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从读一首题为《当我们开始》的短诗开始，深入到张尔的其他诗篇中去。我将《当我们开始》看作诗人张尔对“诗歌”的某种观察，这种观察的角度极其刁钻，眼光无疑显得犀利，犹如手术刀伸向病灶时的冷酷和准确：“将她描写进实验室，将她的鼻子一分为二/大脑装上人造芯片，继而关闭她的耳朵”。一副实验解剖的情景首先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动了嗅觉、幻觉和听觉器官的手术，这使我们在生理上感觉到了强烈的不适；“这时，她自身的逻辑性使她/迎合了某种客观，因此获得肯定。”“自身的逻辑性”，也就是说，“诗歌”的“自身的逻辑性”在此显现，问题是，迎合了什么样的客观才能获得肯定？这首诗在这一节是思辨的，大概是暗示了人们倾向于忽略诗歌是精神的产物，这在某种语境里符合诗歌自身的反逻辑的逻辑性；“她缩起身子，缩成一条小花蛇/小小的扭动令它能迅速逃开”，这条缩起身子的小花蛇或许是冯至的“寂寞”，也可能是邵洵美意淫的“女人半松的裤带”，因疼痛而滑稽逃开，这种逃开指向了某种反讽；“那她离开时究竟发出了怎样的声音”，克制的、所问即所答的语气，我的看法是，没有声音，只有厄运。
这是一首精致的只有八行的关于此在和在此的神秘关系表达，关于“逃遁”的诗篇，“逃遁”的这条“小花蛇”既可以代表笛卡尔的“沉思”， 也可以代表海德格尔的“存在”。当然，还可以把它视作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或恶作剧。我将这首诗作为引子，试图在此讨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诗歌和诗人、诗歌和读者的紧张关系。《古兰经》认为诗人是危险人物，体面的人应该远离诗歌。而柏拉图似乎更不近人情，他干脆在《理想国》里要限制所有诗人的存在，因为他认为诗人是谎言制造者。柏拉图对诗人的担心在于他认为诗人具有一种煽动性品质，这种无益的方式煽动了读者的“欲望、愤怒、以及其他感情，渴望、痛苦、欢乐等。”他以一个教育家的口吻说诗歌应该“歌颂神明和赞美好人”。 看来诗歌这个古老的行当和操持它的人的确令人生疑。但诗人需要为诗歌辩护，雪莱宣称“诗人是世界上没有被确认的立法者”。乔治·奥朋后来进一步修正为 “诗人是没有被确认的世界上的立法者。”不过，如奥登在悼济慈的挽歌写到的：“诗歌不能造就任何事情。”诗歌又是无用的，也是无力的，这难道暗合了一种诗人才能独享厄运的谶语？诗歌遭遇了巨大的正面压力，但诗人提供了对压力的抵抗态度，继承了波德莱尔的精神衣钵，我想举例说明张尔为诗歌的厄运辩护。
如果还能翻看张尔之前的那些断断续续的文字，你会突然惊讶张尔的诗写一瞬间变成了庞杂的合唱，又像剧场里的道白，这样的句式在孙甘露的小说和西川的篇什里已经演练过多遍，张弛有度的散文化倾向，荒谬，或者是一则如卡夫卡式的隐秘的寓言。表面上看，张尔的诗写如《病情》、《宿命》、《逃遁》、《厄运》、《答无人问，关于诗或一首诗》是对炫技的孙甘露和空洞的西川的有限度的仿效，但你不能不说张尔更孤独，更隐忍，更节制，不让诗性精神在流水般句子的快感中陡然流失——《病情》是关于“诗歌”内在真相的解剖，有着阴冷的氛围，但诗写从容不迫，甚至高昂着淋漓透彻的声调，一如里尔克的精湛；其意象冷峻而深刻，力度堪比曼德里斯塔姆。但他终将变成了凶狠的卡夫卡，“他将自己确定成一位精神病人，”《病情》的基调就这样被定了下来，或如“饥饿艺术家”，或如“煤桶骑士”，或如“萨姆沙”， 或如存在主义的K；在象征的向度上，“他”如萨姆沙先生变形后的清醒，也如最终押赴刑场的K，但“他能从容接受时间对他的全部误判。”事实上在这首诗中，象征无疑显得次要，《病情》隐含了巨大的道德谴责力量——毋宁将“他”视作诗人，寓言和噩梦汇成了生活的部分，并不是被误诊产生的不安全感，而是反讽。张尔擅长的就是这个，作为病情的叙述着，他的叙述对象就是“叙述”，幽独行文在不经意之间，张尔写下的只是一个生活的片断，居然是喜剧性的，有点尴尬，或者更多的是秘密。
“当我死死地握住苹果时，我不由地正视那只鸟儿。”一只苹果的厄运和一只鸟的厄运有什么关系？在《厄运》一章里，张尔丢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追求不朽总是徒劳的，苹果选择了追求不朽；但鸟消弭于虚无。这里的主角似乎隐喻了操练永生的但丁和堕入虚无的卡夫卡，自语式的策略性构思，穿肠而过的预言诗句子，带着强烈的蔑视死亡的风度。“苹果的身上开始有一块指甲片大小的肉在糜烂，慢慢渗向周围。那种糜烂的颜色更像一个人身上长出的脓疮之色。有些瘀化的伤口是无法包扎的，你不可能对一只苹果进行包扎。”诗歌在这里被定义为描述经验的语言，事物总是适时呈现出了某些不祥的征兆和迹象，苹果和一只鸟的厄运确认了这种残忍的辩证关系，“温暖的鸟巢被人用水果刀无情拆散，馅饼赋予了一位来自疯人院的女医生妄自解剖的权力。”
《逃遁》一章我看完全可以插入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说那口吻是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的夸张描述也未尝不可；或者说，《逃遁》里的那座“没有运河的城市”即使经由坡的细致观察也无非那么斑驳。或者如孙甘露笔下的信使将要到达的耳语城，那些收敛不住的句子肆意流动着，像是在搜寻着什么奇珍异宝和奇闻轶事，然后如本雅明描述的那个拾垃圾者一样归类整理，加上某种晦涩的记号。史蒂文斯在《橡树下的单人纸牌游戏》一诗中似乎肯定了这一线索，“坚持如真相。这是一种遁逃/逃往原理，逃往沉思。”这完全是一个关于记忆的文本，带着它的模糊叙述和神秘主义倾向，《逃遁》里佐证说，“关于记忆，我们一时也无暇辨认，关于现在，那正经历着的，无论苦难或是阴影，请允许我们共同遵守黑匣子的誓言。”
《宿命》却果然带着宿命永恒的意味。存在的宿命让我们和动物奇迹般区别开来，无论吁请还是悲啼，声音抑或形象，诗歌的语言使宿命感顿显精确和具体，“而神秘从来不需要被验证，宇宙间，万物短暂的生命已来不及进入下一段命运的轮回。”《宿命》的玄学色彩是明亮的，它谶纬了一个臆想的空间，“两座相邻的旧居，生来只为机缘洞开，那走失的过去，恰巧止住了时光的红阀门。”无论《病情》、《厄运》、《逃遁》、《宿命》，还是张尔的其他诗章，均委身于《答无人问，关于诗或一首诗》的答非所问法则里，诗歌俨然转化成了关于讨论“诗歌”的随笔，札记，眉批和洞见，我们看到了诗人张尔对于“诗歌”的冥想和雄辩，他将“诗歌”置于书房这个充满了黑暗的黑洞之中，这个黑洞不仅幽深，窥不见底，而且充满了猜测和反驳，诗人耽于梦幻，忽然间黑洞敞开，犀利的汉语之光穿透了喧嚣，他不由感到“那时我暗自窃喜，仿佛水落石出。”诗歌似乎一下子由神秘的洋葱头层层盘剥出了真相，不是简明通俗了，而是更加复杂难懂了——《答无人问，关于诗或一首诗》显然已经不适合逐字逐句的联系上下文关系细读了，和《病情》、《厄运》、《逃遁》、《宿命》一样。离奇的阅读恍如一个不明事物，诗人则更加孤独，并且在孤独的迷宫里，“我依然写诗，坚持着与不明事物的雄辩与搏斗！”
上面提到的诗篇，让我们奇怪的不止在一个地方看到了卡夫卡、博尔赫斯、孙甘露和残雪的诡异影子，也使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了张尔对这些影子的偏离，也就是说，张尔对诗歌形式偏离的愈是危险，则表明了他汇入诗歌精神的丰富性愈加明显。一个修辞的张尔，紧张抑或松弛的张尔，仪式化的张尔，邀请了有限读者猜谜的张尔，为“诗歌”（其实是灵魂）厄运辩护的张尔，我们被卷入了他的玄思世界之中。张尔的辩护铁证了一首忠于内心的诗是如何发生的：它朝向永生，提醒众生，技艺和阅读的快感被唤醒。如此，虽诚如陈超为西川的感慨，“为诗之道，深且险矣。但，我们屡屡罹患疾病，仍然要乞灵于这些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