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这两年被炒得很热，可是我没有讨厌过他，反而收全了他那些重叠度很高的小说集，还送了几本给人。有的作家能把外婆的一根缝衣针、母亲的茶杯、父亲的领带和鞋垫写得浓艳可口，好像这些东西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一样。我可以为了一篇佳作而理解他们的虚构；卡佛却是个反例，他似乎认为，要写出好东西就必须充分诚实。
在散文《我父亲的一生》里，卡佛用了很多很多的否定词描写父亲：他“存不下钱”，他喝醉时母亲“不让他进屋”，他“瞒着她（母亲）一些事情”，他“出了点事，已经不能工作”，他“是个付不了账单的家伙”，他“失去了一切”，他人生一直没有出现有力的转折，像是乌龟爬井，进一步退两步。父亲去世后，卡佛找来了他的一张相片，挂在房间里日夜琢磨：父亲“站在一辆车子前，拿着瓶啤酒和绳穿的一串鱼”——对于一个诚实的儿子，一个真诚地邀请读者作同情之思的作家来说，文字里的这点信息量刚刚好。
在索解照片无法传达的讯息之前，卡佛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写作入门课。那是在对不幸的耳濡目染之中完成的，他的写作，点点滴滴，都取自个体经验，每一撮烟灰，每一个鞋印，每一声尖叫。所谓“蓝领小说”，“肮脏现实主义”，这些头衔和类别都指向了卡佛所属和所描写的阶级的生活状态：浅快乐，低品质，很多追悼性的相对注目，很多无声的怨尤。“我想开始像人一样生活，”有一天早晨，卡佛和好友理查德·福特坐在普林斯顿的福特家中时，被窗外的美景所吸引，冒出了这么一句。重要的不是“像人一样”，而是“开始”，卡佛总在开始，找寻优美迷人的、能让自己重打精神，想望起温饱生活来得东西。福特家的风景是打动过他的众多榜样之一。
1977年卡佛才出了第一本有影响的书，22个短篇合在一起，冠以《请你安静些，好吗？》的书名，它和我手头这本《需要时，请给我电话》构成一种奇妙的对仗，像是分别出自作家的左手和右手似的。卡佛的小说有精心掌控的温度（我不想说是零度），增一字多，减一字少，卡佛的人物做了很多粗鲁的事，酗酒，跟心爱的人打架，不过故事渐渐发展，总能回归到一个大体还有一线希望的层级上；或者再次一些，一个有治愈效果的画面飞入了主人公的眼帘，让他的灾祸预感发生了一秒钟的停顿，当然，小说就不偏不倚地结束于这一停顿。
《需要时，请给我电话》内收了包括同名小说在内的五个短篇小说，系卡佛的早期作品，如果读过他后来赖以成名的那些，自然会觉得这些小说略有雷同，尤其是《需》开头的那句“那年春天，我们俩都有了外遇”，有经验的读者立刻会判断：这两个人八成是要和好的。重要的不是文字慰藉人心，重要的是，卡佛一直相信严酷的人生只有靠艺术来慰藉。不过，《需》的结尾却是一个不小的反讽：男主人公前脚答应给妻子写信，后脚就去找了自己的情妇。这说明早期的卡佛还有点黑色，想“毁”一些美好的东西。
卡佛的父母是1910年前出生的那一代，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把他们从阿肯色的乡下赶去了俄勒冈，千里迢迢，流离颠沛，最懂得没钱和失业的苦。在《我父亲的一生》这篇随笔中，卡佛把父亲的人生描写成一连串的下滑、跌落和丧失，他酗酒，嫖妓，性情粗暴，但是，卡佛的笔下并没有指责和遗憾的意思，仿佛是精力旺盛的背运之神，促成了一个老顽童，一个缺乏自控力的老雷蒙德的诞生。文章写到最后，卡佛说起了父亲的相片，以及他凝视相片良久写下的一首诗，诗中写道，“我父亲一辈子都想无拘无束”，
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还有他的手
软绵绵地提着一串死鲈鱼
还有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可是怎么能说谢谢你呢，我也
握不住我的酒杯
甚至不知道上哪里去钓鱼？
我读福特回忆卡佛的文章，他后来管卡佛（父子）式的人生哲学叫存在主义：“我们都信奉一种北美大草原式的存在主义，你所爱的人最重要，孩子是一种好坏参半的东西，而厄运到处潜伏。”是厄运，程度不一地迫使人们面对自身的弱势。福特回忆说，有天卡佛来找他，见面时说起刚从第八大道地铁里下来之后，有个妓女跟着他，“‘嘿，卷毛’，她叫道，‘有时间约个会？’我心想，天哪，是的，我是有时间，可是不巧，我也只有时间。”福特听了感叹道：“他就喜欢那些有关拮据、卑微、倒霉的故事，他能记得的都是些让自己脸红的故事。”
其实任何无法给自己的不幸找到合理解释的人，早晚都要成为存在主义者。卡佛后来也逃不脱阿肯色农民的本色，步乃父后尘酗上了酒，日后，酗酒男人每次出现在他的小说里，总是颇让人同情的角色，因为读者在面对一个自我伤害的人时总会痛惜世道不公。1960年代末，卡佛的人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他获得一个机会，有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地中海边得到一栋房子，当他携妻赶去那里，幻想在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写作时，却发现不得不挤住在特拉维夫拥挤的郊区，不久钱花光了，他只能回家，陷入长时间的一蹶不振。在特拉维夫时期，卡佛还写了一首名叫《特拉维夫与〈密西西比河上〉》的小诗，他在诗中描写自己拿着马克·吐温的著名小说《密西西比河上》，百无聊赖地看着城市里平庸乏味的景色。那个时刻，他一定也想到了在早已抛离的阿肯色老家，密西西比河的汩汩的水流。
在怀念父亲的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目击了父亲的不幸，还不自觉地要去体味、仿效、复制乃至追慕那种不幸的作家，当类似的厄运传到他身上时，一种惊慌、落魄与面红耳赤、无可奈何同时凝结在了他的句子里：“父亲，我爱你，/可是怎么能说谢谢你呢，我也/握不住我的酒杯/甚至不知道上哪里去钓鱼？”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半空。我没看过卡佛传记，他在把父亲的人生推向否定的深渊时，我猜他胸中大概有一个声音在轰响：我是父亲的翻版吗？将来，我的孩子会不会复制我，或者说，参照着我的样子来复制我父亲的人生？
我对卡佛的信任是随阅读的深入而积累起来的，先是小说，后来是散文、书评和诗歌。我相信，他不是一个会被小资青年辱没的作家，他告诉我们，优秀的故事看起来可以这么轻，精确计算之下的留有余地，有时要比面面俱到更能抗拒时间的淘洗，就像一个不幸福的人，他生命的精华刚好落在对幸福的憧憬之中。小雷蒙德并没有复制老雷蒙德，但和父亲一样，他也不止一次地按下了生命的重启键。成为优秀的人和取得成功一定是可以一致的，你需要的只是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