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情怀
江西赣州，在南方之南，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因为两条河：章江和贡江穿城而过，然后汇流北去，成为浩浩荡荡的赣江大水。邓诗鸿工作生活的地方在章江之滨，距离章江不到百米。推开窗，丰盈的江水，江面上的氤氲之汽扑面而来。两岸的车流、行人，整齐或者杂乱的植物，在常人眼里，是恒常不变的，但对于一名诗人来说，却有惊颤的神经，不为人知的隐秘。
很多时候，邓诗鸿总是一个人悄悄融入章江晨曦，穿过被江水托起的浮桥。一座明清古桥连接着生活区和商业区，街道和广场；水那么近，岸芷汀兰贴着沙土，他可以闻到最初的一脉馨香。迎面而来又擦肩而过的芸芸众生中，有晨起锻炼的人，赶车的外乡人，沾着夜露早起打工的农民工……仿佛“一群群飘泊而恍惚的灵魂”，他与他们目光相碰，他尝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深入到他们的内心。
多少次，城市稍一侧身……
那些挥汗如雨的动词，毫不犹豫，就将你抱紧
——尽管我们将永不相识
我仍把每一滴汗水，当成生命的馈赠
和美的朴素转身……
“一滴水也会疼痛/一滴泪，就足以将整个天空打湿”，跟随这“一滴水”、“一滴汗水”、“一滴泪”的踪迹，邓诗鸿仿佛找到了一个支点，开始架设通向诗歌的桥梁。桥梁越架越长，他却乐此不疲构建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宏大的语言体系。同时，“一滴水”也毫无疑问成为其诗学建构的关键。以“一滴水”为代表的细小事物，敏感、卑微、孱弱、小心翼翼，微尘一样动荡，背负疼痛，怀抱宽容和善良，又心存梦想——一滴水便能照见大千世界。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一滴水既是他的灵魂底色，也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写作向度；作为写作者，我们不得不佩服邓诗鸿立于低处的写作姿态，体察的细微与精确。
有人说邓诗鸿的诗歌是“极尽关怀”的诗歌，这里面有一种情怀，一种对人世及众生的悲悯情怀。一般的说法，情怀有“小情怀”与“大情怀”的区分，而在当今社会，后现代主义奉行的戏仿、颠覆和碎片化大兴其道，人类仿佛不再有庄严、崇高的大情怀，更多的只有小世界里的小清新、小伤感与小火花。而即便这些小情怀，也完完全全迷失于那些主宰人们生活的，不断翻新博取一点眼泪的电视剧、QQ、微信等虚拟的空间里。邓诗鸿诗歌致力于以诗歌的方式为“一滴水”立言，本可归类在小情怀系列，但在他的诗中始终贯彻着一种感同身受式的悲悯、抚慰与承担，因此他的诗歌最终通向的是终极关怀，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大情怀。且不说其最新力作《大江东去贴》所具备的纵深感与豪迈气象，他的《交警日记》《一滴水也会疼痛》《青藏组诗》都是以小见大，小情怀里面有大精神、大气象的杰作。在他的诗中，小情怀与大情怀之间没有必然的鸿沟，它们是相通的，小情怀的表达完完全全充当了为实现大情怀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我能分担一些什么？
这个世界的苦，这个世界的痛……
“苦”与“痛”来自底层，但可以触动世界。在由“小”向“大”的实现过程，让我想起所谓的“退隐之诗”与“张扬之诗”。在形式上，邓诗鸿这种低姿态的诗歌写作，以及对现实中卑微生命痛感的抒写，无疑属于“退隐之诗”的行列，但他并没有将“退隐”贯彻到底，而是表现为一种转向。“巧妙地避开思想重负，在语词碰撞的瞬间，既把自己与时代剥离，又委婉地与其拥抱。”（陈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略时代的修辞策略》）邓诗鸿谙熟于这种在小说、散文中经常出现的写作方法——先抑后扬，先极尽能事地抒写细小事物的卑微，它内心的苦痛，但它并没有沉沦，而是心存热爱，值得赞美。因此，邓诗鸿诗歌的最终结局基本上表现为一种上扬姿态，说他的诗是“张扬之诗”也并不为过。
无论是“小情怀”走向“大情怀”，还是“退隐”转向“张扬”，邓诗鸿诗歌以其独特的气质成为诗歌现象学的一个真实的样本，实在值得一说再说。
落雪的回声
汉语诗歌，几乎没有人否定已经处在一个非朗诵的时代。最强烈的“诗歌无声”论来自于坚，他认为音韵和声律对于诗歌是毫无意义的，而“朗诵，就是对诗歌的很不高明的谋杀。”（于坚《朗诵是诗歌的断头台》）。新诗到底需不需要讲求声律，需不需要具备朗诵的素质，自闻一多倡导诗歌的“三美”开始，就一直有人在尝试与探索。更多的意见是诗歌不必如旧体诗一样刻板于格律，但需要有内在节奏和畅通的音韵气息。
邓诗鸿的诗无疑是在诗意建构和声音建构上有着双重追求的。如果说其登上央视的《热土》和《春天的加速度》尚有明显的为朗诵制作的话，不妨来读读《月光下的村庄》：
在倾斜的月光下，漂浮着欢声、泪水
汗滴和乡音；早年的月光
一岁一枯荣，面容显得有些憔悴
在缓慢移动的月光中，你将遭遇到白菜
野花、小草、和虫鸣，嘘——
请不要惊动，月光下落叶的睡眠
拂去时光的苔藓，你将看见月光下连绵的村庄
每一户，都住着白发苍苍的母亲
这里的沉寂与安宁，快乐与忧伤
可以让一条河流 倾心于一阵涟漪
一小时 服从于一根秒针
一座春天 醉心于一朵花蕾
如果月光再明净些，再倾斜些
多少斗转星移的月光，无端淹没了
白发母亲，多少挥汗如雨的孱弱身影
在倾斜的月光下，我看见
一颗颗感恩的心，在清晨的草叶上
晶莹、圣洁、不染纤尘——
这样的诗，尽管没有虚设的格律，但只要你用心细读，那种随抒情梯度逐渐深入，自然而然涌动的音韵气息不可遏制地冲破你的喉咙，语言的温馨美丽在诗歌的维度上呈现出一种声音与节奏的光芒。
在邓诗鸿大多数的诗歌中，抒情、古典意韵和唯美语言始终是一个支撑，诵读的气质始终存在，有时让你拿起来便有欲诵难休的冲动。在《大江东去贴》成诗的过程中，我有幸加入试诵的行列，历史、自然与诗歌主体来回穿越，整个诗境大开大阖、气势恢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的余韵挥之不去，绵绵不绝。
前不久读罗兰·巴特的《语言的窸窣》，他说正常运行的机器，除了机械摩擦碰撞的声音外，还有另一种声音，代表着舒适与快感；还有如一位意大利摄影师拍摄的有关中国的一段记录片，片尾曲播放的同时出现了一群孩童的集体朗读声，这种主旋律背后的另一种声音，同样有一种特殊的标示：美感或者别的什么。不知道罗兰·巴特为什么不直接说这“另一种声音”就是音乐中的“和声”，但我的确是这样理解的。因此，我愿意回过头来说邓诗鸿诗歌的一个特质，就是强烈抒情以及纯美语言背后自然而又随意的隐隐约约的声音标示。
仿佛落雪的回声。落雪总是与寂静相伴的，但的确有一种声音，只有那些怀抱乡愁的倾听者才听见，只有那些体察细微，心存关怀的人才听得见。它悄悄的，像碰触到琴弦上的羽毛，像擦燃心头的火花；它隐藏形迹，但仍然有迹可循，像恢弘史诗中，煌煌歌剧中少为人知的“另一种声音”。
邓诗鸿诗中的声音美学，完全避开了一般格律的设限，在这个诗歌的非朗诵时代，他甚至有些另类，他并没有陷入韵律之于诗歌非此即彼的尴尬，凭借独到的抒情本领和高蹈优美的语言技巧，熟练配置了语言的“和声”，使诗歌的音韵构成和诗意表达达到应有的平衡与和谐。
现象的眉批
2014年12月26日，首届中国咸宁世界华文诗歌大奖揭晓，邓诗鸿凭借长诗《大江东去帖——咸宁辞典》荣膺一等奖并获得50万元奖金，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实，邓诗鸿的诗歌获奖远不至这一次，有人说他是诗歌得奖专业户。在国内许多诗赛征诗中，都有他的身影，并且多次获得一等奖，如，荣获“美丽中国·2013汉语诗歌盛典”2013年度中国最佳诗歌的《来自泪水盈眶的大地》，“渭塘珠宝杯”全球华语诗歌大赛一等奖组诗《散装的旅程》，第二届“鹳雀楼杯”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组诗《再登鹳雀楼》等。从他的获奖诗歌看得出：历史穿越，古典语境，现代表达，美轮美奂的语言加上诵读气质，几乎成了这些诗歌的招牌。我不愿意说这是一种现象，但我们的确不应回避，邓诗鸿正在用他的获奖方式宣示一种独特诗歌体例的存在。这种诗歌体例不单占据了邓诗鸿诗歌体系的重要位置，而且凭借其在诗赛中的影响力，同时成为被大众接受的一种诗歌宣示。康德说，世界只能通过现象被我们所接受和理解。也许，将邓诗鸿诗歌放置在诗歌现象学的层面进行考察、研究是完全必要的。我以为下面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时代需求。任何一位诗人，哪怕最优秀的诗人，往往都会有诗作遭受冷遇的时候，这种“冷遇”表现的是大众认识的诗歌与艺术意义上的诗歌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诗歌越来越被认为是小众化的艺术。但时代与现实又确实需要诗歌，需要什么样的诗歌呢？比如说诵读，比如说作为学习样本的诗歌，比如说一种文化的宣传，比如说精神世界的偶遇等等。《诗经》中有“风、雅、颂”的分类，“颂”显然是一种本能的社会需求，而现在的一些诗赛及征集活动，文化的象征意义更为明显，同样表现为“颂”的一种需要。邓诗鸿的获奖诗歌几乎都顺应了这种时代需求，他以诗歌的方式融入地方文化的序列中去，地方文化又借助他的诗歌实现了一次艺术化的张扬。如，《大江东去贴》让咸宁的历史、人文集中与浓缩，满足了咸宁人对故土与自我的诗意想象。最后镌刻于十六坛公园古城墙上的诗行，因为一次有意的文化活动，将原本陌生的历史、人文呈现出来，作为艺术的诗歌与公众的距离第一次拉得这么近。
第二、关于介入。一直以来，诗歌是否需要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重大事件都是诗人们争论的话题。像2008年的“抗震诗歌”，中国社会一度掀起了久违的诗歌热潮，大量抗震题材诗歌的涌现，仿佛让人们重新找回了依藉诗歌获得的感动，这一现象甚至让人感觉到新诗正在沿着上世纪80年代兴盛繁荣的道路回归。对这种即兴式，未经过思想沉淀的诗歌，米沃什在《废墟与诗歌》一文中表达过不同看法：“在较深层次上，这种诗歌表现得像个哑巴，徒劳地试图从其喉咙里挤出一点听得懂的声音；极度渴望发言，却无法成功传达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尽管，80年代的诗歌与抗震诗歌，以及类似于米沃什提及的波兰战时诗歌热潮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但关于诗歌介入的命名却是一致的。诗歌的介入，包括公众生活，政治语境，社会重大事件等等。作为诗人，邓诗鸿是认同并坚持介入的，他说：“诗歌与生俱来的对时代现实、家国命运的高度介入后的最忠实的记述能力，有一种扎根生存状态、呈现悲悯本性的道德力量，它拔出了深深扎进我们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邓诗鸿的获奖诗歌，其实并没离开公众生活的范围，同样也是诗歌寻求出口和公众认可的重要渠道。就诗歌的质量而言，由于他坚持历史背景的追踪与挖掘，文化意义上东方意象的营造，他的诗歌并没有陷入即兴式的粗糙与浅薄，反而彰显了他的诗艺的成熟与精进。对于诗赛与赛诗，邓诗鸿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呼应，使得个人化的诗歌行为真正具备了融入大众的现实意义。
第三、关于承担。邓诗鸿在他的创作随笔中有一段话：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诗歌的尊严应该经受自由经济环境的考验，诗歌不是无关人生痛痒的玄奥文字游戏，它之所以依然为读者肃然起敬，是因为它有力量继续为这个时代命名，表达它的创造力、智慧和想象力。它依然在为每一个读者提供一片心灵的家园和归依的净土；依然是一个语言营造的、可以信赖的，宗教式的心灵归属。在当下，无论是诗的缺席或读者的缺席都有不啻是一个悲剧，所以，一个真正严肃的写作者如果对外在世界的苦难与沧桑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缺少对生命本质和家国命运的逼视与承担，而仅仅是停留在表象的滑动中，其写作的意义令人怀疑。
邓诗鸿也认识到：诗歌作品的承担，绝对不是自恋式的个人主义的诗歌写作，具有担当精神的诗人们必须拥有一颗博大而悲悯的心灵，语词不仅是诗歌的躯壳，同时也是灵魂的寄存所，一首诗的金身必须用“思”来镀亮；诗歌作品要力求找寻到一种独特而沉潜的人类感知的表述方式。邓诗鸿用他的诗歌行动，验证着他对诗歌承担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