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里最早的长长的阴影
像人间的困境。
第一声鸟鸣一点也不像阴影。”
“夏天的光非常年幼，而且完全无人监护。
没人使它坐下来吃早餐。
它是第一个起来，第一个出门的。”
这是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
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三首夏天的黎明之歌》的前两节，读后让我难忘，甚至还有点惊异，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来描写清晨的光和阴影的！而这是不是也和诗人的童年有关？我们知道诗人生于旧金山一带，在圣拉斐尔长大，而他有个酗酒的母亲，每当母亲因为抑郁喝酒时，他就跑到野外去玩——“事实上，我的母亲就是大自然”，诗人后来曾如是说。
《三首夏天的黎明之歌》收在2008年出版的《时间与物质》（Time and Materials）中。我有这本诗集，它的封面即显示了哈斯诗中的某种色调：植物、鸟类的照片、花卉的设计图案，海上日出（或日落）的照片，这一切被置于一种深红、温暖的背景上。正是在这一年，诗人以该诗集获得了普利策奖，达到了他诗人生涯的又一高峰（在这之前他获得了包括国家图书奖在内的多种重要文学奖和诗歌奖，并于1995—1997年间担任美国桂冠诗人和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
哈斯成名颇早，早年曾获耶鲁年轻诗人奖，几十年来，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诗人他都经历了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关注“时间与物质”这样的主题。但是面对时间的消磨他并不颓伤，而是使他所描述的一切都带着他的体温、情感和动人的音调，带着他一生所生活的旧金山海湾地区——那强烈而温和的阳光，发蓝的深邃大气——的全部慷慨赋予。他把家乡的气候、风物和人文带入到充满光亮和空气流动声的语言中，把他关注的一切，风景、物体、鸟鸣、植物、动物、“咖啡杯骨瓷把手”的闪光、身边熟睡的爱人，等等，带入到一种新的诗的命名中。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诗会令人喜爱和惊异。在美国，可以说这已是一位诗歌大家。他的诗亲切、睿智又而充满气度，有一种海湾地区和加利福尼亚一带大自然本身的丰饶性。在写法上则融合了感性与智性、叙事与隐喻、日常会话与“宇宙音乐”，不拘一格，技艺娴熟。他的有些诗清新简约而又耐读，有些诗则从繁复开始返归于明澈。读哈斯的诗，我们总是能获得愉悦和启示，如同面对自然世界本身。
正因此，读过哈斯的诗并见过他本人的中国诗人蓝蓝会说哈斯是一个“完美的诗人”。去年秋天，我在爱荷华国际写作项目期间，当我同新西兰青年作家、诗人Craig Cliff谈到哈斯时，他这样对我讲“你知道吗，哈斯在我们新西兰可是最受欢迎的美国诗人！”
而这次读了远洋翻译的哈斯诗选，我还发现哈斯总是爱写黎明之诗、黄昏之诗。他不像“地中海诗人”瓦雷里那样总是朝向“永远重新开始的中午”（《海滨墓园》）。他钟情于黎明，尤其是黄昏：黄昏的“微光”，清澈空气中的“一声轻叩”，还有黄昏天幕上出现的那颗星——“金星”（又名为“长庚星”）。的确，对一个诗人来说，那可能是一颗最具有“天启”意义的星。多年前我从作家卡内蒂《钟的秘密心脏》中译出了“总是在日落之后，那只蜘蛛出来，并等待金星”这一句后，就曾暗自颤栗：它写出了宇宙中某种最难言的神秘。
话再回到哈斯。2008年10月，我和西川、蓝蓝等参加了在黄山脚下举办的一个国际诗会，在那六、七位欧美诗人中，就有哈斯和他的夫人、诗人布伦达·希尔曼(Brend Hillman)。据蓝蓝回忆，一次哈斯透过竹林指着黄昏一颗最亮的星星，问它在中国叫什么名字，蓝蓝回答说是“长庚星”，并说“它还有一个名字，在黎明时它叫启明星。”“我写过它。”哈斯微笑着说，“但是我不知道在中国它有两个名字。”蓝蓝说她后来读到了哈斯这样的诗：“在尘土和水的混合气味中/在小径一侧在七月中旬/温柔的：几乎是黄昏长庚星的微光。”
这句诗出自《诗人的劳作》（“Poet’s work”），远洋的译文为：“在尘土与水的混合气味里 在七月中旬的小道边。柔弱:几乎是薄暮的荧光一闪。”远洋的译文更准确些，虽然蓝蓝读到的译文看上去更有诗意，因为长庚星应为“Phosphor”，而哈斯的原诗是：“soft: an almost phospher gleam in twilight.”
但不管怎么说，那颗“长庚星”一定存在于哈斯诗歌的什么地方，或者说，它会不断为诗人出现在旧金山海湾澄澈的黄昏上空。
值得留意的，是收在《时间与物质》中的两首诗《特拉克尔之后》与《歌德之后》，它们同样和“黄昏”有关。《特拉克尔之后》（After Trakl）只有短短五行：
十月的夜，太阳落下。 黄昏带着咖啡色和蓝色 （音乐从另一个房间传来）， 黄昏带着蓝色和咖啡色。 十月的夜，太阳落下。 音调动人，并耐人寻味。而《歌德之后》（After Goethe）这首诗，读了之后我还有些惊讶，这不正是歌德自己的诗嘛？！我们已熟知梁宗岱对这首诗的著名翻译：
一切的峰顶 沉静， …… 等着罢：俄顷 你也要安静。 哈斯一字不动地把歌德的原诗英译了过来，只不过题目变了，歌德的原题是“流浪者之夜歌”，而哈斯的题目是“歌德之后”，这就是他的全部“创作”！不过，仅此一点，已足够人们寻味：歌德当年面对的是黄昏降临时的群峰，而现在呢，歌德本人已成为了让后人面对的黄昏的“峰顶”！
我想，这不仅体现了哈斯本人对歌德的敬仰，还深刻体现出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历史感”。这不禁让我联想到策兰的“晚词”——相对于荷尔德林、里尔克，策兰是一个“晚词的诗人”；而在奥斯威辛之后，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更是一个“晚词的诗人”！
的确，无论是策兰的“晚词”，还是哈斯的“歌德之后”，都暗含了一个诗人对自身历史处境的认知以及在文学的历史时空中对自身创作的定位。远洋在谈到《特拉克尔之后》这首诗时，也指向了这一点：“这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日落，也是宗教的日落，更是西方文化的日落。”因此该诗的标题“特拉克尔之后”“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读解“……之后”这类隐喻，有助于读解哈斯的一首首“黄昏之诗”。的确，这不是一位一般的抒情诗人，而是一位已经历了很多、具有广阔深远的历史文化视野的诗人。他知道他已来到某种“黄昏”，他能感到的，只是其“余音”和“微光”。他不能不带着这种历史的全部赋予（在他那里，甚至黎明也带上了某种重量和阴影，像是黄昏。）他要做的，就是看能否使它焕发出新的生机——甚或可以说，他要追随这颗黄昏的“长庚星”，直到它变为黎明的“启明星”！
这么说，哈斯也是布罗茨基在介绍曼德尔施塔姆时所说的那种“文明之子”（“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确切地说，是一位深深植根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诗人。去年九月底我在爱荷华期间，哈斯邀请我去伯克利和盖瑞·斯奈德等几位诗人一起朗诵，我也有机会对这两位美国西海岸的诗歌“大佬”加以观察比较。斯奈德年长哈斯十一岁，同样出身于旧金山，除了背有点驮，精神仍很硬朗，他看上去仍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劳动者，而哈斯更像是一个超脱的观察者和协调者。他们都关注于环境保护（那天就是一个和水资源保护有关的诗歌节），斯奈德往往投身于蛮荒的山林之中（“作为一个诗人，我依然把握着那最古老的价值观，它们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土地的肥沃，动物的魅力，与世隔绝的孤寂中的想象力……”），而哈斯，作为伯克利英文系的终身教授，仍留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框架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景观内（他曾谈到一些欧洲诗人如兰波和里尔克对他成为一个诗人起到了怎样重要的艺术作用，纵然他对庞德翻译的中国诗也非常感兴趣，他自己也翻译出版有一部日本俳句大师的作品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写“特拉克尔之后”、“歌德之后”，如果要斯奈德来写，这位早年以寒山为“师傅”的离经叛道者，可能会写“寒山之后”了！
但是哈斯的“黄昏之诗”却写得那么有魅力，一点也没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类的伤感；他的“……之后”也不意味着语言文化上的所谓“守成”，而是往往能够带来艺术上的翻新和发现。无论读他的诗，还是接触他本人，除了其深邃和智慧，我都感到他仍有一颗“年轻的心”，仍很敏感，有一副艺术上的“好胃口”，对于世界永远抱着一种好奇心：源源不绝的爱的能力……
这里也不妨把他和他的老朋友米沃什相比较。作为一个波兰流亡者，米沃什带着更多的欧洲历史和文化的重负，带着“见证”与“愉悦”之间的辩难。在他的晚年，他要努力找到人性中、语言中那种“激浊扬清”的力量，以使我们“免于像银河一般的死寂”。
作为一个美国诗人，哈斯没有那样良心的重负，但他对“人间的困境”和时间的力量并非没有至深的体验。他更注意捕捉那些能够带来新生、复活、肯定、希望和赞美的元素，米沃什晚年从伯克利回到波兰克拉科夫定居后，哈斯写有一首很动人的《写给在克拉科夫的切·米沃什》：“雾已在海岸飘散几星期／并给我们带来三月灿烂的日子”，诗一开始就是“对阴郁的抵抗”。他满怀喜悦地告诉他的老朋友：“这儿是更多的戏剧: 一头骡尾母鹿生下了一双小鹿／几周以前，正好在你的书房外边／在红杉米沃什树旁醋浆草的床上”；他满怀爱怜地描述那只新生的小鹿：“湿淋淋，颤抖着，几乎蜷曲成球／在榛子和柳叶石楠的丛林下面”，最后他告诉他那位念念不忘二十世纪残暴历史的友人：
“马克告诉我，在傍晚他已经见到小鹿
跟它们的母亲一起放牧。狼吞虎咽地吃着你的玫瑰——
因此看起来它们撑过一夜
而且狗和汽车这时都还没有追得到它们。”
这样的诗，米沃什读到后想必会精神一振。哈斯的这种艺术努力，正如有的美国评论者所评论的：“他的诗充满幽默、智性、同情和踌躇的优雅，最终归于温情的祝福，即便对西方文明的命运表示疑虑的诗作，也是如此。”
从“题材”上看，哈斯过去是被视为回避直接处理公共问题的诗人，他主要关注于自然世界、个人体验和人类文明的景况，但是到了《时间与物质》，人们发现这部诗集“融合了内倾——自我反思与外向——政治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尤其是他那首在美国曾产生广泛影响的以反战为主题的长诗《布什的战争》，被人们视为是哈斯“从吟唱自然走向社会批判的里程碑”。
但我知道，哈斯永远不会是那种只追求短暂社会效应的诗人。他关注于政治和社会，并投身于环保和公益事业。但他深知什么是伟大的诗，具有持久价值的诗。他也深知艺术自身的限度（上次在黄山见面时，他就对我谈到一些西方人读中国诗只是了解一些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但这次他读到的我们的诗是“作为艺术的诗”。在送给我的诗集上，他也题写有“给一位新朋友和艺术伙伴”这样的话。）他要致力于写出的，是诞生于这个尘世而又能超越它的诗，就像他给米沃什的诗中写到的那样：狗和汽车都追不到它们。
这不仅是一位具有高度艺术造诣的诗人，还是一位堪称伟大的译者。如我们所知，他是米沃什在美国最主要的译者（一些中国译者如张曙光在译米沃什时，主要依据的就是哈斯的译本）。他很早就发现了在伯克利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的米沃什的诗，那时米沃什的诗歌在自己的祖国无法出版，在美国也没有多大名气。哈斯兴奋地向自己的出版人推荐“一位伟大诗人的作品”，促成了米沃什一系列诗集的翻译出版。因为我们都深深受惠于米沃什，所以上次黄山之行一见到他，一路上我都在问他对米沃什的翻译。一谈起米沃什，哈斯的脸上就放光（即使在夜行的车里，我也感到了那光亮）。在他的神情和语调中，有着对一位伟大诗人的崇敬，又有着友人间的友情和默契。他还讲到一次他们译完一首诗后，都感到非常满意，米沃什像个孩子似地嚷嚷了起来，“啊啊，你怎么没告诉我你喜欢这首诗？”讲到这里，哈斯哈哈笑了起来。
正因为有这样杰出的译者，我明白了为什么米沃什的诗在英语世界里那么有影响了。伟大的诗歌有赖于伟大的翻译。或者说，伟大的翻译照亮了伟大的诗歌，使它在人们面前熠熠生辉。
这也就是为什么哈斯会把《切·米沃什:纪念》这首他和米沃什合译的诗收入在自己的诗选中（米沃什在伯克利期间，每周有一天，哈斯到米沃什的寓所和他一起合作翻译，往往是米沃什自己译出初稿，哈斯修改，一起讨论，直到定稿……），在该诗的前面哈斯还加上了这样一个兴奋的小序：“在他的晚年，他搬到克拉科夫时，我们靠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他的诗歌翻译。在他九十岁生日前后, 他送我一组标题为‘Oh! ’的诗，我写信问他意思是‘Oh! ’还是‘O! ’，而他问我是什么区别，说或许我们应该在电话里谈。在电话里我解释‘Oh! ’是好奇的深吸一口气，相当于是，可能，‘Wow!’而‘O! ’是吃惊的屏住呼吸，更像‘Huh! ’停了一下他说，‘O!确实如此。’这里是我们做的翻译：‘O! ’……”
从这个例子可见哈斯是如何在英文中为米沃什的初译“调音”、并赋予它以活生生的恰如其份的语感的。这不是一般的变动，这是赋予生命的行为——“哦，愉悦！看一枝鸳尾花。／／那靛蓝的色彩，像艾拉曾穿过的连衣裙，清淡的香气像她的皮肤……”多么动人的音调！而在该诗描述霍普的一幅画时，其语言（英语）的高度凝练、情感强度和冲击力，想必也经过了哈斯之手：“O what sadness unaware that it’s sadness! /what despair that doesn’t know it’s despair! ”（“啊，什么样的悲伤，未察觉那是悲伤!／什么样的绝望，不知道那是绝望。” ）
哈斯和米沃什的这种翻译合作，是友情和两颗诗心相通的伟大见证，其间也充满了诗歌得以诞生的秘密。
现在，我们要感谢诗人远洋对哈斯诗歌的倾心翻译了。这几年间，他译出了哈斯的诗歌选集《亚当的苹果园》中全部的诗，我们看到的这个译本，是其中一大部分。他的翻译，首先追求忠实可靠，为了传达哈斯的语调，他甚至一次次上网听诗人自己的朗诵。他的许多译作，在音调、节奏和字词、意象的处理上都比较到位，体现了他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敏感和艺术功力，如《双海豚》(“Twin Dolphins”)这首大师之作，诗一开始“棕榈的天堂 棕榈 棕榈 ／波光闪闪的海”，其音调和画面感的传达就很动人，从对全篇节奏的把握和从对细节、肌质的再现上来看，这篇译作也近乎完美。说实话，哈斯的诗歌是很难翻译的，几乎让人望而生畏，而这位译者满怀热爱的艰辛劳作，让一位我们尚不太熟悉的大诗人带着他的睿智和光彩来到了我们中间。
（罗伯特·哈斯诗选《亚当的苹果园》，远洋 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