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的戏，中国大陆的读者以往了解得很少。1970年，颜元叔先生主编的《欧立德戏剧选集》就在台湾出版了，四十多年过去，“
艾略特文集”版《大教堂凶杀案》终于问世，从篇目上讲，比《欧立德戏剧选集》多出一部《机要秘书》，总算让中国读者得以一窥艾略特戏剧的全貌。
艾略特写的是所谓诗剧，尽管他写的这五部戏（按西方的习惯，还要算上早期的《斗士斯威尼》和《磐石》，不过此次“艾略特文集”已将其归入诗歌部分）诗的味道愈来愈淡，到最后一部1958年首演的《老政治家》，连分行都懒得分了。1935年完成的《大教堂凶杀案》，是历史题材，语言上明显带着艾略特钻研甚深的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士一世时期戏剧的痕迹。1939年的《家庭团聚》写的是当代题材，有些台词还像是诗句，有些就只是大白话了。再后来，就全是大白话了。
如此说来，艾略特《家庭团聚》之后的戏剧还算是诗剧吗？我们不妨该听听艾略特本人的说法，在谈及17世纪诗剧作者约翰·马斯顿时，他讲过：“也许，将诗剧与散文剧区别开来的，是情节中蕴藏的一种双重性，就好像它是同时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似的。”假若我们以这一观念再去看比如《鸡尾酒会》那种闹剧式的情节，肯定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是的，我们凑近了看，那全是大白话，可是一旦我们退后几步，保持一段距离，这才发现，整个结构设置是何等“诗意”，这就像观看伦勃朗的画作，那些贴近了看似乎漫不经心的笔触，远看皆属鬼斧神工。
《大教堂凶杀案》讲12世纪的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遇害，要按艾略特自己有点像开玩笑似的总结，那就是“有个人回了家，预见到自己会被杀，结果就被杀”。这是一次正面处理宗教题材的努力，此后的四出戏都是世俗题材，可是，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艾略特的戏剧只处理宗教题材。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世俗层面之外，始终有一个宗教层面存在，在那上面展开的始终是对罪愆、牺牲以及生命意义的探讨。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艾略特的戏要数《家庭团聚》最好，但可以断定的是，《家庭团聚》最震撼，读它的时候，脑袋总有被大锤砸过的感觉。当然，艾略特自己也不讳言，《家庭团聚》太“契诃夫”了——让人不由自主想到《樱桃园》、《三姊妹》，这可能多少令它的原创性打了点折扣；我们还可以说《家庭团聚》里要挣脱家庭羁绊而去的哈里，太像伊夫林·沃《旧地重游》里的塞巴斯蒂安——当然不是在模仿的意义上，而是说，他们都太孱弱了，在场景中是如此，作为角色本身，更是如此；或者可以指出，像Nevill Coghill在《家庭团聚》评注本导言里讲得很清楚的那样，剧中复仇三女神的设置愚蠢至极，怎么摆都摆不平……可是，可是，第三个可是，在这一切弱点之外和之上，有太打动人的东西，以至于就像你在看肥皂剧时不会介意罐头笑声一样，这一切弱点你都能容忍，都能忽略，你被深深的海水包容，只感受到博大，感受不到咸和涩。
《家庭团聚》里有太多警句，其中一句是阿加莎说的：“在逃亡者的世界里，一个朝相反方向走的人，看上去像逃跑。”其实，逃跑始终是艾略特戏剧的主题之一，就像罗宾·格罗夫指出的那样，在艾略特的戏里，只有一个角色能够逃离：《家庭团聚》里的哈里，《鸡尾酒会》里的西莉亚，《机要秘书》里的科尔比。然而正如阿加莎所讲，那看似逃跑的姿态，又何尝不是一种背叛、反逆和挑战？在世俗之外和之上的世界里，那也许不是逃跑，而是走上正道。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哈里、西莉亚的选择似乎非常幼稚，到头来必定头破血流，我们仍然为之深深震动，因为他们所做的映照出我们的怯懦。他们跟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本质上又有何区别？哪怕预见到自己会被杀，最终也的确被杀，可还是要回家！《老政治家》里的老政治家克拉夫顿勋爵说得好：“生命是什么——这值得以死去相寻。”
艾略特最后一出戏《老政治家》给人绚烂归于平淡的感觉，尤其是剧终前，克拉夫顿勋爵从女儿和未来女婿的身边走开，到了柏树下，“那里又凉又安静”。正如卡罗尔·H·史密斯在《T.S.艾略特的戏剧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的，《老政治家》结尾这一安排，与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安提戈涅提出想看一眼父亲的坟墓而不得的情节很相近。死亡不可怕，死亡甚至不重要，重要的是去追寻。如果你读完《鸡尾酒会》，觉得它跟王尔德的社交喜剧没什么两样，那你就彻底地误解了艾略特——他可是个一生都在不停追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