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写出了第一首《来信》诗：《教父来信》，在之前，还写了一首《大雁塔》，它和2008年出版的《游园集》里后期的诗是不一样的，那些诗更多在一种受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以及海德格尔式言说方式的影响，改变了我青春期写作时的一种写作方式，更加直接又夹叙夹议，企图直接说出一种理解、感受，重点在说出的方式上，希望用一种说，一种语言、叙述来道说出一种自己的可能性，在一种不确定的前提下，更多寄希望于一种语言的能力，所以那时言必称语言，而《大雁塔》的写出则又像是回到了我青春期写作的那样一种方式，更多用一种情境来说出自己的感受，寄情于景，这也是我们汉语的一种最老实的传统，是我刚开始习诗时，从帕氏捷尔纳克那里入手学到的，因为是最初，所以影响可能也更深，《上海哀歌》里也有景，但那种对待景物的方式和它有别，景也是为了方便于自己直接的言说、说出，而被借用，征用，《大雁塔》、《教父来信》则不一样，而是寄情于景，景又回到了中心，我们所有要表达的，我们的思想的寄托，以及一种诗意的方式已寓于景中，又被我们辨认，这种辨认时的相逢的喜悦，击中了我们的身体、感官，产生出诗意，我们从这样一种诗意中，辨认出更深刻、复杂，也更隐晦的自己，继而辨认出我们的命运，最后让我慢慢相信，我们所有的一切，思想、经验、历史、命运，都能从景中，从自然中，找到它们的本体，当然，这只是于我而言，是个人、片面的，但也是无穷的。
《来信》系列里的所有诗都可以说是景物诗，在对一种风景的沉醉中，我慢慢摆脱了海德格尔式的一种言说方式，那种更自我、主观也可能更焦燥的方式，变得要安静些，也能更气定些，从一种迫不及待的言说的夸张转变为一种对事物的细心、具体的体认、热爱，这样一种对海氏言说方式的摆脱，于我而言，反而可能是一种对海德格尔思的方式的获得，一种融解，他开启的一种于我而言的“存在之思”，正注入于我的凝视中，也通过凝视之物注入于对象之中，这里要说的是，这样的两种言说方式，本身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对于我而言的，更多是一种命运的选择，或者说一种选择了的命运。
有可能，这样一种从言说的滔滔欲望中摆脱出来，从而更多关注于物，体认于物，通过对物的辨识和交流中，自己的感官，身体反而慢慢苏醒并参与进来，仿佛，那些曾经有的对物的那种敏感，那种被感动的单个的具体的喜悦又重新被获得，既是获得一种对物的理解，也是获得一种对自身的理解，而感动实是一种复杂的体验，因人而异，就像是我们全身贯注的一击，从这样的和自然的碰撞中，我们们获得了经验、情感，又好像，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自己，我们从这样的一种碰撞中，我们获得了自己能量的秘密编程，或使用方式，从而知晓了关于自己的更隐晦的奥秘，或更关键的秘密，它正是我们的核心，我们也可能通过它，最终和自然联系上了，又把我们融入于自然的奥秘本身，尽管渺小，但我们终获得了和自然对话的秘密的通道，更主要的是，它是有效的，至少于个人来说这种对话确实发生了，因为，它有了诗。
又有可能，不仅仅是感动，不仅仅是风景，也不仅仅是一种直觉，因为我们的这种方式，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纠结，我们的心病，甚至是我们的最初的原罪，我们忠诚的癖好里，藏有我们最初的堕落，也就藏有它的救赎，就像荷尔德林所说，“哪里有危险，拯救就在哪里发生。”我们找到了我们赖以提升自己的有效工具，我们忠诚于我们找到的工具，就像它是我们的独秉，通过它，我们找到自己的命运、族类，归宿，并慢慢信奉了自己的经验。
通过和事物的交流中，我们也会慢慢沉静下来，我们的记忆，我们迟缓的感官仿佛慢慢苏醒，它锻炼，并靠近它自己的真实诉求，又通过它，沉静下来，接近我们自己的本体，接近自己的身体，慢慢安静下来又慢慢强壮起来的身体，也会慢慢感受到更朴实而更强大也更深刻的事物，有时，它也会是一种对德性的培育本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古典的，也会是对纷芸世界的有力有效的个人性的理解，它也会是对事物芜乱无序的一种自己的介入，反拨，继而笨拙地归理，建立。
王东东兄说，“追忆者一旦养成了追忆的癖性，那么……追忆不仅成为叙述者的特权，甚至成为了叙述本身的隐喻。”确实，在《来信》中，我养成了一种追忆的癖性，然而这又是自然形成的，确实没有一种刻意的初衷，或者说，因为一种癖性方式的介入，既成为了一种有意识，又成为了一种自然，因为成为了癖性，所以，这个思想，感受方式就通过不断对意志的加强而进入到了身体里，从一种有意识，变成为无意识，这是一种追忆方式的加强，也是生命在升起的过程中进入到一种命运，一种更混朴的介入，就像我自己经常说的，我们感念中的美好事物，在大地上曾经存在过的记忆，我们业已遗忘，我们甚或已无力进入记忆，但它又可以告诉并提醒我们，我们曾经拥有过这样一种关于大地的记忆，大地上曾经有过这种美好的德性的存在，一种更强有力的和自然的融入的能力或方式，以及一种更完整事物和它完整的德性的拥有，这里，不是因为要回头看，而是因为要更好地回到我们自身，于是，追忆就不仅仅是追忆，而变成了一种对当下历史的介入，这样一种方式的拥有，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命数，是命运流波的自然变择，也是语言、诗意方式在一种更深刻的境地，更有力而内在的对我们自身的改变。
我又不断写到了父亲，仿佛，通过追忆而强调父亲是一种天然，慢慢的，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在我自己身上，也是在一种和自然、社会的关联上，这种变化的深刻与渐进已然发生，就像在和周东升兄的谈话中，为了这样一种推重，我曾经为这种关系，找到这样一个说辞，“因为人类最伟大的秉赋之一，一种天然的秩序、支柱的奠定或获得，就是来自于对父亲的敬畏。”通过对这样一种关系的试图巩固，以及一种追忆本身的特性，我变得越来越老派，甚至会对一种对民主、自由的过分的绝对强调，感到反感，然而这已是时代政治的主流，而我兀自耽于一种会更沉沦，有时却又会是更积极的绝望。
如果说，《来信》是一种追忆，它的介入更隐晦，那么，这种追忆的特性也会派生出另外一种更直接，也更具体，更广泛的介入，那就是《都城》，如果说《来信》是乡村的，那么，《都城》就是关于城市的，它的这样一种内容也决定了它的这样一种介入方式，它的现代性，然而它又仍然是隐晦的，我只是在漫漫的旅途中收聚起了这样一束自己的光亮，赖以和自然、社会在一种更深的层面，也是更有效的层面来达到一种交流，这只是自己的一种自立的方式，它又深藏于个人的癖性，因为它的这样的方式，我热爱、追随它又是如此自然，它是思想的，但已浸入到身体、具体，它更是身体的、具体的，我们对它的忠诚已身不由己，我们也通过它找到自己些微真实的信心、喜悦，进而是信念，在不断皈依的同时，又希翼提升它，从而使它能成为自己所忠于的、信奉的，它影响着我的生活，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得到喜悦、单纯的同时，我们又得到疲倦，多么疲倦而辛劳啊，多么全神贯注，我们得到了真实的喜悦，热爱也会真实而更多，仇恨慢慢減少，变弱，但我们又很疲倦，我们在自以为提升、皈依信奉的同时，又在堕落，它暗合了我的绝对的绝望，我们在紧张地虔诚的同时，又在慢慢背叛，就像是那种自己已慢慢融入的，我所理解的我们的时代的命运：
他也在读特拉克尔，但欢悦渐少，
也在读荷尔德林，读陶渊明，
但做不到从前那样沉醉，
他《都城》、《来信》中的欲望
已没那么浓烈，
他就想写《古典集》，
他担心，他曾拥有的光亮，那暗黑中心，
身体里的圆柱，正在失去—
融入时代的崩塌—
这是一种命运，
人，将变得更加孤独无依。
——《古典集：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