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
不知疲倦的旅行家、著名的与会人、多产的学者、慷慨的良师和公共知识分子——他那一代人中最著名的东亚政治科学专家——施乐伯教授于2011年11月1日与加州奥克兰，因呼吸道感染并发症而不幸去世，享年92岁。
施乐伯出生在堪萨斯州的教师家庭，是一名杰出的学生，16岁就高中毕业了。在小时候，施乐伯辗转于堪萨斯和密苏里各市镇的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学教室，因为他的父亲，在萧条期，为寻求稳定的收入而四处奔波。在施乐伯六年级的时候，正如他在他的自传（《从利文沃斯到拉萨》[From Leavanworth to Lhasa]）中解释的那样，他和他的家庭把所有财产放到一辆车里前往加州的圣巴巴拉，在那里他的父亲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科学教师。乐伯家没钱送他上大学，因此他就上了圣巴巴拉学院，在那里他加入了辩论队并当选为学生会主席。毕业后，他在家生活了一年，同时在母校教了一年书为上研究生院攒钱。那年他遇到一名音乐专业的学生，迪伊·杰森（Dee Jesson）；次年（1941年）他们结婚并且直到六十三年后才因她去世而分离。
1941年9月施作为一名研究生进入哈佛大学政府学院学习。起初他想学习欧洲政治和国际事务，但在珍珠港时间后，他成为军队中的一名日语军官。到1943年他离开哈佛开始在科罗拉多海军语言学校进行为期十五个月的高强度日与训练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所有的博士课程。在服役期间，施被分配到夏威夷担任破译员的职务。1945年春，他被派往冲绳，在那里，在战斗继续的同时，他四处寻找文献并对日俘进行访谈。
在1946年秋天，施回到哈佛的时候，他依然关注日本战后规划的核心问题：如何引进民主。在他关于二战之前日本引进民主的努力的论文中，他追溯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获得更多权力，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为军方擅权而消逝的政党的发展。他的论文的修订版，《战前日本的民主与政党运动》（Democracy and the Party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于1952年出版，是他的第一部著作。
到他于1946年回到哈佛的时候，施决定把他的研究范围拓展为整个亚洲。1947年，他担任曾经在费正清家中生活过的，著名中国政治科学家钱端升（Ch’ien Tuan-sheng）的助教。施深入了中国研究，在准备他的学位论文的同时上了三年的汉语课程。
1949年，在完成他博士的学习后，施赴加州伯克利任教。两年后获得终身教职。到1953年，当他完成在日本进行的为期一年的研究后，朝鲜战争的动荡已经过去，他也得以完全投入教学和研究。随着加州的发展，伯克利也升级为卓越的州立大学。在施和他的同事们，如研究中国史的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研究日本史的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研究社会学的罗伯特·贝拉（Robert Levenson）和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hurmann）的襄助下，加州大学成为世界级的亚洲研究中心。在杰出的伯克利博士生们，包括魏斐德（Fred Wakeman）和詹隼（Chalmers Johnson），和其他像高棣民（Tom Gold）、叶文心（Ye Wenxin）、罗德明（Lowell Dittmer）和欧博文（Kevin O’Brien）那样，从其他地方获得学位的学者加盟师资队伍的时候，学校（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施总是从更为广泛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特定的问题。他把他的使命看作获得对亚洲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概观，把当前的问题植入历史的和全球的视角。他是以一种条理清晰的方式，提供关键问题的简洁概览的大师。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他就成为颇受爱戴的广播和电视的亚洲事务评论员，所受的爱戴经六十年而不衰。他是一位很受欢迎的讲师，因其呈现完整研究过程的能力而著称。在应邀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他会用录音带录下他的课堂发言，让他的研究生助理在他不在的时候放给学生听。一个著名，却是杜撰的故事说，有一次，在他参会的航班被取消的时候，他回头去上课，却发现学生放在课堂上转录他用录音机播放的课堂发言的录音机。他给本科生和来参加培训的专家，比如说普林斯顿的白霖（Lynn White）和布鲁金斯的李成（Cheng Li），提供了广泛的指导，后者后来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施关于当代事务的演讲与作品，是以它为理解历史背景而进行的研究为基础的。在他最初关于日本民运史的作品外，他还在1967年完成了一部关于日本共产主语运动的研究，《日本共产主义运动，1920-1966》（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0-1966）。和李钟石（Chong-Sik Lee）一起，他出版了关于朝鲜共产主义的历史的两大卷本的作品（即《朝鲜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Korea]——译注）；与他以前的一个博士生，于子乔（George T. Yu）一起，他出版了一部长篇巨著，《现代中国及其革命过程，1850-1920》（Modern China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ocess, 1850-1920），和一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即《中国无政府运动》[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译注）。施并没有把自己伪装成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但他经常和研究不同国家的专家一起合作，他们挖出历史的细节，而施则把那些细节纳入更广阔的视野。
1959年，施在旧金山的一个熟人，康隆（Richard Conlon）——他当时正在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准备一个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报告——叫施负责关于东北亚的部分，这时乐伯便受到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到那时，已经触及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研究的，乔·麦卡锡（Joe McCarthy）的影响，已经开始消退了。在他谨慎合理的报告中，施反对进一步孤立中国，而支持和中国一起，探索在更大程度上共同参与世界事务的可能性。施为康隆报告做的发表成为那些认为美国应该拓展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研究，并促进中美之间的接触的人关注的焦点。
1965年，施在一场国家范围内的，关于越南的公共争论中得到了甚至更多的关注。一开始，按计划，由康奈尔的凯兴（George Kahin）和他的三名支持者来呈现一方，支持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由施乐伯、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卫斯理·费舍（Wes Fishel）来呈现另一方。在最后的时刻，当邦迪因国家紧急情况而分身乏术的时候，支持美国强力回应的任务就落到了施乐伯头上。在研究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之后，施认为，反共的越南人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而美国必须坚决抵制共产主义的推进。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他相信其他东南亚国家已经变得足够抵抗共产主义的推进，但在1965年，他还是害怕（如果）越南落入共产主义手中那么就可能导致共产主义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扩张。
施（因此而）成为反战分子的头号目标。伯克利的抗议是这个国家最激烈的抗议之一。他的授课被打断了；他和他的家人也遭到了威胁。抗议在1970年秋天达到顶点。施宣布他会继续上课并且愿意参加政治的讨论，但必须在课堂外。四处分发的小册子说施是战犯。一位活动分子宣告，不应让施安全地活在伯克利，他的女儿还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如果教授的女儿和越南许许多多的儿童一样死去的话，他还会怎么想？”两枚炸弹在施的屋前爆炸。警方提供了六个月的监控保护。在抗议的十年间，施继续授课；他继续给他所有的学生提供建议和帮助，包括那些参加袭击的人；他继续他的研究；并在一些教员拒绝与学院内其他教员交谈的情况下，努力凝聚他从1962年到1969年执掌的政治学系。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施都是关于亚洲的会议的主要参与者，无论这些会议在哪里召开。他参加会议、发表概观、指导会议参与者的精力是个传奇。他的圣诞信件记录了他充满激情的观光，包括他，在迪伊的陪伴下，参观著名的佛教圣地，爬山或开游艇的照片。他不仅经常出访日本、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也曾到外蒙、南亚和内亚（亚洲内陆地区）旅行。从1972年开始，他六十三次访问中国。他五次前往朝鲜。在短短几年间，他就收到多达十余次的参与和到关于亚洲的会议上发言的邀请。在他出访的每个国家，他都强调与许多受不同形式的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交换意见，几乎他们所有人都寻求他的视角和建议。
在举办会议的地方，甚至在他年逾八十的时候，早餐时第一个坐到餐桌上等候其他人加入讨论依然是他的典型作风。在他整日地进行谈话的时候，他看起来不知疲倦。他会毫不迟疑地谈论私人的问题，但他不八卦。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的重大国际问题，和会议要讨论的特定的问题上。施会主动和他访问的每个国家的同伴交谈，这些伙伴们视他为可信赖的朋友，并利用他的来访，来跟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的思潮。他有足够的理由为他以前亚洲国家的学生感到自豪，这些学生包括，担任过十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绪方贞子（Sadako Ogata）；后来成为韩国外交部长的韩升洲（Han Sung-joo）；和后来成为冲绳副州长的比嘉干郎（Mikio Higa）。
施总是乐意解释他的观点，但他也善于全面听取反对的意见。他相信美国应该坚决反共，但在自1979年起的11年里，他也曾带领美国学者团队多次参加与以后来苏联的外交部长和总理普里马科夫（Evgenyi Primakov）为首的苏联亚洲研究中心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两国研究亚洲各国的专家们交换了诚恳的意见。作为这些会议中的一次会议的参与者，我可以证明施曾毫不犹豫地批评过苏联的政策，但他从不进行人身攻击。就像施解释的那样，他称普利马科夫为“基因”，两人也曾在会议期间私下会面以印证讨论是否得要。1978年施成立的，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后来成为主办会议和制定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和官员会议的计划的媒介。在他1990年退休（不再授课）后——若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他旅行的次数增加了。
与亚洲各国的学者和官员几乎持续不断的对话，给施以不同寻常的，理解当前亚洲事务的基础。他跟进当前（事态）发展的能力在他于1962年到1996年担任《亚洲研究》（Asian Survey）主编期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尽管其他人也作具体的编辑工作，但施还要督导整个杂志并对文章的选择提供判断，而后者，则进一步深化了他关于所有亚洲国家的学术作品的知识。他主动就其他人忽视的重大主题向学者约稿。他自己为期刊和大众出版社撰写的文章不仅处理区域内的政治，也涉及亚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包括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关系。尽管施在美国应该如何对重大问题做出回应上有强烈的看法，但他很少支持特定的政策。在他看来，他所扮演的角色，是通过以一种出离激情的方式呈现多种视角，来阐明当代的重大问题。
考虑到施与亚洲政治和知识分子领袖的广泛接触，他关于亚洲事务的知识，以及他以一种连贯客观的方式呈现信息的能力，美国政府官员和基金会向他咨询建议也就不奇怪了。他两次被提供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位并两次拒绝了这一提议，（他给出的）解释是，他在政府外会更加有效。
实际上所有与亚洲有关的基金会和研究机构都邀请过施，并在后来给他颁奖以示尊重。他是亚洲基金会、亚洲学会、大西洋理事会、全美亚洲研究所、外交关系协会、太平洋论坛和许多基金会的主任、顾问或理事。没有一个组织，在发展中美关系中，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扮演的角色更关键的了，而施，正是这一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他和其他人创办了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除更好地增进对中国的理解以及更好地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外不认同任何特定的观点。在兵乓外交开始的时候，全国委员会提出在美国接待中国的一个团队，并且确实也做到了这点。自那时起，全国委员会就在接待赴美的中国显要和促进各个圈子的美国人访华上扮演核心角色。它变成，就像亨利·基辛格说的那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为维持诱惑力的中美政府间关系提供公众支持和机制的组织。
1974年施的爱妻在暴雨中驾驶时，车辆突然滑出路面并翻倒，造成施的母亲的即刻死亡，并对迪伊的脊柱造成创伤。她勇敢地坐轮椅，在乐伯的协助下继续亚洲之旅，直到她于2005年因脑瘤而去世。
施天性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太过于清楚亚洲和美国的问题以至于不能油腔滑调。典型地，他在一次会议上，在结束他关于问题的熟练的总结的时候，说他是“谨慎的乐观主义者”。在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他会说，他是乐观主义者。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他是悲观主义者。星期天他休息。事实上，施很少休息。
直到去世，施都一直在智识上保持介入状态。在他去世前，一些健康问题使他无法乘坐飞机，但在他挺过去之后，他依然计划恢复行程。施有三个女儿，早夭的莱斯利（著名诗人，代表作为长诗《路》——译注），戴安和琳恩。他身后留下了五个孙子，两个孙女，以及他指导过的成千上万的人。
*傅高义（Ezra Vogel），哈佛大学。Email: efvogel@fas.harvard.edu
译自Ezra Vogel, ‘In Memoriam Robert Scalapino（1919-2011）’, in The China Quarterly, 2012, doi: 10.1017/S030574101100155X, pp.217-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