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方索·科斯塔弗雷达（Alfonso Costafreda，1926-1974），西班牙战后“五〇年代”诗人之一，自五十年代起迁居日内瓦为联合国工作，成熟时期作品多以朴素、简练、自然的风格见长，出版诗集有：《我们的哀歌》（1949年）《今天的同伴》（1966年）和《自杀及其他死亡》（1974年）。此外，他还翻译了数位加泰罗尼亚当代诗人的作品。从小我梦想
成为那个
给孩子解释鸟类历史的诗人
——《我们的哀歌：歌三·一》 四十年前的春天，西班牙诗人
阿方索·科斯塔弗雷达在瑞士日内瓦选择离开人世。他是诺奖得主文森特·阿莱克桑德雷眼中对诗歌最绝对、最唯一投入的人。同代另一位重要诗人吉尔·德·别德马也在谈及他的死时说：“我仰慕、尊敬阿方索·科斯塔弗雷达，他把整个生命都赌在一张牌上：成为诗人。而当他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发现自己永远无法成为他梦想过的那样伟大的诗人，他不想成为任何其他东西。”直至今日，科斯塔弗雷达也许是西班牙战后成就卓越的“五〇年代”诗人群体里最不为人知的一个，那些凝聚生命炼出的诗集在西班牙都难以寻见；但是与他相熟的许多前辈及同代诗人都对他的诗歌记忆犹新，阿莱克桑德雷为他的遗著作序，巴伦特、波索尼奥、巴拉尔、别德马等在他生前逝后都多次写过诗评诗论。这场生命的赌局以死亡与遗忘告终，却没人说得清输赢何分。
科斯塔弗雷达出生于加泰罗尼亚的雷里达，因为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学校禁止教授和使用民族语言加泰兰语，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卡斯蒂利亚语诗歌的环境与教育中度过的，这也为他日后成为加泰罗尼亚诗人与马德里文学圈最初的纽带打下基础。年幼时父亲重病让科斯塔弗雷达提早成长，九岁那年父亲的去世为他埋下一生对死亡的恐惧与痴迷，也是他与普拉斯（九岁时父亲去世）、帕维泽（六岁时父亲去世）等诗人的认同点之一。在23岁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们的哀歌》中，诗人这样回望父亲的死及随之而来的困惑：“我的父亲死了。/他的缺席每天重复/在空荡的家。/我问/除了缺席，除了/在这片土地上迷路，/死亡还是什么？”而且，一如普拉斯，科斯塔弗雷达笔下的母亲形象也在父亲死亡的阴影里略显狰狞，迷失在阴阳两界之间的混沌：“她想跟你走，关在她的梦里/挠着门为了让你听见她，/尖声喊你为了让你回应。”（《她想跟你走》）在创作第一本诗集时，年轻的科斯塔弗雷达坚信诗歌应该建立在直接影响读者的基础上。他认为诗歌是美学的，也是“有效的”，即，有感情的，炽热的，人性的。这种“有效”可以诉诸两条路实现：一条是渴望之诗，亦可称之为天堂诗歌，在诗中用想象力构建渴望的世界；一条是具象诗歌，真实的史诗-社会诗歌，描写生活中日常的脉搏。虽然在他沉默十七年之后出版的第二本诗集《今天的同伴》里，这种直接影响读者的意图已经逐渐内化为对自身焦虑的消解，创作初期的史诗-社会诗歌倾向也逐渐被审美修辞感更强的诗歌取代，不曾改变的是渴望赋予诗歌脉搏与呼吸，让词语饮生命之泉。
在科斯塔弗雷达看来，词语是有生命之物，可以摄走心神，如《词语》一诗末节的警告：“活的词语，不懂照顾的人/谁也别碰它们”。当词语和诗歌日渐占据他的生命，力所不及却别无他选，诗人开始思考自己创作的限制，这种认识自己极限的努力与随之而来的无法满足平直地展现在《界限》中：“我思考我的界限，/区分/我作的诗/和我不会作的，/我写的诗/和我永远写不出的。/由此，还有我爱的/和我永远不能爱的/之间那条界限。//我本想说，想看，想拥有的东西的/界限。/本想写出的词语/用以发现，用以帮助的词语。/爱的界限，词语/不够勇敢/在一片无尽的荒漠。”这种创作的焦虑与对词语表达的极端要求让他中晚期的诗作愈发注重浓缩凝练。对科斯塔弗雷达而言，爱与爱之间口口相传的词语组成一首秘密的诗，用最小的事物构建日常的伟业，作为诗人，他只应该说这样私密的、沉默的“小词语”，只有它们能像岩石恒久。他相信词语中蕴藏着一种隐秘的力量，成为诗人是他在所有梦中最真实的选择，是“白天黑夜/必须的/唯一的确切”，未来属于疑问，发问的诗人站在“一片动荡的海里”，面对“鲜活、燃烧的石头”，守望“不确定里/长出词语”（《长出词语》）。这种等待是漫长的，许多时候，作为讲述者的诗人是无力的，仿佛被封印诅咒，不能说出值当的言语，唯有沉默：“我甚至摆不出一张白页。/我不能说话，只有黑暗/在被诅咒的草叶上滋长”，尽管“我必须噤声，但我可以给出/我的生命”（《沉默》）。因为只有在写作中，“所有强烈的感情/都被正名，所有的动作，/演讲，不竭的热情/都不会死……你将和它们一起活下去”——这已足够他为自己的职业投入最后的生命，作为呼吸和意义，“不竭的词语间人类的信仰，/不朽的守望里人类的光”（《为了写作》）。
1955年科斯塔弗雷达以头名考入联合国下属的卫生组织，迁居日内瓦，由此开启一场没有回程的旅途，拴住他的缆绳每日磨损，直到崩断离析那天。地理上的隔绝让他与西班牙语文学世界渐行渐远，成熟时期的作品更因其愈发反巴洛克风的特质与西班牙语大众对词藻的品味不相一致，加之他的创作凝聚集中、要求高却数量少，这一切共同导致科斯塔弗雷达的诗作在西班牙逐渐被边缘化继而被遗忘，时至今日他恐怕依旧是五〇年代最重要的一批诗人中最受忽视的一个。而与遗忘并行的是他对诗歌几乎宗教性的交托，直到写作最终吞噬了他的生命。他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精神的空洞无法在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弥补。在他的诗作中，我们随处可见对生存与受难的渴望。现代人对城市的依赖与恐惧，周而复始令人悚然，如卡瓦菲斯笔下“城市总是同一座”，科斯塔弗雷达在《城市1973》中这样写道：“我永远不必走出这座城市。/这里将回荡我的脚步/一座挂钟的垂摆。/双手与怀抱交错又松开。/我继续固定的作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我诅咒这命运/残忍且无意义。”童年时对疾病与死亡的恐惧此时发展为接受与痴迷，如乌纳穆诺所谓“活在死亡里”，他以神秘而虚无的死亡视角写下收入遗作《自杀及其他死亡》中的诗稿。
六十年代，诗人的身体与精神问题都越发严重，病痛让他的右臂几乎失灵，孤独更是难以承受；数次购买机票却因为不敢坐飞机错过与朋友的相约，给朋友打电话时经常进入执迷的自言自语状态。每天他都必须吃大量的镇定剂才能入眠，身体机能频频报警，如《四十个冬天》中所写，“我的喉咙重新/奋力呼吸，/夜间电车/响得像一面鼓，/我能在这数出/四十多个冬天。//……我/趴下身体/画影子，跳围墙。/我将装疯/另外四十个/不强制再活的冬天。”记忆时断时续，他有时觉得自己的大脑仿佛“空闲的奴仆”——“我感觉不到，不认识，不记得，为了谁/我要努力走出这无声的迷宫，/强力拨开我自己设下的陷阱，/救出受伤的动物，我照顾它，/我照顾我自己……”（《一个空闲的奴仆》）。就这样，科斯塔弗雷达在自杀的大门前徘徊数年。普拉斯的挚友、文评家阿尔瓦雷斯曾说，有一种自杀者，他们自杀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摆脱困惑。在真正实施自杀前许多年，科斯塔弗雷达正是用大量的药物达到摆脱困惑的目的，生命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一场必须忘记的噩梦，镇定剂则可以让他暂时摆脱荒唐的存在。其实，自杀，抑或说是自杀的人，始终令科斯塔弗雷达着迷，他在这些人的行为中看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信号，在《没有别的方式活着》中诗人写道“为了得到自由不要迟疑/放弃所有，所有。/已知的深渊边缘的生命。/你将失去所有，/尽管你失去你自己，/你将是溺水者，白天的光。”他认为自杀是唯一可以击败死亡的方式，在自主意愿选择死亡的同时宣告战胜了死亡。
年轻时代科斯塔弗雷达就常向自己的朋友反复背诵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自杀前两天写的信中的话“爱的平底船已在日常生活的暗礁中破碎”，而1972年加泰罗尼亚诗人加布里埃·费拉特的自杀成为科斯塔弗雷达的暗礁，最后的沉没无可避免地到来。当诗歌不再听从他的召唤，费拉特选择结束生命，科斯塔弗雷达连续写作几首诗献给这位“消失的诗人”，由此开启他献给自杀诗人的一个系列，献诗对象包括西尔维娅·普拉斯、哈特·克兰、保罗·策兰、切萨雷·帕维泽等等，这些诗人选择在完全的荣光里自我毁灭，这个意识的过程也具化在科斯塔弗雷达本人的精神状况里。写给帕维泽的诗引用了意大利人的诗句做题《死亡将要到来，死亡将拥有你的眼睛》；写给普拉斯的诗带有某种理解的嘲弄“出于声誉和善意/用有限的科学/医生试图/打破女人与词语之间/严肃的圆圈”，并在第三节改写了《拉撒路夫人》中的诗句，将原诗的84行中挑选了12行译成西语，并全部改成将来时态（“但是我会再做一次……/我会从我的灰烬里升起/我的头发红色/我会像一阵风吞噬人类”），以强调一切的不可避免性。《保罗·策兰的词语》里，那张瘦削阴郁的侧颜随着诗人改译的策兰诗句从纸面上透出，“而他还能看见你，一道回声/用词语的触角/摸索着落下，书脊/关于分离。//他轻柔隐退的脸，/燃烧的灯，/而我体内突然浮现/一窜火焰/你在里面痛苦地低语。不。永不。”其实早在数年前，科斯塔弗雷达已经在《塞纳河》一诗中化入策兰死亡的发生地米拉波桥：
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流淌。
——阿波里奈尔
巴黎的许多桥下我看见
河水平静流过，
温顺地折叠绸带
流向平静。
记忆极端固执地
在我心上称量
所有的忧伤
我将一无所有
我们梦过的一切
只留下苦恼。
无止境的风，叹，我们的生命。
开始的眩晕
永不终结。
巴黎这座桥下，
没有风也没有歧途
河水缓慢，有意识地，流向大海。
令人不禁想起策兰自己的谶句“来自那座桥/来自界石，从它/他跳起并越过/生命，创伤之展翅/——从那/米拉波桥。/那里奥卡河不流淌了，怎样的/爱啊！”。而《哈特·克兰》则将美国诗人的两部代表作及死亡方式巧妙地嵌入诗行：
用词语构筑词语，
金属抵抗金属，
在那之后，
庄重的桥；
用石头用影子
建起白色建筑，
在那之后，
把脚印留在
不朽里之后，
诗人哈特·克兰
面朝南方死去
人们说你的眼睛里
装满希望，
我宁愿说更多是
绝望。
他航行航行
寻找我不知
什么生命或道理，
追随那颗指引流亡者的
漂泊的星，
在一个沉沉暗夜
他不为人知地离开，
沉入海底。
从《自杀及其他死亡》的许多诗作中都可以读出一种双重拒绝，被微末落败的生命拒绝，同时也被诗人的天职拒绝，于是所有快乐的可能最终都变成折磨与不满足。这种矛盾只会出现在把所有信仰放在诗歌上的人，最终的解决方式只剩下唯一的选择：死亡。用真正的死亡解决那些已无法承受的日常“死亡”，让它成为照亮生命的最后一个动作。在《消失的诗人》中，科斯塔弗雷达与自己死去的朋友之间达成某种认同，“用显微镜观察词语”的无用职业“清醒而孤独/你终于放弃这荒唐的命运”，本可以是幸福的东西变成地狱，而费拉特的解决办法最终被科斯塔弗雷达视为范例，他也开始自己的计划，将死亡变成一场仪式：“尽管你不想死，/仪式和准备/还是开始，/人们会哭/仿佛丧服，棺木，悲惨/都已迫近。”（《仪式》）1973年，他回到西班牙探望多年未见的朋友，阿莱克桑德雷在回忆最后一次见面时写道：“我看着他。他清澈的眼中闪着巨大的甜蜜。‘你知道吗，我写了一本书。我觉得写得不差……’——那还是二十五年前的同一个少年，却有什么不同，有另一个人居于他的体内。我预感到：他正在写下最后的诗行。”也是在那一年，恐飞多年的科斯塔弗雷达专程飞去美国与在那里教书的旧友重逢。小住美利坚的数日里，他很少提及自己的病，只是朋友留意到他每过一段时间就得去休息，仿佛是身体不允许继续。离开时在机场过安检，机器胡乱嘶鸣，搜遍全身却没有任何可疑之物，科斯塔弗雷达在安检门内侧示意朋友触动警报的东西在自己的脑子里。这个画面成为故人最后的记忆：“他上了飞机，飞机很快起飞，永远带走了他。因为他的这次旅行——现在我明白了——是一场告别。”
日历翻到1974年，诗人在《孤独的木头》里写下“一年开始/1974年，人们说，终于，决定性的一年”，他已经抵达生与死的边界，只需要最后一推，就可以走到更明亮的一边。4月4日清晨，他用死亡对自己的文字做了最后一次修改，如阿莱克桑德雷所言，毁灭在自己的火焰里，余下的灰烬是短小而高密度的诗行，而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诗可能是当代西班牙诗歌中最简练而悲剧的告别：
一场怪诞的生命 你接近自己，看见倒映出
一个变形的生命，
这座城市里
我已走过太多
以至我所有的恐惧
都在这里找到名字。
我从我的存在里得到
那幅图景，给我
对死亡的恐惧，
我离开一个迷宫
里面一切都巨大。
这样我希望，离开
一场怪诞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