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多元化最终会使批评成为孤立的对话，成为批评者理解或误解作者的一种方式，与第三者毫无关系。确切地说，第三者或许已不存在，自然也不会有赞同或反驳的声音。除了被批评者本人，批评者将听不到任何回声。诗只是尘世的万物之一，诗本身又千差万别，多元化就是多个标准，或取消标准，取消标准就意味着取消批评。批评正在变成一种生而失效的事物。在这种时代语境中，从文本内部增强批评的力量几乎成了让它不失有效的唯一途径。对批评者来说，拘泥于批评对象固然难以摆脱依附于人之讥，把批评别人作品的过程当成推销自己主张的过程也不免有强加于人的嫌疑，因此，批评者应能充分感受来自作品的阻力或纠正力量，换句话说，过于平滑的批评是可疑的。这种本身就不成立的批评根本没有必要进入这个多元化时代。就此而言，意识到批评失效的危险，并唤起相应的克服措施，这是进行批评的一个必要前提。
我不清楚向云为什么用“
胡人”作为自己的笔名。在中国历史上，胡人是汉人对其他民族的称呼。就此而言，“胡人”这个词包含着边缘的，外来的，不太文明的，与主流有异的等语义。由此，我几乎窥见了或自以为窥见了诗人胡人的时代立场：边缘的，外来的，不太文明的，与主流有异的。我认为这种旁观的立场对诗人是有利的，因为诗人其实就是深入时代中心的旁观者，启人心智的发言人。
在胡人的诗中，我最喜欢《厨房之歌》（2011）。这是他写给妻子的诗，也是最日常化的诗。而诗人在对日常场景的叙述中纳入了丰富的元素，并在诸元素之间形成了富于戏剧性的张力关系。民以食为天，厨房关系到一日三餐，但《厨房之歌》并非单纯的家庭叙事，诗人通过各种渠道把富于时代气息的社会元素融入诗中，家庭叙事与社会叙事在厨房中得到了巧妙地汇合。从总体来看，妻子更关注家庭，“我”更关注社会，因而家庭叙事中的主角是妻子，却处于“我”的旁观中；社会叙事中的主角是“我”，却处于妻子试图进行的纠正中。
诗歌从黄昏写起。霞光四射的夕阳以其浓烈的暖色调不仅照亮了厨房，而且成为诗人赞美妻子的道具——副标题显示：诗人的妻子名字是“林霞”。此时，诗人说夕阳照耀的厨房“如一场开国大典”，只是这场辉煌的大典检阅的不是士兵，而是“蔬菜们”；检阅者也不是领导人，而是准备晚餐的妻子，“你抚摸着它们，像个母亲”。于是，“蔬菜们”变成了妻子的“孩子们”。仅此一句，妻子的爱心跃然纸上，并在下面的诗句中得到强化：“爱素食，盼望动物们回归自然／来世做一个好人。”
初读此诗，我就想起了西默思·希尼的《阳光》，另一首厨房之歌。《阳光》从烈日写起，细致描绘了烤饼人和烤饼的过程，而在《厨房之歌》中，做饭过程一概略去。在接下来的一节中，读者看到的是快乐主妇和快乐厨房：
有时候，你轻唱民谣，念《金刚经》
或扭腰锻炼身体
你有多欢喜，世界就有多美好 “你有多欢喜，世界就有多美好”可谓诗中的警句，它如此朴素，以至于使人忘了它的警策。这句诗表明在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世界（厨房的扩展物）本身如何，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在这两节诗中，“我”无疑是个厨房的旁观者，妻子的赞美者。第三节略有变化。“当抽油烟机停止转动”是个过渡句，意味着饭菜已经做好，这暗示“我”不只是厨房的旁观者，也是一个热衷于看电视的人，一个激烈的谈道者。在这里，电视是个重要的道具，它对“我”的意义相当于夕阳对妻子的意义。很显然，电视对应的是社会，“我”关注社会，就像妻子关注厨房一样。直到诗歌最后，这两种不同的关注才扭结在一起：
当我高谈阔论，你正在擦拭灶台
此刻，你更为关心的是
我的倔脾气，何时像空心菜一样变得细软 在这里，妻子对“我”的关注突然超过了厨房，并且它有一个针对性很强的目标，即改变“我的倔脾气”。值得注意的是，抽油烟机“停止转动”，电视新闻里的战争“平息下来”都是表示结果的句子，这就暗示了改变“我的倔脾气”也是这种“结果”思维的延续，但它只是妻子预期的结果。就这样，《厨房之歌》结束于夫妻的和谐中呈现出来的不尽如人意以及改善的愿望。与《桂花树下有仙女》（2008）相比，诗人延续了对妻子的热情赞美，但不再是单纯的赞美，而是呈现了一种并未破坏和谐的小小冲突。
奇妙的是最后那个比喻，妻子想把丈夫的倔脾气变成细软的空心菜。女性心理似乎具有柔化万物的倾向，妻子试图把丈夫柔化为空心菜，再把蔬菜当成她的孩子。同样奇妙的是诗中的第一个比喻：“太阳像一枚橘子”。这也是一种女性心理，它试图把阳性十足的东西柔化为一种可食用的水果。在任何一对夫妻中，也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改善对方的愿望。而妻子柔化丈夫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对她来说，爱丈夫，爱家和爱自己几乎是一回事。在《叶芝作为一个榜样？》中，西默思·希尼认为：“当一位作家献身于他的艺术时，通常会对那些和他关系亲近与亲密的人产生某种伤害。”这种伤害可能源于写作的题材，可能源于写作的倾向，也可能源于写作的态度。当“我”发表“失去民心的政权必定会垮台，且是迅速的”之类言论时，妻子之所以感到不安，是因为此类言论具有与当代社会对抗的因素，因而会让妻子感到可能会因此受到相应的惩罚或报复，并因此起意改变“我”这种倔脾气。有位名哲说，好女人是俗世的天堂。她们往往以感觉的正确成为男人的天然教育者。而世界的丰富性在于，无论接受多少女性话语的规训，男人终究是男性的，胡人甚至还是蛮性的（对应着“倔脾气”）。
很显然，胡人是个有男性视野的诗人，这就决定了他的立场是立足家庭面向社会。《奔跑的中国》（2011）应该是胡人此类诗歌中有代表性的一首。早在2003年，胡人就写出了《奔跑着》，《奔跑的中国》可以视为它的扩展之作。这两首诗的可贵之处并不只是在场的描述，而是对在场的反观。诗人并非完全的局外人，他也是奔跑者中的一员。胡人是个报社记者。在《荒芜之地》（2007）中，他写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
这些年，我在一幢大厦里
从事文字工作
站在17楼，能看到一条大江
以及挖沙船
也就是说，诗中的否定指向的并非都是别人，还包括他自己。就此而言，这首诗鲜明地体现了胡人的反思意识，并使胡人成为一个对秘密感兴趣的诗人。他说：“诗歌，就是说出事物背后的一些秘密”。《奔跑的中国》力图呈现奔跑的表象背后的秘密。该诗用与现代生活对应的粗线条和快节奏提炼出了现代中国人的典型症状：一种全力追求速度的奔跑，一种停不下来的奔跑心理，一种奔跑到死的生活状态。从主动奔跑到被迫奔跑，一首诗呈现了一个全民皆跑的时代。
作为一种现代精神病，奔跑意味着为了未来舍弃现在，而现在几乎是生活的全部，舍弃现在就意味着舍弃生活。这可以说是奔跑者的人生悖论。早在上个世纪初，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就反驳过这种所谓的现代生活：
我不匆忙，忙什么呢？
太阳和月亮不慌不忙，它们是对的。
匆忙是相信人可以跑过他们的双腿
或者跳出自己的影子。
既然一个人不可能跑过自己的双腿，匆忙便成了可疑的事物。在这里，诗歌显示了一种否定的智慧。由此可以说，在众人皆跑的时代里停下来或率先停下来的人可能是诗人。
尽管胡人写出了《厨房之歌》那样的赞美诗，但从我读到的诗歌总体来看，胡人是个反思型诗人，这也证实了他的男性气质和社会视野。他常常在讽刺或否定生活病相的过程中体现出诗歌对现实的纠正力量，并由此显示出诗人对世界的深入认知。《相对论》（2010）这首诗名字本身就很典型。《我想和另一个我谈谈》（2010）写得更出色。该诗呈现了一种想和自己交谈又不能达成的张力关系，而且，诗中融入了当代社会的诸多物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物象正是塑造“我”或“另一个我”的力量，也是阻止“我”与“另一个我”交谈的因素。这就使诗中的“我”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语境支撑，并以其多样性趋向于生活复杂的真实。我私下里认为，此刻，胡人就是那个不说话的人，他仍然站在山的最低处，以其富于道德感的爱心舞动词语的白练，并目睹它越升越高。白练素净无声，却聚集着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