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杜甫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
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
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
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
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
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他还没有失去与朝廷的联系。现在才三十七岁（748年），他还有很多年（看起来有很多机会）与朝廷恢复他所期望的密切联系。即使联系不到最要紧的人，他也可以通过联系驻守在每一个地方的当地官员以及这些人中间的友人，与朝廷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他的诗为这种联系做足了担保。这一点已为历史所验证。这股关于与朝廷保持联系的热望将成为日后诗中永不衰竭的动力之一。站在这个年关上，往前数十三年，岁月无情，历历在目，往后数十三年，则逼近天命之年，似仍有逆转的可能。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对折点。这个时候，韦济（688-754）的出现保留了最低的可能性（是不是人生贵人暂且不说），使得深陷其中尚难体察人生大局的诗人有一探进展可能性的良机。借韦济之力，一窥天机，这的确是一个言之凿凿的机会。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大胆言说，君子坦荡荡。即使摆在面前的机会微乎其微，但语言上的自觉一旦兴奋起来，就顿然明晓这里的话不光是说给韦济听的。韦济仅仅是一个中项。或可说，诗人保留了并不盲目的余地。如果这首干谒诗起不到丝毫效果，也可以构成自己诗集之中的一个亮点。也就是说，他可以对十几年来的人生闯荡做一个精准的概述，既是说给眼前人听的，他人面前有一个声明，也是讲给未来的自己听，自己内心里也有一个交代。
声明什么呢？声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干什么。就“我是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而言，在写作时，诗人杜甫理智地将求职者杜甫区别开来。求职者应有的谦卑与能力上的阐述必须被一个充满活力的诗人形象所调剂，不至于卑躬屈膝，人格尽失，不至于在以诗的形式呈现的求职信中缺乏诗性。这是一封求职信，但是留存底稿，就表示这还是一首过硬的诗，要纳入到自己未来的作品集中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来对待。于是这里有两个自我的形象同时参与回答：一个是蹉跎岁月、迟滞于仕途的大龄学子的求职心切，一个是在句法结构与文法运动上竭尽所能展现自己聪明才智的才子抱负。考虑到这里的自荐失败概率偏大，诗人还要防着一手，侧重于诗学的阐发。失之于仕，得之于诗。这就是一题两答的刚柔并进。就“我是一个求职者”来说，这是一个已经到了三十七岁年龄的阳刚青年。家道中落，祖荫稀松，只有完全靠自己打拼，关键时候需要贵人搀扶一把。帮自己绝不仅仅是帮一个人，而是帮正义一把。于是，诗意必须朝这方面做一些腾挪。这是一个陷入困境之中仍然充满上进心的求职者，虽不年轻，但却刚强。抱负之坚定，拳脚之敏捷，心智之健全，跃然纸上。一个自证的进度清晰而流畅。一个自食其力的诉求响亮而强烈。
就“我是一位诗人”而言，一身功夫和满腹经纶确实是有扑面而来的气势。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仅就这首诗的表现来说，他已然与众不同。既像一个阳刚青年应该要说这些话，又像一个永恒青年必须坚守这些体面的底线。仿佛写这首诗的人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青年，而是一个高于他实存状态的理想状态中的青年。仿佛他注定了更适合在诗学王国里继续闯荡。诗的读者（如果韦济能够适时转化至此角色）对这一点无可置疑。作为确定的（唯二的）收信人，韦济当然看得出年轻人在这里玩的花招：进退自如，攻防兼备。既不想输掉眼前的机会，同时又不想失掉最后的体面。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那种小小心理，韦济揣摩到了定会莞尔一笑。事实上，韦济更大概率上只是扮演诗的读者这一形象，而对于底层人才的引荐者或发现者形象，他并不会单纯得只依赖于一首诗或一个自荐者的自话自说来做出安排。说不定他的案头上类似的自荐书已垒成一叠。谁都知道凭什么他愿意在杜姓年轻人的篇什中完成一次播放与收听。这首诗既要写得分外好，而且还能够撩拨到一个久谙世事的过来人的心弦。一封求职信也好，一首诗也好，不可能只在一张纸的范畴内就实现了愿望的满足，就完成了发现与被发现的闭环运动。
与一首诗的动机或奢望相比，一首诗的情真意切，显得更为迫切。也就是说，杜甫一开始先将韦济当成他的一个有可能被打动的读者来对待，然后才向他发出求职的信号。这样一个优先考虑从句法结构的启动伊始就已经落实好了。在这里，诗人主动去塑造一个机会，将诗的第一读者强行拽入兀自倒叙的空间之中。一个隶属人生早期表现的进度应运而生。这需要第一读者更大的耐心。这也取决于诗人自一开始所设定的那种强大的否定性口吻所带来的吸引力大小。“请听我讲”，这样一个祈使句模式谦卑地设定了一个舒适的台阶供一位高姿态的当事人迈出关键的一步，向诗人的诉说更靠近一点。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的过去是一个怎样的状况？这样一个由远及近的讲述模式使得眼前人不能吃眼前亏的原因变得可以追溯。令诗人自己也感到喜悦的是，这是一个趁机做一次人生小结的窗口。早就需要逮住一个类似的机会来对自己的青少年时期给出一个定论。自己出生于书香门第，但并不是纨绔子弟，在诗学才能方面有天才少年的骄人表现。拥有这样一个起点是何等的光荣。这些话本该由父亲不当着儿子的面讲给他的同侪听的。但这一番话父亲是不可能去讲了。现在只能自己挺身而出，直接向父辈一展身手。这里的鲁莽和骄傲，身为父辈的韦济应当接受得了。
诗人当初并没有输在起跑线上，那样一个高起点的确为这首诗制造了第一波势能。在相对完整描绘出一个高亢的青少年形象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顺顺当当的情感逻辑：正因为天资聪颖，天之骄子才有资格要得更多。这绝非胡来的狮子大开口。他可以具备上达天听的某种强烈愿望，并乐于被这种愿望所驱动，去源源不断地激发自身与生俱来的潜能。就比如现在站在他人面前的中年人绝不是空穴来风，或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个倜傥青年，他是有根有据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并再一次郑重提出自己合理诉求的。在现在之我与彼时之我之间横亘十三载。这十三载是由求索之路所贯通的，历经坎坷而百折不挠。至于这掂量在手的十三载光阴，是何等的萧条与沉沦，待会儿再说，这是文法运动的第二步。但现在完全可以回头看一看诗人所定格的那个早期自我形象，到底于人于己意味着什么。作为一首诗的开端部分，究竟用多少对句才能大致描绘出一个早期的自我形象？这个部分所占用的篇幅将决定整首诗的发展空间。在这里要积聚成一股叙述势能，推动文法运动的发展。在此，完全可以将叙述势能称为文法运动第一推动力。同时，就塑造早期自我形象所占的篇幅而言，这里肯定有所铺开也有所节制，要形成某种内在的节奏感。有一种掷地有声、循环不已的感觉，才能一下子抓住读者的心神。并使诗的后续发展在情感上有一种推波助澜的形态。故而，节奏感亦可称之为文法运动的另一推动力。
早期表现不俗的那个青少年仍然寄居在当前的中年人身上，并未完全褪去光华，且因为彼此之间间杂十三年值得细数的光阴，而必须有一个情感逻辑给出一根发展的链条，才能拎得清此一时彼一时。故而，情感逻辑总是在一波三折之中跌宕起伏地扣人心弦。这就是文法运动的第三推动力。足见在一个早期自我形象塑造完毕之际，这首诗就不可避免地被三股力量推动着去要求一个更全面的发展空间。自己身上还有别的可能性，还蕴藏着一个未知的潜能空间，自己还有大把的生命岁月可供采掘，这样一份预期使得行至今日的诗人底气甭说十足，也有七成，或至少在他看来，问题不是出在自己这一边，而是处在用人选人的那一套机制上。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和这一套用人机制搭上联系。用人机制是活的，诗的文法运动亦然。当诗人在文法运动中应对自如、行云流水之际，仿佛能够看到那套灵敏的选拔机制也如此这般地在向自己招手。但愿如此。但就在这时，一个理所当然的发展趋势被遏制了，中断了，变得面目全非。乃至于当事人都无法端详出一个所以然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怎么就不行了呢？莫名的遏制之力使得早期的自我形象拒人千里似的存放在永恒的过去，而使此后的每一次自我观照都变得寒风萧瑟、形容狼狈、相形见绌，就好像后续的发展不是从那个地方起源的。当然，意外的收获在于，每一次拿从这个奇妙源头延伸出的应然状态与后续人生阶段的实然水平做个比较，就能品尝到人生在世的苦辣酸甜混合出来的宿命感。
诗的序曲由一个青少年形象组成。接下来，发展的意识肯定要求一个现实状态的诗人形象登台亮相。在这里要完成一次人生接力棒的交接。不应当辜负前期的良好铺垫才对。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莫名的断裂出现了。那种本可以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丧失了。尤其是这种丧失感并不是一天两天在发生，而是绵延十余年，直至今日仍然可以命之为一种沉沦的状态。这当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状况，就好像在两个年龄阶段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诗人不但要看得见这条鸿沟，而且要让其他人也看到自己的身后正是那不能称之为退路的鸿沟。一个为时十三年的挣扎与等待成为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一个发展得并不如意的阶段，一个连自己也困惑为什么沦落到这一步的阶段。这是一个不得志的人生阶段。本可以在这里考取功名，获得晋升的关键台阶，但是一步错步步错，乃至于十三年形成的个人形象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怎一个萧条了得？怎一个悲辛了得？力图踏入仕途而不得，这是何等地令人抓狂。乃至于求告无门，求助无法，早早晚晚奔波不停，被一个自己早晚能够振翅高飞的奢望折磨不已。自己人生还有戏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用人机制？自己十三年来尝尽人间的悲苦（未来的十三年又何曾能够摆脱这一厄运呢），与此前青少年时期的良好势头形成明显的反差，在这里有一个令人动容的泪点。
京城（里的人）不会相信眼泪。只是这样一个泪点在文法上构成了一个能够应付过去的情感逻辑，是文法运动的一股强劲推力。落魄才子的形象或能打动惜才之人的心灵。即使这不是一个必然的泪点，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站得住脚的求职原因：一首干谒诗得以成行的理由就可以在这个罅隙中伸展出来。甚至可以说，这仅仅是很多首干谒诗中的一首，只不过在这里，诗人发明了一个最端正的青少年形象，并使得这一次并不一定奏效的求职行动内化为记录自己生命历程的一个无可挑剔的表示。退一步来说，这首干谒诗即便求职失败，但作为一首诗完全可以纳入作品总集中而难以割舍。至少这将是人生中重要的一首诗。更何况在这沉沦的十三年间也不见得一无是处、毫无头绪，在这里有过众所周知的展示超乎寻常才能的机会。只是那个众目睽睽之下的机会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迈入仕途的阶梯，而仅仅是一次才华的证明。但离真正入职还差几道手续。现在写一首干谒诗向某人一表心意，这样一种自荐的做法，就是想在主观上尽可能推动这些手续所对应的用人机制快点生效。这里有一种等不及了的心急如焚的情绪，期待能够让有识之士产生心灵的共振。自己虽得到过至尊的赏识，但是在程序上被有人做了手脚，自己前进之路被卡住了。多么希望有人拔掉那个卡哨。
故事讲到这里，身世之谜昭然若揭。但是权力斗争之中选边站的问题也可能使得有识之士出于自保而袖手旁观。所以在文法运动推进的过程中，显示出了诗人的某种侥幸心理。他也没有多大的把握，并没有在这一次求助行动中一股脑地将自己的尊严毫无保留地倾倒其中。并没有孤注一掷。他仍然相当理智地维护了一首诗应有的体面与秩序，已经估算到了即便没有一个职务，但至少还有这首诗。这首诗将成为最后的屏障。至少这首诗拿给别人看并不会坏事，多多少少能够形成一股积极的推力，让这个人兴许在某个特殊时候说上一句好话。或许有那么一种微弱的可能，就在他能说上话的时候，转机就出现了。这首诗就是要预先埋下这样一颗种子，在那个人必然存有的怜悯之心中有可能开花结果。且不说风尚使然的干谒诗在当时的用人机制上是一种常规的自荐模式，写诗之人与收信之人心里都不会觉得过意不去，左右为难。这只是走一个常规的仪式而已。而诗人偏偏要在这样一个俗套中写出一首好诗来，使得求职之举同时成为一个令人佩服的创作活动。至少这首诗不能输给别的诗。丢得起人，但绝不能丢得起诗。丹田之气守护丹田之诗。诗人并不奢望在这一首干谒诗交出之后立即获得一次身份上的急遽转变，正如对于韦济这个具体的人，他也没有十成的把握可以确定他能够帮到自己。有一首诗总比没有一首诗更好。
韦济被动地成为了一个见证人，成为诗人第二个人生阶段跃然纸上的第一读者。诗人的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首诗写出来至多只能获得一个具有同情心的第一读者，舍此别无所获。既然如此，就可以厚此薄彼地来经营好这首诗，而不必有太多官场或礼俗上的顾忌。面对写给别人看的干谒诗进度，诗人肯定无法忍受在两次求职的叙述中描绘出如出一辙的自我形象。于是，在这首诗中折叠出来的十三个年头作为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系下的死扣肯定不会在下一首诗中予以重述。当务之急就是写好当前的这首诗。十三年间过的是什么日子？这里必须描绘出一个真实的自我形象，做一个兜底的交代。如果说诗的开头部分所奠定的青少年形象如此稳固，难以更改，那么，接下来要塑造的第二个阶段的自我形象理应成为日后回顾这一阶段时所用措辞的范本。与前一阶段的稳定性不同，第二阶段的认识仍处于一个动态调整的状况之中。毕竟仅仅在一首诗的有限篇幅中，只能概括性、笼统性地谈及这一人生阶段的特征，而不能举例说明或者回到某个最痛彻心扉的晚上去一探究竟。这是一份笼统性的声明。无非是揭示出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处处碰壁，一个是遭人暗算。十三年没有等来一个贵人，十三年蹉跎成了编外人士，仿佛随时要从原有的阶层跌落而出。
这是在向韦济一诉衷肠，还是碰碰运气？韦济是话事人，还是带话人？既是又不是。但可以确定的是，诗人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机的面前。是到了该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了。是去是留，这个问题要比韦济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显得更为迫切。韦济在这里只是让唐突的心灵稍加慰藉而已。韦济是心灵危机的见证者，有这样一个见证者，就可以趁势画一条边界。诗人已经强烈意识到了再这样惯性滑下去可不行，十三年够长了，已经能够作为一个刻度拿出来做一次了断。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里必须有怒喝一声主动去阻止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行动了。这首诗似乎就是用来壮胆或以壮行色的。韦济还不够分量，还不是那个一言九鼎的人，一锤定音的人，只是一个厚道人，一个耿直的中项，可以将心里话掏出来讲给他听而无伤大雅。因为诗人在这个紧要关头，正琢磨着怎么发明一个适合自己的倾听者，环顾四周，没有比韦济更合适的人选了。在这里有一个深刻的试验场。也就是说，“再使风俗淳”这样一个决心上大面积的覆盖率到底有没有实践的可能性或可行性？为什么不可以在韦济这个个体身上做一次试验呢？如果自己具有某种天选之子的能力，就可以在一对一的方式中高效地实现一次使之淳的目标。如果韦济这个人不够完善，还有某种人品上的瑕疵，那么借助这首诗，诗人应当能够有效地改造韦济这个人，使他更为淳朴，使他强烈意识到读了这首诗之后能够达成一个自我完善的进度。请格外注意，诗由求人一晃而为渡人了。
韦济也是风俗中的一员。可见，这首诗交给韦济，就是在测听时代的风俗或风向。当韦济本人读到这里，也不禁肃然起敬，以知音姿态对等地接住杜甫之所知，从一个肉身的韦济形象向一个抽象的韦济形象跃进。帮人即渡己。韦济在这里不再是代表他自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向更多的人，向整体的人迈进。这首诗暗下的一个决心正是，这已经是“再使风俗淳”的行动中的一步了。这首诗本身就已经开始付诸实践，使然之力已经启动。很明显韦济作为这首诗的第一读者，并不是仅有的读者。如果有在天之灵，这首诗所提到的其他故人名单都会随之振作，都能够纷纷听到杜甫的心声。杜甫的确可以通过韦济向这首诗所提到的其他人一诉衷肠，并自忖在他们面前能够挺起腰杆。自己能从他们中来，但也能不同于他们，必须有所超越。这一信心并不会因为求职无望、前途渺茫而消耗殆尽。试看这首诗所描绘的花名册，我们就知道杜甫悄然地将自己历史化了，从现实困境的单一局面中解脱出来了。诗中提到的扬雄也好，曹植也罢，哪一个没有自己心里的委屈与苦水，但他们时至今日留给这个时代的不还是各自稳操胜券的那份使然之力吗？积极的、阳刚的、不灭的使然之力将在韦济的老泪纵横中再度被感知到。事实上，无论韦济其他事做得再怎么多，从历史化命运的角度来看，都抵不上在杜甫诗中出现一两次所获的光辉。历史记住了在诗中出现的韦济形象。
简言之，在杜甫看来，如果这首诗不能打动韦济，就更别提信誓旦旦的、推而广之的“再使风俗淳”那个宏大命题了。正如诗一开始所设定的那个对话场景，“丈人试静听”，使得一首诗具有良好的一吐为快的势能。诗人瞅准了时机，站稳了脚跟，可以像倒豆子一样地倾吐心声。韦济的那个形象一出现就正是时候。现在韦济的形象再度出现，“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在文法上既有一种前后边界的标记，又有一种协助诗人调节语速和节奏的效果。韦济参与建设了这首诗的文法运动，他变成了这首诗幅员的一部分。当他本人读到这首诗中属于他的那两三句诗，也不免怦然心动，与诗人创作时的心弦交叠共振。纵使十三年间诗人朝朝暮暮的狼狈情形，韦济没有亲眼目睹，但是在朝堂之上杜甫的精彩表现以及众人交口称赞的诗名，韦济应有所耳闻。或许中途也有过必要的文学上的良性互动。这一点并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暗示与证据摆放在诗的顺理成章的脉络之中，丝毫不会觉得唐突。诗人也提醒他的读者可能会有两个诗人形象同时出现在他的印象之中：一个是文思敏捷，一个是怀才不遇。至于诗人自己是怎么想的，有一点他必须声明，那就是他的心态仍然是平稳的，淡定看待自己的处境，即便形貌上怎么看都有点猥琐。年轻人有些抱怨和牢骚是正常的，偶尔闷闷不乐也不成问题。但如果等不到自己应得的待遇，那只有掉头而去。
诗人是有退路的，但不能因为留了退路，就认为年轻人心意不坚定，也不能轻判“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里作怪。不但诗自上而下发展会要求走到这条退路上去，求得一个稳妥的落脚点，而且就诗人本身的人生规划来说，受挫之后迫于生计可能确实要找到一条退路，予以治愈疲惫不堪的心灵。诗的进路正是人生的退路。人生第三个阶段的篇章俨然就要开幕。西边不亮东边亮，总得有一个奔头。当诗人选定“白鸥”（而非一个历史人物作为典范）这样一个类比形象予以自检时，飘忽不定的生涯仿佛再一次命中注定。要走了，再也待不住了的想法越来越像一个决心。这一迫不得已的情形恐非韦济一人之力所能阻挡。离开京城已是最好的选项，因为过去十三年累积所形成的一个整体不能再有更多的增量，徒增烦恼而已。诗人现在所要的是一个变量，将自己再次抛入不确定性之中。给不了一个报效的机会，至少可以给一个报恩的机会。但连这都没有可能时，就只有向万里之遥的未知空间投桃报李。自己被无情的现实驯化了吗？并没有。对于一个即将被迫离开的士子来说，京城作为久留之地已经被证明是失效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假以时日，以一个归来者姿态重返。但眼下确实是必须离得越远越好。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走为上计。这里并非以一个负气出走的形象来换得同情，而是互道珍重，确实要走了。
当然，就目前的信息来看，还很难断定诗一寄出头也不回，诗人随即就真的离开了京城。在这首诗的最后部分要落实一个出走者形象确实是文法运动使然，比起安排一个等待者形象来说，出走者形象能使文法更为通畅流利，诗人的精神上也能够获得最大的释然。出走者形象是崭新的，而等待者形象太古老，已经惨不忍睹，形容不堪。诗人一下子无法设计出能够与诗中已经提到的那个久久等了十三年的等待者形象媲美的另一个新的等待者形象。等待还有什么新花样吗？已经等不及了。至少文学史要给予一个超长等待的等待者形象，才能够让自己在文法上通过用典（可问题是前面用的典故又太多了，用典作为一种技法不能再用了）使自己安顿下来，使一首诗获得体面的回声，使倾诉者与倾听者之间有一种来自年轻人一方的不卑不亢的情形。潜意识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心心相印的历史形象。不等了，这个心声回荡不已。通过这样一次对以往等待所郁积的气氛清空与逆转，使自己获得一种否定性的力量，以便从精神上让自己获得一次彻底的拯救。自己才不想在一种苦等之中不断翻新等待着的品德与逻辑到底有多么必要，而是从等了又等的苦海中摆脱出来。让不等与等至少打个平手，让不等这一份心声能够铿锵有力地从喉咙里发出来，成为一种人生应有的决断。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在诗人等与不等的反复权衡中，白鸥早早就等在那里，等在可称之为诗人人生第三个阶段的发轫之处，等待一个不想再等的人，和他一起开启千里之行。
202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