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曾经谈到，有一类哲学家的表达之所以吃力，是因为他们不但要表示思想，还要表达思想的思想。在中国当代诗人这里也是如此，不止有一位诗人宣称，他们在写作（有关）“诗歌的诗歌”。他们的写作充满了变数，既因为不可知的命运、写作环境和外部现实的变化，更由于他们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对技艺的精湛运用。在写作中频繁化身、精于吐纳直至成绩斐然对他们并不算难事，也有一些人穷尽自我和社会的可能，淡泊以明志，榨取自我和自我压迫而修成正果，但最终，要想拥有智慧并且给人以智慧却并非那么简单：那时候，也就是新诗作为一种普遍的哲学的理想、一种生活方式的理想最终确立之时，我们暗中保留着这一理想。这么说，我并未僭用“智慧”一词，虽然似乎无论按照哪种古老或古典的观点来看，智慧都像是远离人的机智、不用猜想与反驳、从而省却了实证的麻烦的超验之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通向这一道路的证明，我才可以讨论诗歌写作之道，我在
姜涛那里觉出道的意味，也是因为创作、阅读和批评的统一机理。
当代诗歌的读者一味要求诗人的道德感，不知道他们的盲目起了反作用，诗人为了自我保护干脆退居到美学的道德感的界限之内，强调美学的自足和美学快感的正确无误，就像古代的县官依照他们的法律竭力维持着一种“诗的公正”，唯恐受了他们的怂恿，诗人的道德感变成凡夫俗子的道德感，也就是毫无道德感可言，成了飞短流长。此一要求在诗人那里产生的最为积极的后果，也许是他们增强了诗歌的讽喻性，同时这也是他们自我反省的需要。如何将这一讽喻性编织进文本，从此成为他们梦想的课题。他们找到的解放之路，是不再坚持卫生防疫学式的作诗法，即将不符合纯洁教条的异质成员-词语-坏蛋们统统剔除出去：
其实，事物都会选择一个对立面
端详自己。下午无事
外出买酒，回家自我分析：
我的生活在镜子里看来平稳
已经渡过人称的危险期
抽屉里没有纸的风浪
与配偶的争吵也吵出了规律
还有个幻影在外面定期上班
定期约会，定期从银行卡里
向老家汇出记忆和眼泪
只有我知道，那不是我
至少不是此刻的我，一手把酒
一手敲打出键盘上的混蛋们
——《生活秀》 对另一个我的想象产生复制和替换的热情，并非无故和无辜。只是这另一个我，这幻影已经有别于现代主义诗歌兰波时期的“生活在别处”的情结。它的前提，像这首诗漂亮的开头奠立，是事物为自己选择的对立面，“外出买酒，回家自我分析”堪称一个经典的对句，酒是热烈的、多血质的、浪漫主义的，回家自我分析则仿佛一种复活在现代神话里的古典理性，譬如曾子和弗洛伊德。第一行中的“对立面”打开第三行中的“外出”和“回家”。对立产生于选择，准确地说，是自我选择成为对立面，自我就是对立本身，就是对立面，它是费希特“自我设定非我”的逻辑的延伸，在自我的上升的辩证法中已经产生了分裂，自我的链条被迫中断甚至分崩离析，于是，自我衍生为多个“我”，在趋向于“永恒”和“实在”的路途中，我总是耽留于某处。“我”被航程阻隔，“否定之否定”只成为虚谈，我们知道，在黑格尔那里，未完成、被否定的就成为“自然”，机械、平庸；从自我意识哲学流行以来，自然哲学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或者说，它获得了另外的用途，牛顿的巨著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但是到了爱因斯坦，他对恩格斯《反杜林论》里表明的自然辩证法并不十分在意。自我似乎较易丧失综合和统摄的能力，亦即那种将非我转化为自我的能力。简单地说，自我堕落为一系列事实、根据、行为，而自我还存在的证明就是论证和生产。在姜涛这里，对立丧失了它原来的斗志昂扬，亦即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氛，而更多是一种“弱化的幽默的对立”，自知不可能上升、甘愿沦丧和腐败的对立，它甚至含有逃跑的意思，与其说它着意于自我确认，与光辉荣耀的对立面和非我同一，不如说它是被逼无奈的自我偏移，——古往今来，它总是服务于某种斗争哲学。——但此刻，它是含混处境中的晦涩表达，它亟需摆脱的困境是：不确定对立面，则不容易自我确定身份，而一旦确定对立面，又立马使自我陷入对方的位置，二元中的每一元都依靠对方。令人期待的是，姜涛的态度是“端详自己”，端详已经略显高明，也许他企图由对立哲学进入和谐的哲学、爱的哲学？
但后代不是台阶，可以悄悄
溜走，把未烧完的热血当作青山
那时，我也没有得过且过
像今天这般悔悟
不知道生活早和对立面和解
早被一句儿戏催了冬眠
——《生活秀》
“一句儿戏”点明了这里的喜剧味道，归根结蒂，原因在于可以选择的对立，同样也可以抹去不论，可以毁灭掉，连带着那可怜、遭受挫折的主体。因此，如果说姜涛的诗描写失败人物的失败经验，也许并不为过。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依然十分重视文本的整体效果。而同时，在追求光滑、润洁效果的纯诗歌的文本化过程中，有意保留一些尖锐、坚硬的物质，一些粗粝的杂质，一些胆结石，——它们犹如进化史中的自然，轻易不被精神主体同化。——也成为时代的另一种风尚。写过“阅读杂文会使面庞粗粝”这样的诗句的姜涛应该深明这个道理。它造成了另一种诗意，必须承认，这种诗意在当代诗歌中普遍存在，它有别于那种纯精神的抑或缠绵悱恻抑或威猛暴戾的诗歌，在另一方面，姜涛似乎受到那种危险的诱惑。他在同一首诗中作出了判断：“他的独白开始于一场语言学事故／又以对自己死亡的影射为终／当然，这是受了一些坏诗的影响”（《与班主任的合作》）。他的诗句频频涉及某种诗歌生理学：“而此刻，道边别墅里／时装母牛正用鼻音朗诵／两只粉碎的菜包在胃中／也正激荡着半沓未消化掉的诗篇”（《沪杭道上》），作为诗歌爱好者的小资产阶级或准资产阶级女性成为调侃的对象，但毕竟，她们的存在似乎暗示着当代诗歌消费存在于纯精神、精神提升与物质生活之间的困难。一端是兀自蹈空凌虚的精神，一端是具体的肉体生存。精神要么产生于物质的过剩要么产生于肉体的匮乏。姜涛对这个“对立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别出心裁的安排，强行并置或替换，以至于最后它们彼此只成为对方的遗迹。换句话说，在他的诗里，文本化的遗迹就成为自然，自然作为某种剩余之物、不可解释之物而存在，它们仿佛精神的遗迹，是精神的昭示和证验：
青山不会自己吐血
当然也不会主动跳上桌子
成为我们之间的一副骨牌
——《家庭计划》
我开始离开人群，走向郊外
向一片树林心理咨询
树木分不出性别，都长出粗大的喉结
和落叶的乳房
——《另一个一生》
除非嫩枝里密布的电路出了故障
等待自我检修的松鼠
从树上跳下，从微张的口中
抽走一枚计时磁卡
——《爱的坦白（或民主作风）》
你还瞥见，内室里的岳父拉着岳母
像背阴的泰山和华山，正在衣橱边悄声低语
——《梦中婚礼》
在《家庭计划》里，“青山”作为否定句的主语，却正显示出自然事物的主动性，拒绝参与日常的游戏，它们已不再是普通的自然环境，不再是背景，它先于主体而在，在《梦中婚礼》里，它们的确实性被用来表示人类生活的来自事实的威胁，作者同时利用了汉语里的词类关系。只是“青山不会自己吐血”，精彩之至，不知出于何典？无理而通，仿佛顽固性天生联系着通灵。萨特说：“艺术家需要一种不能同化的材料，因为美不能分解为观点；即便他是散文家，即便他做的只是汇集一些符号，如果他对词的物质性及其非理性的阻力感觉迟钝，那么他的文笔决谈不上粗犷和遒劲。如果作家要在作品里建立一个世界并用一种永不枯竭的自由来支撑这个世界，那正是因为他把事物和思想两者截然分开；他的自由与事物之所以同质，是因为两者都是不可探测的。”（1）在这里，萨特展示出无比中肯的创造哲学，甚至可以让人忽略他的自由概念，他的存在主义学说。他提示我们，作品这个世界，这个系列是人为建立起来的。萨特谈到的这种自由，在姜涛这里有时干脆表现为对自然事物的观察，可以是大河，也可以是公路旁的风景，这时他的诗组织得繁复、细密，充满深意，有类于古人曲折、曲径通幽、回环往复的游园诗，或者说，就像一种类型电影，公路片一样是高度模式化的，拥有不少元素，变化多端，同时也就方便许多，他恰好可以来观察人类智力和理型的发展，它们让这个世界变了样，重塑了这个世界，但他既然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也就可以作对比，平地追思起古猿部落或者骑马，他发现人工自然和自然并没有什么不同，自然已经高度人智化了，人只不过开始了新一轮自然进化过程， 二者相互镶嵌，不分彼此，喜也好，悲也好，事情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姜涛的游园诗和公路片，“园”譬如眼见之宇宙、大河、校园，公路则为机场高速、京津高速公路、慢跑者之道路，二者似乎都为行旅见闻，正好适时表现了人类智力的发展，正如试管婴儿、克隆人等等这些棘手的技术伦理问题一样，他也触及到了人类智力所能触及到的自然深处，或曰浅表，物质和最普通的风景，好像精神在破解永远破解不了的物质之谜。在这里，人文与科学技术、智能道路与自然风景、建筑与山水、文本化与自然终于可以呈合围之势，因为找到了参照对象，他抒发起胸臆来即使挟带着文学知识，也还是那么直接，而又匠心独得，有时简直称得上是福至心灵：
大河延伸着，浪费着
而长长的窗子下，两个眺望的人
正为妙处而欢喜
又为此低声啜泣
——（《大河恋（或塘沽之夜）》 从观察者的角度，他不时将生活和自然类比，从而进入了时代生活的秘密。有时这类比以比喻带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她的弟弟害羞地致富，还把越野车／开进你舌间感染的果园”（《边陲的刻度》），“想着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轿车／在楼下磨蹭片刻／捷达、奥迪、帕萨特、一连串野兽的名字，替换了／猪獾、臭鼬，或果子狸”（《送别之诗》）。无论是野兽的名字代替了真正的野兽，还是越野车开进舌间感染的果园，都是姜涛对讲究速度、质量、效益的现代生活的感受，它们类似于他发明的“时装母牛”，或者是“可以观天象，徒手挣脱了食物链”，并且“十月的劳动力还是倾向剩余”的人类，姜涛的时间感好像出了乱子：未来在走向过去，工业时代在走向又一个新石器时代，文明在走向野蛮（还记得维柯吗？他宣称人类在经过民主时期之后，会迎来另一个专制时期、野蛮时期）。这难道就是姜涛对人类的智力形式、智力生活与自然的矛盾的解答？《大河转弯（阴阳界）》以低迷的情绪传达了这一点，他是个人情感的畸零状态，整首诗可以说是在描写一个伤心的梦境，但伪托以自然景象，是姜涛的另一首《伤逝》，“一环一环，他进一步解开了／她的扣子：见到丛林、沟壑／一洼私生活的湖水”（《伤逝》），自然成了人类情感的见证，但是不动声色，仿佛人类的泪水凝结、风化成了这一自然物，某一自然物，萨特将之称为“恶”：“如果作家要使沙漠或原始森林与思想重新适应，他要做的不是把沙漠或森林变成沙漠或森林的观念，而是用存在的不确定的自发性去照亮这些存在物，让它们作为存在物带上它们的不透明性和敌对系数。因此艺术品不能还原为观念；首先因为艺术品是某一存在物即某一永远不能被完全纳入思考范围的东西的生产或再生产；其次因为这一存在物被一种存在，即被一种自由完全渗透，这一自由决定着思想的价值乃至其命运。所以艺术家一贯对恶有独特的理解，他认为恶不是某一观念的暂时的、可以医治的孤立状态，而是世界与人不能还原为思想这一特性。”（2）我知道姜涛不会给自己的发现起名为恶，就好像他不会对“生活之恶”津津乐道，他除了朴质，还有极容易被夸大的一小点存在于以“的”字结尾的诗句里的嬉皮的成分，但他的确发明了“恶”这一名下的自然状态，而自然状态是需要命名的，他自述其写作技巧：“说不出的和不想说出的／彼此只是甲和乙，A和B／／无论输多赢少，不要太紧张／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我们也可以把它和马拉美关于纯诗的公式联系起来。
像一个古代的日本人
皮肤皱紧，烟袋含着阴影
我惊讶地坦白：自己曾复姓“田野”
只是为了让某人自夸为“镰刀”
——（《内心的苇草》）
在“田野”和“镰刀”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并不能让人惊奇，但当它们分别被给予自己和某人，其残酷的惊奇性暴露无遗，更不用说， 此时“古代的日本人”成了一个饱受折磨的意象。这两句诗，透露了姜涛的写作秘密，只不过在其他的时候，他把它们换成了一系列偏正结构的精心的比喻。《内心的苇草》的写作固然老练，也算是自我集成，在他早期的长诗里，我们看到，“田野”和“镰刀”作为阅读的文学经验还被夹在一系列引号里，强迫与诗中人物的生活经验发生关系。但最后，姜涛的确形成了富有个人特色的诗歌语法。事实上，姜涛的高度文本化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的书写对象，都被他巧妙地编织在这些文本里。在将自然事物文本化的过程中，他也不断反对着自然事物本身，诱导、改进甚至纠正它们，迫使它们就范。文本化和自然是对立的，但这个文本化的过程，产生的也必将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人工的自然。在追求文本这一方面，诗人都不得不是马拉美；而如果真有作诗法，除了马拉美对纯诗的向往，作诗法还有什么意义呢？马拉美实践着自己的作诗法，写作无主题诗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抽离了诗歌的具体境遇，创造了诗化的文字自然、第二自然，当然未经诗化的自然就成为自然本身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马拉美其实是最为黑格尔式的作家，他在诗学领域里实践着黑格尔的信条，不愧为后者的忠实读者，在偶然的事实里寻找着绝对，利用思辨和对自然的否定，追寻着精神的自我异化和复归之谜。在当代诗里，如果自然（诗）还有地位，那么也似乎只存在于某种作诗法里，已经没有单纯的自然（诗），如果谁再次实现了自然诗，那简直是奇迹，当然了，自然始终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参照，由于这种类比性，它无论如何也将占有自己的位置。诗人感物，连类无穷，而自然的优越性将使它成为诗人的向导，这些恰恰可以由某种形式诗学验证，比如雅各布逊的词语拓扑学。这里，自然已经获得了三层含义：作为诗歌材料的自然，成诗过程中的自然，作为诗歌产品的自然，从而文本化与自然的对立可以缓解。而如果说没有俄国未来主义就没有俄国形式主义，那么形式主义恰好坐实了某种作诗法、马拉美的纯诗以及公式的存在，我们知道，随意改变公式的一项，公式的运算结果就要改变，正如当改变了序列的组成时，序列的价值也就要改变。在姜涛这里，我看到不少精彩的警句，除了前面的“青山不会自己吐血”，还有“他想去捞月亮，把自己当一只论辩的竹篮”(《伤逝》)，“他们的西装上布满血管和青筋”（《家庭计划》），“鲜花如铡刀落下”（《临睡前》），“田野只是一张餐桌”（《古猿部落》），“人力车拉着整个湖心岛在跑”（《〈婚姻法〉解读 》），“在电车上为肿痛的大海让座”（《秋天日记》）。有时，他的诗句依靠起连接作用的动词，在各种代表自然事物、人类活动的名词之间跳来跳去，真正让钢琴和缝纫机遇合在了一起，让人看到作为文体学家的姜涛率性而为的方面，这是一种有益的粗率。同样是出于对公式化后果的反抗，姜涛大胆在诗歌里应用了一些方言词句，包括评书和京白，诗歌必定是一种方言，而方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滥俗的诗歌呢，这么说，也许他是为了从内部打破语言的公式。不错，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套话、行话和暗语，甚至不在那个圈子里，似乎很难明白其意，像“也学习酷哥摘下胡子赞美”（《爱的坦白（或民主作风）》）。他生长于京津一带，这些地方的事物，甚至土生土长的、异乎寻常的文化娱乐品类，在他的诗里留下了影象。他看待它们就像看待歌剧，有时，他想起它们来，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兹举一例：“只有金色山脊，离合在远方／像两个越海而来／正在晚霞中谢幕的相声演员”（《花莲》），它们岂止一个公式和俗套了得，也竟获得了它的严肃性，要紧的，先尊重这些文娱形式存在的事实。
想像外面和里面一样，只不过“爱人”
改称“老公”，新文化改编了旧感伤
但你们的问题呢
在主义的胸怀里所有旧问题都是新的
——《网上答疑》
但反传统，毕竟反出了趣味
——《伤逝》
世界拆开了它的迷津
小说的封套中，影子却还说着回声
——《伤逝》
白话格律，标点免费
精魂全在一口深呼的气里
——《富裕测验》
对“五四”发轫的新文化的关注始终不减，但新文化何时也成了传统呢？当代诗充满了文化自省的精神，关于新诗扮演的文化角色，新诗在文化大格局中的处境和命运，包括姜涛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充满自觉意识的写作，当能为这一问题提供启示。我未尝没有注意到，姜涛有相当一部分早期诗歌用心于描述校园生活，以致于我有一段时间集体将他们当成了校园诗人，但既然较之于古人，现代人求学的时间是越来越长，即使单是校园诗歌，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这里，还有一个次要主题的写作的问题，次要主题是相对于生与死、自然等主题说的，但是次要问题的写作却并不是次要写作。——况且与之相伴的，是一大批人的热情的诗歌自我教育，其中一些人还结出累累果实。“夜里失眠时，也会暗自琢磨／写过的东西都哪去了，变成印刷的楷体小字飞走了？／还是转化成持续的不平衡挤压在脑后／坚持自我教育吧：写过的才是经验过的／而夏天的窗子四面开着，枝叶纷披着／一叶叶，反叛的也就是被教唆的”（《诗生活》）。这一段话里至少出现了两个教条，一个是坚持自我教育，一个是“反叛的也就是被教唆的”，这是对教育自由的正当要求。这个态度和另一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一个态度在当代中国普遍存在，即：唯恐自己受教育程度不足，怕遭到耻笑。而那些受过较好的、甚至最好教育的人呢，又毫无例外地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感到不足。怎么态度都一样呢？对此，马克斯·舍勒曾说：“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具有生硬的‘启蒙理性’的人，更不是一个实证主义思维所说的‘进步’的人。但是，现在我只能这么说：‘尽管不自由和麻木的程度在不断上升，即不仅是某些国家陷入其中的不自由和麻木，毋宁说是几乎整个文化世界面临着逐渐地、几乎无声无息地在其朦胧渺茫中消失的危险，每个人还是感到真正的恐惧。当然，我确信，自由仍然是人的精神中心始终活跃的个人自发性，是人的教育及其拯救的所有可能性的最基本和首要的条件！”（3）如果他们萌生出自我教育的念头，是多么自然而然啊，面对“几乎无声无息地在其朦胧渺茫中消失的危险”和“真正的恐惧”。换个角度想，难道他们写作的不正是富有教育意义的诗篇吗？仔细考虑他们的文学兴趣，甚至可以让人联想起成长小说，自我教育小说，带有自传色彩的，比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这些诗歌与他们职业性的阅读研究构成对照反思，毫无疑问，他们需要处理好与诗歌写作的关系，就像清教徒需要断定工作和上帝的关系。有着职业性的习气，难怪他们的写作先天具备和注重“文学性”，篇章中布满了注脚、发覆和索隐。
那些美好的女性都曾站在操场边
在男同胞枝叶婆娑的树荫下
将腼腆的体魄撑起在脸上
如撑起一支支浪漫的风帆
在海浪的剖面上即兴创作
恰当的泳姿本无需两片传记的脚蹼
但你已厌倦了打捞，只想得到
一笔渔夫的退休金
于是你回到了岸上，褪下周身
岁月轻浮的花纹（还把它随手丢进
天空旋转的洗衣桶里）
试着躲进一片秘书风格的杨树林里
并试着将春天的气息像一件旧毛衣
重新套在头上
多么愚蠢！一个田径选手在林外
痛心疾首，正艰苦地用舌尖
擎起三段论：“奔跑啊奔跑
让肉体长出一副柔韧的铠甲”
只可惜世事难料，乌云翻滚
一场小雨飘飘洒洒推翻了前提
雨丝中还可能夹杂着逻辑教授的白发
其实她们只是从大海的腋窝
走进了厨房或一段不必深究的文学史
却像吊线的木偶，一边手舞足蹈
一边言辞简洁，依然用谚语传情
——《奥伏赫变》
关于这诗的题目，作者自注道：“德语aufheben的音译，常见于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本中，现译为‘扬弃’。”之所以重视这首诗是因为，当他带着对发轫期的现代文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趣，来看自己现时代的生活和诗歌创作的时候，多少有点狡黠，他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同时又那么普通：作为生命事实的激情，毋宁说，这里面包含了姜涛渴望的飞跃，最后同样被置于学术研究的目光下，因为毕竟，如果它们成立了，它们就存在于最普通的文学生活中；还有，在执拗于理想的年轻人看来，恐怕德国古典哲学，像黑格尔的哲学，也仿佛从根本里包含着生命哲学那样可以变化为尼采，当人们委曲求全时求援于辩证法更是如此。
我的巴格达，就座落在京郊
有两个晚上，我让电视
彻夜开着，好让卧室的尽头
更像是一个人的街垒
——《我的巴格达》
它们层叠着、晦涩着、在春光里充斥着
正等待一个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
他和我一样，站在六层的高度、危情的高度
重新将各种各样植物的族谱默念
只有一点不同，他穿着高领毛衣，露出喉结和头颅
而我的圆领衫久经漂洗：又是一年
春光涣散，勾出男人的胸乳
——《即景》
人们生活在一个文本化的世界里，文本化也就是熨平，像用熨斗熨平衣服的褶皱一样熨平世界上不可跨越的深渊，也可以说成是，世界本身被文本化了，成为了“智力的废墟”，自然本身就是其典型代表。尤其对于知识分子，在这一文本化过程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伦理性的紧张。在姜涛这里，则存在于旅行和家居之间，他诗歌题材的分类明显呼应着这种情感紧张。它似乎暗示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感危机和生活危机。是啊，他的诗歌太多表达了独身经验和同居生活，“冒单身省亲的危险，置身于／一场孝心风暴，听病榻尽头的母亲／解释婚姻的先验性”（《情人节》），但恐怕对于新人来说，需要领受的“先验性”太多了，这个还在其次。至于对文学事业的文学教授式的委婉曲折的零星半点的解答，也仿佛使他们如齐格蒙·鲍曼所说的由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但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和社会学处境。一个由尼采发现的问题，或曰主题，一再被重新拾起：“当代社会的知识论结构和知识社会学结构，是如何地类似于亚历山大－希腊化时代的结构。当时就像现在一样，不断有新的联盟、社团、粗陋的神秘主义的迷信教派、对群众具有强烈诱惑力的可能的救世主，以及作为另一极端的无思想的专业实证主义（亚历山大主义）；它们日益瓦解着希腊、罗马教育的统一性和高贵的完整性。”（4）这么说，它们就必定涉及到一些重大命题：认识问题，也就是终极真实和真理问题；情感和善的问题，也就是知识的道德问题。对于这一伦理性紧张，姜涛在《我的巴格达》中给出的解决方式有点特别，但试想一想，还有比这更值得尊重的解决方式吗？在这里，也许又一次显示了诗歌写作与新闻写作的趋同性，耿占春在《报纸的诗学》一文中写道：“马拉美的诗学是把一切存在的事物当作思想的姿态（印记）来探索，使之适应存在的神秘力量。这是否可以看作麦克卢汉所说的报纸的含蓄的诗学还很难说，无疑马拉美的诗歌写作中不连续世界的并置与报纸新闻的突发事件的并置有着现象上的联系。……从另一方面说，经验只有在反环境中才能被认识。报纸激起的每一种观念和情感都遭遇到另一种事件激起的感觉的抵制。”（5）捕捉偶然印象的纯诗写作和报纸不都是可以处理偶然数据的公式吗？现实的消失，是这一首诗歌关注的焦点，引起他的焦灼，这个世界消失于文本中。在《即景》中，他想像出一个比“我”更资深的同类，他隐约是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因为解决了我的矛盾和面临的窘境而显得是我的未来，但在此之前，我则由于懈怠和无目的而变得日益中性化和女性化，这种被动的位置在我们的时代就是知识分子的位置。
2007年3 月
注释： （1）（2）见让·保尔·萨特《什么是文学？》，《萨特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P151
（3）见马克斯·舍勒《知识形式与教育》，《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P1364
（4）同上书，P1367
（5）《报纸的诗学》，《叙事与抒情》，耿占春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P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