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in Clovts 译
最近在报纸上有消息说，关于诺贝尔的遗嘱，人们讨论过应该把10000英镑遗赠给谁，以表彰他为和平的事业作出最杰出的贡献。这就使得某些人考虑到我，如果你把这些文字发表在贵报上，那你就帮了我的大忙。
我觉得诺贝尔的遗嘱中的这点，即关于那些为和平事业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人，是非常困难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为这个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在侍奉上帝，因此不需要特殊的补偿，也不会接受这种补偿。但我认为，如果把钱转赠给那些为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穷困受苦的家庭，遗嘱中所表达的条件就能十分正确地得到满足。
我指的是高加索的杜科波尔派（Dukhobors）或灵的搏斗者。当今没有人比这些人更卓有成效更有力地为和平的事业作出过贡献，而且还将继续作出贡献。
他们为和平事业所作的贡献如下。整整超过一万的人，既已确信基督徒不能充当凶手，便决定不再服兵役。有三十四个人被召集去服役，他们拒绝宣誓和服役，为此他们被关进惩戒营——最可怕的惩罚之一。后备部队中大约有三百人把证书还给了当局，宣称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服役。这三百个人被关押在高加索监狱里，他们的家人被逐离故园，在鞑靼人和格鲁吉亚人的村庄落户，在那里他们既无土地，也无维生的工作。
尽管有来自当局的警告，还有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将继续承受的种种威胁，直到他们同意履行军事义务为止，那些拒绝这样做的人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决定。而他们的亲戚——他们的父亲们、母亲们、妻子们、姊妹们——不但不试图劝阻他们，还鼓励他们作出这个决定。这些人说：——
“我们是基督徒，因此不能同意充当凶手。你们可以折磨和杀死我们，我们无法阻止你们这么做，但是我们不能服从你们，因为我们宣称信仰你们自己也接受的同一种基督的教诲。”
这些话非常简单，而且一点也不新鲜，重复它们看起来是奇怪的。尽管如此，在我们的时代，在杜科波尔派的处境下说出这些话，却有重大的意义。在我们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谈论和平，谈论缔造和平的方法。教授们、作家们、议员们和和平协会的会员们都在谈论和平，同一些教授们、作家们、议员们和和平协会的会员们，在某些场合表达了爱国的情感；而一旦他们的时机到了，他们便悄悄地进入军队行伍中，相信战争会结束，但不是通过他们的努力，而是通过别的什么人，而且不是在他们的时代，而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司祭和牧师们在教堂里宣讲和平，并为和平热烈地向上帝祈祷，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的羊群知道，战争与基督教义是不相容的。所有的皇帝们、国王们和总统们，从一个首都旅行到另一个首都，绝不错过任何谈论和平的机会。他们在铁路站互相拥抱时谈论和平；他们在接见代表团和收下礼物时谈论和平；他们在午宴和晚餐上手举酒杯时谈论和平；最要紧的是他们绝不错过任何机会在军队面前谈论和平，那些军队是为杀人而召集的，而且他们还在彼此面前互相吹嘘此事。
因此，在这普遍的谬误中，杜科波尔派的行为——他们闭口不谈和平，只是说他们自己不希望成为凶手——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向世界昭示了建立和平的那种古老、简单、无误和唯一的方法，这种方法很早就由基督揭示给人们，可是从前的人却离之甚远，以致它看起来似乎不可行；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它看起来却是如此自然，人们只会惊讶为何基督教世界的所有人至今还没有采纳它。
这种方法是简单的，因为运用它无须我们采取什么新举措，只须我们时代的每一个人自己不再去做那些他认为于己于人都是有害和可耻的事情；并且不再同意充当那些准备让人们去行凶的人的奴隶。这个方法是可靠的，因为假若基督徒们承认——这是他们必须承认的——一名基督徒不能充当凶手，那就不再会有士兵；因为一切人都是基督徒，他们之间就会有持久和牢不可破的和平。而且这种方法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只要基督徒们不认为服兵役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就会把别人卷入这种役务，就会有军队；如果有军队，就会有战争。
我知道这种方法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了。我知道拒绝服兵役的古代基督徒如何因此被罗马人处死（这些抵抗在圣徒的生平中有叙述）。我知道保罗派（Paulicians）的每一个人如何因同样的行为而遭灭顶之灾。我知道鲍格米勒派（Bogomili）如何遭到迫害，也知道贵格派（Quakers）和门诺派（Mennonites）如何为了同样的事业而受难。我还知道，如今，在奥地利，拿撒勒派（Nazarenes）如何在监狱里日益憔悴；在俄国人们如何成了殉道者。
但是，这一切牺牲并没有废除战争这一事实绝不能证明它们毫无用处。说这个方法没有效果，因为已经使用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战争依然存在，就等于是说春天里太阳的温热没有效果，因为地面的积雪还没全部消融，花儿还没长出来一样。
这些抵抗在旧时和今日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当时它们是投在冬日结冻的大地上的最初的几缕阳光，如今它们是摧毁丧失力量的残冬的遗迹所必需的最后一抹温热。而且事实上如今发生的事以前从未有过；其中的荒谬从未如此明显，即一切人，无论强弱，热衷还是厌恶战争，毫无例外都要被迫服兵役，或是国家财富的大部分应浪费在持续升级的备战中；此前从未像我们的时代那么清楚的是，召集和维持军队的一贯借口——那种假想的保护自己免受想象的敌人的攻击的必要性——在理性中没有基础，所有这些攻击的威胁只是某些人的发明，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凌驾万国的权力的私人目的，军队是不可或缺的。
以前从未有过，战争以如此可怕的毁灭和灾难威胁到人类，像这样对整个族群的大屠杀，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最后，那种各国之间的联合和善意的情感此前从未如此广为传播，由于这种情感，战争显得像是某种可怕的、不道德的、麻木不仁的和手足相残的东西。不过，最重要的是，那种诱导人们强迫别人为战争作好准备的欺人之谈从未像今天这样暴露无遗，这种战争对一切人都是一种重负，毫无必要而且令人憎恶。
据说，要用这种方法消灭战争，要等待太长的时间；必需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人类才会联合起来，一心一意地避免参加战争。可是对和平的热爱和对战争厌恶，就像对健康的热爱和对疾病的厌恶一样，很久以来就是一切没有被腐化、被迷醉或受蒙蔽的人一贯的和普遍的愿望。
因此，如果和平至今没有确立，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缺少这种普遍的渴望；并不是因为缺少对和平的热爱和对战争的厌恶；仅仅是因为存在着一种狡谲的欺骗，它说服人们在过去和现在相信，和平是不可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在人们当中、首先是在基督徒当中确立和平，并废除战争，没有必要向人们灌输任何新东西；只须让他们摆脱那种潜入他们思想，造成他们做出与他们的普遍愿望相违的行为的欺骗。这种欺骗越来越为生活本身给揭示出来，而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揭示到这种程度，只须一点小小的努力，人们就可以完全从中解放出来。通过拒绝服兵役，杜科波尔派在我们的时代正在作出的恰恰是这种努力。
杜科波尔派所做的是把遮盖真理的最后一层布从人们眼前扯掉。俄国政府知道这点，正竭尽全力维持其权力所赖以建立的那种欺骗，哪怕只是维持一段时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政府正在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惯常用于那些知道他们的罪行的人身上的残酷和秘密的措施。
拒服兵役的杜科波尔派被关进惩戒营，放逐到西伯利亚和高加索最恶劣的地区；他们的家人——老人、孩子、妻子——被赶出居所，迁到别的地方，在那里，这些人无家可归，没有办法维持生计，由于匮乏和疾病，渐渐死光了。而这一切都是以最隐秘的手段完成的。那些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人，还有那些被放逐的人，彼此被隔绝开来；被逐者不允许和俄罗斯人交流，他们一概被关在非俄罗斯人当中，关于杜科波尔派的真实消息被禁止发表，他们寄出的信不得投递，寄给他们的信到不了他们手上，有特派的警察守卫着，不让杜科波尔派和俄罗斯人之间有任何交流；那些尽力帮助杜科波尔派的人，和那些在公众当中散布关于他们的消息的人，被流放到遥僻的地方或干脆被完全逐出俄国。一如既往，这些措施产生了与政府所盼望的相反的结果。
在我们的时代，要不为人知地把一万个虔诚、有道德和勤劳的生灵从地面上清除掉，那是不可能的。同一些人，那些守卫杜科波尔派的士兵和狱卒，那些杜科波尔派散居期间的部族，还有那些不顾政府的种种努力仍与杜科波尔派交流的人，——这些人都发现了杜科波尔派为之受难并以它的名义受难的那个东西；他们发现政府那种完全不能原谅的酷行和它对公众的恐惧；而此前从未怀疑政府的合法性和基督教与兵役的相容性的人，不仅开始产生怀疑，而且渐渐地完全确信杜科波尔派的正确和政府的虚妄，开始把自己和别人从这种蒙蔽他们至今的欺骗中解放出来。
正是这种摆脱欺骗的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向确立有效的地上和平的迈进，在今天构成了杜科波尔派的伟大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没人比他们为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他们的家人刻下所处的可怕条件使我们有理由确信，把诺贝尔遗赠给那些为和平的事业作出最大贡献者的钱授予他们，是最公正不过的了。
1897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