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十多年前的炎石，可以說，已經成長為現在的炎石，找到了詩和言說的秘密。那條從教室到地鐵站的道路，他稱為“詩之路”，被他一次次鋪滿提問，這些提問也促我思考、回答，或埋下研究之心。記得有一陣子，他只讀古詩，理由是，相對新人，他更傾心古人。他的疑惑並非孤立，歌德曾抱怨“當代”作家缺乏高尚的人格。黃燦然說，阿諾德也如是埋怨當代作家。炎石不過想避開當代作家的弊端——重智慧輕人格——獲得正本清源的洗滌。我為他的這一做法，心急如焚。古代已不可複現，想置身潔淨的環境，終是幻想。唯完善的人格能從不潔中長成，方能證明它的力量。至於智慧，哦，當代智慧摻合了太多聰明，我倒體會到炎石的老實和執拗，這份難得，容我稍後來解。
輯三的“詠懷”篇，可視為他對古人一以貫之的景仰，只是，這份景仰也出自他的現代生活經驗。“我要去喝酒啦，一個人又何妨/明月裏多少老朋友，秋風中多少舊相識”“讓我們學過的詩詞/以及寫過的詩句/在對影的別景裏觸碰出露痕”“他看見壯年正向他揮手告別。他的傷心/或許只有方向盤看得見”。他喝的何嘗不是古人的酒，哪怕是當代的酒，也被他喝出了古風。難怪寂寞時，他會與古人比賽憂愁。他年輕時的困頓也在愁字，先是從古書讀出愁，後是從生活曆練出愁。愁是古人疏離紅塵的大道，被年輕的炎石習之，終成為他新詩的底色。現在生活的愁既讓他看到，人作為的不易，也讓他看到，其作為的珍貴和愧疚，“一生的艱苦，原只為磨一粒珍珠”“西西弗斯的巨石，已越推越小”“等一生劇終了，才獻出那珍珠”（《杜詩別裁·登高別裁》）。命運是因為力所不逮嗎？還是無法選擇的選擇？“兩個天賦，執著把一個人分開。//沒有成為一名化學家我也愧疚”（《杜詩別裁·葛洪別裁》），他將之歸為天賦，實則是兩個自我的博弈。終有落敗的一方，讓愁是註定的。與愁一起承自古代的“古老”，還成為他一些詩歌必不可少的形式。比如，他近年提倡的屏體詩。“當摩登的上海也恍若荒原，/伸出去的長竿比流水更遠”（《四月》），“酒有限卻依然高於海平面，/肚有容快去撐一艘萬裏船。”（《雲中飲》），“從此遠行在隨身攜帶的海，/卻頻頻駛入格子間而擱淺。”（《憶遊廈門》）。
他為屏體詩選擇每行十一字，等於承認古詩奇數言的優勢，同時又體恤白話的鬆散。十一字令他既受限，又擁有受限中的自由，將才能置於最易登峰的悖論境地。他加給現代詩的整飭，與內容的不羈，堪稱鮮明對照。當他說“將海灌入胸懷”“在隨身攜帶的海”時，讓我想到了詩讓浪漫派獲得的誇張“特權”。比如，雪萊在《西風頌》中說，“它忙把海水劈成兩半，為你開道”（王佐良譯），李白在《秋浦歌》中說，“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我們對雪萊和李白浪漫誇張的信賴，源自格律詩形式的護駕。由此可以看清，炎石屏體詩的處境。他提供的整飭句式，可以讓他有一定的浪漫誇張“特權”，“海終有一天會被我填滿嗎？”（《憶遊東海》），但整飭帶來的音樂形式，終不如平仄等起伏，讓人容易銘記。所以，他在屏體詩中仍需把類似浪漫派的誇張，轉變成也適合散文的現代詩誇張，比如，“等待著南瓜車把青春送還”（《遊園》），“從瓶中解封一個又一個海”“酒有限卻依然高於海平面”（《雲中飲》），“雨後荷花仍赴碧水裏裁衣”（《憶遊湖州》）等。屏體詩可以視為古代在現代的延續，整飭令詩人可以獲得浪漫“特權”，而未經規劃的起伏、節奏等，又將詩人推向現代，去尋求更耐散文化的詩意。我以為，炎石諳悉形式化的風險，在現代詩的草創期，任何徹底形式化的努力，都會遭遇類似新月派的滑鐵盧。屏體詩既仰慕古代格律，又拒絕徹底格律化，可謂現階段的智慧之選。炎石以屏體詩來進行新詩創作，誰能說未來不會結出碩果呢？
記得多年前胡弦曾托我，勸炎石留在揚子江詩刊，但他的選擇，讓我們都吃驚不小。他只在揚子江詩刊和江蘇文藝出版社作短暫停留，就選擇幹空調專業老本行，做一名業餘寫詩的工程師。我問過他緣由，他的回答頗為老實，認定詩人應該先有生活後有詩。言外之意，他還需要投身更具挑戰的生存湍流。他的老實還體現在，對古代人格、道德的實踐，於一個現代詩人，極其難能可貴。他對妻子的愛超越了家常裏短，似乎在大學相戀的開頭，情感裏就藏著倫理的理想，並賦予它知行合一的信念。但大學讀古書的執拗，令他更傾心易於落敗的傳統。整本詩集的感受方式，包括傾心短制、杜甫情結等，皆彌散著現代生活中的古代氣息。古代人格的思想烙印，因他老實巴交的踐行，規定了他的寫作命運，故他常稱自己是一位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被內心的“人格”之風，刮至邊緣，意外擺脫了一切附和之需，獲得生活和詩的巨大專注力，這何嘗不是邊緣的報償？
記得十幾年前，他曾帶著七客、吳臨安、獨孤長沙等“進退”成員，到我辦公室交流。之後，我為他們的《進退集》寫過短序，有一段話同樣適合炎石，“進退所有成員都受到中國古詩、典籍和西方現代詩的雙重誘惑，他們都堅決拋棄晦澀的詩風，令古代明晰的意象、交遊和超驗言說脫羈而出，同時也避免了用白話回到古詩的危險；他們不理會現代主義中過分私密的密碼體系，從而為中國詩創造出更生動靈巧的話語模式，為世界範圍的後現代詩風注入新的中國要素。”很難想像，炎石們用俠士的錚錚鐵骨，重新定義了現代頹廢。他曾在教室燒詩，在鐘山裸奔，他達成了常人難以理解的內心平衡，現代和古代的平衡。這是現代的疑惑，既在順從現代經驗，又在尋求古代根源。“這水是從黃浦江裏來的吧/那茶杯來自杜尚，那黑鐵壺//來自日本？”（《詠懷》），黃浦江和黑鐵壺都在提示歷史，提示仍在消磨著我們的古代、近代，而杜尚，是很多人心裏的現代夢，當這些都合為一體，那種期待會發生什麼的心理，卻被炎石的詩抑制。他說，“我的杯透明/沒有一點兒魔術可以掏出”（《詠懷》）。這就是炎石老實的地方，他不認為我們能改變什麼，哪怕掏出騙人的魔術，他也不幹。這何嘗不是他的詩學？“你可曾想過新詩也是古詩？/此刻我閱讀仿佛你已死去。”（《論詩》）毀壞德性的現代生活，當代全球的民族主義生態，不正如維科所預言的那樣，在積蓄回到古代的力量麼？他作為詩人的直覺表達，難說沒有回答“為什麼”！“為什麼蝴蝶飛過沒有聲音？/它就這樣飛來飛去了二十三年/沒有說一個‘喂’字”（《蝴蝶》）。
序成之際，得知他喜得貴子，可謂好事成雙。兒子和詩集，皆為他的愛所育成，可視為他生活的雙子星。
2024年5月9日於南京江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