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美 译
1921年伦敦艾格伊斯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歌小册子，里面有二十四首诗歌，作者是一个名叫玛丽安·摩尔的美国女人。她并没有将这些诗授权给出版社。她的两位女性作家朋友——H.D.和波莱尔——将这些诗歌整理出来，并交给了出版社打印成书（诗作之前全部在杂志上发表过）。三年后，这本诗集重新在美国发行，扩展到五十四首诗歌（最初那二十四首里有三首被删掉了，其余的都做了修订），取了一个现在听来仍响当当的名字叫《观察》，随后《观察》与《普鲁弗洛克及其他》（1917）和《风琴》（1923）这两本诗集一样被广为传播阅读；也像它们一样，已经成为文学史中评价美国一战后知识水平的活样本。庞德、艾略特、史蒂文斯都喜欢《观察》。1923年，艾略特为1921年的《诗》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评论，后来他又给摩尔1935年的《诗选集》贡献了一个序言。庞德，按他一贯的作风，对这位新诗人做出了最到位的评价。他早在1918年就认为摩尔的诗作出自于“这样一种类型的诗人，他们精神绝望但性格机敏……拥有一颗愤怒的心灵……‘身处孤立无援中，至少我可以和她那充满智慧的头脑商讨、交谈。’”
绝望是《观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玛丽安·摩尔生命的前三十年，根本没有
文学社交活动；直到1918年，她和母亲移居纽约后，她才摆脱了孤立状况，或许也减缓了她脾气中绝望、否定、指责的一面（尽管仅仅是推测）。她出生于1887年，是两个孩子中较小的一个；哥哥瓦尔纳，比她大十七个月。摩尔的父亲患有精神病；她从未真正了解过他。在他离家出走之后，摩尔夫人带自己的孩子们住进自己寡居的父亲家里，后者是长老会牧师。他们来到了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郊区一个叫柯克伍德的地方。玛丽安七岁时老人去世了。摩尔夫人之后移居到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县，在那里，她、玛丽安和瓦尔纳三个人相亲相爱，养成了
事事分享讨论的习惯，这习惯在她们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没有变过，有大量的家信为证。瓦尔纳后来像他的外祖父一样，也当上了长老会牧师；当他分到一所住宅，摩尔夫人和玛丽安立刻搬了过来。不久瓦尔纳又成了一名海军随军牧师，航行海外，那时摩尔夫人和玛丽安就又搬到了格林威治村。直到瓦尔纳到布鲁克林海军大院任职，她们也顺理成章地移居布鲁克林。事实上摩尔因为之前在《利己主义者和诗歌》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诗作，在她移居纽约前就已经引起人们注意。纽约生活的最初几年，她一直给《日晷》投稿。不久她开始担任这本杂志的执行编辑，后来又做了三年的正式编辑——直到斯科菲尔·泰勒神经崩溃，这本杂志于1929年停刊（《日晷》是他和希伯雷·瓦泰森共同创办的）。《日晷》之后，摩尔后来一直没有出去工作，几乎是一名
全职作家。（除了两次例外，她二十多岁时做过四年教师，三十多岁时做过一家图书馆的分馆管理员，地点就在她房子的对面。）她过的是一种没有社交的生活，只安静地住在布鲁克林，并不时地伴以出版和获奖的消息。
《诗选集》出版时摩尔四十八岁，添加了八首新诗。据评论家判断，随后的诗集水准显示了下降的趋势。她出版于1967年的《诗全集》并未收录自己的全部诗歌（《作者的注释》里她坚定地说“有些诗没有选进来，我是深思熟虑过的”），此外还重新修订了好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特别是那首著名的《诗歌》——简直面目全非。读者要想知道摩尔诗作的前后顺序，必须找到她发表在那些早年杂志上的诗歌，再从古籍藏书室里找出1921年的诗集《诗歌》，这样在读她1924年的诗集《观察》时才能分清每首诗歌
写作的先后顺序，这样在读1935年的诗集《诗选集》时才能知道哪几首是新加进去的，整件事情就是这么麻烦。散文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偏爱》（1955）不是我们期望读到的那种文章和评论集类型。她早期的散文都藏在《诗歌》和《日晷》杂志的评论版栏目里。目前的情况是，诗集编者们编选的诗作多是摩尔的后期作品，因为比较容易找得到，但她后期的诗作风格偏重简练、直白，所以——至少我觉得——对摩尔是不公平的。（《新牛津版美国诗歌》只收录了1921年诗集中的一首诗；其余都选自后来的诗集。）另外摩尔的信件尚未公开出版。一些在私人手里，一些在不对外公开的图书馆里，还有一些，连同摩尔的许多文章，可以在费城的卢森堡基金会收藏所里读到。一句话，未来几年里，要想实现对摩尔的
全面理解还不太容易。雷夫·施威正在写一本传记，他是摩尔的遗稿保管人。
与此同时，摩尔的诗歌在公众的眼里被记住只是零星的几首。今天很少有读者还能记起《观察》问世时候的情景。遗憾的是大多数读者都是先知道摩尔在先，然后才从别人编选的，包含很多诗人作品的选集里，读到一两首她的优秀诗作——这样很容易产生以偏概全的情况，因为单凭几首诗，除了能领略到摩尔天生的韵律感（韵律在诗歌里是一种
愉悦的颠簸的行进，她自己这样形容）和她的辛辣机智外，并不能够展现她综合的诗风。阅读摩尔时，我们知道关于她生平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她在布莱玛女子学院上的大学，专业是生物学。她意大利语和德语学得不好，考试没有及格（虽然后来她还是通过了考试），并且她有段时间因为学分不够，不能选修英语课。“其实，当初我想学习医学，”她曾在唐纳德·霍尔的访谈里说，她还补充说：“自己喜欢精确、节制的叙述，从头到尾保持逻辑性，以达到客观、形象、独特、释放……想象力。”在这段陈述中，摩尔坚定地把自己放在某类美国式写作的对立面上——这类美国式写作的特点是修辞华而不实，多愁善感，和浪漫主义者一样看重灵感，并且盲目乐观——摩尔坚定地把自己放在
另外一种美国式写作的道路上，即对词语的态度是：我们的信念务实，坚定又明智，我们认为词语是工具，是实践的产物，使用时必须一丝不苟；我们认为它们能够准确地记录下桥梁规格，能够清楚地描述各类动物的特征，能够帮助探险者描述地理方位，甚至在我们最早期的文学中，有救赎作用。书写就意味着不能有一个词语被滥用，被误解，这就是这类美国人严格恪守的信念，他们骄傲于自己精确、清晰和简要凝练的语言风格；玄奥抽象于他们是不能忍受的，被他们看成了无理智，故弄玄虚。
摩尔不喜欢猜谜，不喜欢自己的诗歌猜谜语；她想要一种清楚明白的风格，同时又不丢弃语言的暗示特征。现代诗歌里某些故意神秘化的做派使她反感。1925年《观察》重印时又删掉了一些诗，在这个版本中，“阅读的是诗歌，而不是猜谜语”是她最有名的一首名字叫《诗歌》中的最后一行，而开头第一行是“我，同样，也不喜欢它”。摩尔对简洁和暗示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经常把握不足，她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比如出于对二战的厌恶心理，她的语言就陷入了愚蠢的直白，写了一首叫《可疑的荣耀》的糟糕之作，它被各种诗选挑中只是因为里面的情感契合了大众。后来摩尔评价它说：“我是喜欢它的，它很真诚，但不认为它是诗……因为毫无形式感，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份抗议宣言——语言混乱，大喊大叫。我被情绪控制住了，所以它失败了”。如果在这个例子中，情感征服了摩尔，以至于语言的暗示性牺牲给了平庸的呐喊，在其他时候，事实性的陈述又淹没了她，以至于诗里情感过少，词语枯燥，成了对事实的赤裸转述。她早期诗歌明显地处在这两种危险的境地，但都被情感的热情和机智嘲讽所平衡、抵消掉了。它们是一位女士的辛苦劳作，我们从中看到了摩尔的聪颖，她是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更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的人。
摩尔一定是从童年就敏锐、精明、警觉、机智。布莱玛女子学院教会了她科学的观察眼光，或许也受其母亲的影响，偏好一种古怪的正义感。她对这所学校的校长科雷·托马斯先生的演讲还记忆犹新，还曾引用过：
男人们总是想方设法保存自己，举办盛大的葬礼，树立雄伟的纪念碑和悼念雕塑，让自己成为各种研究学会和机构的会员，渴望获得奖章、头衔、荣誉学位，渴望成为明星，拥有勋章、绶带、徽章和其他闪亮的物件，这些其实毫无价值，徒有其表的东西，但却是一直被渴求的东西，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是自己获得认可的标志。
男人们不仅齐心合力使自己永恒，他们也齐心合力轻视女人，他们经常把她们分成三六九等，并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
（你）已经听见男人们说：“存在一种女人
本性独有的暴躁脾气，和我们自己
大为不同，她们骨子里的东西
总是使她们鲁莽行事。天生就有缺陷：
头脑愚蠢，做任何事都将失败，那时她将明白并被迫认输
经历了挫折，她才会
回头；水总是要往低处流的。” 傲慢的男作家们“说这种话的时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武断，这些人专以取笑女人为乐，断定我们对字母表里用来造词的字母毫无兴趣”。对这样的侮辱，摩尔常常会恨得咬牙切齿（当我们在读这些诗行的时候，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得出她的心情），但她知道要报复那些人，要用笔使那个写《女士们》这首诗的蠢货不朽。
摩尔二十岁到三十岁初这个阶段，其诗歌的语言苛刻严厉，表示出对蠢人蠢事的不耐烦，采取的是
复仇姿态。那些诗简直是给自行认罪的蠢货们开的画像博物馆——这些人自以为是、天真、没有想象力、无理性、戒备心强、自负、粗鲁。她把每个蠢货都描画了一通。有一个像压路机一样固执和刚愎自用的人，她说：“你消灭所有和你持不同意见的人”。有一个批评家不理解希伯来诗歌有它自己的写作原则，断言说：“希伯来诗歌只是一种带有高度意识的散文。”有一个“智力笨拙的”军人，“你使用你的大脑，就像石磨在研磨谷壳一样不灵活”，有一个奇装异服的女人，她的谈话只关注自己的创伤经历，她刀子似的语言“很锋利，练就出一身世故，复杂老练”。有一个势利、自命不凡的“教会主教，他当面奉承，背后骂人”。有个思想保守的诗人“他只在月光下的大剧院和人单独会面，一个多情的吟游诗人”。有一个批评界的学究，说“艺术的对象不是普通人，普通人根本领悟不了”。有一个脑子陈腐不堪的，在翻译中坚持直译的人，任何充满生机的事物都被译得枯燥无味。有一个想要名声不朽的政治家“他总是发表耸人听闻的演讲，像贵妇人一样喜欢故弄玄虚”。最有趣的是摩尔对待这些蠢货和愚人的态度，她能沉着冷静地应战。对那位喜欢事无巨细分析自己生活的女人，摩尔以自己从前所学的专业为武器，用生物学家的眼光说：“难道对命运进行理性分析比命运本身的复杂呈现更加精确吗？”对坚持直译理念的翻译家，摩尔说：“你就像一个冥想型的人，不知变通，做事死板”。对渴望不朽的政治家，摩尔说：“我们在你身上没看到一点美德，你没有生命活力，是的，还很愚。”对像压路机一样呆板的人，摩尔说：“像你这样的浅薄，我几乎不能想象出有人会愿意呆在你身边。”这些一针见血的剖析，被一字一句地写进诗歌，变成铅字：摩尔对这些愚蠢的人，毫不留情，直面痛骂，每一个她都找出自己的隐喻以一网打尽。这是一个不爱说话，凡事都有自己看法的女孩，她内心很好斗，不愿跟随别人的意志，凡事喜欢自己判断，诗歌是这个女孩每次在偷听大人们会客厅里的谈话后，自己发明出来的无声反驳。实际上摩尔把自己的诗歌拿给母亲看，在发表之前也要先征求母亲的同意，所以我们能够猜测出摩尔夫人和自己的女儿性情相同，看待事物的眼光尖刻辛辣，富有聪明才智，言辞深刻。在《诗选集》里，摩尔以注释代替献词的方式表达了对母亲的敬意，“在我温馨的家里，有一个人‘她的思考方式很特别’，我很愿意在这里强调一下，这些页码里的某些思想闪光点或精髓之处受惠于她，甚至是原句都是从她那里得到的。”
在早年，摩尔对不同意见从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对愚笨的人也不怜悯同情。她早期在《日晷》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和在诗歌里对待蠢货们的态度相同。摩尔1965年说：“评论，应该增进人们对被讨论主题的理解——同时要做到礼貌文明，如蒙田说的那样。”二十年代初，她对华契尔·林赛持批评态度，在她看来后者有误用时态、措辞不当的缺点。“说‘基督，这个乞丐’是不准确的，”她用自己独特的语气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说基督，没人说过他行乞；他根本不需那么做。”我们现在阅读摩尔，可以感受到在她犀利的目光下，没有人能逃脱被审视，但她对语言极度尊敬的这种道德狂热，来自于对语言任何细小变化的恐惧之心，来自于她对芝麻般大小的错误语病的恐惧。笨拙愚蠢的语言对她是种折磨；漂亮的语言使她身心愉快。看到别人赏心悦目的句子，她就把它们抄下来，在自己的诗里做
插入语，有时直接引用。如果和某个使用语言粗鲁或毫无感觉的人呆在一起，她会控制不住发怒：
我忍不住拿起武器，
把你打倒，虽然我知道这不会发生……
因为在你的听觉里，词语死寂无声，而它们
在我的意识里能和我说话
这一首诗叫《被你喜欢上就是灾难》——它最初收在诗集《观察》里，后来就再没出现过——我们似乎能看得出摩尔偏爱含蓄、低调的叙述，而看起来她周围的人们都是大嗓门，摩尔那些简洁、干脆的诗句对他们的耳朵来说好像是“静音”一样。摩尔晚年诗作之所以如此精致、简略，大概是
放弃了要打动普通读者的自我要求；也许艾略特和史蒂文斯是她的知音，但这两个人太特殊了，并不能代表所有人。艾略特在给她1935年《诗选集》所写的序里，热情的口吻背后透着严肃：“对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人来说，这些诗是智力的演练；只有那些叙述不那么复杂的诗歌，我们才能看出它们的情感价值所在。”如果说“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那些人”领会摩尔的诗歌意图都很困难的话——这里艾略特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的——摩尔就更
没有知音了，她要么被忽略，要么不被看重。
但摩尔的早期诗歌，我们感觉它们之所以写出来，完全是为了愉悦她自己，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古怪女孩，把解剖学运用到了诗歌里。要说她的早期影响，在霍华德的一次采访中，她回忆说：“感觉自己是在孤军奋战（1912年那时候）——我是说在‘受影响’方面，我不能被归到意象派。”她拒绝这个标签是对的，还有她也同样拒绝别人给她贴标签，说她是个写“格律诗”的诗人，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格律诗，我和这个术语没有任何共同点。”——但事实是，她总是经常被这样描述，这就是在大众观点和她对自己的评价两者之间的矛盾之处。双方关于作诗法的不同意见的争执，摩尔声称：尽管在写诗的时候每一句都留意音节的数目，但在她那里，诗歌的单位是成段的诗节，而不是每行的诗句。她说自己写的时候脑子里首先出现的是一个毫无章法的诗歌小段落，词语像“染色体”一样密集地涌出来，纷杂迷乱，直到找到了合适的语调才把它们固定住。她“受语句的强力所摆布，就像建筑物的结构受重力制约一样。”（她要求语句的强力效果，我们不仅在其诗歌中，也在她的日常通信里看得出来——信里她的文笔精彩极了。）每一段的韵律和每一句的韵律同时压缩在一首诗歌里；固定的音节又使它看起来行文严格；即使在非音节诗歌里，在自由诗体的写作中，她的韵律也是清晰可辨的。她在形式上开发出来的新实践——采用内部韵律，写“轻体”诗，规定出音节数——都不能完全定义她的写作和独创性。目前为止写摩尔的众多批评家中最优秀一位是吉恩·盖里格先生，他说：诗集《观察》，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写得妙趣横生，言辞时而带着崇高感，闪耀着权威。”摩尔坚持认为单用音节诗这个术语不能定义自己的写作，这个态度是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模仿摩尔写音节诗的人中，因为他们缺乏摩尔身上优雅的品质，作品都糟糕透了。
1923年在《诗集》的评论中，艾略特表扬了她的韵律，但没有给出定义：
“韵律，无疑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东西；它不是一种诗歌形式。它犹如地毯上的现实图案，它是思想，情感词汇的组织机制，它是把万事万物组织起来的方法手段。它是非常特殊的品质。正因为此摩尔的诗歌都朗朗上口。这品质不能只简单地认为和韵律有关。”
由于艾略特没有做出结论性的判断，“音节诗”的标签，作为一个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仍然在发生作用。但摩尔的诗歌和意象主义的联系实在是有限的。她曾告诉庞德，自己受小先知书、布莱克和哈代的影响；他们才是她的写作先驱，而不是意象主义。而艾略特也看到她对意象的使用太频繁，以致不能称作是意象主义诗歌：“第一个意象还没有完全地被理解消化，第二个意象就出现，叠加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意象主义的做派是，就像这个名称所表述的意思——我们知道现在这场运动已经衰落了——要求有画面感、隐喻，强调感知力。对比而言，摩尔早期的主题主要书写内心的灵魂，而不是外部“现实”。乔弗雷·哈特曼准确地评论说她的许多诗歌写的都是“抗争的灵魂”，还有摩尔身上有种清教徒的品质：“对创造性事物极度尊崇同时又掺杂着对自我的极度怀疑。”她试图去描绘像压路机一样刚愎自用的灵魂，像蜗牛那样唯唯诺诺的灵魂，或像大象那样有耐心和坚韧性格的灵魂，摩尔需要这些隐喻来表达自己，这些隐喻也总是使人眼前一亮。如果狄斯雷利[
狄斯雷利（1840-1881），英国从政者及作家]对她来说像是一只变色龙，顶着“颜色斑驳的脑袋”；如果萧伯纳像“一只大鸟，有黄铜色的厚爪子”；如果肯尼斯·布克是“一个心理学家，性格精明，又像浣熊般好奇”；如果一个思想保守的外交官看似一只干尸般细瘦的朱鹭”；莫里哀像是一只雄孔雀，心血来潮时就打开它的宽尾：确实，尽管这些意象像是来自于私人封闭的密码书，但它们却不属于意象主义的使用原则。其实它们来自于宗教用语，犹如罪恶的说明图示，比如一个有强烈性欲的老色鬼和像猪一样犯饕餮之罪的人。摩尔和那些只是简单地象征性使用比喻的人的差别是，她不只是形容那些人像猪或雄孔雀，而是有更深的寓意，并对这两个方面态度都很严谨。
她早期作品另一个特点是，语言努力在讽刺和批判之间保持平衡；她是个讽刺家，但同时她的性格里也有同情的一面。她总是感兴趣（她对家庭的爱是列在首位的），那些性格坚韧的人，所以她那些写动物或其他对象的早期诗歌，其实是在写人类。那首写大象的诗歌，或许应该被看作是摩尔写她自己——这首是她最私人，“最抒情”的一首诗，却在编辑《诗全集》的时候没有入选。也许是那时她的诗歌品味发生了改变；但那首诗实在应该列入她最自然和漂亮的诗歌行列里。有一首在《诗选集》《观察》《诗全集》中都同时收录在内的诗歌，叫《黑土地》，在1951年《诗选》被换成了一个有点不好懂的题目叫《墨兰顿》——这个标题取自于十六世纪德国改革家史瓦兹厄（
就是“黑土地”的意思）的希腊文翻译，摩尔或许对宿命论感兴趣，在《猴谜树》中，她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它，“但我们证明，我们没有解释自己的出生。”
《黑土地》写得非常感人。摩尔在另一首诗里处理了另外一个新主题，这首诗曾收录在她的第一本诗集里，在《诗全集》中被删掉了——题目用了对称法，《勤奋就是魔法，前进就是飞行》，飞毯，诗里说，是幻想的交通工具，它令人着迷；但另一些人喜欢慢慢地挪动的方式。“手上带着戒指，敲响脚趾，骑上大象前进”——这首歌给摩尔的印象很深刻，所以她用诗的方式描写了一个不骑飞毯的女士，飞毯不过是“无用的美学产品”，骑上一只勤劳的大象，“它性格坚韧，承受人类的鞭打。”《黑土地》用隐喻的手法写“勤劳”这个主题，但不易察觉。大象在诗歌里有趣地说自己“我做这些事情，我喜欢做，它虽然不会愉悦任何人，但却使我自己快乐”。虽然大象看起来是乐观的，大象其实有一个不幸的过去，他的皮肤“伤痕累累，经历过可怕的事情”，这首诗始终保持“精神的沉着自信”；大象“经历闪电和地震，但仍存活于世”，这首诗歌来自于摩尔内心最关注的主题：力量的本质，身份的本质，平静的个性，不利的环境，人类理智的失败。“我看见，听见”，诗中大象沉思到，他控告人类，通过眼睛看事物，却总是被自我所欺骗，有眼睛却总是看不见，有耳朵却什么也听闻不到；以至于“像是被魔鬼附身的身体，能看见却看不到，能听见却听不到，像没有根基的树干，只能自闭地对自己言语。”这个时候，摩尔成功地从人类的视角跳跃开来。
这种跳跃——嘲讽的态度——就是她写作的原动力。
当地的图书管理员对于摩尔夫人建议说，她的女儿整天在图书馆里读书，她或许会喜欢在那里工作。摩尔夫人回绝了——因为她认为如果玛丽安接受了，就会觉得自己没有时间读书了，这是她不能忍受的。在唐纳德·霍尔的访谈里，摩尔说到了这个传闻：“我回到家里，母亲就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说。‘为什么不，我愿意去，看起来还行，不过我会和她商量，我最多能工作半天。’如果我整个白天或是整夜加班工作，像个按部就班的机械工，那样的话就不理想了。”她所说的“理想的”工作，这么形容真是有些奇怪。可以看出摩尔的内在生命维系在家庭、布莱玛女子学院，还有她的文学事业上，它们占据了她精神世界的全部；但她把自己囚禁起来——选择不工作，只和母亲呆在布鲁克林公寓里——最终未免使人觉得是件遗憾的事情。
她把自己包裹起来，不去经历人事沉浮，同时把生命的无常和危险一面都屏蔽掉了，但这些无常和危险恰恰是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新经验，进而获得新思想的途径。和别人相比，她的生活很少陷入两难取舍的糟糕困境里。很早之前她就对“交流思想”表达过悲观的看法：“其中一个我，对其中另一个我来说，都是一种不幸，他们都给自己设置了障碍。”在1921年和1924年间，她创作了她最优秀的诗歌《婚姻》，诗里她审查、讽刺、羡慕、驳斥——尽最大可能的——婚姻，手法上就是用两个“我”交替出现的形式。
在开始分析《婚姻》之前，我必须停顿一会儿，谈谈他1921年《诗歌》这本诗集，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风格上不仅更加去想尖锐讽刺，还跳出了《黑土地》的温情套路，那是一种一针见血似的抒情天赋，包含一种震撼的思想。我仍记得《英格兰》（
题材来自于她和母亲之前的两个月旅行；为此我们希望她年轻的时候应该多些外出的机会才好），《当我买画》《唐老鸭》和《棱镜颜色的这些日子》，这些理智型的诗歌经常在它们整洁的外表下藏着深渊，粗心的读者很容易被弄得不知所云。摩尔典型的做派是半开玩笑似的评论，其实恰恰泄露了她赞同和反对的
双重态度。如果她称希腊是“修饰梦幻的巢穴”，她就是要求我们去想象，去思考“修饰”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它几乎是一个女裁缝的用语，对一个裁缝来说，梦幻就是从貌似无辜的灾难事件中跌落，思想总是不声不响地被忽略，以至于我们漠不关心的眼睛很快就滑了过去。有人说美国是个文化贫瘠之地，它没有历史文化遗迹。对摩尔来说，这个说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拥有的是“没有证据的读者们，只是细枝末节”，这些持不同意见的爱国主义者们，他们渴望文学篇章，本质结构，古怪的知识，非常愤怒并誓死捍卫这些缺点？它是否就是那种自以为美国什么都好的那种爱国主义者呢？（“这根本就不能用忠诚来定义。”）摩尔的内心伤感是针对她自己的，不是读者；像乔治·赫伯特一样，就自我忏悔这点他们俩像极了，她或许会说：“
当我说上帝时，我说的是我自己。”当她买图片（不足为奇，她的态度也是很严肃），她总是希望避免受困扰的罪过。
理智上的强调，太严肃了……以致损伤了
快乐的感受
它必须不希望接触任何事。 《诗歌》是她为自己“在所有的欺骗”中的把戏做间接的自我忏悔，她早期的诗歌主题表达的是“激情是人们看起来自以为行事正确”（“对它自己是个恼人的疾病”）；关于人类希望处于统治中心的权力欲望“总是想要站在事物的中心”；通过被“组织的神秘化”去转移注意力，从“那些最初某人的目标——核心中的物质”。还有很多控告罪行的诗歌；对于一只猫，“去冒犯不同性别的同类”是它们的本性，因为“动物的爪子就是用来使用的”。一个喜欢冒犯人的诗人或许想要拥有它，摩尔不光对其他人，也对自己都不吝啬批评之眼，无论她的诗歌从风格来看多么有板有眼，有板有眼是她早期诗歌的主要装饰。当她在文章里写某位诗人，名字取自她性格的两极叫做《情感与精准》，她把诗人比喻成带着尖锐爪子的狮子：“如果狮子没有爪子的话，它的攻击就没有危害性，所以精准是必须的，就像是外科手术一样。”
我们可以说摩尔
最早的道德冲动，属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式的二分法，热衷于区分美德和罪恶。她的早期诗歌主题好像就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问题和要我们去区分出什么是美和什么是丑这种困难的事是一样的。她后来说过莎士比亚的反面人物都是没有知识的人，都是文盲，然后她又补充说诚实“都有一个含蓄的暗指”。摩尔用了二十年的漫长时间，来学习她自己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她崇拜谁，她认为谁愚蠢或邪恶，她自己的思考方式是怎样的，应该从事哪种文学写作形式——大概从她15岁到35岁。产生出来的诗歌（她37岁时出版诗集《观察》），结果成为史无前例的事情，即，那是一个美国女人写出来的，诗歌里有着最独特的、最私密的、最迫切的对身份的追问。她年轻的目光甚至看向了死亡（
在《坟墓》那首诗歌里），但她通过戏剧化把自己从中拯救了出来；她对韵律的小心的掌控避免了宏大的高潮。庞德想要她重新安排她最后一行诗，以获得强调的效果，她为了
取悦他就答应了，做了修改，但她禁不住对他说，她更喜欢原来的句子。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后来她把诗又改了回来。
文学历史上的怪现象是，摩尔出名了，不是因为《观察》里出色的人物素描，而是作为一名动物诗人，一个给《国家地理》杂志里鸵鸟和穿山甲图片写解说词的作者，（
1953年刊发了一篇叫《生命》的文章写的就是她，这篇故事是这样开头的：“《生命》里我们将和著名诗人一起逛逛动物园：和玛丽安·摩尔一起拜访她笔下的动物们。”）某种程度上摩尔自己就责备这种谬论：情感上的不信任使她理智上屈服于事实；她自我封闭的生活状况使她
极度依赖书本；战争的残酷使她陷入伦理沉思，诗歌因此出现了道德化的呼喊。当人类变得越来越遥远或越来越让人厌恶，和动物们的关系也就意味着终结。她思想和心灵的分离产生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陈述，它们曾出现在同一个访谈里（当时她有80岁了）：“现在重要的是，从前也一样，‘产生诗歌的那种力’是‘控制不住的情感，如欢乐，绝望和悲伤，喜悦’；第二就是：‘每一天我们要有一种先天的精神控制力——以能够拥有良好的情感控制力。‘”去掌控那些不可控制的是所有艺术的矛盾之处，但是她的做派看起来已经变成了习惯性的审查。当情感中不可控制的痛苦和掌控的痛苦相互纠缠在一首诗歌里，诗歌使我们焦虑也使她焦虑。相反，当情感完全陷入了天真的状态时——对她来说，常常是一种可见的情感（
她宗教的成长背景似乎没有影响到她的视野和听觉）——她的这方面追求使她比任何其他诗人都更接近写曼哈顿和海洋的惠特曼。用交通工具做隐喻，意义变形，这种做法后来被用到了《唐老鸭》这首诗歌，甚至从《坟墓》这首诗歌看，里面对渔船和波浪的精彩叙述，摩尔比惠特曼做得都好：
桨叶好似
水蜘蛛的脚，一齐挥动，就像不存在死这回事。
波纹推进，有如方阵——在泡沫的网下，显现出美，
继而枯萎，无声无息，当海水急速蜿蜒于海草间； （周瓒 译） 在对丰富多彩自然世界的思考上，她有种显而易见的欣喜感。她追求奇怪的形式感，喜欢赫伯特诗歌里的“古怪的谚语”和对自然的那种好奇感：
大多数人或动物可以移动下巴，但鳄鱼不是
大多数人或动物躺着入睡，但大象不是，
它倚靠或站立入睡
没有人会忘记摩尔笔下的鸵鸟，它曾消化硬铁，或是把亨德尔比喻成军舰鸟，“从来不知道，已经陷入了爱恋之中”，也不会忘记天鹅“带着黑黝黝的盲目凝视，和吊篮似的腿”，但动物隐喻带来的晦涩最终变成阅读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就像在《学生》（
她一首诗的名字）显示的那样，她的生活太多封闭，
以至于一些事情触动不了她，不是因为她没有感情，而是因为感情过多。
我希望看到她那首伟大的诗作《婚姻》时，我们不会觉得它太过感情用事，这首诗，如果严格地说，算是她把痛苦的情感和痛苦的思想结合得最完美的一首。它带有马维尔式风格，表达的是几乎相同的主题，即伊甸园里只有亚当自己才真正称得上是置身天堂，这个主题在早期诗歌《七彩之日》里就被涉及过，其开头塑造一段无忧无虑的、幸福的、彩虹般的气氛之后，语气突然急转直下，陷入痛苦的辩论里，陷入对扭曲、盲目、复杂关系的辩论里。等到写《婚姻》时，复杂性再次进入其中，人类堕落之前的伊甸园闪耀着幸福的光辉，之后被世间的恶入侵，摩尔带着劝诫似的幽默语气说道：
我不知道亚当和夏娃
目前怎么想它
炉火般的钢铁
和金黄一起存活；
它多么清澈闪亮——
“这种轮回的传统习俗和欺诈行为
收获了很多战利品”
要求有犯罪似的足智多谋
才能避免。
摩尔八十岁的时候在《诗全集》里发表了《婚姻》，她在这首诗的注释里加了提示性的话，声称它“叙述中的情景都是我想象出来，但我试图在表达时让人感到真实可信”。摩尔这样说是为了反驳人们对此诗的
非自传式阅读；但这首诗其实是摩尔使用引语和注释最多的一首。她还收集了其他人对婚姻的看法和评论：但和其他诗歌比较来看，这首诗很多叙述都是她“幻想出来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形式上，其“幻想”成分比其他诗占得的比重大。“真实可信的安排”对一名诗人来说，意味着对情感忠诚：在《婚姻》里，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讽刺剧，同时还存在彼此相互之间的渴望和吸引。这首诗歌在两种观点中间摇摆不定，一个认为婚姻是最正常，舒心的共处形式，另一个是认为它是一项危险的制度，“男人拥有权力，有时某人强烈地感受到它”，对婚姻甜蜜与憎恨的两种情绪都进入了诗歌，它们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带着自恋式毁灭：
他爱他自己过多
他不能允许爱中
任何对手存在
她爱她自己过多
她不能看清楚自己 在那里，她显然没有发现，性情的单纯，如她这样称呼，它把在家庭内部的权力斗争看作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可以心安理得地叫人接受和屈服。有那种简单性格的人们在婚姻中重复着这些话和态度，摩尔把它们比作“思想死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政治才能”，说——好像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的权力较量既甜蜜也有痛苦——“自由与和好，现在和永远。”好像他们发在银版照相机前摆出的僵直的冷漠表情：“书放在写字台上，手放在胸前的口袋里。”如果那个结尾深深打动了哪位读者的话，这个人就会喜欢摩尔。
许多摩尔的早期诗歌，连同所有那些优秀之作，很多读者都觉得陌生，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它们古怪的标题，它们有时和主题一点关系都没有。《章鱼》写的是冰川和山脉。《鱼》写的是一座伤痕累累的悬崖和撞击它的海洋——题目和写的内容毫无关系。理性地看，《章鱼》写的是事物的多样性，以及从不同角度观看时呈现出怎样的不同。《鱼》写的是分界，正如我们可以称呼它们，在海洋，它的造物，和毗邻的大地上。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冰川诗——写的是雷尼尔山，几乎都是简练的细节——可以读成是一首写美国和它的自然环境，还有它非古典风格的艺术，可以读成一首关于生命旅程的诗歌；而鱼诗再现了海洋生物不规律的运动（迁徙），粗暴的水压，和悬崖一动不动的忍耐力，所有这些都相互聚集在一起，对此我们能感觉到是相当于神经里矛盾情绪的变相描述，用大地上的事物象征地写了出来。
摩尔在诗歌上所作的最后努力，是潜心十多年翻译拉封丹的寓言。或许这时她自己内心能量处在低潮期，才使她这么做，但是理智的限制干扰破坏了她优美的韵律，那些翻译，尽管句子都很贴切，最终摩尔认为翻译出来的诗歌自己不满意。当它们首次出版亮相的时候，霍华德·涅莫罗夫称它们为“节拍都令人心神不宁”。也许不该这么说，甚至也不是摩尔喜不喜好拉封丹的事情：“他没有她那么灵魂主义，他的动物的存在没有那么自然化和视觉化，作为寓言来说。他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摩尔是。”
摩尔的诗歌，除了简·格里圭出版的一本叫《玛丽安·摩尔》（1965年）的小册子外，目前公正、客观的评论凤毛麟角。兰德尔·贾雷尔写有一篇读来亲切、趣味横生的短评，题目叫《她的盾牌》；可即使贾雷尔也没有把握住摩尔诗歌的本质，那些诗歌不是在写“自然”，而是她自己。贾雷尔风趣地说“摩尔只给那些听话、，老实的漂亮动物寄明信片”，这个说法有点偏颇，就像那个玩笑说如果华兹华斯不是从小在绵羊中，而是在蝎子中长大的话，他大概不会那样写诗了。正是摩尔下笔具有绘画般的准确，才使贾雷尔觉得她的比喻具有真实的摄影效果。他认为她早期的诗歌太过晦涩，有点矫揉造作；现在我们倒是更能理解这一点，“沙漠：一片干燥、辉煌的广阔之地”，它们看起来不是简单地如贾雷尔认为的那样只是对沙漠的描写，而是
关于自我的描述，这描述既坦诚又含蓄。（甚至摩尔对无赖和蠢货们的批判都是间接批评自我的障眼法。）
她的很多评论者一直都是男性；他们一致把摩尔的形象弄得比现实里的她要拘谨，神经质得多，只有杰弗里·哈特曼这个评论家不一样（他为耶鲁唱片集里朗读自己诗作的摩尔做了笔记）。除他之外，那些男性批评家总是把狄金森搬出来，把摩尔和她做比较。艾略特提的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迪。庞德，早些时候对摩尔的态度是赞扬的，后来在信里说：“玛丽安很少有情感充沛的时候，毋宁说她是个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过去曾说摩尔是“我们时代的圣徒”，后来又把她的诗歌比喻成一个“易碎的，容易爆裂的瓷器花园”。贾雷尔说她的诗歌“塞满了死板的规矩习俗，且都是女士们的做派，她们生命中不缺钱，也不染指挣钱的事，小心谨慎地避免过复杂和庸俗的生活。”文章里他形容摩尔时用了“一丝不苟的”“挑剔的”“过分讲究的”“机智的”这样的形容词。丹尼斯·多诺霍认为在阅读摩尔的诗歌时“就像是在滑冰，很难对付”。戴维斯·帕金斯说：“摩尔没有对存在的焦虑，在那么多复杂的作家中我们对摩尔的印象如同维特对夏绿蒂的爱。”无疑，
摩尔身上一定有什么东西激起了男性批评家们的不满，无论他们曾经对她怎样赞扬有加。或许她的诗歌实际上被女性读者看时感觉还要更加“女性化”，她的观物方式与视角在这些女性读者们中间才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又或者是摩尔偶尔流露出来的对男权世界的蔑视激起了反击，他们联合起来攻击她封闭的生活圈子。
目前还没有哪位喜欢摩尔的男性批评家，对她的诗歌写出整本的、见解独到的论著。倒是有一位对摩尔赞扬有加的女士，出版了一本关于摩尔的书，由于作者独特的女性视角，可以作为对现有批评文本的有力补充。这位女士叫兰伦斯·斯坦莱顿，是布莱玛女子学院的英语教授，她详细地整理了霍森巴赫收藏馆里收藏的浩瀚的摩尔资料，她的书——《玛丽安·摩尔》——写得非常有趣，里面披露了摩尔辛苦的日常细节，还记录了诗人从阅读笔记和谈话记录本里如何苦心寻找诗句。斯坦莱顿一心一意拥护摩尔，不愿意承认摩尔作品中有任何失败之处，甚至为摩尔的后期诗歌和翻译做辩护。（她令人钦佩地提供了很多信息，比如关于原始寓言，关于摩尔遇到英语和法语表达方式不同时所采取的成功的解决之道。）年轻的读者们若在初次阅读摩尔时感到困难，力不从心，最好手边有这本书。它会给你提供详细的解释，解开谜团，给你有用的细节帮助。
斯坦莱顿是一个真正懂摩尔的人；据说她长年阅读摩尔的诗歌，对其了如指掌。尽管她的书看起来有点偏离了对严肃主题和严肃技艺的探讨，但她的陈述也始终一贯地围绕在这两个方面——我想，她没有找到一个更综合的背景，把两者结合起来。她的想法体现在副标题上，“诗人的进步”。它是作者整本书的论述观点，是对有人认为摩尔在诗集《观察》之后写作步步高升观点的回应。（贾雷尔和其他人都一致这样认为；然而其他人，像胡斯·肯恩持的就是相反意见。）斯坦莱顿引用了摩尔的早期草稿（特别是《婚姻》这首诗的草稿）还有和朋友信件，家人的通信都给人们对摩尔诗歌双方各持己见的看法，做了自己的回应。
此书也披露了摩尔很多生活细节，不过它们有时却使我们感到既高兴又有些厌恶。因为在读到“一次摩尔去动物园去看马戏团，目的是要收集大象的毛发，她瞅准时机，从尾巴或象鼻处下手，剪刀是特意为了剪毛带来的”，或许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对摩尔的印象会好点。还有，他的哥哥寄送给她一只带有大象吉祥物的手镯，她回信说：“我不能猜出这些象毛来自他身体的哪个部分，我必须弄清楚。这个手镯不凉，所以我一直决定戴着它。”我们会因知道了这件事而对摩尔的性格颇有微词。
斯坦莱顿的评论总是来自于自己的情绪，还有对摩尔死心塌地的崇拜心理。应该有一本书能够认真分析摩尔诗歌的与众不同之处，虽然这本材料充足的专著，迄今为止满是未发表的生活细节和引语，尽管如此也不一定会使大家对摩尔的作品产生好感。我们了解到布莱玛学院提供给摩尔五千美元“为了让她和她母亲去英国旅行”，但“这笔钱被退了回去，因为摩尔拒绝了”。所以摩尔有时把自己比喻成田野里的穷老鼠，是不足为奇的。唐纳德·霍尔，在他那本写摩尔的书中，值得一读，引用了一副铅笔素描画，出自罗伯特·麦克阿蒙之手，（尽管画的人物叫玛莎，但人们一眼就可看出是摩尔本人）：“德累斯顿洋娃娃带着明亮的、忧郁的、中国式大眼睛，精灵般的身体，还有浓密的胡萝卜色的头发，栩栩如生地穿着顽皮可爱的衣服。”那个年轻的女孩成长起来告诉她说，“孤单地过着比不愉快地活着要好”，摩尔控制自己，并决定坚持自己的做派，那就是精致的、非传统的韵律感，这点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她需要让自己适用反讽，表面的若无其事的态度其实暗含着害怕、生气、自卑的心情。她说摩尔具有反抗，不错，反抗是摩尔身上一直坚持的品质，但她自己却很少公开承认。玛格丽特·英格说，在摩尔七十七岁生日纪念会上，她知道《不过如此》这首诗的灵感来源：摩尔，在一盒子草莓里看见一个未熟的绿色的一个，说“这个草莓，它经历着挣扎”，因此写出了第一行。
其实摩尔自己的挣扎也很可怜，最后创作的诗歌质量不是很好，就像福特汽车公司荒唐把名字改为爱赛尔这个荒唐的事一样，但叶芝说的没错：“所有伟大的人类都很机警，深谋远虑，到了一定时间他们的名声会自动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