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啸风 译
对于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诗歌与哲学是一体的。对宇宙的思索与探讨都在诗歌中呈现。柏拉图严格地区分了哲学探讨、哲学教育的“真理功能”与诗歌及吟游诗人擅长的（往往不可靠的）“虚构”。自此以后，麻烦就开始了。但原先那种把系统性哲学与诗学话语融为一体的理念，始终不曾磨灭。在卢克莱修、蒲柏、伏尔泰等人的作品中，我们依然看到这种理念。在维特根斯坦的日记和笔记里，他反复述说这一愿望：哲学只能通过诗歌来表现。[1]但是，诗歌与哲学的关系往往并不一帆风顺。当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这些哲学大师说理想的哲学分析应该采取数学的形式，采取绝对抽象和逻辑的形式时，他们说出了众多哲学家的想法。而马拉美（这位娴熟的黑格尔解读者）针锋相对道：组成诗歌的是语词，而非观念。
在20世纪的语境下，哲学与诗歌最富挑战性和创造性的一次碰撞，发生于策兰和海德格尔之间。这次碰撞已然成为诸多二手文献的研究对象，可是，由于尚未完结的海德格尔全集在编纂上的不尽如人意，由于策兰私人生活中充斥的“暗物质”，这些二手文献都有不足之处。马尔巴赫的德意志文学档案馆收藏了策兰身后的诸多文件，还有他在诗歌和理论演变过程中仔细批注过的海德格尔作品。这样一来，我们取得了部分突破。自从柯勒律治的笔记和旁注出版以来，人们又一次近距离且满怀疑问地看到一位伟大诗人的工作室。阿德里安·法朗士-拉诺尔（Hadrien France-Lanord）的《策兰与海德格尔：一次对话的意义》（Paul Celan et Martin Heidegger. Le sens d'un dialogue）的一大功绩就是首次梳理这些文献，把关键的段落展现给更多大众。
有一些无可否定的事实。1948年，策兰开始接触海德格尔的作品。引荐者似乎是英格褒·巴赫曼，当时她和策兰走得很近。巴赫曼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批判性接受”。1952年之后，策兰对海德格尔的主要作品进行阅读和批注，包括《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Einfhrung in die Metaphysik）《林中路》（Holzwege）。令他尤其感兴趣的是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特拉克尔所做的评述。至于海德格尔，他也目睹了策兰在德国诗坛与日俱增但不无争议的地位。经过一番内心斗争，并且也是为了回应海德格尔出席他的诗歌朗诵会——就海德格尔而言，那次出席是个极其罕见的姿态——策兰答应造访位于弗莱堡附近的托特瑙堡的“小木屋”，这位哲学家的著名静修处。会面发生在1967年7月下旬。1968年6月和1970年3月，二人有过进一步会面（海德格尔再次出席了策兰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他们有一些书信往来，不过留下来的很少。
两人的交集仅此而已——简直少得可怜。尽管如此，这位思想家和这位诗人的关系，依然激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评论、阐释、解读。这些解读俨然造就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学术产业和期刊产业。众多“目击证人”纷纷表示，他们听到策兰或海德格尔讲述对彼此的印象和评价。考虑到策兰（哪怕在亲密的朋友面前）近乎病态的沉默寡言，以及海德格尔充满傲慢的矜持，这些证人的说法往往是师心自用。他们的文本分析——尤其是对策兰造访托特瑙堡、在山岗上漫步后所写的诗的分析——往往是论战性的，具有意识形态的动机，而且师心自用。策兰对妻子与诸多朋友的讲述，只是让事情变得愈发复杂了。
其实，真正令人惊讶、不解的地方是，策兰竟然如此热烈地转向海德格尔的作品，而且他们二人竟然会面了。策兰的天才之处在于一个难以忍受的悖论：他不得不用那些杀害他父母的人的语言来说话。对他而言，“死亡是一位来自德国的大师”（这句诗后来被用在海德格尔身上）——而一首诗就像一次“握手”。对人的精神而言，这种相互信任的行为，比其他行为更赤裸，也更危险。正如我试图表明的，策兰那曲折幽深、意味深长、往往隐晦的德语，其实是一种自我翻译。自荷尔德林以来，诗歌第一次试图把这种非人的语言“翻译”为“未来北方的德语”。
至于海德格尔，他不仅代表了纳粹主义的某些复杂层面和遗产，而且体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仅凭德语，仅凭康德、谢林、黑格尔使用的语言（连同古希腊语），就能阐明和传达一流的哲学思想。西方文化中对策兰至关重要的希伯来遗产，在海德格尔的渊源中几乎不值一提。黑森林、小木屋、海德格尔的农夫打扮，恰恰代表着策兰畏惧的一切。这些事物，在克莱尔·戈尔（Claire Goll）对他的作品进行蓄意中伤，令他濒临发狂之际，象征着条顿人的野蛮行径卷土重来的可能。那么，我们如何估量策兰和海德格尔之间，以及他们作品之间不容置疑的联系呢？
在1940年代，海德格尔的影响已然渗透了法国思想。对于列维纳斯、萨特，还有后来的德里达，《存在与时间》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根本的作用。让·波弗雷（Jean Beaufret）是这一时期的传话人和发言人。在过去十年间，面对种种负面证据，一支法国禁卫军集结起来，捍卫海德格尔的政治声誉和个人声誉。法朗士-拉诺尔正是这个保卫和护教团体的一员。因此，他对整个海德格尔问题的（无疑复杂的）考察，也令人反感。他向我们保证，海德格尔被卷入纳粹是个短暂的“错误”。后来，海德格尔在沮丧的10个月后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从而彻底结束和纠正了该错误。自那以后，海德格尔的姿态是保持一种斯多葛派式的沉默，并用无比深刻和敏锐的眼光把纳粹主义视为西方虚无主义和技术民主化的更大灾难的一个元素。在内心深处，海德格尔从未“忘记自己的错误”，但他选择把那一错误纳入存在之命运的批判，对此，他已提出独一无二的先知式理解。而诋毁海德格尔的人，要么是恶毒的搬弄是非者，要么是左派或亲犹人士。
毫无疑问，这种说法回避或歪曲了明摆的事实。早在希特勒上台前，海德格尔就宣称了“犹太化”（Verjudung），即德意志精神生活中的“犹太主义感染”。1933-1934年，他在演讲中赞扬新政权，赞扬其超然的合法性，以及元首的天命，这些都是昭然若揭的恶行。同样昭然若揭的是，他在1953年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中，决定再次刊出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的著名定义(此决定具有一种可贵的真诚)。另一段更著名的话出现于1949年的不来梅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把对人（他遮遮掩掩地不用“犹太人”一词）的大规模屠杀等同于密集式圈养和现代技术。1966年，他死后发表于《明镜》周刊的访谈清楚地表明，对于大屠杀，对于他本人在纳粹主义的精神毒害和修辞毒害中所起的作用，他根本不愿透露直接的想法。这是极其精明的沉默。如此，拉康就可以声称海德格尔思想是“世上最高等的”，福柯则可以把其“个体之死”的模型同海德格尔的“后人本主义”联系起来。
这些评价未必有错。随着时间推移，海德格尔愈发笼罩了现代哲学的发展。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德里达沮丧地说“海德格尔监视着他”）、后现代主义全都是同一尊巨像的（往往是人为的）变体。这尊巨像便是海德格尔的作品。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称海德格尔“当然无与伦比”，却禁止在其课上提起这个名字。如同柏拉图三入叙拉古，海德格尔公案也十分棘手。毫无疑问，许多“自由派”对海德格尔声誉的中伤，不乏粗俗和疏忽之处。人们得用负责的细致态度，画出从“私下的纳粹主义”（1933年末柏林当局对他的绝佳界定）到他对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本体论考察的轨迹。不过，海德格尔公案的严重性，他对这场德国浩劫的深远影响，以及他采取的逃避策略(这保证了他在1945年后的地位，以及在全球大噪的名声)，都毋庸置疑。法朗士-拉诺尔在《策兰与海德格尔》中的巧言善辩，并没有给海德格尔增加多少声誉。
毫无疑问，策兰知道海德格尔与纳粹有染，尽管许多细节日后才浮出水面（比如1945年前，他一直保留着他的党员证，更别说他对胡塞尔的态度）。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的遗存与复活的迹象，让策兰濒临发狂。因此，他决心同任何反犹或条顿至上的护教言论划清界限。尽管如此，策兰依旧沉浸于海德格尔的重要作品。如果说勒内·夏尔（伟大的法国诗人和抵抗运动领袖）欢迎海德格尔，那么这种姿态显然是无政府主义的相互欣赏，以及领袖人格的相互吸引。夏尔不懂德语，海德格尔也不太会法语。他们二人同样尊崇赫拉克利特和日光。策兰走近海德格尔，则是带着一种深刻却又充满危险的强度。这一举动点亮了德语。策兰在海德格尔身上发现的，是一种语言的核心性和根本性（它在许多方面与策兰的那种核心性和根本性恰好相反，但二者本是同源）。自路德和荷尔德林以来，还没有第二个人像《存在与时间》的作者这样重新锻造了德语。还没有第二个人像策兰这样试图打破德语的词汇和语法渊源，从地狱般的遗产中拯救出真理和重生的潜能。几乎是宿命一般——尽管以一种往往无法理解的方式——他们二人相反的道路终将相遇。
正如约翰·雅克松在他翻译的法文版策兰诗集的导言中说的，策兰得益于海德格尔的词汇和句法创新，这点无可否认。雅克松充分说明，海德格尔对动词形式、形容词、副词的实例化如何启发了策兰。海德格尔的另一门技术也启发了策兰，那就是把德语的古老“词源”连根拔起，从词源学的矿井中钻出尘封已久、独一无二的启示。虽然荷尔德林是他们二人的共同源泉，但海德格尔随机创造的新词和独特的并列结构支撑了策兰的语言实验。这个说法特别适用于策兰的《子午线》，他获毕希纳奖时发表的著名的诗学和道德宣言。我们不妨说，《子午线》的“对唱曲”，正是海德格尔的作品。
法朗士-拉诺尔梳理了策兰在海德格尔作品边上做的批注，并表明：我们见证了诗歌与哲学在西方思想中最精彩的一次碰撞或结合（由于策兰创造性地翻译了夏尔，此现象便进一步成为“三角关系”）。假如引用可信——我们缺少独立的佐证——那么，策兰去世前不久，曾否认海德格尔臭名昭著的晦涩，就像他否认自己诗歌的晦涩。反过来，海德格尔试图寻找语言的根源，恢复单个语词，甚至单个音节的神秘的、源始的能量，从而恢复语言的“透明”。策兰同意海德格尔对语言功能的分析，即语言的功能是“命名”（亚当的寓言）和“去蔽”（aletheia）。但是，如果现象学的“可见性”至关重要，正如策兰在《存在与时间》上做的记号——“话语即让人看”（das Reden Sehenlassen）[2]——那么，聆听，或有能力听见语言内部超越人类交流用途的东西，就变得更加重要。策兰在《形而上学导论》里，给那个强调语言优先于所指的句子做了记号：“事物在言词中、在语言中才生成并存在起来。”[3]这句话显然是对马拉美的改写。在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Wozu Dichter?）里，策兰又给海德格尔的核心主张做了记号：“语言是存在之圣殿；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4]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Über den Humanismus ）里，策兰标记的句子，可被视为他自己的诗学格言:“语言是存在本身的又澄明着又隐蔽着的到来。”[5]
在海德格尔和策兰身上，隐含了某种后人本主义，或许不妨说，前人本主义。海德格尔认为，在虚无主义的临界点上，人们还不知道如何思考、如何正确地设想无法避免的技术主导的大众消费社会。对策兰来说，大屠杀的浩劫让我们不得不质问人的地位，质问重建人性的可能。早在福柯之前，这位存在论者和这位诗人便已思索了第一人称主体的消亡。策兰的表述（无疑得益于海德格尔的一个有争议的新词）违抗着翻译，甚至释义：
一与无限，
灭绝的，
我化[6] 在这段诗中，最关键的意思模糊的“我化”（ichten）呼应了海德格尔著名的“无化”（Nichten）。正如法朗士-拉诺尔所说，在这个因为噪声、闲谈、新闻垃圾而歇斯底里的社会里，沉默的价值在他们二人看来尤为重要。策兰所用的意象令人震撼:“词语的夜晚--沉默中的掘矿者。”[7]海德格尔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反复说，思想的一切本真性的举动，只能在沉默的道路上发生(策兰在这句话上做了记号)。当海德格尔说语言“仅仅关切于自身”[8]时，当他写道，语言从外在的沉默中获取启示的手段时，他无形中为策兰的《子午线》，以及策兰晚期诗歌的违抗本性，设定了基本路线。
各种蛛丝马迹终于在1967年7月25日的托特瑙堡结成了一张网。十分奇怪的是，虽然海德格尔知晓策兰父母被杀害的情况，可他对策兰的犹太背景知之甚少。而策兰，或许受制于躁狂的创造能量，处于极度的心理不安状态。很长时间以来，人们相信策兰因为海德格尔的沉默而疏远后者。事实证明，期盼“一个思想的词/来到/心中”的希望最终破灭了。泥泞沼泽地的漫步过后，留下的只有土壤的肥沃。“木排”（Knuppel）和“沼泽”（Moor）都让人想起集中营的屠杀记忆。这次漫步之后，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给妻子和朋友弗朗兹·乌尔姆（Franz Wurm）的信中，策兰把这次会面说成积极的、“完全坦诚的”。不同于人们的传言，二人的交往并未彻底结束。收到《托特瑙堡》一诗后，海德格尔在1968年1月30日热情地给策兰回信。信中，他说，他们在黑森林的那一天有“各种思绪”（vielfaltig gestimmt）。在此之后，海德格尔找到了他最重要的一个口头禅：“从那时起，我们交换了许许多多的沉默”（Seitdem haben wir Vieles einander zugeschwiegen）。[9]后来，海德格尔为《托特瑙堡》写了一首诗作为“序言”。此序言直到1992年才得以发表，且创作过程和出处依然不甚清楚。假如这段文字可信，那么，海德格尔再次重申了他的信念:语词并不表示或意指有效性，而是从“纯粹本己”（reiner Eignis）中获得有效性，那里就有沉默的气息。
如上文所说，这次会面和这首诗催生的二手文献数不胜数。它们大多来自传闻和揣测，往往是投机取巧和凭空想象。法朗士-拉诺尔有一点说得很对:策兰不会天真或无礼到希望海德格尔做出某种忏悔，也不会要求海德格尔因为卷入纳粹主义、对大屠杀闭口不言而明确道歉。与此同时，法朗士-拉诺尔用策兰纽扣上的“万字符”来证明这位大师和这位诗人的关联，证明“奥斯维辛的孩子”和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关联，则完全是幼稚的不靠谱把戏。
在策兰批注的《演讲与论文集》（Vortrige und Aufsätze ）中，他用两条线标出这一命题：只有彼此保持不同的存在时，诗与思（das Dichtenund das Denken）这两个护身符般的德语标签，才会相遇。在海德格尔看来，最高的诗，比如索福克勒斯和荷尔德林的诗，既打开又遮蔽了语言对于存在的直接性。哪怕是最透彻的哲学话语，也无法彻底匹配或改写这种直接性。如果我对《托特瑙堡》的解读无误，那么，策兰的绝望比任何个人或政治环境的悲剧还要深不见底。这种绝望说明，即使是最高超的诗人和思想家，二者的语言也无法实现完全的对话。法朗士-拉诺尔所说的“传记窥淫癖”根本无法穷尽一个夏日那场失败但又必不可少的对话或“反对话”的意义。
《泰晤士文学增刊》，2004年10月1日
译注：[1]参见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1卷》，涂纪亮主编，涂纪亮、吴晓红、李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33：“我认为，我的下面这句话总结了我的哲学态度：我们的确应当把哲学仅仅作为诗歌来写。”
[2]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9：“话语（让人看）具有说的性质。”
[3]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
[4][5][8]参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451；371；1121。
[6]出自《曾经》（Einmal）一诗，收于《换气》。
[7]出自《词语的夜晚》（Abend der Worte ）一诗，收于《从门槛到门槛》。
[9]参见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25-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