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弦：何其芳小传

　　何其芳，一九一二年生於四川省萬縣，幼年勤學，在傳統的私塾教育下成長；十二歲開始浸淫中國古典說部，十四歲接觸唐宋詩詞，十五歲才去成都進「洋學堂」（新式學校）。中學時，在新文學運動的思潮沖激下開始寫詩，影響多半來自安徒生的童話及冰心、泰戈爾的詩集。一九二八年他負笈上海，響應北京的學生運動，對舊文化表示懷疑，思想數趨積極。
　　一九三一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是圖書館的常客，遍讀西洋文學名著的中譯本，擴大了藝術的視界。一九三四年沈從文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筆政，他與盧焚、麗尼、蕭乾都是相當活躍的投稿者。一九三五年他的散文「畫夢錄」還得過大公報的文學獎。同時得獎的還有李廣田、卞之琳、曹禺。青年時代寫的詩，不少收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後來出版的「漢園集」中，「漢」集是與李廣田、卡之琳的合集，三人的美學看法與詩藝風格當時非常接近，是屬於唯美的、純藝術的，強調感覺、著重暗示與情調，遠離現實的醜陋，沉溺徬徨於美感的苦澀之中，可以說是浪漫與象徵的混合產物。卞之琳、李廣田雖然是外文系學生，但三人過從甚密，在藝術上相當投契。「漢園集」裡何其芳的一輯題名「燕泥集」，寫作時間約在一九三一至三四年之間。雖然技巧比較簡單，但也表現了一種年輕人抑鬱的心境與飄渺的情緻，預禦了他後來的創作傾向。
　　一九三五年北大畢業後，赴天津執教于南開中學，第二年，因同情學潮被解職，他得到大公教的文藝獎金，也是這一年的事。同年七月他曾返回故鄉一行，目睹農村的凋蔽，社會的不幸，思想逐漸起了變化。他的閱讀興趣也轉向高爾基和魯迅。不久北上山東，在「萊陽師範學校」任教。一九三七抗日戰起，他又回到四川，任「成都中學」教員。一九三八年五月，他把一些少作，加上一齣戲劇、詩和短文，交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集名「刻意集」。「刻意集」與「漢園集」內「燕泥集」中的作品風格大致類似，在題材上不外乎是對戀情、對大自然的讚頌，近於英國詩人濟慈（Keats）、羅賽蒂（Rosetti）或中國晚唐、五代的精緻瑰麗，以及巴拿斯派（Parnassien）法國詩人的抒情篇什。這些作品，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些殘留在白紙上的過去的情感的足印。」辛笛在「何其芳的夜歌」（見「夜讀書記」一〇四頁）中說何此一時期的作品「低徊而不哀傷，美麗而不儇薄」，那典麗的辭章、宛轉的隱喻、溫柔清圓的節奏，已使他成為中國新詩婉約風格的一方面的代表。對四、五十年代的抒情詩影響至大。除詩外，何其芳的散文如「畫夢錄」等也極為傑出，三十年代與李廣田同樣享有盛名，李廣田的樸素，何其芳的豐麗，成為朱自清、徐志摩之後的另一次風格對比。
　　何其芳的散文產量不算很多，出版集子的有「畫夢錄」、「刻意集」（詩、劇、散文合集」、「還鄉日記」、「星火集」、「星火集續編」等，而以「畫夢錄」為代表作，三十二篇，八十八頁，十七篇文章的一個薄薄集子，風靡了全國的文學青年，受到文壇的重視，他所追求「純粹的柔和、純粹的美麗」的迷人情調，實際上已侵略向詩的領域。像：
　　「夢中無歲月。數十年的柳相，黃梁未熟，看完一局碁，手裡斧柯遂爛了。倒不必遊仙枕，就是這閑頭破敝的布函，竟也有一個壼中天地，大得使我迷惘－說是歡喜又是哀愁。」（畫夢錄P24）這樣的表現，確為中國五、六十年代以後的散文（美文）發展定了音。張秀亞、余光中、葉珊、曉風的散文，乃是晚何其芳三十餘年後，才有類似的聲調哩。
　　何其芳對自己在文學上的成就，不知是他蔽于當時文壇左傾流行思想的霧障而不自知，或者知道了但不珍惜，他竟在其文學聲望最隆的時候去到延安，像飛蛾撲火燒毀了美麗的翅膀，陷入了政治的泥淖，真使人興「卿本佳人」之嘆。
　　一九三八年六月他由成都抵延安，正式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成為黨員。同年九月他工作於「一二九師」，頂頭上司是賀龍，詩人以紅幕府的姿態，走遍了陝西、山西和河北，誓言不作文學中浪漫的夜鶯，而要作政治上現實主義的候鳥。一九三八年「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翌年，他進入該院「文學系」任教。在「魯藝」他仍勤於詩的寫作，一九四五年重慶詩文學社出版的「夜歌」，一九五二年北平「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夜歌和白天的歌」（根據夜歌重印），便是他這一時期的作品。在觀念上，他放棄了早年對於詩藝的雕琢探求，擺脫傳統文人孱弱的傷感、玄思，希望「從遼遠的溫柔的東西」歸向「大地的真實」，走向群眾的關愛和新理想的瞻望。表現在技巧上的是散文化的語言，激越明朗的調子，直率樸素的敘說，早年的繁麗風華，已不復見。這種轉向，不消說是受到了延安文藝領導方面的嘉許，左翼文學的這場流行熱病，何其芳是澈底的感染到了。自此詩人與紅色政治結了不解之緣，到了一九七七年七月他病逝於北平（享年六十五歲）止，他一直在中共的文藝行政圈子中浮沉。下面簡列他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七七年所擔任的重要職務，可以知道何其芳文學與政治生活的大概：
　　一九四〇：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延安分會」的總負責人：同年四月主編該分會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為第一任主編。主要工作在於結合延安地區作家建立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基礎。
　　一九四四：自延安赴重慶，擔任左翼文學界整風運動的策劃領導工作，並兼任「新華日報」（中共官報）副刊編輯。佔領文藝陣地，吸收大量青年作家。
　　一九四九：國民政府撤守大陸。中共論功行賞，派任何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副所長、「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
　　一九五一：出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兼該會「古典文學部」副部長。
　　一九五八：調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一九六〇：七月，出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一九六四：十二月，當選為中共「第三屆全國人代會」代表（四川省）
　　一九六六：毛澤東與四人幫掀起「文革」，周揚遭到批鬥，何也跟著失勢，表面上仍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所長，但已無實權。
　　在這漫長的「政治掛帥」的歲月裡，作為他詩人的形象已經扭曲、模糊。「解放」前他是文藝總管、劊子手周揚旗下紅得發紫的人物，馬列理論和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的政策執行者，出入「解放區」和「國統區」文化統戰的大員，胡風甚至說他是欽差，是「黃馬掛」，地位之顯赫，可以想見。「解放」後，周揚主持中宣部，他藏隱在幕後，比起郭沫若、沈雁冰、夏衍、田漢、陽翰笙等的光彩，自是黯淡多矣。直到一九五五擔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才吐了一口氣。在所長任內，何其芳擴大人事編制，所之下劃分若干部、組，延攬學者專家，出版「文學知識」、「文學評論」期刊，一時成為中共文學專業教育研究的最高指導機構。俞平伯、林庚、馮至、陳夢家、卞之琳都成了他的「部下」，真是威風八面，不可一世。
　　何其芳常年為周揚作傳聲器，排除異已，打擊善良，為大陸文藝有識之士所不恥，背後引為笑談，說他是周的馬童、幫兇。正因為這樣，當他遭江青的紅衛兵揪鬥時，文藝界竟無一人同情，大家反倒有復仇解恨的快感。
　　何其芳另外一件令人不諒解的糗事，是他「壓抑」他的老師俞平伯。香港作家趙聰先生曾在「現代中國作家列傳」中提及一件故事，說有一次中共發現了紅樓夢的一個新抄本，學術研究價值極高，何其芳竟不交給俞平伯看，自己寫了一篇序言把這新抄本予以重印，這種僭越居功的勾當，除了為人暗笑，別無意義。趙聰先生說：「這等行徑，無異取俞平伯的紅學家的地位而代之。其實這是他天真的妄想，平伯對紅學已有四十年功力，『八十四校本』和『脂硯輯評』兩書，適之先生都非常欽佩，後生小子如何其芳何能望其項背？」
　　平心而論，以何其芳的才華，以他在一九三八年去延安以前所發表的優美的詩與散文，已經奠定了他的獨特風格和地位，持之以恆，不難成為大家。不幸為政治所污染，愈陷愈深，終于不可自拔，徒然成為權力鬥爭的殉葬品，令人扼腕！……筆者早年是他詩文的崇拜者，並深受他藝術風格的影響，何其芳偶像的幻滅，是我心路歷程上的重大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