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想象过我们又住在了
同一座城市，但是彼此并不知道。我甚至想象过我们在这座城市的大街上擦肩而过，可是却已经不再能够辨认出曾经与自己共同生活过的对方。我们就像是陌生人。我们可能从来就是陌生人。是的，我不相信重逢会引起我们任何一方感情的波动。尽管我仍然模模糊糊地记得我们的过去，记得我们曾经的共同生活，我对他肯定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和兴趣了。我不会去计较他究竟生活在哪里，他过着什么生活，他跟谁在一起生活以及他生活得怎么样等等。他就好像是一块我曾经路过的墓碑：它的一面记载着一些冰冷的事实（姓名、籍贯以及生死的年份），另一面则是光滑或者粗糙的空白，比事实更加冰冷的空白。遗忘是对时间的羞辱。我感激这种羞辱，它让我免受困惑的折磨。
总的说来，遗忘就是我生活的基础。我的确想象过我们又住在了同一座城市。但是，这种想象毫无激情：我知道我绝不是因为他，他也绝不是为了我，才住进了这座城市。也就是说，这种想象中的“同一”，其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遗忘之中偶尔浮现出来的想象。它不会给我的身心带来任何影响。它有点像是一场很小的感冒，可以（而且应该）无为而治。
让我突然变得焦躁不安的是，这偶尔的想象居然变成了沉重的现实。两个月前的一天，在去上班的班车上，我无意中从前排座位上的同事正在阅读的报纸上，瞥见了一篇关于他的新作的报道。我向前凑了一点。我对他的新作就像对他本人一样没有兴趣：哪怕他又有了更多的新作，哪怕他的新作突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名声，哪怕我们过去的共同生活扑朔迷离地出现在他的新作之中，这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向前凑了一点是想看清楚文章里的一个小标题。从那个小标题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他现在也生活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们会被这样的一篇文章或者说这样的一次巧遇拉近。我毫无准备。我没有想到他能够再一次进入我的世界。我憎恶沾染着他的气息的现实。因为那是龌龊的气息又是龌龊的现实，它总是同时让我遭受双重的折磨：恐惧和羞愧。我羞愧龌龊的气息已经污染过我的生命。我恐惧龌龊的现实将会骚扰我苦苦追寻到的平静。我甚至深深地责备自己那偶尔的想象。我怀疑是我的想象导致了他的出现，尽管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值得留恋的默契。
将近一个月的焦躁不安。在这一个月之中，我仍然过着多年一贯的生活，从表面上看，生活的节奏并没有被打乱。可是我感觉到了来自内心深处的压力。我精心构筑的遗忘的长城似乎已经被恐惧和羞愧攻破。“他”又开始频繁进出。我好像又回到了他突然说要与我分开，也马上就与我分开了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我更需要忍受的是困惑和痛苦，而现在我需要对付的则是厌倦和焦躁。我能感觉到焦躁已经像毒瘤一样在身体内部发育完成了。接下来，它的毒素将记忆所及的每一个角落里扩散。我又有了那种无处藏身的绝望。如果我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制止这种焦躁不安，我的生命将再一次受到威胁。巨大的痛苦有可能会再一次肆无忌惮地践踏我，就像我们的“共同生活”突然结束的时候一样。我不想第二次被同一条龌龊的河流淹没。
我很清楚，制止这种焦躁不安的惟一办法就是找到他：与他通话或者与他见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相信，已经流逝的时间一定会施展它的魔法。它会很精明地再现我们之间不可调和的隔膜、误解和冲突。这隔膜、误解和冲突的根源其实远远地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之中。它没有能够阻止我们的“共同生活”让我感到羞耻。我一点也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与一个这样的人有过“共同生活”。我相信，对那种“共同生活”的憎恶是一剂良药，它将杀灭那些正在迅速扩散的毒素，最后将焦躁不安从我的生命里清除出去。
我认真计划了一下自己行动。这行动主要分三个部分：首先是如何找到他，然后是如何安排与他的通话或者见面，最后是如何让时间显灵，揭露他的龌龊。在当天的日记里，我给这个计划取了一个露骨的名字，我将它命名为“深圳的阴谋”。
不幸的是，我的计划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我好不容易打通了那篇报道所在版面的编辑的电话。可是当知道我的来意后，她的态度立刻变得非常生硬。
“你为什么想要联系他呢？”她冷冷地问。
我犹豫了一下，说：“其实我就是喜欢他的作品。”
“喜欢他的作品就喜欢他的作品，”她冷冷地说，“为什么还一定要联系他本人呢！”说着，她将电话挂断了。
我有点气恼自己不够老练。稍稍设想了一下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对话之后，我再一次拨通了电话。
接电话的还是那位编辑。“怎么还是你？！”她不耐烦地说。这与我的设想完全一致。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我们是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我老练地说，“我们有很多年没有见过面了。”
那位编辑好像喝了几口水。“你等一下。”她还是冷冷地说。
等了将近三分钟，话筒里才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没有告诉我他的身份。他只是要求我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我们会将这些信息转给他。”他说，“既然你们是从前的朋友……他会很快与你联系的。”
我不可能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我是“深圳的阴谋”的制造者。我必须尽可能隐藏自己的标记和位置，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正因为这样，我只会使用公用电话与外界联系。我告诉了对方我早已想好的一个化名。我想这没有问题，因为我要找的人不可能记得他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大院里的所有同龄人的名字。然后，我故意用很卑微的口气说：“我刚到这里，家里还没有装电话。”
“留下单位的电话也行。”那个男人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暂时也还没有找到工作。”我说。
对方沉默了一阵之后，让我明天再打电话过去，他冷冷地说他可以试着帮我去找一下，看是否能找到我要的电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敷衍。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识破了我的谎言。
接下来的那个晚上我没有睡好。我几次被极深的羞愧惊醒。我为那种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尊严的“共同生活”而羞愧。最后一次惊醒之后，我想起了我们的第一次通话。当时，那是带给我的一种惊喜。“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号码呢？”我激动地问。
“我当然知道了！”他得意地回答说。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那几年里，我也经常回忆起那一次令我惊喜的通话。他所说的“当然”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也不理解。但是，这“当然”给了我一种错觉。它让我觉得他的出现是命中注定的。他就这样“当然”地得到了我。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令我感到羞愧的“共同生活”。
第二天，我再一次拨通了报社的电话。这一次我听到的直接就是昨天后来接电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他的答复令我大失所望。他告诉我他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电话。
“我觉得你们这是故意刁难。”我愤怒地说。
那个男人好像早就预料到了我的这种反应。他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位先生”的电话。“他应该能够找到他。”他说。
我马上开始拨打那个号码。可是连续打了整整三天，话筒里传来的始终都是忙音，白天晚上都是忙音。我绝望地暂停了两天。等我再次拨打的时候，电话终于通了。可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根本就不是进展，因为电话始终都没有人接。整整三天都没有人接。白天晚上都没有人接。
第四天凌晨，我在朦朦胧胧的睡意之中走进楼下的公用电话亭，又拨通了那个电话。我一边听着话筒里传出的长音，一边打着瞌睡。我完全想不到几声长音之后电话的那一头会传来“人”的声音。我激动地贴紧话筒听完了那录音的提示。仍然是要我留下名字和电话。
我气急败坏地将电话挂断。我有点泄气了。“深圳的阴谋”好像又退到了起点。我好像无法迈出任何实质性的一步。我好像根本不能将计划向前推进。
又躺倒到床上之后，我突然想为什么前几天电话接通了，却没有录音电话的声音。这录音的功能显然是刚刚才启用的，好像是专门为我才启用的。这给“深圳的阴谋”增加了悬念。这时候，我隐隐约约意识到有另外的一个阴谋正在与我作对。我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正精明地躲在暗处。其实也许从第一次接通报社电话起，也就是从“深圳的阴谋”的最开始，我可能就已经暴露在明处！这不祥的感觉让我稍稍犹豫了一下：我是不是还应该继续推进？
犹豫没有能够阻止我。那像毒素一样扩散的焦躁不安是我的头号敌人。为了彻底清除毒素，我必须坚持下去。我必须找到他，并且借助由时间提炼出来的反感将他从我的记忆和现实中永远驱逐出去。
接近中午的时候，在多次挂断了电话之后，我终于在对方的录音带上留下了自己的声音。我说我非常需要找到他，但是因为我家里还没有安装电话，只好由我自己来主动与他联系。我希望录音电话的主人星期五晚上（我给了他差不多两天的时间）九点整在家等我的电话或者在录音电话里给我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星期五晚上九点整的电话的确有人接了。这其实是我不敢奢望的结果。在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接电话的人冷冷地告诉我我想找的人“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搬走了。线索的又一次中断令我又一次气急败坏。这时候，我已经确信存在着另外的一个阴谋，正在与“深圳的阴谋”作对，或者也可以说现在存在着两个“深圳的阴谋”。报社里接电话的那个男人和现在接电话的这个男人的声音都很做作。我觉得他们彼此熟悉，并且在互相配合，就像是同谋。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想阻止我与他的相见，还是想让我与他的相见出现与我所期望的正好相反的结果？我不可能容忍他对我的遗忘的骚扰，更不可能与他重返“共同生活”。这另一个阴谋的存在反而坚定了我推进“深圳的阴谋”的决心。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能找到他。我要将他永远逐出我的现实和记忆。“请告诉我怎样才能够找到他。”我几乎是哀求着说。
“对不起，他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搬走了。”接电话的人冷冷地重复了他刚说过的话之后就将电话挂断了。
我怒不可遏地按下了重拨键。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对方并没有回避我，而是很快就重新拿起了话筒。“你一定知道怎样才能够找到他！”我怒不可遏地对着话筒大声喊叫，“你一定知道，你一定知道！”喊着喊着，我竟失声痛哭起来。
对方没有放下话筒，也没有打断我的哭声。他好像是在倾听我的绝望，他好像是在纵容我的发作。他耐心地等我平静下来。“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他冷冷地问。
对方冷漠的态度对我是一种提醒。我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头脑清醒对“深圳的阴谋”极为重要，因为它每一个步骤都很容易出错，而每一次出错都有可能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他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理解我的人。很多年以前，在我很颓废的时候，他曾经给过我很多的鼓励……”我充满感情地说。
我憎恶自己往这谎言中倾注的感情。他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一点都不理解我的人。让我至今依然有点颓废的恰好就是他。而且他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带鼓励色彩的话，他对我说的都想让我泄气的话。
我充满感情的谎言没有打动电话那边的人。“我真的帮不了你。”他冷冷地说着，又一次挂断了电话。
这时候，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我趴在电话机上，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宁静的月光照射在电话亭的一侧，让我有更加迷茫和凄凉的感觉。我抬起头来，正好看见一辆白色的奔驰车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个女人先下了车，接着驾车的男人也走了出来。女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她那一侧的车门的旁边。男人走到她的身旁，对她说了一些什么。女人毫无反应。男人突然激动起来，用自己的头在车顶上狠狠地砸了一下。女人毫无反应。
这时候，我模模糊糊地想起了他第一次进入我身体时的感觉。我有点紧张，我有点疼，但是我还是陷入了一阵粗浅的快乐。我紧紧地抱住他，听任自己的身体陷下去，就好像我们的床单下是一片沼泽。我当时想，我的生命就这样属于他了，完完全全地属于他了。这种归属感在我这一方一直是支撑我们的“共同生活”的根基。所以，尽管他一点也不理解我，尽管他从来没有鼓励过我，我却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的“共同生活”。所以，当他突然提出要结束那种生活的时候，我好像是触到了晴天霹雳。“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吧？”我有点冲动地说。“那是你觉得。”他冷漠地回应说。我们很快就办好了所有的手续。我很快就离开了我们曾经“共同生活”的那座城市。
突然的电话铃声打断我的回忆。我这是第一次听见公用电话的铃声。我好奇地拿起话筒。没有想到，那竟是找我的电话。说话的还是刚才的那个男人。他说他找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电话号码，他说那个人一定可以帮助我找到要找的人。
他带来的这个信息一点也没有让我兴奋。刚才的回忆使我对自己眼下的计划失去了兴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在试图寻找他突然要离开我的理由。我猜想那理由一定非常奇特，非常精细。它很可能仅仅就是一个词、一种气味、一个眼神或者一次犹豫……但是，不断流逝的时间让我最终放弃了这种努力。我与我们的“共同生活”已经相距了那么长的时间了，那理由还有什么价值？我应该信任我对他的遗忘。我应该专注于遗忘。
没有听到我的反应，那个男人着急了。“你还需要这个号码吗？”他急切地问。
我说我不需要了。我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冷淡会让对方那样恐慌。我们的位置好像突然颠倒了一样。他急切地说了一大通好话，说我如何如何不容易，说那个人如何如何热心……他好像很怕我会突然挂断电话。他几乎是哀求着让我留下了那个号码。他几乎是哀求着让我明天下午三点钟给那个热心人电话。他说他一定能够帮我找到要找的人。
我的确是已经失去了兴趣，因此接下来的这个晚上睡得很沉。这是我自从那天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他的报道以来睡得最沉的一次（或者惟一睡得沉的一次？）。我已经不再担心自己是否已经完全暴露。我甚至觉得“深圳的阴谋”是我的过激反应，是我因为怕自己第二次在同一处受伤而做出的过激反应。我突然就觉得这一切都毫无必要。我突然就对他也生活在这同一座城市里变得无所谓了。我相信这龌龊的事实与我没有关系。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起来之后，我首先向单位请了一天的病假。然后，我去看了一场电影，又在电影院小餐馆里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回到家里，我又感觉到了沉沉的睡意，就好像自己正在倒时差一样。我马上又在床上躺下了，但是却睡得并不沉。我不到两点钟就醒来了。醒来之后，我一直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三点钟的时候，我的闹钟响了。这让我有点奇怪。我不记得我设了闹钟。当然，我知道我为什么会设闹钟。我坐起来。这时候我突然想，既然我已经毫不在乎了，何必还去公用电话亭呢？！我的电话就摆放在床边。我冷漠地拿起话筒，按下了昨天那个人坚持要留下的那个电话号码。
电话很快就被人接起了。也是个男人。“你的朋友一定要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我解释说。
“他不是我的朋友。”对方用极为冷漠的口气说，“而且一开始是你……”
我不想再去纠缠这些毫无意义的细节。我打断了他的话。“他说你能找到我想找的人。”我也用冷冷的口气说。
对方沉默了很久之后，仍然是用极为冷漠的口气说：“我知道你会在家里打这个电话。”
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荒唐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不屑地说，“你会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对方说，口气还是极为冷漠。
我非常反感他的这种说法和他的这种口气。我不想与他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交谈。我不想与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人纠缠。“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不耐烦地问。
对方又不说话了。我突然觉得四周一片寂静。我甚至能够从话筒里听到对方不停地咽下唾液的声音。
“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对着话筒吼叫说。我真的已经完全没有耐心了。
对方又很吃力地咽下了唾液。“我──”他接着用疲惫的声音说，“我就在的你门口。”
天啊，我完全没有听出来……我完全听不出来了……他的声音已经完全被时间歪曲。这时间的魔力令我颤栗起来。我紧张地把电话挂断。这时候，我才完全明白过来。作为“深圳的阴谋”的制造者，我自己最后却成为了这个阴谋的受害者。我的心情和身体都变得越来越沉重。我机械地朝门口走去。我感到了时间正在开始艰苦地倒流，流向令我羞愧的过去。这种感觉使我的行走极为吃力。我知道，我要花费十二年的时间才能够走到我的门口……我终于走到了我的门口。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门锁。我的手吃力地伸过去。我知道它这是在伸向那令我羞愧的过去。我模模糊糊地看见，它几乎就要触到冰冷的门锁了。我的手。我自己的手。它几乎就（也许应该说是“又”）要触到过去的“共同生活”了……突然，我的手迅速地缩了回来。它紧紧地捂住了我颤抖的嘴唇和我酸楚的鼻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