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有它社会学的对象，但它依据人的精神情境，以和科学同等程度的精细，决定延长还是缩减它与“对象”之间的距离，考察把对“对象”的视角调整到哪个角度。诗歌与望远镜的区别是，望远镜无法真正地“指向自身”，而诗歌却在它能力的多向运作中释放出此起彼伏的能量。“礼仪”的发明，使人的行为间接化，当按照礼貌、礼仪生活时，人借助于“模式”表达自己，而不直接去表达、行为。诗歌是个人发明的一种“礼仪”、“礼貌”，“情动于中而行与言”的诗歌发生模式，对于当代诗歌来说，它删掉了写作中外交官般的复杂性。
所以，如果从语言抵达现实、所指的速度来看，存在误用这种“速度”来衡量“直接性”的问题。直接性更多与语言的精确程度相关。为了周全精确性，写作者会主动放弃对“速度”的追求，而为诗歌引入或发明更多的声音，为调整的必要性进行逻辑铺设。细密、周全的自我辩论，从而使语言“努力朝向过硬的信用”①，这可能是对诗歌而言生动、具有吸引力的真实性，所以诗歌的精确性、直接性最终避免粗鲁的外向性，而表现在写作中形成的意外的判断不断地弯曲已有的认识，从这个意义说，直接、精确的诗歌，它的表面却是迂回、弯曲、漩涡状的：我写得最为直接，但并不纯洁，/读者说曲折、贞节而且迷离。②
萧开愚的长诗《内地研究》以视角和观察者身份（“我”）的频繁调整，由关系簇发的敏感的“礼貌”，和历史与现实相互的迂回观照等，构成了这首诗的精确和直接。但精确本身并不意味着易懂，“他的精确就是我的难懂”。艾略特的一个论点似乎暗中与这个文本现象实现着对接：
我们的文明包含着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影响于细腻的感性，必然产生复杂的结果。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包罗万象，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这样才能够迫使—必要时打乱—语言来表达他的意思。③
间接、隐晦是努力达到直接呈现复杂的精确的结果，而不是为隐晦而隐晦。
这几年不少诗人和评论家说我的诗难懂。我追求精确。我估计要么精确本身难懂，要么我还没有达到精确。有人给我忠告，为什么不写得模糊一点呢？大而化之，正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境界。难道模糊就易懂吗？④
萧开愚对诗歌阅读反应的回应着力在为精确辩解，而这种辩解同样对接于艾略特的《荒原》问世后面临的问题：
《荒原》问世于一九二二年，当初曾在好些方面显得令人费解，那是因为它复杂的象征性语言，镶嵌艺术品一般的技巧，博学的隐喻的运用。
要了解艾略特，总是会遇到需要解决的难题，还有需要克服的障碍，但这样做时又是令人鼓舞的。这位在写作形式上激进的先驱，当今诗歌风格整个革命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冷静理性推理和精细逻辑的理论家，他从不厌倦地捍卫历史的观点及为了我们生存而存在的固有道德规范的必要性。⑤
而观察对《内地研究》的现有评论，将会发现更多的对接：
一般读者往往惊讶于萧开愚在形式上的奇崛实验，但对于语言背后的伦理、政治思考，似乎还来不及辨识、体认。诗人不会等待知音的批量涌现，他历时多年完成的长诗《内地研究》，又一次提供了一个难以被批评消化的样本，也给了当代诗歌“历史想象力”一种沉郁顿挫的“在地”形式。⑥
稍加辨别，能发现两位相隔半个多世纪的严肃的写作者，其作品引起的批评反应和视角（如诗歌形式、风格革新、实验，晦涩，严格的责任感和非凡的自我约束能力，摒弃抒情的老调，着墨于实质性的事物，严峻、硬朗、质朴）却如此接近（虽然是笼统的接近）—即晦涩、革新、对新的直接性的接近。
这不仅是一代代诗歌写作的革新者所面对的反应压力的接近。《内地研究》在对以河南为中心并延伸至陕西、山西这三地的历史现实的考察中，晦涩而娴熟的文字形式显示出的文化地理的断层、衰败和荒原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同《荒原》似乎更有种文化气质的接近。
在《荒原》中，“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美的世俗世界中，现代人‘可怕的空虚’以一种强烈的诚实跃然纸上。”⑦而在当代中国，当生存与选择怎样的方式生存作为严峻的问题并存时，从中国的语境出发，萧开愚的自我辩论、自我冲突显得更复杂。即，荒原感是《内地研究》的一个面相，它与更多的面相交织在一起，同样“摒弃抒情的老调，着墨于实质性的事物”的萧开愚，他同艾略特同样强烈有力的自我冲突、自我辩论的才能，使他没有置并未解决的“物质”“生存”“制度”等中国特殊的语境于不顾，而写出一个完整、相对单纯的“荒原”“虚无”。
《内地研究》由潜在地对应于“五行”的五个部分组成，在与“土”对应的第一部分，诗人开章明义：“我派遣记性，到乱伦的病毒的渊薮，通过交叉感染，调查所谓开始”，物质地理内喻的文化地质成为其调查对象，从“内地”这个传统文化圈到实物化的文化在地方、个人生活选择中的作用或不作用，这些都是他勘探的对象：
他们硬化，土质吸收他们的外形。
土质：含化着，排泄和除名，到底忍住。
土质：这种赞成态度，这种搁浅，这种栽培，这种不接甄别的亲昵，这样黄昏在牛蹄，这样为边区隆胸。
……
这里的断层，那里的悬崖，挂着包谷和辣椒。
……
这是地壳，抽屉套着抽屉。
地质做过结扎，像空烟盒。 文化的冲突、涵容、断层、角质化以具体和隐喻的多重方式表现出来。地方文化精神的荒原化、衰败感是这种调查的结果，由传统的积淀、沉积形成的豪华的文化地理、地方文脉，变成角质化的存在，求新的武断使文化传统逐渐冷却、硬化，而这导致一个地方彻底的荒凉：“经过每日纳粹清洁的眼瞳，所见为硫酸毁坏，形体狰狞。/从此，繁荣指向测度。”这一层面与更为实质的事物—水利制度、转基因工程、土地制度等诸方面相互阐发，勘探出连环式的空心化。但这种空心化是相对于“传统”而言，对传统的遮盖和对投入情感的东西的拆毁，导致了情感、精神的荒凉，一种新的冲动—盲目的现代化的冲动成为空心化的补偿，它导出了丑陋同时导出了丑陋中的清新：“三个省份有三个高尚、两个像样的女儿，却有五种破烂，/五个董事表决与鸾俦，而癌症般的枯槁在河湾断崖摩挲风景。”这是与《荒原》的“虚无”、“荒凉”的不同之处。包含现代性一面的城市，诗人对它的理解、想象与艾略特的不同在于，在《内地研究》中，“我”发现了城市的乡村性格，丑陋的发生也是发生，因而是一种发生、成长的冲动，也就是说，过滤了审美、文化维度的城市，单纯从力的发生和强度来看，它仍然弥漫着冲动与渴望。
按诗人自己的解释，第二部分对应五行的“金”，这与五个章节表面的安排遵循五行相生的结构相一致。在我个人的阅读中，第一部分与第五部分（即火部）紧密相联（当然，五个章节间潜在的牵连、勾结本身就越过了表面的结构）。如上文提到的，第一部分相对抽象地梳理了文化的勾连，涉及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的流变，“内地”这个大的文化地理中不同文化的发源、演变、冲突等，并且文本中设置了历史人物投向“我们”的目光，历史典故对社会现实的参照：“假定亡者活着，我们反而值得惦记。/在你为反对而酷，/为盖房而土。”
因而，第一部分显得复杂、晦涩。对文化地理调查的结果—角质化、冷却直接引出的是文化生态的荒凉。第五章就是这种生态的直接、集中的体现，它具体化为我们的生活、心理图景。并且第五章的情感、判断因为指向与诗人同呼吸的现代、当下，所以显得集中、相对单纯，这也显示出五个部分间的相互平衡。第五部分（五行中的火）情感集中在离心运动中脱离了文化的“活”：“我们迁就规划，无视己有，有项目才有活路，/我们不管荒谬与否，无视己有，管活不管生活。”这里引用诗人自己的一个认识，即中国人处于一种集体的不可自已的贫穷的感受当中，“落后就要挨打”迁就了这一套关于落后的概念，由“落后”贯穿的概念如一组“概念的动车”，使人们迅速以之为意义的标准将事物加以分类，落后的要毁灭、加以掩盖，祖业、村庄被放弃、拆毁。
而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理解、内化同这些实体、场景的存在是如鱼得水的关系，所以毁灭、荒凉层层递进、深化。但引人注意的是，诗人在这一节中采用了一种集中、强化动作的语言风格，主语“我们”后紧跟强度很大的动词，这也与《荒原》“低沉的叙事诗意描写现代文明的枯燥和无力”⑧不同，在《内地研究》这里，那股具有强度的力、动作如果缓转方向，精神性的一面就会扑面而入。这不禁让我想起在一篇较早的文章中诗人关于“信”的论述：
我们的世界真的不再鼓励追求真理的人追求真理了吗？所谓当代世界普遍地流行“不信”，其实只能解释为“信”在决定着取舍，其实当代世界中的个人埋伏着、因闲置而紧张着“信”的本能，因为“可信”的东西变得“不可信”了罢了。⑨
而这种随时风吹草动的“力”，这种随时的毁灭的冲动，不也是因限制而紧张的一种生长的本能吗，如果能够内视、自我分析，这种荒诞、荒凉会有所缓解，这也是诗人把“火”结构在最后的章节中的原因之一，火造成也隐喻着毁灭，但在烧荒传统中火却别有用意。
《内地研究》第二部分（对应于五行中的金）涉及司法监狱以及内含的成长教育问题。这一部分以其关注问题的集中而与诗人二○○七的作品《破烂的田野》产生联系。在《内地研究》完成之后，《破烂的田野》也获得了另一种阅读意义。诗歌中聚焦的社会问题、诗歌的形式问题、“我”的问题，在《破烂的田野》中被呈现、处理，又在《内地研究》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回应。《破烂的田野》是诗人对“内地”的第一次诗歌聚焦。以《内地研究》为参照，《破烂的田野》集中于情感、语言，“我”相对单纯，“我”的冲突和自省单独列出来，成为诗后的“补充说明”：“我没有资格写这首颂诗。我不得不写。”“颂诗”，或许指“对农民的剩馀价值的再掠夺势力”的一种肯定，不写“颂诗”包含着对写作与这种势力间关系的警醒。但在《内地研究》中，这种警醒、自我冲突（来源于思想的敏感性和分析力的共同作用）被分散到诗句中，以视角（“我”“他”“我们”“他们”等）的娴熟调整和角色对不同声音的承担，修缮了《破烂的田野》中“我”的冲突的形式。所以《内地研究》中分析能力、智力因素更直接地作用于诗歌。《破烂的田野》第三节“孩子们”中，“他们”与“我”是分裂的，是两种角色。同样关注少年犯、关注教育问题的《内地研究》的第三部分，以“他”展开诗歌描述，但把这一章中的所有“他”以“我”来代替时，叙述可以进行下去。而在《破烂的田野》中这种方法会使叙述变得混乱。也就是说，少年犯的思考、省思、在监狱中的自我教育都可以（至少叙述的方式允许）在他内部发生，所以“他”的内心活动也可置换为“我”。这样，分析力和情感，想象和知识就在诗中自然地统一起来，从而解决了作为观察者的“我”与被观察的“他”之间的话语权力、道德优势的问题。诗人将这一观察转移到内部，使它成为“自我观察”、“自我教育”。这是从《破烂的田野》到《内地研究》中一个关键的变化，也是把握诗人在写作《内地研究》中所处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部分（对应于水）在对卷宗、数据所做的社会学调查的基础上，对“内地”各级地方（省、市、县）财政和直接受之影响的土地、医疗、房贷、就业等民生问题在分析中做了情感辨认。这一部分语言在表面表现得最实证化、考辩化，情感也激烈，充满了讽刺和质询，而其对象聚焦在各级政府主体，以具体的数字为依据与之进行辩论，民生凋败、政策花哨而充满漏洞，它没有鼓励、带动个体的成熟，反而从生存重压中弱化个体：“卖血液捞了一笔，/买床位赔的更多。”对抽象数字的具体后果的分析，读后没有人不感到数字背后可怕的、触目惊心的意义。这一部分出现后，在阅读文本其他部分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头重新打量它，它使生存问题成为必然，而使考虑哪一种生存的问题变得偶然、个人和意志化。另外，这一部分的语言风格引起人的格外注意，数据、报告语言直接入诗，使阅读遭遇“陌生化”，粗粝、突兀、坚硬构造了诗的新的风格。第四部分（对应于木）关于环保问题有许多发人警醒的问题被提出来，当然，这与他发现恰切词汇的卓越才能结合着。
绿色是个概念，是恐吓，
好像盯梢需要监护，监控是环保的，有所不为，
假如环保不强化利润，就不吐痰吧，
环保业抵制节制，如同洛学南迁而关学不北盛，五百强把总部、帐篷和汽水搬来，不由你不滚屁，关学必须关张。
据诗人自己的观点，当把“环保”由概念变成社会现实，只能通过产业化，但一般人的收入买不起环保产品。环保的产业化是资本对人的压迫的新神话，而这个神话又是知识分子自己建立起来的。
话说回来，搏斗由来已久，不止绿与绿的变种，
绿色有时黑，有时红，有时灰不溜秋，
动物有时是怪物，有时是人物，有时交媾着交流交媾，
两条路线并行，间接着，比拼着，
有时交叉，发发嗲，有时抱在一起忘记出丑。
环保产业化最终无非是新一轮的工业化，使权力变得更权力，而知识分子却为这种资本、权力的神话添油加醋：“海平面提高几米怎么啦，是和他们赌气赌高的。郊区发臭怎么啦，是和他们心情恶劣恶化的。/把他们赶进专家楼和报告厅！”对问题深刻的思考、分析能力，使这一章节再次显现了诗人“想象力内部的认识骨干的挺拔和粗壮”。⑩
《内地研究》改善着当代诗人和诗歌的面相，它从经济、文化、政治、民生等各个方面显示出诗人繁复的胃页的消化能力。它将诗人提出问题的才华与发现恰切词汇的才华合二为一，对当代诗歌来说，更重要的是，诗人的分析能力在诗歌中的运用，它就像诗歌中工作的“检察官”，让内部的自我省视、辩论、非凡的自我约束、随时发生，因而《内地研究》又是中国当代诗歌中缺乏的分析性语言诗歌的一个典范。但正如诗人姜涛所说：“由于文本自身的幽深与阔大，要完整地评价《内地研究》需要更绵密、深透的阅读，批评者自身的知识和问题‘武库’大概也得更新。” ⑪《内地研究》作为对当代中国诗歌风格具有革新力、涵容量巨大、融合了各方面智力的文本，也促使批评本身的成熟和更新。
注释：
① 萧开愚《回避》，《此时此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4页。版本下同。
② 萧开愚《急就的命题稿：辨明晦涩与易懂的关系之前，莫辨优劣》，《此时此地》，第421页。
③ [英]安德斯·奥斯特林《授奖辞》，乔凌译，转引自《四个四重奏》，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279页。版本下同。
④ 《急就的命题稿：辨明晦涩与易懂的关系之前，莫辨优劣》，《此时此地》，第421页。
⑤《授奖辞》，《四个四重奏》，第280～281页。
⑥姜涛《“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文艺研究》2013年4期。版本下同。
⑦《授奖辞》，《四个四重奏》，第280页。
⑧《授奖辞》，《四个四重奏》，第280页。
⑨萧开愚《诗与新唯心运动》，载《上海文化》2010年第6期。
⑩ ⑪《“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