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普世价值的诗 余秀华的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刚出版就销售一空，这不奇怪，真正值得奇怪的，是中国读者对自由体诗歌的厌腻情绪在1990年代之后，经历了短短二十多年就结束了。
普通读者对诗歌的厌腻也许是对的。诗歌在传播中经历了从民间到宫廷，再到富裕阶层的种种变形，这种种变形大多因诗人的生存引发，未必考虑过大多数读者的感受。
只有文学成为产业，普通读者的闲暇与审美饥渴到达了某个点，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出现。到了90年代，人们放弃了闲暇，也受够了发现诗歌的困难（再也读不到北岛、舒婷、海子了），人们便放弃了阅读诗歌。
诗歌界有没有振作呢？没有。从那时开始诗歌生产的诸多环节，从写作—编辑—出版—评论—大学文学课程—再生产这些链条就开始松动、锈蚀、朽坏。既然阅读诗歌是活受罪，人们当然不太相信会有很多人真正喜欢诗。
“诗刊社”微信号2014年11月10日发出的《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阅读数很快到了5万。微信在这个时代是注意力中心，接下来这个不可思议的数字搅动了媒体就不奇怪了。
余秀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朗诵，接受人民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采访。有人断定余秀华的热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这个预言失败了。起初，关于余秀华的谈论中，绝大多数都是错的。诗歌，再一次成为了不为人知的新鲜事物。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诗歌虽然被认定多数人不需要，但中国人仍然在与诗歌及其衍生品打交道——比如我们会被一首歌打动。2014年，很多中国观众奇怪地发现自己被科幻电影《星际穿越》中很不好懂的诗歌《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打动。我们总算明白过来，诗歌其实是有普世价值的。一个人被诗歌打动，是正常的。
人们最开始被余秀华的诗歌打动，当然是因为《诗刊》编发的那一组诗歌中出现的“脑瘫”、“暴力”、“贫穷”等词汇与诗人良好的修辞之间的张力。是的，一开始大多数人同情她。但接下来，她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震动了微信上50万读者。爱挑刺的人这次说“睡”这个字有问题，其实是没问题的，真正的诗人写诗，从来不是为了传播道德。
无论我们多么喜欢在理解事情之前下判断，我们都应该先搁置余秀华诗歌质量的好坏来承认两点：一、人们需要从诗歌中获得感动；二、余秀华的诗歌提供了这种可能。不明白这两点，谈论余秀华的诗歌是徒劳的。
现在《月光落在左手上》静静躺在每个读者的手上，等待着我们阅读。这批诗歌与我们读几首诗所得出的结论似乎不太符合。这次，它们谈得更多，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残疾、狗、暴力、血、乡村……在这些诗里，她沉思自己身体里面的奇幻世界，她有时听到身体里的火车，有时发现身体变成了酒瓶，最珍贵的青春已像酒一样被挥洒一空，而墓园近在咫尺……
她的分身与魔术 余秀华的诗歌能够打动人，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们往往急于想知道余秀华的诗歌到底好不好。
这其实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首先，要将余秀华放进当代诗歌的框架里去，我们必须先有一个当代诗歌框架。如果没有这个框架，我们至少得有张“杰出诗人”的名单，但很遗憾，这个名单经过当代诗人多年的争吵，仍然没有产生出来。
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中说过，读诗的艺术的初阶，是掌握具体诗篇中从简单到极复杂的用典。这个过程极为复杂，需要评论者的勇气和细心。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里有一句“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这一句来自迪兰·托马斯的名诗《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动花朵的力》。这首诗北岛非常喜欢，专门写过评论文字，由此我们还可以想起北岛在《峭壁上的窗户》一诗中写下的诗句：“黄蜂用危险的姿势催开花朵。”
余秀华对我说过她不喜欢北岛，也不喜欢外国诗人，但这些都不妨碍她与北岛、迪兰·托马斯在面对一朵怒放的花朵时共享一种玄思：谁，用了什么样的创造力，凭空捏造并催开一朵花？
在这本诗集里，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她一直认定身体里有某物，这种手法一直在创造着不同的新意义。
在《月光》里的最后一句：“它们都黑了/如一副棺材横在她的身体里”。另外一首诗的题目就是《我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为什么有个“也”字？因为另外一个诗人已经写过一首《身体里有一列火车》。《在湖边散步的女人》里，她说“身体里没有酒杯”。
身体里有各种物体，明显是超现实主义的写法，但在她这里呈现为质朴而有效的情绪，读者不需要任何诗歌阅读经验，就能读懂她的修辞。
她的身体还能再变。在《梦见雪》这首诗里，她梦见“八千里雪”。“从我的省到你的省，从我的窗口/到你客居的小旅馆”她凝视那人：“你三碗烈酒，把肉身里的白压住/徒步向南”，然后这时，她的手段是没人能够想到的：“此刻我有多个分身，一个在梦里看你飘动/一个在梦里的梦里随你飘动/还有一个，耐心地把这飘动按住”。
拥有多种能力的余秀华在描写自己身体的时候，用的几乎全是日常用语。海德格尔说过，“诗从来不是日常语言的较高的样式。恰恰相反，日常语言是遭遗忘因此也是被用罄了的诗。”那怎么办？布鲁姆发现，英语诗歌修辞的秘密之一可以说是在字源上做文章，去更新沃尔特·佩特所说的词语的“更锋利的棱角”。
但我们所读到的汉语自由体白话诗，没有办法从字源上做文章，而且也无法常常去“用典”——白话诗的历史太短，经典诗歌并不多。所以，想用白话写诗去感动人，简直就是在玩一种极可能失败的魔术。
余秀华的“魔术”的秘密是令人沮丧的：她有残疾，她移动困难。她只能在小范围内活动，因此发现的是微观世界：“露水在清风里发呆/茅草屋很低，炊烟摇摇晃晃的/那个小男孩低头，逆光而坐，泪水未干/手里的一朵花瞪大眼睛/看着他”。
诗歌的血污 横店村在余秀华看来只是轮回之所：“认祖归宗是最要命的一件事情/这个不生长月亮的村庄，尚需要一场大雨/和浮出河流的冤魂”。
2014年《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自边缘归来》，提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时农村年轻妇女的自杀率高得惊人。
农妇余秀华似乎有种一辈子待在横店村的恐惧感，在这里她不幸福。
波兰（那曾经也是个自杀率很高的国度）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写过一篇文章，讲述古希腊神话里有个被人遗忘的阿特拉斯，他被罚一动不动肩负苍天。他的痛苦是沉重的，但他的痛苦不为人知——这仅仅因为他是静止的。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说，尽管人物可以没有个性，但没有行动就没有悲剧。
同样，余秀华的痛苦就是一动不动地困在“这鄂中深处的村庄里”。她的反抗也只是虚拟的：“我喜欢被诗句围困，再呕心沥血找一条出路”。
从诗歌的品质来看，布鲁姆归纳出两个表面上看似乎相近的特点：“不可避免”和“可以预料”。不用说，余秀华的诗歌我们是无法预料的，但又是必然的：在我们这个GDP增速令人目眩的野心时代，她是悲观的。
因此，在《经过墓园6》这首痛苦的诗里，我们惊讶地发现痛苦并没有被我们穷尽：“如同星子在黄昏，一闪。在墓园里走动，被点燃的我/秘密在身体里不断扩大”。活人被磷火点燃的可怖意象，以及后面强有力的沉思与顿悟“他们与我隔土相望。站在时间前列的人/先替我沉眠，替我把半截人世含进土里”让读者在颤栗中冰冷无言。
这一切都源于她的计算方式。
她至少有两首诗写宿命感，《我知道结果是这样的》中有一句，“如果我在一条河里去向不明/我希望你保持沉默，在预定的时间里/掏出黎明”。
在《一只水蜘蛛游过池塘》这首诗里，她发现这种特别的小动物在水面快速爬过时“如同扒在一块玻璃上/嵌进了天空，云朵，树影的玻璃”，这个比喻的表现力很强。最后，她发现这种小动物渺小的躯体里面隐藏的宿命感：“已经来回多遍/——连什么时候无风都是计算好了的”。
肩扛苍天的阿特拉斯无法移动，被嵌入鄂中深处小平原的余秀华也是无法动弹的。她计算自己的命运，似乎计算结果越精确就越成功——结果其实只能是越悲哀吧。
我们可以说余秀华是中国的阿特拉斯吗，在沈睿说她是中国的“狄金森”之后？我们似乎在重复余秀华的事务，她确定自己命运悲凉有多少种形式，我们在确定她是谁，如果中国没有相似的人，全世界范围内有吗？如果找到了，我们再读她的诗，就更好理解一些。
在余秀华出名之前，其实就有学者开始关注她的诗歌。去年《延安技术学院学报》发表了刘云峰的论文，精确地预言她是在“民间”有着广泛影响并逐步走向全国的诗人。论文重点讨论她的诗歌与《诗经》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余秀华的确是爱从《诗经》来引发诗思的。
从寻找余秀华诗歌的编辑刘年，到默默探讨余秀华用典习惯的刘云峰，诗歌生产链条其实一直是有人维护的。现在看来，最开始仓促浮躁的评论与言说也是好的。小孩子当诞生的时候，身上的污血其实很正常。这么多读者开始阅读诗歌，仿佛诗歌的再一次诞生。一切都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