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绪军 译
第一次读到李立扬的诗歌时，我惊异于其开阔的视野、深刻的严肃和近乎英雄气概的理想。它们更多地让人想起约翰·济慈，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和西奥多·罗特克，而非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就某一方面而言），或者T. S. 艾略特（就另一方面而言）。那时（我想是1978或79年）他还是匹兹堡大学一名本科生，而我任教于那所研究院的一个讲习班，我同意了他的选课申请。犹记得，除他之外，别的学生都基于具体的“本土”经验，写着相当克制的诗歌，其中，诗歌的“价值”由对读者进行经验事实（和意义）的说教所构成。那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第四代，或第三、第五代。我并不认为李立扬在里尔克等诗人的方向上的进展，是基于对主流模式的无知无识；他正响应着一种不或少与此类政治事件挂钩的号召。我也不是在说他已经绕开或忽略了威廉姆斯。确切地说，他以自己的方式施展才华。事实上，他许多诗篇（如《梦见头发》），展现出了与晚年威廉姆斯的直接关系，那是后期的威廉姆斯对理论的光荣反抗。
李立扬诗歌的特点可以被描述为：某种谦卑，某种机巧，平实言说之爱，对智慧和理解的探寻（更像是一种悲伤的，而非绝望的探寻），乐意让高尚事物进入他注意力的田野并对其加以接纳，对语言的虔诚，对其神圣性的信仰，对某些不具有任何自觉的民族优越感的中国思想、中国记忆的追求，打动人心的对救赎的个人式探寻（采取一种对强势、顽固、遥远、激情和有爱的父亲的理解与同他重归于好的方式）。我认为，其实，对父亲的理解，甚至接受，是李立扬诗歌中核心的事件，关键的“迷思”。
他所写所思并非一个古怪的、文学的父亲形象。那是一个真实的父亲，一个非凡的、英勇的形象——至少，李立扬所见如此：他曾是毛泽东的私人内科医师，苏加诺的医疗顾问，印度尼西亚沼泽地里的政治犯，而最终，他成了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一个小镇子上的长老会牧师，满是愤怒、神秘和怜悯，在失明和沉默中度过余生。他以一个虚构的形象呈现于李立扬的诗歌之中，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人，无论它在李立扬的头脑里进行了怎样的转化，它是李立扬所探寻的，而他的探寻是个人的，实质上，探寻他，乃是从诗到人的一个过程。如若这位父亲真成了虚构的，那么部分原因则要归结于他戏剧性甚至悲剧性的一生，部分原因则在于李立扬在自己的探寻过程中，触及了强有力的激动人心的灵魂层。但最大原因是他已经找到了用以释放灵魂层的语言。当代诗歌中的“父亲”，倾向于是一个哀伤的灵魂，或者一个笨手笨脚的人，抑或一个亲切和蔼的失败者，被家庭、文化和工场的要求压垮。充其量，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英雄，或者早早死去，或者逃离西方，或者找到了那只瓶子和那个正在自己的诗歌里行着宽恕之事的诗人。然而，李立扬诗歌中的父亲绝非是那样子的。他更为庄严。而诗人的工作并非是要变成对他的或仁慈或温和的宽恕，而是要承受他，理解他，以各种形式的爱和怕来面对他。或许，作为一个诗人，李立扬是幸运的，他拥有这样一位父亲和这样一种文化。或许，二者以一种使其诗歌变得可能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甚至，这是独一无二的。
我试图揭示这些诗歌的艺术，看看一行诗如何移向下一行，一个诗节如何流转入另一个，那能量（和张力）如何得以维持，为何它在一些诗歌中比在另一些里发挥得更好。他是一个很难加以评析的诗人。技术是透明的，那些掩饰了技术复杂性的写作，实际上却蕴含有某种得心应手的能力。这得归功于惠特曼和罗特克的探索。我想，还应归功于赫伯特和特拉赫恩。而当代诗人中，詹姆斯·赖特、哥尔韦·金内尔和菲利普·莱文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时，我认为，尤其是在这样的诗歌里，技术存在于释放——甚至唤醒——感受的语言之中，如此，对那些非凡感受的处理——即是说，与那些感受紧密关联的语言，为作为艺术品的诗歌提供了最好的服务。这并不是说技术关注其本身。它是为了重申：艺术乃是神秘，而我们的批评文章仅仅是渗透它的一个开始。
李立扬有些诗歌，我会一遍一遍回过头去读。我惊异于它们的简朴、优雅和可爱。我喜欢《礼物》、《梦见头发》和《独自用餐》。简朴的艺术充满了危险。一个如此漂亮的诗行在转换与未转换之间。这是如此危险。我不确定有人能解释一首诗为何有时有效，有时却无效。我发现我自己既欣赏像《鸢尾花》和《清早》那样较短的由一定片段构组的诗，也可以兴高采烈地朗读他的长诗《总有一朵玫瑰》（这首诗，只有一个真正健忘和真具幻象的诗人，才可能将其成功创作出来）。这首诗几乎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诗，部分原因在于它的长度，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支离却又集聚的诗节，而部分原因又在于对神秘象征的专注。这玫瑰没有变成可凝视的事物，而是可以消耗的。这玫瑰，是历史，过去，一朵将被渴慕又将被毁灭的“命定的世俗的花”。将被吃掉。就像这言说者一样。
祝贺李立扬这部优秀的诗集出版。我想，我们正在这真实灵魂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