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富、徐珊珊 译
有一个孤独的人名叫波德莱尔。在哲学领域，他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他身上我看到另一种世界观，宣扬恶心、焦虑、荒谬，即进步的对立面（并未达到享受语言的程度）。当新教－老处女效应结束的时候（读一读萨缪尔·贝克特的《并不是我》或者《看不清道不明》，您就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消亡在老姑娘的喋喋不休中），毫无疑问这是对性创伤的坚决否定。地狱般的痛苦。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自由穿行的波德莱尔改变了哲学思想。萨特的《波德莱尔》就是绝佳的例证。关于精神分析与文学之间联系的问题，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爱伦·坡的身上，人们至今记得拉康有关《被窃的信》[1]的研讨会。但如果对法语与英语之间的联系稍加思索，我们就会发现波德莱尔并不在上述问题的思考范围内（他是爱伦·坡的译者，这个词或许并不恰当）。此外，从未有人评论过波德莱尔生父的事实。谁是波德莱尔的父亲？人们总是讨论他的继父——将军、大使欧比克，却从不涉及他的生父约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莱尔。约瑟夫曾是一名天主教教士，于1793年选择还俗（恐怖时代[2]刚刚开始）。随后，凭着自身的一些绘画天赋，他当上了官员。约瑟夫摒弃了教会落伍的蒙昧主义，大步迈进启蒙时代，结婚生子，他的孩子波德莱尔也成为法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这位父亲在诗歌、诗歌中性欲表现方面的作为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深思。《恶之花》是《神曲》最长的附言。可以说，波德莱尔的所有作品都是关于父亲地位丧失的思考。波德莱尔是一朵报复恶的恶之花。倘若他身处其父的境况，他将不可能诞生在这个世上。与其他现代作家的风格一样，波德莱尔的创作是一种弑母写作（现代指的是革命时期结束至19世纪末的激进化）。仔细欣赏《恶之花》的卷首诗《祝福》，这个题目体现了诗人讽刺的口吻。在这首诗里，波德莱尔回想起地狱中为惩罚“母罪”而准备的柴木。他是但丁之后再次宣称诗人属于天堂的人，诗人象征着天使、宝座、力量和统治。诗歌的部分内容如下[3]：
当诗人奉了最高权威的谕旨
出现在这充满了苦闷的世间，
他母亲，满怀着亵渎而且惊悸，
向那垂怜他的上帝拘着双拳：
——“呀！我宁可生一团蜿蜒的毒蛇，
也不情愿养一个这样的妖相！
我永远诅咒那霎时狂欢之夜，
那晚我肚里怀孕了我的孽障！
既然你把我从万千的女人中
选作我那可怜的丈夫的厌恶，
我又不能在那熊熊的火焰中
像情书般投下这侏儒的怪物，
我将使你那蹂躏着我的嫌憎
溅射在你的恶意的毒工具上，
我将拼命揉折这不祥的树身
使那病瘵的蓓蕾再不能开放！”
诗中出现：被迫的怀孕；被窃的、至少被改动过的信（“情书”）；美杜莎的咒语以及召唤出的一团毒蛇；圣母玛利亚的不利处境（“从万千的女人中”模仿《圣母经》中“你在妇女中受赞颂”）；“谕旨”般的诗人；揭露罪恶的诗歌是法律的组成部分；不祥树身溅射的花朵（对上天宠眷的报复）等。
波德莱尔的诗歌旨在报复母亲、惩戒过错，这是一种我从所未见的方式。他的作品是正当防卫下弑母之人的陈述，关系到语言的真实。确是如此。
波德莱尔与其母亲之间的关系值得人们研究。通常，在母亲关系中不会出现这样的辩证、狡猾与一本正经的腔调。1853年，波德莱尔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近来，强烈的母爱促使你给我寄来一位作家的语法笔记，这位作家你自己也未曾读过（指爱伦·坡）；你觉得我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失去了胶鞋。我没有怨天尤人。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我请你原谅我以这种语气和你说话。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你没有发现母性幼稚的一面，倘若我没有发觉出这种稚气的动人之处，我也不会再给你写信。”母性中稚气的动人之处……波德莱尔在和自己的女儿说话。
我不想过多提及波德莱尔的天主教立场，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他这种极端肯定、激进、矛盾的态度（乔治·布林[4]在《波德莱尔的萨德主义》中曾详尽地分析过波德莱尔和萨德这两个既相似又相异的个例，特别是波德莱尔的一句话，其中的态度与萨德的观点大相径庭：“我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在体验过无神论力量的作用后，是否就可以认为波德莱尔“纠正”了萨德式的无神论呢？）关于《人造天堂》的创作，波德莱尔与福楼拜之间有过交流，其内容总结了时代的得失（当时的情况与今日相差无几）。审判的功劳在于阐释了这两个名字之间延续的经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人的讨论不仅涉及文学写作技巧，还有对毒品的使用，在此方面，类似于一些英国作家，波德莱尔表现出强烈的超前意识（柯尔律治、德·昆西[5]等）。他在《人造天堂》中译介了托马斯·德·昆西的作品，并把正式出版的刊物寄给福楼拜，后者评价道：“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主题异常深刻，它代表着一门学科的起步，是一部集自然观察与归纳为一体的杰作。您书中多次强调恶的精神，这同样是天主教起源的表现。”针对福楼拜的评论，波德莱尔作出回应：“我感动于您细致入微的观察。在幻想的记忆中，我发现有这样一个想法始终萦绕在我心头，那就是在没有邪恶外力介入的情况下，我无法感知人类突然的行为或是倏然而至的想法。这就是19世纪的秘密，对此，我不会感到羞耻。您知道我不会放弃改变思想或自相矛盾的乐趣。”（这一点正是我要强调的）
波德莱尔了解死亡冲动，这种心理表现在意识之外。因此，恶或魔鬼的问题远远超出精神分析法实证主义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应同时掌握所有的语言。没有刻度的时间测量。
波德莱尔对巴尔贝·多尔维利[6]说道：“我的金属喉咙会说所有语言。也就说是，当需要的时候，我就是一台时钟，时针的滴答声涵盖了所有语言。”
这个不会死的“喉咙”知道自己为何享受。
注释：
[1] 《被窃的信》是爱伦·坡的一部侦探小说，拉康对其进行了精神分析解读。
[2] 恐怖时代（laTerreur）：指法国大革命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这一阶段。
[3] 译文节选自：梁宗岱著《梁宗岱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4] 乔治·布林（GeorgesBlin）：评论家、大学教师。
[5]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
托马斯·德·昆西（ThomasDe Quincey，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评论家。
[6] 巴尔贝·多尔维利（Barbeyd’Aurevilly，1808-1889）：法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