尔那么艰难的程度。赞成与反对马克思的学派斗争实在太激烈了，而且这种论争中产生的误解也实在太大了，甚至激烈到了搞不清楚在争论什么、涉及谁的那种地步。在讨论马克思的时候，难度更大。因为这种困难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被还原成政党之间的冲突的立场。赞成马克思的都被看成进步的，反对马克思的都被看成反动的。
围绕马克思的论争，不仅涉及政党政治，也不仅涉及国内政治，还涉及世界政治。但是，马克思的个人形象不仅以前所未有的频繁程度被人们引入政治舞台，而且，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无可争辩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他最初并不是参与实践的政治家，或职业政治思想家，却对一个大国的政治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在政治支配的全领域中占了那么高的比例。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据此，马克思的思想把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的诞生描绘成最好的政治统治，成为一个国家公式化了的目标，也成了全世界政治运动的公式化了的目标，使得政治活动按照哲学思考严密规定的方向发展——柏拉图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柏拉图在西西里僭主狄奥尼修斯的宫殿里没有实现的梦想，在马克思去世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影响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的礼赞，乃至那些被称做俄共（布）的知识分子的颂扬的双重作用，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而不是来自苏联自身产生的影响力。很明显，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传播了真实的马克思学说，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遮掩和隐灭了真实的马克思学说。真实的马克思是如何思考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政治思想的传统中居于何种地位？一旦要追问上述问题的话，面临这种质问，马克思就会遇到障碍，乃至完全达不到那种影响力了。但是，与所谓的黑格尔主义等一样，马克思主义与以一个思想家来命名什么事物、什么主义、某某思想，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流传，连并非马克思自身所有的东西都会受到赞赏或非难。在这几十年中，马克思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发明者”而受到高度赞扬，或引起极度愤慨，实际上，这并不是他的“发明”(阶级斗争作为既存的事实，不是被发明，而是被发现)。他不仅不是发明者，连发现者也算不上。近年来有人责怪由于马克思的影响，自由变得难以实现了，所以，有不少人企图摆脱由马克思这个名字带来的不吉利，开始忙于证明马克思也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比如竟然考证起阶级斗争这个概念的出典来，这是何等滑稽。人们发现，已经不需要追溯到18、19世纪的经济学家，也不需要追溯到17世纪的政治学家，他们只会想起，亚里士多德活着的时候，已经存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了。即亚里士多德已经看到：穷人的统治隐含着民主制度的本质；富人的统治包含了寡头制度的本质。而且还更加强调这样一点——人们放弃了到今天为止的把多数人的统治作为民主制、把少数人的统治作为寡头制的传统观念，主张即使穷人少于富人，属于少数，因为是穷人统治，所以仍然称做民主制；反之，即使富人人数比穷人多，只要处于统治地位，就被认为是寡头制度。把这两种政体作为基本概念用于阶级斗争论述的话，没有再比使用“阶级”这个词语更能够确切表达其政治正确性的方法了。而且，马克思的功绩并不在于把所谓阶级斗争的政治、经济的事实提升到历史领域。黑格尔在他之前，就从拿破仑·波拿巴那里发现“马上的世界精神”，那时候，阶级斗争已经登场了。
我们今天直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比围绕他的那种影响和优势的学生们的争论要深刻得多。这里不仅明摆着极权主义的一种统治形态可以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而且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硬批评中，把极权主义视为由马克思主义直接发展而来的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为严重的指责。这种指责，如同尼采、黑格尔、马丁·路德、柏拉图等人往往被指责为纳粹主义的祖先一样，也是很难简单否定的东西。虽然极权主义今天已经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其纳粹版本确实是与类似的各种潮流并行发展起来的。即使完全是别的类型的意识形态，因为这样的发展而搭上便车，也是事实。所以，布尔什维克的统治特别带有极权主义的特征，假如由此只是一味指责马克思，马克思就不该承担这样的责任。人们很容易提出这样的证明：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还包括以列宁主义为根据的解释，是由斯大林进一步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改造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这样的事实：马克思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非极权主义国家中的布尔什维克的极权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远比那些纳粹主义和被认为与之有关的先行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直接。在最近几年中，认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而把马克思看做极权主义统治之父的观点流行起来。即使在进行这种论证的人中问，几乎也没有人注意到，要让马克思担负起极权主义的责任的话，必须联系到西欧的传统，西欧的传统本身必然会归结成极权主义这样巨大的新的统治形态。如果要评价马克思的话，不能不涉及西欧思想的传统，批判马克思的很多新人自负的保守主义本身，与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见到的那种革命主义一样，也经常会陷入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少数注意到马克思思想源头、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开始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传统中特殊的潮流来阐释。他们想起了基督教中最古老的宗派，即把它比附为今天有时被叫做诺斯替教的宗派——西欧异端的传统潮流来阐释。但是，这样就把极权主义当成从西欧传统中直接产生出来的东西了。然而，这种从西欧直承的传统能产生的破坏力是有限度的，所以，这种阐释的尝试不得不陷于失败。所谓的乌托邦让位于以下的世界，如果不认为能够拿地上的尺度来测量、判断地上的东西的话，那就如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循环论证那样，马克思的思想也不能限定在“内在论”里进行评价了。马克思的源头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深远。我可以揭示这样的结果：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
从而，上述曲解的错误，既不在于马克思被人轻率地攻击，也不在于他的学说及其提出的问题被轻率地表达。假如是后者，那么如同在后面将见到的那样，马克思正是最早发现产业革命中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人。因此歪曲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处理当今日益紧迫的问题所需要的重要素材和帮助，这种极端恶化的事态毫无变化。它并不像纳粹的种族主义那样，是自己随便制造、宣称的东西。可以追寻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真正源头：很明显，它源自西欧政治思想的传统。这一点就是问题的深度所在。只有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将（西欧）传统与极权主义的统治形态连接起来的中介物，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要从西欧传统血脉中直接推导出极权主义的许多尝试，即使不是徒有其表，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它们往往一边粗率地表面上放弃了马克思的名字，一边在无意识中接受其学说带来的东西。与此相反，在认真讨论本来的马克思的时候，就孕育着两个不同方向的危险：一个是即使暂且不论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和用词的艰深，也必定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种种潮流产生疑问；另一个是不得不讨论马克思自己也继承并与之斗争的、我们自身传统孕育出来的各种问题。换言之，如果要讨论马克思的话，不仅要讨论产业革命，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讨论18世纪政治革命以后的时代存在的、能涉及的近代世界的传统思想。而且，还有两个与世界上狭义的政治事件相对独立的、这个时代给近代人带来的新的主要问题，那就是劳动问题与历史问题。马克思著作的意义，既不在于其经济理论，也不在于有关革命的论述，他热衷于这两个新的主要难题。
首先我们来看劳动！在我们的历史中，当政治上的平等扩大到工人阶级的时候，传统的政治范畴绝对没有预想到这样的状况。也许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的继承断绝了。至少马克思是把握住这样的事实，感觉到没有世界的根本变革，工人阶级便不可能解放。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思想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同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主要并非在于马克思自己考虑的所谓非科学，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看做无权利、贫困的群体，把为了他们的解放的斗争看做为了社会正义的斗争。基督教自古以来对邻人之爱的信念逐渐发展成社会正义的激进的理念，在仅仅是被作为使得贫乏的各种形态偃旗息鼓的预防手段的时代，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但是，尽管如此，它不适用于社会群体，只是可能对个人发生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它都“落后于时代”。马克思所持观点：首先，在近代社会，劳动本身遭遇决定性的变化；其次，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从而，第三，劳动不仅是所有的社会价值的源泉，而且所有的人类，无论阶级出身，都面临迟早必然成为无产阶级的命运，不适应这样的社会变化过程的人，就被社会视为寄生虫。换言之，当工人阶级刚取得这样那样的权利的时候，马克思已经预言这样的时代的到来：不是根据阶级，而是根据与阶级对应的阶级意识及其在整个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宣告不是工人阶级的人就不具有任何权利、甚至不具有生存下去的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这个过程的最终归结当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的职业全部被废除，而是意味着把所有人类的活动，修正、解释为劳动的活动。
其次，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因为历史进入人类思考的领域成为绝对的东西的时候，或许也就可以说几乎是到了传统的继承断绝了的地步了。首先踏出这一步的，实际上不是马克思，而是黑格尔。黑格尔的哲学，从整体上来说是历史哲学，他所有的哲学思想和其他的思想都在历史中消解。甚至黑格尔的逻辑也被历史化。而且，在达尔文的进化观念使得自然也被历史化了之后，可以看到，能够抵抗对历史观念进行的激烈攻击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了。从这样的精神状况中，马克思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企图极其贴切地也是完整地废黜历史的尝试。要谈起历史，在故事的意味上就是，当其终结的时候，也就是开始明了的时候。从而，在黑格尔的思想里，终结只能是与真理相同的。在他那里的真理，是所有东西终结了的时候，或者是接近终结的时候，才能开始得到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学习真理。黑格尔就哲学一般的论述，犹如哲学跳跃到黄昏那个时点上，但是，那只适合论述历史哲学。即这种观点适合论述历史，与历史学家的观点吻合。黑格尔能够这样大胆地叙说这种学说，不用说，是因为他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思维的发端，也就是说，希腊哲学是与城邦国家消亡、希腊历史光荣终结一起开始的。今天我们与其说是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作为希腊哲学思想的起点，倒不如说是作为终结来看待的。希腊哲学思想的起点，是在城邦国家达到全盛时期，或者说正要达到全盛时期的时候。但是，即使是这样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实依然是西欧哲学传统的创始人。而且，他们的创举，与希腊哲学思维的起源是不同的，不仅是政治的东西全部终结时的产物，而且正是以下问题出现时的产物。所谓的问题就是：若要在城邦里生活下去，怎样才可能置身于政治之外？而且这个问题马上就能够置换为与我们当今时代惊人相应的问题，即：是否能不在城邦里生活，在非政治的状态（apolity）里生活?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否能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中生活?换言之，我们以人生为代价来获得真理。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人生不一定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样，从这种将所有的知性范畴历史化、将人生与真理对立起来的思维中，可以看到所有人生与精神对立的、各种各样的近代思维形态的源头。这在尼采的思想中特别明显。
出现于18世纪末、在19世纪被完整提出的各种问题中，劳动问题是与政治的侧面对应的问题，历史问题是与知性问题相对应的。这些问题以后逐渐变得更加尖锐起来，要在理论上给一个定论，慢慢地变得困难起来了。我们只要还生活在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的时代，那么我们今天依然与马克思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今天马克思仍旧对世界几乎所有的领域有着巨大影响的现实，就是一个明证。但是，这只在观察20世纪发生的各个事件的时候，是个例外。20世纪发生的各个事件，带来了极权主义统治这样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在历史延续的意义上，传统遭到了断裂。这种崩溃造成了按照传统的思维范畴不能理解的、史无前例的制度和政策的诞生。而且，根据这样的制度与政策形成的“犯罪”，是既不能依据传统的道德规范加以制裁，也不能根据所谓“汝勿能杀生”那种既存的法律，在已有的文明的法的框架里进行惩罚的。
这一区分，只能看做是学术上的一种区分。确实，当我们的关注都转向对危机进行分析的时候，不少持这样的危机伴随着整个传统的崩溃而来的观点的学者，都会作这样的尝试：企图在公元前4世纪至19世纪的历史中的某一时期找到类似危机的源头。可是，相对于这些理论，要强调的是，我是把极权主义的起源看做这样的事件：它不只是涉及少数人的思想、特定的民族与社会群体的命运，而是把所有人的生活纳入这样的体制之中，至少是实际上卷入了其政治体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崭新的统治。因为这个改变了地球上所有的政治条件与政治关系的事件，修复其他所有传统的断裂开始变得不可能了。那以后，我们的传统的断裂成了既成事实。它作为事件，任何个人要在事前对它观察、思考已经是不可能了，也不可能进行预测、作出预先安排。我们对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能光从过去知性的、物质上的原因来进行推论了，所以只能在照亮自身、自身过去的事件本身发光的地方反映出那些原因。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又已经与马克思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又具有新的意义。马克思在以往的大思想家中独一无二，他不仅使得我们去关注今天还没有能摆脱的那种困境，而且也是被极权主义这个新的统治形态所利用，或者可以说被恶用的人物。也可以这么说，他为我们提供了能回归传统的可靠的足迹。因为马克思还是留下了坚实的足迹(比如他反抗、颠覆传统，从停留在优先理论阐释的思考中解脱出来，迈入了历史的、政治的活动之中)，所以，尽管不得不把极权主义诞生作为20世纪最核心的事件，传统的崩溃也已既成事实，我们还是对与这不一样的、在传统及其本身概念框架里没有的新的事实抱有一点关注。因此，马克思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就成为我们能否顺利地将西欧传统继承下去的试金石。比如，假定它也是以传统道德的、法的理论及活动为基准的，假定它也是与各种政治制度、组织一起激烈地崩溃之前的东西，那么，马克思今天还在我们的世界上广泛地存在，正证明了他的伟大。又如，即使他确实没有制造出产生极权主义的要素，只是被(极权主义)利用而已，也显示了其思想的现代性。与此同时，也显示了其思想的失败。马克思生活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他的伟大在于指出并把握了变化中的核心。我们被置于对这种变化带来的事态、结果——是什么发生了变化——难以忘怀的危险之中。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成了主要特性的世界里。
为了理解劳动的解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马克思赋予作为所有人类营生中心的劳动高贵地位的那种观点的政治重要性，首先，要涉及劳动和工作的区别。或是这个区别本来就不是十分明确；或是在整个传统中，它虽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但是到了晚近，由于出现了马克思的学说而变得模糊起来了。
最初向传统发起挑战的是黑格尔，他把世界解释为是变化着的，是随着历史的运动而变化着的。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自己向传统的挑战，这个命题是从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的许多结论中引申出来的一个。我们似乎看到马克思在说：最近哲学家们不断把世界作为自我发展的东西来理解，现在超越了这种认识，看，现在我们正把这个过程掌握在手中，不是按照我们的传统改变着世界吗？马克思在传统的基础上，经常把哲学传统当成代表整个人类生存下去的阶级最终继承了的东西来理解。对马克思自身来说，意味着这样的问题：不可抗拒的历史运动哪一天停止？最后决定性的变革是否到来？——历史的变化完全受世界外部支配。马克思学说的这个侧面，即随着作为历史原动力的阶级斗争的结束，阶级社会也就终止了（历史终结的学说），常常被人们归结为具有乌托邦要素，实际上，这一观点正显示出马克思在这最根本的地方，比黑格尔更加为传统所束缚。马克思学说中革命的要素，只是表面地包含在他那通过革命导致历史终结的展望之中。马克思所展望的由终结带来的结果，却与希腊城邦国家的理想生活惊人地一致。马克思学说真正反传统的倒是一个未曾有的侧面，即对劳动的赞美。它却是自从哲学发轫以来经常遭到蔑视的，被认为没有必要特意去理解、解释那不中用的人及其营生活动（activity），也没有必要重新评价被轻视的工人阶级和劳动。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今天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极大，也是因为这个事实，而且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在一定程度上为极权主义统治发挥作用。从成立之日起，以代表工农利益自许的苏维埃联邦，就剥夺了国内的工人在自由世界可以享有的一切权利。即使现实如此，它的意识形态还是主要为了工人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劳动保持着与其他所有的人类营生有区别的、自己与他人都承认的、具有唯一特征的最高“价值”。进一步说，一方面，在这种意义上，苏联社会逐渐转化成工人社会的倾向，不过是我们自己社会的最激进的一种形态；另一方面，这种统治方法，在政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政治思想史上也是未知的，经常被人称做奴隶社会的方法，也未必是一种错误的称呼。尽管这种称呼在表示极权主义统治的非功利主义性质时是不合适的，但是，它确切地显示了服从本身是极权主义的特征。当最低限度保障奴隶生活的功利主义动机已经成为不妥当的时候，这种服从会很明显地越来越恶化下去。但是，至少在西欧社会，奴隶制度未曾成为过一种统治形态，奴隶制度没有被包括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领域里面，只要不是奴隶，不是在僭主的统治下，平常都能参与政治生活。然而，即使在僭主统治下，私人生活领域也被视为不可侵犯，也能保障其拥有奴隶不能享受的自由。问题是对政治产生这么大影响的马克思自己是否真正关心这样的政治?事实上，他对劳动的阐释和赞美，只是对发展着的事态的一种事后的追认；阐释和赞美本身却把所有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了，而且必定是要颠倒过来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历史上最初提出包括最下层工人在内的、对所有人的平等要求，不是他学说中最具决定性的东西；结果，那以后，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做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公共、政治领域里的事实，才是他学说的重要部分。这里所说的不是生活的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整体经常是属于公共关心的事务。但是，经济领域仅仅是劳动领域极小的一部分。劳动比哪种经济都要先行，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在共同生活的人们为了保证必需品、奢侈品的交换而组织起来的尝试开始之前，劳动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即使群体组织发展到最高水准，劳动还是必不可少的。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劳动是第一元次的营生的劳动。它把人生作为一种苦难，在奥林匹斯诸神生活的悠闲、远离人生的意义上，经常被认为是诅咒的对象。人生缺乏悠闲，就意味着人生必须从属于原始的第一元次的劳动，受到强制而不能自由。我们感觉到第一元次的强制，会感到无奈，又有难以抑制的冲动。这种不得不被第一元次强制束缚的人，根据我们传统的定义，是不自由的，是被看做不能发挥作为自由市民作用的人。为他人做这些事情的人、把生活的必需作为“自由”的人被称为奴隶。在文明社会里，由于有了所谓劳动的营生，我们就能消费公共领域里可以自由处置的东西。作为自然的代谢的劳动，首先，它的第一个意义不是其生产性，而是消费的性质，也就是劳动是必然的。比如，无论什么生产性都不会给公共社会带来任何附加的东西，即使这样，劳动依然被看做是必要的。一切的生活营生在我们生活的意义上是相互联系的，在生物学领域里这样的联系正是劳动经常被看做有价值的东西的原因，也是人的生活被看做属于动物功能的原因，也正因如此，在严格的意义上，劳动被看做私人的事情。公共的、政治的生活就是在这种私人领域结束的地方开始的。
换言之，共同的世界是能超越这种必要、超越了自然及其代谢活动的人们之间形成的世界。古希腊意义上的政治以多元的形态，延续了将近3000年，本来也是与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开始的。众所周知，只是由于存在奴隶制度，这才变得可能。奴隶制度不是希腊政治的一部分，参与政治（politeuein）是希腊人实现市民个人生活活动的一个条件。这条件是以对奴隶的统治为基础的。但是，这里是与作为统治者的人不能分割的。对希腊人来说，对奴隶的统治，只是政治的“前政治”的条件。可是，这样的政治形态，随着希腊城邦的衰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希腊哲学也登场了。而且，这样的希腊哲学至今依然保持着它的权威。哲学家们的怀疑和贬低，关联到参与政治的活动本身，并不涉及这种活动赖以成立的基础。取代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必需中解放出来的可能的政治参与的，是登场的哲学（phliosophein）理想。自那以后，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直接侵蚀了政治领域，作为生活必需的不再是政治的参与，哲学却成了前提条件。而且，那以后，这种统治必须产生出需求多样的、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条件也被叫做政治了。无论在哪种场合，包括参与政治在内的最初的经验，作为传统几乎丧失殆尽。劳动是作为为了实现工人阶级政治平等的劳动营生而受到赞美的，具有了双重意义，所以，劳动的解放也意味着其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因此，在以劳动为核心活动的政治领域里几乎都有语义矛盾。马克思在把劳动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的时候，从传统来看，他并不是把自由的人、却是把强制的人作为人类来论说的。当进一步说到统治他人的人也是不自由的时候，他一边约定所有的人都拥有自由，一边否定所有人拥有的自由。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他的自相矛盾，还可以看到我们人类条件的基础中，原本就遭受自然强制的自由——立足于这一基点上的自由的意义本身，也被他颠倒过来考察了。
认为马克思对工人的平等、劳动活动的赞美具有那么大的革命的重要性，与西欧传统对待劳动的传统态度、纯粹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对待生命的态度，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由于马克思自己的关于劳动的定义，作为自然的人类代谢活动的劳动的重要性，比以往都更加得到强化而被强调。工人并不甘心被自由的人统治而成为只是谋取生活必需品的奴隶，从心理学来看，也是因为他们是追求哲学精神（(philopsychia）而热爱生活的人。所谓哲学精神，其实也是从自由人中甄别奴隶的要素。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开初的时代，为了永远留下伟大的名声奉献出短暂人生的英雄阿喀琉斯就是这样的自由人。4世纪后，也出现过为了思考永恒真理而奉献一生的哲学家；中世纪也有为了拯救人的灵魂奉献一生的哲学家。在所有的历史阶段，劳动都是不具有任何威严的活动，连政治活动所限定的价值也没有。在由自由人组成政治领域的基础上，劳动不能不停留在政治的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