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祥 译
一座建筑物的正面展现。相当宽，不是太高。有许多窗户，许多门，可是却像一位盲人。因为它不看参观者，它不期待他的目光。它想做什么呢？很少事可做。我们设想外面很热。院子被围墙和建筑物封得严严实实。一棵普通的大树、柳树、栗树、椴树，几棵紧挨着的松树。鸽子、燕子。孩子抬头望。我们设想时间是晚7点。厨房的桌上，刚刚摆上了奶，一小篮儿鸡蛋、一只剥了皮的兔子。然后是简单的饭食（fruges）一样一样地上齐：乳品、新鲜酸奶、锅菜、叠层菜。男人们回来了。一杯杯的鲜葡萄酒。人们将大面包切开。人们开始吃晚饭。谁站起来端菜倒酒呢？共同的时间，共同的意义，共同的地点。这就是房舍（domus，最早的意思是“房舍”，后来有了“上帝之家”即“大教堂”等意思）的意义，房舍所表现的意义，也是我在此所说的普遍意义。
茅屋和城堡中的公共场所是不同的。但它们都炫耀房子的正面。在大庄园中，主人的住处远离公共场所。在牧场和田野上，畜栏和消闲场所就在住房的正面。消闲与劳作分享时空和躯体。这种分享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来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然而实际上，无论在始建时是大是小，是分是合，房舍和地产都是为家庭服务的。它是区域中的一块，是一个单子。是自然体制下的一种空间、时间和人群社团模式。一种精神的、感觉的和记忆的状态，这种状态局限于其疆界内，但宇宙在其中呈现。这就是面（façade）的秘密，也是面显示效力的秘密。简单的饭食是通过自然并从自然中得到的。它们自生自灭，又根据被称为节俭朴素的对自然本身的尊重和自然规律而顽强地再生。主日（Alla domenica），房舍感谢有地点和时间者，为将有地点和时间者请愿，房舍的时间体制是节奏或韵律。
家庭言语服从于节奏。人们讲述：一代代人、环境、季节，以及智慧和狂热。故事使开头和结尾都合韵，使中断的故事愈合。房舍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位有其名，在故事中有其所属段落。他的出生和死亡被纳入和将被纳入自然物和灵魂自身的范围中。人是要依赖于上帝即自然的。人们只为不熟悉的和很熟悉的增长（phusis）意愿服务，只投人为这种推动活性物质增、减、再增之推动（phuein）的服务中。这种服务就叫做耕作。（有时抱着获利——使本领域获得增长——的令人怀疑的渴望？人们这样自问。有节奏的智慧对同义迭用[pleonexia]、对无循环的增长和没有间歇的叙事表示反对）。
女仆（Ancilla）一词是由ambi和colere组合成的（ambi-cilla），就是围着什么转的人，也是耕种（colere）一词的古老含义，即细心照顾的意思。所以文明一词的含义是双重的：即对诸神的崇拜，但诸神也耕作其所在地，他们细心地照顾它，精心培育它，就像女仆保护女主人。因为服务就是看护。当她站起来添莱倒酒时，就像是自然之神一边满意地絮叨，一边培育房舍。家庭空间的贮存相互循环，持续地相互循环。服务是自发的，是在没有任何契约的情况下完成的。是自然的义务和权利使然。我很难相信这样的生活会是莫斯（Mauss）所谓的“原始交换形式”。
这是一个劳作的共同体。它不停地劳作。它本身就是其劳作的作品。这些劳作一边运作一边构成自我和习俗。孩子也是这样形成的作品之一；孩子是第一个，第一个成果（the offspring），他又会带来成果。在家庭节奏中，孩子就是时刻，就是悬念的继续，就是萌芽。孩子是其将会是，他是惊讶，是重新续上的叙事。他不会说话（infans），他将呀呀学语，他将会说话，他将会叙述，他会结束叙述，他将被叙述，他将会曾经被叙述。共同的作品是房舍本身，也就是说是共同体本身。它是一种重复家庭化的作品。习俗驯化时间，也驯化附带事件和偶然事件的时间，它还驯化不确定的附近地带的空间。记忆不仅被录入叙事中，而且也被录入动作中，录入身体举止中。叙事和动作一样，与动作、地名和其它专有名词相关。历史只是在自己讲述自己。历史就是正在给房舍带来荣誉的语言，也是正在为语言服务的房舍。躯体体息时，言语就在客厅里、田野上、树林中替代它们。很富有时如此，贫穷时亦如此。过去的东西反复实施就定形，即是说止步不前，就麻痹，就成为传奇。房舍就是这种反复的时空形式。
排斥不是家庭单子的本质。在贫穷的年代，孤独的游人在餐桌旁有一席之地，无论他表露他的情感，他的才能，还是讲述他的经历，人们部会为他而站起来。短暂的寂静，天使飞过。要谨慎。这是一位使者吗？接着，人们会将它装入记忆，将它驯化。
牧歌般的图景。牧歌般的（Boukalein）的意思不仅仅是说人们牧牛羊。而且也牧人类。服务，这是一种注意。然而房舍只有从外面，从远处，从城市看房舍才有牧歌般的优美。城市用了许多世纪和许多千年蚕食丁房舍和它的共同体。政治的、帝国的和共和国的城市，后来的经济商业中心，今天耸悬在大地上的大都市。它将压缩，抑制人们复归家庭（res domesticas），将人们推向旅游和度假。它只认识住宅，它压制家长，它把家长权（domini）压制成平等的公民性，压制成受雇佣者。压制成一份债单和文字的、机械的和电子的公用档案。它丈量登记各种领地，打乱它们的秩序。它打碎自然之神，破坏它的归途，不给它接纳祭品和享受优待的时间。另样的时空调谐占领了自然之神的位置。从此，牧歌体制被视为伤感的遗迹。北方人眼中的热带愁情。
不远处传来颇具韵味的声音，分不清是牲口栏里的牛羊叫，还是空灵的寂静中灰林鹗的咕哒声;这时维纳斯星开始在太阳的余晖中闪现，桤木树枝被成福地抛进火炉，发出哗哗剥剥的响声;门口摆着木屐，谈话内容是对面的山岗，胡蜂在甜瓜地里转悠，秋收的田野上传来吆喝耕牛的声音，醉醺醺的雨燕一只接一只停在黄昏中的屋顶。各种声音带着不同香味，有微甜的酸味，烟熏味、淡淡的煮干菜豆味，呛人的牛粪味，热烘烘的麦秸发酵味儿，这些声音和味道相互淹没，相互串味。在有形的房舍中，上面所述之低等感觉是受到尊敬的。
我所说的家庭共同体并不能被理解为我在人类世界大都市化问题上所说的，维吉尔死后的和房舍末日之后的都市。用布登勃洛克（Buddenbrock）的话来说，现在应该赢得时间、空间，超越和战胜时间及空间，赢得生命。于是事物的、人类的和权力的规则就专横地在人类中间形成，在不为自然服务的情况下根据尽量多地获取的普遍交换原则……“实用主义的”忙碌驱散了古老的家庭单子，细心地进行匿名记忆或存档。非任何个人的，无传承的、无叙述的、无节奏的记忆。记忆受理性原则控制。理性原则蔑视传统；在理性记忆中，每人都尽量寻找并将发现足够的信息以便能够生活，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马克思说，个性产生于南锡学派所谓的自由特性的扩散中。所有的屋面仍然屹立着，因为人们保存了它们，证明已不在的老风俗(ethos)。这些屋面被电信化的扩散撕裂。屋面被界面苦苦相逼。
今天，人们非常明白这些，并为之而厌恶气馁。这种新石器时代式家庭生活的缓慢退隐。人们知道应该将它称作总体存在的时空体制革命。无疑不难指出，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格式塔反而自认为源自某种家庭式服务理念的保存。这种理念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诱促了渗人荷尔德林诗歌（Dichtung）的动机，而且还诱促了服务递减的动机（在思想、战争和劳作方面），正如杜麦兹尔在《就职演说》中所发挥的那样。我们由此可以认识到，我们为房舍的伤感与房舍的丧失多么地相关。我们知道，甚至像古希腊悲剧这样的谜，我们都应该用非控制（de-domination）和非驯化（de-domestication）的对格（grille）方式为其解码。新的法则，即城邦的（polis）法则及其权利的法则，即正义女神（Themis）对祖先本性（genos）进行驯化调节。但人们并没有因有了这种悲剧而承担历史一社会欠债。我们的距离、我们的反驯化暴力需要在房舍的图画中辨认出另一种场景。
在那种场景中，那个竭力服务的女仆是不纯的，服务是令人怀疑的，具讽刺意味的。共同作品受到灾祸的纠缠。崇敬是假装的，好客是专横的，普遍意义受到她内在狂放的萦绕。在统治中，某些东西是不可驯化的，它是能够破坏史诗的。家庭单子被撕开，历史和纷争被塞进去，被弄得神秘兮兮的。暴力用难以解释的不公正、对好意的拒绝、谎言、令人难以忍受的利诱、偷窃和淫欲将家庭单子弄得四分五裂。弗洛伊德通过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使我们重新读到古希腊房屋悲剧图画中半明半暗的狂暴。哲学家们用爱、和解、包罗万象的总体存在来打扮自然之神慷慨的合目的性，每件事物都有其位置，它的房舍就是其朴实的外形，预料中的生与高尚的死。这一切都被邪恶破坏殆尽。这是一种甚至尚未做出的邪恶，是邪恶前的邪恶，是比体验到的痛苦更古老又更新的苦难，是一种总是鲜活的苦难。在房舍的最深处藏着一种反自然的嘈杂声和宿怨（stasis）及纷争（seditio）的威胁。父亲、母亲、孩子、勤快的女仆、侄女、老仆人、牧人、农夫、园丁、厨娘、所有朴实的外形、畜栏中无花果树下，秘密的小走廊，谷仓，银箱，——一切都是猥亵罪恶的主题。房舍中的某种东西不喜欢牧歌。
某种不喜欢记录和复现的东西并不是自我。相反，自我愿意从其在家庭霸权的地位中获得它那份记忆，自构或重构它在时空及叙事中的地位。儿子将会变成君主（dominus），女儿将会作为女王（domina）；至于仆人，当然也会在某地变成主人。只要是这样，也就是说，只要有了自我的事务和忙碌、双重性、犹豫和矛盾、小伎俩和小阴谋、家庭性质就仍然未被触动。它通过情节继续其目的。它可以恢复。它将恢复。它将把这录入其记忆，在审慎和保存中录入一个章节。可是余下的呢？在牺牲、供奉和接纳中尚未被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如挥霍浪费、吊儿浪当、狂暴等，该怎么办呢？这不是家庭组织的成员，它被排除出了家庭的核心。
不像城邦、不像共和国，基至不像松散的，由被许可的利益和思想社团构成的所谓当代社会，——很奇怪，房舍不像这些多样集合政体中的任何一种——房舍有机会显现为不可驯化。好像培育了房舍的自然之神有着双重面孔，一个反上帝，另一个反自然，一心要使牧歌站不住脚。我说的这种暴行超过了一般的战争和经济社会危机。相反，无论其广泛性和原因是怎样的，危机和战争都只在它们家庭的呼吸窒息状况刺激下才会爆发出来。所有的房舍既然被摧毁已久，就只须让一个领地或一篇失落的寓言（一个共同的生命空间、一个纯粹同源的神话）记忆活跃起来，为的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共同体得以显示并滑稽地模仿氏族和受到嘲弄的房舍。于是，冲突和危机便转化为宿怨和纷争，好像它们影响着人们以为已过时的家庭特性。过去包藏在房舍中的未被控制、未驯化的东西在政治和经济人（homo politicus et economicus）身上爆发出来，但这是在古老的服务（Dienst）神盾的保护下爆发的。人们可能会说，可分享的物质应该被浓缩到驯化程度，以便反物质将其仇恨从整个躯体中释放出来。占统治地位的重新家庭化的人（homo-redomesticus）满街一边杀人一边喊：你们不是我房里的人。他将房主扣作人质。他迫害任何迁居者。他将迁居者秘密关进地窖，埋进原野底下，变成灰。这不是战争，他是在进行劫掠。混杂（hybris）使家庭式房舍毁裂。
房舍的崩塌使这种狂暴成为可能；这种狂暴是它原本克制着的，并以其名称表现出来。然而除了这种情况，即恶的情况，我很难想像从家庭时空中解放出来的独特性总的来说独自地有利于思想的自由。也许思想的命运只是见证残存的，不可驯化的和对它来说是不可公度的事物。然而，有见证就有痕迹，有痕迹就有记录，留存未动。而任何记忆都可成为作品，以至于在思想见证房舍成为不可能时，以及面（fa¢ade）实际上盲目时，记忆求助于房舍，求助于作品，将这种见证记录其上。而尽管今天的大都市中还有许多房舍，这也只能使作品不再有和不再创作。这就使得作品献身于非作品化（déoeuvrement），丧失了面，作品被大量的堆砌所抹煞。图书馆、博物陈列馆：它们的财富就是平民简易楼房群的贫苦本身。房舍仍然像是不可能的；我的公共地点。但是不可能不仅仅是可能的对立面，它是不可能的一种状况，是零状况。
我们是清醒的，而我们不幸福。不可能重建一座真正新的房舍。但也不可能遏制我们渐渐醒事的老童年。在词语中间，由于词语的古老和诸多驯化性而产生了思维。词语是我们的仆人，也是我们的主人。作为写作的思维，意味着用词语唤醒一个这些老者尚未有过的童年。肯定地，这样做是显得有些不敬，但也不无敬意。人们在前进，变得不可遏制但怀着敬意。前进是不可避免的，但词语中的过去在那里坐等，它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像本雅明的天使那样倒退着前进。无论如何，房舍的衰败和大都市的兴盛只能从人的最低劣者和虚无主义者中获得乐趣（坏的）；这乐趣不仅仅来自作茧自缚的想像力丰富者，而且来自他的表亲即抱良好愿望的哲学家，他使闲散变得有效力。如果没有至少一个屋面的竖立和幻想来使我们迎接和进行远征，就不能思维和写作。房舍既是落在我们的思维后面的掉队者，也是我们前方的幻影，即非现实的栖息地。作为神童的我们，将再生房舍那古朴的素净。
这样，逝去的时光就会提前自我追寻。开端和显示都只在最后才通过研究文字，作为其记录而被发动和实施。总是需重读和重做。作品的延存只是建立在这种从显示到显示记录的过程基础上的。这个过程本身也在不停地流逝。那房舍是没有屋顶的；在那里，显示终将消失，人们将受到启示，记录将结束录入。真的，作为时间韵脚的房舍是没有的。然而，对消失的房舍的思念就是启示者，而我们今天的产业就是对这种启示的录入。因此仅仅是过境、迁移、递送和延异。像活动房舍（mobile home）或牧人住所那样移动的不是房舍，我们的继续存在就是移动。
能够思考房舍之目的的惟一思维是卑微的、客观的、排异的，也许就是技术科学暗示的那种思维。家庭单子仍然几乎是“赤裸的”，正像莱布尼兹说的那样，是一种太小的，用来进行记忆、实践和录入的手段。它随着更加复杂的大单子的逐渐形成而解体；海德格尔从完全另一种思维出发，完全另样地将这种大单子命名为格式塔。它更加完整，更有能力将事件进行编程和中性化，更有能力存贮、传播正发生着的，保存已发生的；其中当然也包括，而且首先包括家庭单子中未受控制的、未驯化的残余部分。悲剧结束了，现在只有顺从和允许。控制不再是领土性和历史性的。而是计算化的。他们说，有一种复杂化的过程，任何人，任何自我，包括任何人类大自我都无所谓死还是生。过去被称为大地的宇宙区现在变成相当小的一个银河系内一个小恒星系中的一颗微小的星球——但在这个小区域中，负熵在行动。房舍实在太简单，它留下太多的，它所不能驯化的残余部分。科技的大单子不需要我们在房舍里的凡胎、欲望和不久前的那种文字。它需要的是“我们”那神奇的大脑。当它撤出垂死的太阳系时，大单子——具宇宙竞争性的——将不会带走未驯化性（l’indomptable）。和其他天体一样，小小的地球在与其太阳一起毁灭之前，会把在某个时段赋予地球生物中最具智慧者的记忆遗留给密集的空间大单子。但是，仅仅有利于单子在宇宙中航行的记忆才能被遗留。他们说。
形而上在形而下中得以实现，从广义上讲，在今天的技术科学中产生影响。这样的形而上肯定要求我们有一种不同于灾祸与闲散哲学（指悲观和犬儒哲学思潮）所必须的哀悼方式。既定方针不是不可驯化性，而是对不可驯化性的淡化；也可以说是对无意识的形而下（差不多是莱布尼兹式的）进行研究。无需写作，无需童年，无需苦痛。思想在于为大单子的完善作出贡献。我们被迫处心积虑地思考的正是这。必须以可交流的方式进行思考和创造文化。不能根据个别偶发的接受来进行思考。更应该的是预见这种接受。走向成功就是走向过程（To success is to process）。完善性能。这就是一种驯化——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但这是一种没有房舍的驯化，一种没有自然之神的形而下，一种一切都安排好了的，不接受任何东西的经济。所以不可避免地，这是一种文旨状态。对文本严格的和不带偏见的阅读的尊重与不尊重，对语言文字的尊重与不尊重，这座总是未经勘察的大房子，在它的那些住了人的但总是未开化的房间里的来或往——这些都不是大单子注意的事。大单子只使人前行、建筑。不断升级。这就是大单子对人类的苛求。在“一致地行动”、“对话”、哲学的流放和表述性的名义下，我们被要求有益地思考。思考要益于大都市的组成。我惊讶的是直至今天，这种两愿苛求仍能被理解为来自启蒙思想。所以智者们说，这种苛求是由物质总体的复杂化造成的。
在大都市中仍有房舍，即polis-métèr，母城，母亲和财产。大都市只参照超越家庭等级的庄严。血统和对过去的关心不是大都市的长处。大都市不是城邦，而是大城市（urbs），而大城市自行变成了圈状（orbs）。于是人们希望有一种宇宙性（casmopolitès），不需要大都市性（mégaplitès）。需要有一些能人。需要组建大都市的巨大记忆所允许的一切可能世界。这种巨大记忆的电子流通拥有人类不需要的巨大威力和想像：贮存的能力和可能的能力。根据古老的杜纳弥斯（dunamis）想像，世界曾是作为一个实物，一个像房舍那样的实物来概括的。家庭化事件只有惟一的、感性的合目的性。而大都市呢，它构想的是将微粒全部集合起来进行宇宙大逃亡的场景。
波德莱尔、本雅明、阿多诺在见证不可能的作品时，引证失落的房舍时提问：怎么能住在大都市里呢？唯有苦痛的质量才值得见证。当然其中包括语言引起的苦痛。人们在认为大都市是不可居住的同时却仍居住在大都市里。要不人们就仅仅居住在那里，在期待时间（安全）的禁区中，等待瞬时的灾难。本雅明写道。在将作品变成文化商品的不可避免的转化中维持一种见证，这种见证诽谤说作品是不可能的。阿多诺写道。居住于不可居住之处，这就是犹太人集中营的状况。犹太人集中营是房舍的不可能性。思想不存在于犹太人集中营中。每一部滥用思想的著作都秘密消解其犹太人集中营的墙，都用来为使思维中性化服务。它只能在砖上留下其痕迹。在媒体上乱涂鸦（graffiri），这是最大的浪费，对逝去之朴素的最后吊唁。
驯化所调节的，就是野性，驯化强求这一点。它需要在自我的内部有其外景。它所叙述的故事讲的全是那些，全是在其内部孕育的骚乱（seditio）。孤独就是骚乱。爱情就是骚乱。一切爱情都是罪恶的。爱情毫不关心服务、位置、时刻的调节。房舍中的青少年的孤独就是骚乱，因为这种孤独在其伤感挂虑中保持着自然和文化的全部次序。他没有在其房间秘密中，在其日记隐私中记录任何东西，没有记录另一个房间和整座房舍之虚荣的理念。就像奥威尔（Orwel）的温斯顿那样，他记录了他在法律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剧。像卡夫卡一样。而情侣之间也基至无话可说。他们献身于自然神：这里、现在、昨天、你。他们献身于呈现，缺乏表现。然而房舍却用这些寂静和这些记录制造传奇和表现。与此相反，大都市炫耀这些寂静和记录，评论它们、解释它们，让它们变成可交流的。大都市将忧郁称作孤独性和性爱。就像节俭在自己家中自我命名为农产品食物一样。秘密应该成为流通，文字应该成为程序，戏剧应该转换为信息。记录具透明性，剧本具可操作性。总之，您的房舍——我是其买主——是可以卖的，至于您的怀旧与眷恋，就让我来办吧。这是可用的。人们可以很快很好地将秘密转化为资本——然而，但愿这秘密不是任何东西的秘密，但愿它是未整修的，无理智的，在房舍时代，大都市就已经没有秘密之概念。或者最好是说，那时它有的只是秘密之理念。于是，只有朴实才能进入秘密，因为秘密仅由某种感觉和情感材料的惟一标识组成。
我想说的似乎仅仅是这个。并不是因为房舍是能够代替都市的共同体形象。驯化结束了，除了作为老儿童的梦想外，这种驯化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老儿童在一旦觉醒时就立即摧毁了这种驯化。老儿童的觉醒将驯化移向远离其思维及其文字的未来境域，移入一种总是迟到的到。这样，这种未来境域就甚至不是被当作确确实实将会存在的记录截面，而是作为一种陌生的天体，远远地对文字和思维施加引力的天体，因此它更多地被当作一种为被当作需求条件而提出需求的幻影——就这样，驯化世界就不停地作用于我们的文字感受力，直至房舍的毁灭。今天的思维不求助于、也不能求助于传统记忆，不能求助于牧歌般的增长（phusis）和有意义的时间，也就是不能求助于合理之美。如果求助于这些幽灵，思维肯定会出错；我是想说，它将在大都市的帮助下也能在仿古方面获得成功（这是有用的）。思维不能对其房舍提要求，可是房舍却纠缠着思维。
今天的房舍不能像它过去禁锢非驯化性和强迫服从悲剧性那样纠缠今天的思维。非驯化性曾经是悲剧性的，因为它曾经驻于房舍之檐下（giron）。驯化图式抗拒爆裂的音色，然而这是不可抗拒的。悲剧进程（cursus）将被赋予了意义之时空的美的形式与杂乱迷失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搬上了舞台——这种杂乱迷失是由一种原始物质、一个声音的音调、一道虹、一片花瓣心的色调、一种气味之芬芳的崇高会合引起的。一种老生常谈中的禁令、惊愕、一种发愣的欲念从家庭生活中升起。好像上帝分发公共面包、直接触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物质似的。不过房舍还能重振这种放弃、这种破败，它将它们表现为悲剧。被驯化的不可驯化、服从于美之规则的崇高、律法之外的重新命定——，这就是都市为何不准人们写作而是录入，不仅仅田园诗般地“生活”而且也悲剧般地生活的原因。由于驱散了家庭图式，所以不可驯化性在其中不再是可表现的。音色被它召唤到犹太人集中营。房舍这种本身就有些驯化和被驯化的犹太人集中营可能会容忍的不是“太古”犹太人区，而是有组织地遭到消灭（Vernichtung）的华沙犹太人区这个都市门面的“背面”。必须消灭这个“背面”，因为它在为了明晰而进行的全面动员中构成了某种无意义的晦暗。
不可驯化性有机会发奋之处就是驯化的肉体。或者不可驯化性毁坏肉体，或者肉体压缩不可驯化性，驯服它、消除它。两者在其不可解决的纷争中并驾齐驱，纳粹主义构建的大单子曾摹仿房舍，那种特别的奋斗进行过肉体的重构（人为的）。这在纳粹主义之后是否仍是一种经常的邪念呢？如果大单子应该是能干的和有竞争力的，那么它无论如何应该能够控制不可驯化件。有了创造性，一切都应当是可能的，然而房舍恰恰不是足够地有创造才能的。灭绝行动泄露出太多的自负（hubris），应该用更理性和公开的方式来实施这种行动。行动越具可操作性，就越少地球反应。秘密不会关心对秘密的摧毁。交流和文化能更加出色地完成这种摧段。人们将分析音色，将它的构成元素置入记忆，人们将随意重构它，它是有用的。重要的不是使结果成为某种幻影；悲剧曾是这种幻影。重要的是统治，甚至不是统治，而是：尽可能地处理房舍中的所有叛逆。至于余下者，它注定要灭亡，被否定，被消灭（Vernichet）。
而我还想说一点——，这个，我们（我们，我们是谁？）可以说，这个，至少，只要有可能，我们至少将在犹太人集中营继续下去，继续思考，继续写作。从我们的意义上说，这就是为秘密的音色作证。但愿这个见证能起作用，但愿这种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无论以最坏的鄙视还是以最大的误会为代价——能被置于媒体都市的交通网上。这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样产生的作用将仍被思维、被某种物质的非常聚合（并非由于上帝亦非由于魔鬼，而是由于偶然性的帮助）重新消除、解构、拆散、超地球化。我们这种至少不为任何人的见证是将思想作为灾难、单子论、延异和散乱来见证的。由于不能精雕细琢，我们就粗凿滥刻吧。——这似乎是一个真正的严重性。然而我想：即使有继续作证者和为被审判者作证者，是因为它未被审判；它在痛苦的灭绝行动中幸存下来，是因为它在需要将不可能一点不剩地记录的东西一点不剩地记录下来的痛苦由于其自身而成为惟一的重要的见证时，没有足够地痛苦。作家、都市都很接受思维与其未能思维的东西之间的分歧包含的错误与痛苦的见证者，他的见证将会有用。被确证了的痛苦和不可驯化性已经认为被摧毁。我想说的是：在见证的同时，人们也在摧毁。见证者是位叛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