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要性 罗家伦在一篇追忆文章里用
“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来形容傅斯年，读完这两句我们或许对傅斯年只能有个笼统的印象，但文章里的其他内容却使傅的形象丰满鲜活起来。事实上，我们对于非同时代人生活的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偏离的，在出现影像记录之前我们了解非同时代人生活最重要的资料就是流传到现在的文献，通过文献里的记录来了解他们的生活。邵雍的《梅花易数》里有一个占卜的案例：冬夕酉时，先生方拥炉，有扣门者，初扣一声而止，继而又扣五声，且云借物。先生令勿言，令其子占之所借何物。以一声属干为上卦，以五声属巽为下卦，又以一干五巽共六数，加酉时数共得十六数，以六除之，二六一十二，得天风姤。第四爻变巽卦，互见重乾。卦中三乾金，二巽木，为金木之物也，又以乾金短，而巽木长，是借斧也。 子乃断曰：“金短木长者，器也，所借锄也。”先生曰：“非也。必斧也。”闻之，果借斧，其子问何故？先生曰：“起数又须明理。以卦推之，斧亦可也，锄亦可也；以理推之，夕晚安用锄？必借斧。盖斧切于劈柴之用耳。推数又须明理，为卜占之切要也。推数不推理，是不得也。学数者志之！”这个案例主要的目的是用来说明推数结合明理的重要，之外我又觉得邵雍必不是一个严厉的家长，他的家庭生活肯定也饶有趣味，虽然这看上去是个有些武断的结论。不过我们当然要明白，享受这种生活趣味是需要才能支持的。丰子恺在一篇散文中提到自家院子里有自制“铁马”，所谓“铁马”不过类似风铃的东西，一有风就起了音乐，并说家里经常会弄一些新鲜的玩意回来，基本是和艺术相关的物件，这也是一种生活趣味的体现。然而我们读完罗家伦的追忆文章并不能真切了解到傅斯年的学术贡献，读完邵雍的占卜事例也不能了解他占卜的真正要点，知道了丰子恺的“铁马”也难以保证会去欣赏并喜欢他的漫画。从实用者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相对于他们本身的学术成就来说是次要的。真正的关键问题是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非同时代人，离我们都“很远”，相反对于同时代人来说，可能正是显得次要的问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比如一个人很喜欢另一个人的诗歌，最后在现实中交往后发现他极为邋遢，而自己又是一个极爱干净的人，这些次要的因素必使得这段交往终止，或许对他作品的评价也打了折扣，将它划入“次要诗歌”。
关于次要诗歌，艾略特曾说：“实际上，我倒是倾向于怀疑任何一个真正喜爱诗歌的读者，如果他对某个历史上不太重要的诗人的作品不具备一种或者多种个人的感情，而只喜欢历史书认可的那些最重要的诗人，我怀疑这种人可能只是一个认真的学生，对他本人的鉴赏助益甚微。”而中国当代诗人王炜则有如下的诗句：
况且，往往是那些我们瞧不起的
次要的东西成为转机，指出了
我们的处境。比如，那些次子。
——《韩非与李斯·分类法》 我相信这是王炜诗剧《韩非与李斯》中沙丘之变情节里的部分，这是赵高对李斯的争取，他还没有击穿李斯最后的心理防线。实际上王炜在整部诗剧并没有设置一个以时间为基础的明确主线。他的设计很有特点，因为韩非的口吃，作为诗剧重要人物，他要么沉默，要么说一些简短的话。王炜的整部诗集有一些明显的主题，比如“同时代人”和“才能”，比如“人民在首都与外地间的流动”和“告别”，比如“用”和“分类”，这篇诗剧就是围绕这些主题展开，很多现代诗在处理古人主题时往往流于凭吊，流于古今对谈，流于借古论今，这篇诗剧则把诗歌的背景建立在一种“同时代性”上面，这在文学作品里并不是一个创举，在白话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们有过很多历史剧，但是历史剧看重剧情冲突，而王炜的《韩非与李斯》则是确定的诗歌作品，他在语言上依然保持着进取的姿态，我相信这篇诗剧会对现代诗的写作起到巨大的开拓作用。
简单来看这三行诗作，它们不过是一个观念的陈述，指出次要和重要的辩证关系，但是“比如，那些次子”点活了这几句，将一种枯燥的陈述恰如其分地镶入诗歌的处境，这正是王炜诗歌语言的闪光部分。在一个封建王朝，次子的存在就是对未来王位既定继承者的最大威胁，历史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赵高显然看到了这个转机，所以他特意来说服李斯。在对一首现代诗的谈论中廓清一些历史事实也许是次要的，但二十月在一篇短文《近作的处境》曾有这样的论述：“在对王炜近作的回应中，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阅读者的普遍沉默，诗剧<韩非与李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种沉默背后的原因，我想不外乎（主要的）两种：读者不清楚，如果套用现成的批评语汇，该如何评价王炜的近作；又或者，对作者近作中所处理的题材感到陌生。他们在熟悉的当代诗歌语境中忽然发现，自身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辨别这些写作实践的来源，更无力触及作者的写作处境和动机。所以，在更多的时刻，保持沉默既是一种谦虚和礼貌的做法，同时又能在不置一辞的情况下赞赏一种文学经验，从而彰显自己的理解力。”如果这样的判断是成立的，我想正是这种看似次要的交代或许可以帮助部分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诗剧。
实际的情况是，在阅读这本并不薄的诗集《比希摩斯时刻》的过程中，我非常快地读出了诗剧《韩非与李斯》的重要性，那么是不是这种重要性自然而然地将另一部分诗歌划入了“次要诗歌”的范畴？这里所说的次要诗歌并没有一点轻视的含义，相反，在我的阅读体验里，这些“次要诗歌”多次成为我对《韩非与李斯》一诗理解的重要转机。李斯在诗剧中说“我不介意比喻”，整部诗剧中涉及的比喻众多，主要的一个思路是：马是赵高的隐喻，老鼠是李斯的隐喻，鹰则是韩非的隐喻。作者将赵高与李斯的重要对话放在马蹄声的背景下，并将赵高策划的马的假性交作为对策划胡亥篡位的指代。马隐喻赵高来自一次指鹿为马的事件，老鼠隐喻李斯来自李斯贯穿一生并指导其进行重要人生选择的仓鼠哲学，鹰隐喻韩非在诗中是有交代的：
我知道，你学习过驯鹰。
正如那些高原民族所说：
希望各种变化中的灵魂
都有伴随他们的鹰。
——《韩非与李斯·用》 这样的交代是笼统的，事实上，我在王炜另一首诗《太阳》里读到这样的诗句，“太阳是不能直视的”，“我一再谨慎，目睹太阳。我在我的哲学中直视。”又在琉善的《伊卡洛墨尼波斯》中读到这样的段落，“鹰的眼睛远比其他的动物好得多，只有它能正面注视太阳，一只嫡出的鹰王的特征，是它能面对阳光而不眨眼”，至此这篇诗剧仿佛重新为我打开，我拥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所有有关太阳的意象有了新的含义：
据说这几天太阳很异常，看上去
一直有种古怪的半透明感。
好像太阳在改变什么。
——《韩非与李斯·用》 同时整部诗剧是以日蚀结束的，这何尝不可以是这个短命王朝覆灭的隐喻？同时上面所说的“高原民族”也和“鹰”在阅读中也形成了一种更强的张力。为什么一般的动物不能直视太阳，因为太阳很强烈，很高，要直视太阳首先要忍受太阳光的强度，而且必须是仰望的姿态，而我们古代的一些尊称比如“陛下”就是一种“不能直视”的情况，因为你无法靠近他。那么我们可以试着将太阳的隐喻理解为“统治”，那么韩非确实就是那个最能看清楚太阳的人，他非常了解如何统治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在读到韩非的书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足以看得出秦始皇对韩非的赏识，但是韩非到了秦国却死在狱中，秦始皇没有追究什么，一方面原因是韩非来自韩国，他写《存韩》之类的文章和秦始皇统一的步伐不一致，另一方面更重要原因的可能是秦始皇觉得韩非比自己聪明，他对怎么样统治天下的理解让秦始皇觉得韩非这个人很危险。而且韩非在韩国本身就是贵族，是“潜在的君上”，他对李斯所学的帝王之术看得很清楚，专制政权下，权力集中一人，政治在老百姓那里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谈资而已。即使他身份高贵，满腹治国策略，也不过“拳拳急切，但总不被需要/并不经常的答问更被各方面冷落了”，这个层面上，统治的艺术不过是皇帝一个人的艺术而已，所以他说：
我们不要以为能够理解，那个领域
甚至正在从事它的人也不能理解。
即使有理解也不需要，它并不依此运作。
理解有何用呢？理解只是使我们觉得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谈论它。
——《韩非与李斯·序诗》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我是“利用”了次要的东西来帮助理解重要的东西，战争中也有“骄兵必败”的说法，就是骄傲的一方认为对方是“次要的”，可以击溃的。在这部诗剧中，赵高同样是利用了“次要性”这一特点于沙丘之变时赢得了李斯的支持，同时在与李斯最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首先赵高问了李斯几个问题：“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於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这几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使得李斯预见到自己并不光明的未来，因为他想到扶苏做了皇帝之后他就成了那个次要的人，最起码他比不上蒙恬，相反如果李斯帮助胡亥做了皇帝，则依然是丞相，他依然是皇帝眼中最重要的臣子，正是这是这种对次要性的恐惧使得自私的李斯做了一个让自己毁灭的决定。那么为什么在胡亥做皇帝后作为久经考验的老政治家，李斯在同赵高的斗争中竟然败下阵来？同样是次要性，因为在李斯眼中，赵高是次要的，赵高也摆出一副自己次要的姿态，自述“高固内官之厮役”，这么一个身份地位和李斯远远没法比的人李斯是不会放在眼里的，正如他们在诗剧中的对话，他认为赵高不过是一个“模仿者”，而他自己是“原创者”，要知道在以前他对自己是有所怀疑的，所以问“那么我们是些模仿者吗？”。
忽略任何次要的东西都可能是危险的，这同样适用于对《比希摩斯时刻》的阅读，我们可以看到诗歌中内容之间的投影，《过从》里“我话多、明说，你吞吐、寂寞”就明显是韩非和李斯对应关系的一种投射。王炜说，我们都还在变化，因此我不得不再次引用《近作的处境》中的结语：“不要再在王炜的面前赞赏他的旧作，这将是一种有关理解的保险做法。”而布罗斯基在《诗人与散文》里也说：“在本质上，一切现有的艺术都是陈词滥调，而这恰恰是因为它们已经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已经写出来的诗歌作品对王炜自己来说都是“次要诗歌”，但我们没有任何忽视它们的理由。
二、若蕴奇才必奇用 在这部诗集中我们看到很多贯穿全书的主题，不如就以“才”与“用”开始谈谈。题目的诗句来自邵雍，他恰好在一句诗里兼顾到这对主题，邵雍是一生没有做官的，但是学问做的很大，在古时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朝代里是比较少见的，这也显示出自己对才能的态度。其实“才”与“用”这对主题早在《庄子-山木》里就有论述：“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 ，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 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伊索寓言》里则有一个故事讲松树和荆棘的对话，松树因为有用处从而处在被砍伐的危险中。诗剧中的秦朝监狱里，李斯做为秦国的权力拥有者，他面对自己昔日的同学，暗暗嫉妒的对象，现在的阶下囚，他可以将自己的优越感示人：
听，这雷声像不像你的口吃？
在这里，可能你已经懂得了
用途即囚禁。
——《韩非与李斯·政策》
我们不知道危险是什么，以后
危险是我们认为我们是有用的
——《韩非与李斯·用》 此刻的李斯是强大的，同时是虚弱的，因为他“害怕”韩非。关于才能，李斯说的很清楚，“用途即囚禁”，如果不是秦始皇欣赏韩非的才华，非要“得到”韩非，韩非也不会来到秦国，如果不是韩非想利用自己出色的文采和治国思想来说服秦始皇减缓韩国的灭亡（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韩非也不会下狱，如果不是李斯认为自己的才华不如韩非，他也不会一直惦记着韩非，想要害死他。其实李斯相对于这时候的韩非来说也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因为他没有预料到在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丞相的位置才上了赵高的钩，正如第一幕里那位来告辞的文士说：“你的死法兴许略同商君”，从《史记》的记载来看，李斯的被杀过程比商君更惨，他的“用途即囚禁”看上去是给韩非的判词，其实更是他自己的，他帮助秦始皇灭六国，统天下，身居高位，最后才成为赵高利用的对象而惨死。
简单来看，韩非的灾难都仿佛是被动得来的，其实不然，他知道自己的才华，并主动展露出来，以为自己可以“有用”，无奈韩王根本不理会他的建议，所以司马迁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所以“危险是我们认为我们是有用的”，李斯的问题在于晚年一直受到赵高的蛊惑，赵高告诉李斯作为丞相应该规劝秦二世，李斯同时过分高估自己的作用，他认为自己的劝说会“有用”，才一步步失宠最后下狱惨死。对于像韩非和李斯这样真正有才华的人追求向上进言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这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虽然正是他们这种的积极进言才导致了自己的结局，但如果他们一生只是埋头研究学问，述而不著，没有作品留世，必定会心情抑郁，因为这样背离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你以为是无能引起不安吗？恰好
是那些未被应用的才能引起了不安。
并不需要那么多才能。
——《韩非与李斯·用》 并不是无能引起不安，这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没有才华，或者自认为没有能力和才华，必然甘于平庸，在厕鼠的处境也必不会不安于现状。一个国家，如果老百姓都是愚民，必然长治久安，秦始皇正是抱着这样的幻想焚书坑儒，相反，如果都是真正有能力的人没有得到重用，那么这个政权的时间也不久了。那么，什么是有才能呢？这需要分开来说，一种是确实有才能，一种是自以为有才能，不管是哪一种，如果这样的人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必定会内心焦虑，时时不安于现状。正是这种才能识别的模糊性，才会有远远多于实际需要的人奔向首都，这个在诗剧中有着特定象征意义的地方，一个机会更大梦想可以更大的地方，希求自己的才能得到应用，内心得到安稳。
只要一代代青年还需要
一个都城，人的运动就已成定律。
——《韩非与李斯·政策》
我常常想，我们要感谢非议，因为非议区分了
我实际所是和我自以为是的。
——《韩非与李斯·政策》
我属于未来，所以我来首都。
现在我知道，我属于过去。
人人需等待，被喜欢，被隐瞒
等待着，直到愚蠢混同于光荣。
等待本性，或用去本性。
就在这些时刻，我们已经竭尽全力。
——《韩非与李斯·政策》 这样的诗剧读给现在生活在首都的人民不知道会引起多少的共鸣。即便首都的生活是艰辛的，暂时看不到希望的，也会有无数的人前仆后继地奔向首都，当然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人离开首都，比如那个来告辞的文士。前面谈到韩非和李斯说他们基于自己的“有用”才导致了并不好的结局，而相比较而言，这位文士的命运就是因为无用而得以安全离开秦国首都，他可以来和李斯告别，并安然无恙的离开。但是这位文士真的是没有才能的吗？也许未必。李斯当初在秦国下逐客令的时候也是在被驱逐的行列的，恰好他的文章得到了秦始皇的认可他才得以步步青云，那么文士离开秦国首都必定是经历了颇为复杂的内心震荡，别人的每一次非议都是一次修正自己眼中自己的机会。李斯认为赵高是模仿者，而赵高显然是不屑一顾的。
用原创性来抵御恐惧，这多么空虚乏味。
（稍停）
这傻逼。他以为，他是他想是的那个人。
——《韩非与李斯·分类法》 如果说这些寻求理想希望发挥自己才能的人他们都被自己的才能所束缚，不如再看一个例子。
……他在冰块的利刃间
目不能视物，行动却敏如大鱼
“凭借直觉”，寻找与躲避。
在陆地上，面对表达的时候
他显然是得体的谨慎与口拙
——《关于才能》 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才能就永远埋没在他朴拙的体内。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农民对待自己才能的态度，我确信他对自己的能力很熟知，并且有足够的自信能救出几名顽童，但是他并不觉得自己这个才能没有得到运用，也没有处心积虑利用这个才能去获得利益或者名声，他只是在适当并且必要的时候展示了自己的才能，用完就收回去，继续做自己的农民，他不因无用而苦恼，也不因有用而烦心，这大概就是庄子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吧。诗中的“我”显然是赞同这位农民的态度的。
比如这会儿，我仍然要借助比喻说话：
我还不知道在写东西这件事中
我们也最终能抢救出一点什么
但我想象：愿你我所能去做的
也各自都有作为泅泳者的一面
——《关于才能》 这样的结尾有着同样谦卑、真诚的态度，作为诗剧中韩非人生的终结，作者却设置了一个充满想象力，富含悲剧浪漫色彩的情节。
……这东西有种特点
不立刻摧毁而是渐渐溶蚀
思想，把全体的解散为点
人刚说的话一说出就忘了。
而且是永远忘了。这是我
找到最像时间本身的东西。
上学时，你喜欢搜集瓶子
记得有种蓝色的，像水滴。
我用那种淡蓝色的琉璃瓶
装满这一小瓶最后的时间
带给你。你可以一直说话。
既然你已服下它，我答应
你说话时提醒你时间到了。
——《韩非与李斯·用》 我不确定这里的灵感是不是来自于科幻大片，但是“说过就忘”已经够绝望了，然而旁边还有人随时拥有能终止说的权利，所幸的是韩非作为一个口吃者，语言表达不是他的强项，韩非更不是一位巧舌如簧的瘾者，他不像马可以肆意嘶鸣，不像老鼠可以偷偷摸摸窸窸窣窣。蓝色是一种冷色调，有种凄凉的气氛，而一个像水滴的瓶子装满时间，且是一小瓶，留有的余地太小，但也足够。关于颜色，兰波曾宣称自己找到了元音的颜色，罗伯特.格里尔.科恩在《小拇指：兰波早期诗歌详释》里认为“兰波的联想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未经过成熟的锤炼”，我相信作者选择蓝色作为药瓶是经过考虑的，他想把韩非最后的生命涂抹成冷峻的蓝色，隐喻着他一生的追求：刑名法术。服食毒药不是一个鲜见的桥段，但绝对大部分的文学作品着重渲染服毒前的心理斗争，追溯造成服毒结果的人生境遇，或者服毒后的痛苦状态，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却以主人公服食这样一种失忆毒药来隐喻个人对自己以往的全部反对，在一次追溯中形成对生平光谱的整理，过程也如韩非自述“我以为这会很剧烈但却异常普通”，这个死亡的过程如果拿来和电影《极度寒冷》里吃肥皂的片段作比对，不啻一种更为高级的行为艺术，而和林黛玉葬花的行为艺术相比，韩非之死则达到了一种虚无美学的更高层面。
王炜曾在诗的引语中用了《为埃斯米而作》的话：“你是找了个疲惫的人来为你写故事呵，埃斯米。而他，总有希望再次度过艰难，好好保存下他的全——保存下他的全——部——才——能。”王炜在《语言之子》里写到：“我继续我徒劳的工作。我的专注是一阵微风。”这是一种勇敢，无功利的状态。读王炜的诗，我们能读出里面所蕴含的才能，这是长期训练努力的结果，但是也许他并不想实际去“用”这些才能，他想做的展示的只是作为泅泳者的那一面，能在部分读者那里，或者他所认为的同时代人那里起到一些奇妙的化学作用。迈克尔.德尔达在对庞德《阅读ABC》的导读中提到，庞德坚称：“真正重要的经典，唯有那些具有‘第一流的强度’的，那些突进全新的领域，发明或揭示了新的形式技巧，为作家的装备增添了一件新工具的作品。确切而言，它们为严肃的读者提供了所需的‘参照之轴'。”那么我就以“参照之轴”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