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1792-1841）信佛，此事治清代学术史者无不知之，但却很少有人加以重视。据龚自述，他对佛学的认识，最初是得自江沅（1767-1838）。江是苏州人，佛学家彭绍升（1740-1796）的弟子，精通文字训诂之学，曾订正龚自珍外祖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嘉庆和道光时期，江沅与贝墉（1780-1846）等人一起研究佛学，在苏州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居士团体。江、贝二人曾参与若干佛教典籍的刊刻，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唐代华严宗祖师圭峰宗密（780-841）的《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简称《圆觉略疏》），而这部书的捐资助刊人中就有龚自珍。
龚自珍助刊《圆觉略疏》的整个过程，一直存在若干疑点。从版本学上尝试解决这些疑点的文章，国内似仅见王贵忱先生的《龚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二）》（《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一期）和《龚自珍集外诗文录》（与王大文合撰，《学术研究》1998年第三期）。这两篇文章去年已收进王先生的《可居丛稿》（第77-86页和第121-128页）。不过，王先生的文章中仍有一些问题。现据未经王先生使用过的一些材料，对龚自珍助刊《圆觉略疏》一事重做一番考辨，供研究“龚学”和清代学术史者参考。
最近因为搜集中国北地华严唯识史料，尤其是《圆觉略疏》在明清时期的传刻史料，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录上检索到一部道光元年刊本《圆觉略疏》。我当时就怀疑是龚自珍助刊本，借出后发现果不其然。该书上下两卷，卷各一册，封面无书签，右下钤“善业堂”印。书名页题“圆觉经略疏，唐圭峰禅师注，道光初元刊行”，背题“苏州娄门内三家村善庆禅林藏板”。上卷前有宗密弟子裴休《序》和宗密《自序》。裴《序》题目下钤“谢況翁”印。经疏上下卷正文卷端均刻“信受奉行”白文印，并钤“墨禅精舍”和“谢況翁秘箧印”两印。
卷下末尾有一篇刻经刊记，十分重要：
大清道光元年十月，平江苾蒭明澈，邬波索迦了因、从闻，谨以彭二林居士所藏隆庆五年径山传衣庵本，及汪节安居士藏万历八年龙沙章江禅院刻本，复以《小钞》参详校定，募资于众善士，付同郡许西畴缮写，刘征寿梓，版存娄门内善庆禅林。 “平江”是苏州古称，而“苾蒭”则为“比丘”异译。“平江苾蒭”明澈是苏州人，号懒庵（又作嬾庵），彭绍升的侄孙彭翊给他写过一篇略传（《释懒庵镜庵传》，收进《无近名斋文钞》卷二），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七上的明澈传全部摘自此文。另外，江沅撰有《嬾庵禅师塔铭》（收进《江先生诗古文词遗集·染香盦文外集》），记明澈去世时“世寿五十加二，僧腊三十，时道光乙酉季夏下旬八日也”。那么，明澈应该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卒于道光五年（1825）。
刊记中的“邬波索迦”是梵语“居士”的音译，“邬波索迦了因、从闻”应为两位苏州居士的学佛法名。据钦嘉枚给江沅《入佛问答》（民国三年秋七月扬州藏经院刻本）所作跋文（作于光绪甲申[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江沅）又号韬庵，晚同觉阿出家，法名祖定，字了因，又自号秃居士云。”钦嘉枚提出江沅“字了因”，最值得注意，这应是他做居士（江沅似未出家，见下文）时使用过的字号之一。“邬波索迦了因、从闻”，“了因”正是江沅，至于“从闻”，暂时没能查到，可能是贝墉使用过的一个法名。
至于钦嘉枚跋文中所提江沅晚同觉阿（1791-1860，法名祖观，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七上有传）出家一说，似本于《染香盦文外集》补遗中《汪韵庄传》里的一句话：“既闻江先生脱白为沙门，先生益深信缘业之理。”但据《染香盦诗录》（收于《江先生诗古文词遗集》）卷上朱绶撰江沅传（《新修苏州府志》卷八十八的江沅传全部摘自朱传，扬州藏经院本《入佛问答》全文采入），却有相反的说法：“道光辛卯，先生年六十五，受菩萨戒于常州天宁寺，乃衣僧衣，居浮屠氏舍。郡中有刊刻内典者，先生为之校勘，手写《华严》、《法华》、《棱严》诸经登版，三年而毕，自归于家，自号秃居士。”原来江沅只是受菩萨戒，借住在僧寺里校经修行，数年后还家，所以始终是白衣居士之身，并未“脱白为沙门”。
继续解释刊记。彭二林居士即江沅之师彭绍升，汪节安居士指汪廷楷（1760-1831）。汪廷楷字端揆，号籍庵，别号节安居士，是江沅的好友。《小钞》即宗密《圆觉略疏钞》。宗密另撰有《圆觉大疏》和《圆觉大疏钞》，《大疏钞》又称《大钞》，故《略疏钞》称《小钞》。
国图藏《圆觉略疏》道光元年本刊记后另有两叶，版心题“附刻”，收《附录晁文元〈法藏碎金录〉二则》和《重刊〈圆觉经略疏〉募缘启》二文。晁文元即宋代居士学者晁迴（951-1034），《法藏碎金录》为其所辑儒释道三教修身养性之言，共十卷。“附刻”所选两则“碎金”，分别节取自卷三和卷一，都是赞扬《圆觉》的殊胜之处的。
《募缘启》作于道光元年四月，尾题“吴门善庆庵识”。文后附出资助刻名氏，包括明澈、悟开、如德、如本、汪廷楷、贝墉、江沅、顾承、沈维树、魏源、龚自珍和龚门何氏等三十四位僧俗人士。悟开是晚清净土宗大德，代表作《念佛百问》有江沅道光五年序（收进《染香盦文外集》）和贝墉道光五年跋。如德和如本都是明澈弟子（江沅《嬾庵禅师塔铭》），如德据云即彭翊《释懒庵镜庵传》中提到的明澈弟子借云（震华法师编《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顾承曾给江沅《染香盦文集》写序。沈维树刻过藕益智旭的《大乘止观法门释要》，龚自珍《最录大乘止观》一文所谈的就是这个本子。龚门何氏即龚自珍继室何吉云。
据刊记和《募缘启》，可推知龚自珍助刊的《圆觉略疏》倡刻于道光元年（1821）四月之前，刻成于同年十月，国图本应为道光初元初刻的印本。考龚自珍道光元年踪迹，正月曾游苏州，春天经扬州、萧县北上进京。怀疑龚在苏州时随喜善庆庵刊刻《圆觉略疏》的善举，所以他们夫妇会列名四月撰成的《募缘启》中。《略疏》经板虽在道光元年十月即已刻成，但龚自珍似完全不知，直到道光三年（1823）六月二日给江沅写信时，他才通过某种途径得到这个消息（《与江居士笺》：“《圆觉疏》闻苏州刻成，前约所云不忘也，当自致贝居士”）。
又过了一年，亦即道光四年（1824），龚自珍写了一篇《助刊〈圆觉经略疏〉愿文》，其中提到：“大清道光四年，佛弟子仁和龚自珍同妻山阴何氏敬舍净财，助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成，并刷印一百二十部，流传施送。”龚氏夫妇印经的目的是为道光三年（1823）七月去世的龚母段驯（1768-1823）祈求冥福。道光四年三月，龚自珍送母柩经苏州返回老家杭州，葬母于外祖段玉裁墓侧。大概在经过苏州时，龚自珍一面捐资善庆庵印《圆觉略疏》，一面写出《愿文》。同年八月朔，龚自珍在居忧期间又撰写《重刊〈圆觉经略疏〉后序》（又名《最录〈圆觉略疏〉指意》），其中除概论《略疏》的宗旨外，还特别述及刻经的主要参与者是贝墉、江沅和他本人（“栔之者谁？吴县贝居士墉也。助之喜与与其役者谁？吴县江居士沅及仁和龚自珍也”）。
龚氏夫妇在道光四年捐资印《圆觉略疏》时，是否将同年新作的《愿文》和《后序》也补刻了进去呢？王贵忱先生珍藏的一部“道光四年精刊《圆觉经略疏》”，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一问题。根据王先生对其藏本版式的描述（第78-79页），可推知该刊本完全是用道光初年所刻经板印成，保留了道光元年四月的《募缘启》和道光元年十月的刊记（王先生都做了录文，但有小误），而且还将新撰的《愿文》补刻了进去。但是，该刊本并未将《后序》补刻入内。至于有无《附录晁文元〈法藏碎金录〉二则》，王先生未作交代。
最早收进《愿文》的龚氏文集，是张祖廉编《定盦遗著》（《娟镜楼丛刻》丙帙，1921年），王佩诤1957年出版《龚自珍全集》时全部采入。王贵忱先生指出张祖廉所辑《愿文》“非全文”，王佩诤《全集》所收者“亦非完本”，因为按照道光四年刊本，原文要多出如下几行：
善庆庵印五十部
贝墉印三十部
查净缘、汤净智、陈净慧共印三十部
如本印十部
潘曾沂印二十部
信女龚门金氏印送二十部
但是，这几行字只能算是印经芳名录（“信女龚门金氏”应为龚自珍叔母，即龚守正之妻），是由负责藏版印经的善慧庵方面补刻上去的，不应算作龚自珍所撰“集外文”。
据《愿文》和印经芳名录，此次重刷《圆觉略疏》，共印二百八十部，王先生藏本可能就是这二百八十部中的一部，当然是十分珍贵的。王先生特别指出：“此书传本特少，鲜见治龚学者称引，内中有一篇定盦与释明澈的合作文，系龚氏集外文，为一九七五年上海版《龚自珍全集》所未收……”（第77页）“定盦与释明澈的合作文”，实即上引道光元年十月的刊记。至于为何将其定为“合作之文”，王先生所提理由如下：“本文作者联署明澈、邬波索迦二人名，明澈当系善庆庵苾蒭，邬波索迦为定盦学佛名，乃合作之文。”（第122页）以“邬波索迦”为“定盦学佛名”，初见于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王先生的理由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不过，龚自珍通佛典，按理不会不知道“邬波索迦”就是“居士”的意思，但学佛人哪有自号“居士”的道理？张祖廉的说法本身就很可疑。原文“平江苾蒭明澈邬波索迦了因从闻”十四字，“平江”二字一气贯下，双管“苾蒭”和“邬波索迦”。若“邬波索迦”指龚自珍，他就成平江人了，可他却是浙江仁和人。复次，“苾蒭”和“邬波索迦”（都是玄奘的新译法）相对成文，“苾蒭”指僧人明澈，“邬波索迦”指了因（即江沅）和从闻两居士，本来文从字顺。若认“邬波索迦”为龚自珍，那又该如何解释“了因从闻”四字呢？
刊记中只是提到（并无“联署”的意思）明澈等募资刻经人，但这几人未必就是刊记作者。比如《可居丛稿》引用过的由鲁迅捐资请金陵刻经处所刻《百喻经》的刊记是这么写的：
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赀六元拨刻《地藏十轮经》。民国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第536页）
难道我们因为其中出现过周树人一名，就把这篇刊记也编进《鲁迅全集》吗？另外，王先生把刊记称为“短跋”（第79页）或“跋文”（第122页），也不够准确。至于《募缘启》，王先生也把它当成是龚自珍“集外文”，其主要理由是：“再就文风而言，亦似定盦手笔。”（第123页）这个理由也嫌薄弱。我实在看不出《募缘启》为何不该是贝墉或江沅手笔。
在王先生之前，吴昌绶也曾购得一部道光四年刊本《圆觉略疏》，记于《定盦先生年谱》“道光四年”条。吴昌绶因未见道光初元刊本，且未注意刊记已将初刻时间完全说出这一事实，以及道光三年六月二日《与江居士笺》中“《圆觉疏》闻苏州刻成”一句，竟依《愿文》和《后序》将《圆觉略疏》的刻成时间定于道光四年。这个结论严重误导了后来的“龚学”研究者。王先生虽然注意到《与江居士笺》里的话，也从道光四年刊本上面看到了保留下来的道光元年十月的刊记（第79页），进而怀疑撰于道光四年的《愿文》“或系是年补刻者亦未可知”（第80页），本可据此一举锁定《圆觉略疏》的初刻时间（其实刊记已经写得很清楚，不一定要看到道光初元刊本）。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滑回到吴昌绶的旧说。樊克政先生的《龚自珍年谱略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5月第一版）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能前进一步。
《募缘启》中有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江沅名下用小字标出“校勘”二字。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一部《圆觉略疏》抄本，著录为“清江沅抄本，清龚自珍跋”（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下册，第945页）。从该书缩微胶卷上看，卷端钤有三印，其中两印被压在纸缝中，无法确认印中文字，只有“昌平王氏北堂藏书”一印完整可读。“昌平王氏北堂”即龚自珍友人王萱龄（字北堂，昌平人，《清史稿》有传）。卷尾钤“江沅”、“子兰”、“摩诃般若波罗蜜”三印，“子兰”是江沅的字。
这部抄本前面有一篇龚自珍手跋，王、樊两位先生在他们的论文和专著中都未使用过。现在试作录文（多依友人艾俊川之说），供治“龚学”者参考：
按裴休撰碑文，称师著《华严》、《圆觉》、《涅槃》、《金刚》、《起信论》、《唯识》、《盂兰》、《法界观》、《行愿经》等疏抄，今大半不传，传者《圆觉大疏》、《大抄》、《略疏》、《略抄》、《金刚疏》五种而已。又所集禅藏凡百家，亦不传，其略见于《禅源诸诠》一书。又有《原人》一卷，与《禅源诸诠》今皆附藏中。自珍识。 又按圭峰为华严七祖之第七，颇宗贤首师。贤首名法藏，乃华严六祖也。
又按《起信论疏抄》、《原人》、《禅源诸诠》、《圆觉大小疏抄》，皆见《唐书艺文志》中，惜《起信论》今但存《贤首疏》矣。
此跋内容略同于《重刊〈圆觉经略疏〉后序》，其中“华严六祖”为“华严五祖”之误。龚自珍在《说昌平州》里提到王萱龄“好积书”，而国家图书馆就藏有不少王萱龄所积书，其中与龚自珍有关的材料，樊克政先生在《龚自珍年谱略考》里使用过，却不知为何漏了这部《圆觉略疏》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