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26日，
周作人写定遗嘱：“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即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值得留意的是在其“一生文字”之外，特别强调自己的翻译工作。我曾说，自1943年底揭橥“伦理之自然化”与“道义之事功化”后，周作人就进入了“总结时期”，写了《我的杂学》、《梦想之一》、《道义之事功化》、《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等一系列文章，至1949年寓居上海时给周恩来写信，乃告完成。此后虽然创作上还有整整一个晚期，但正如废名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谈到周氏时所讲的“老年人都已有其事业，不能再变化的”，总的来看不复有新的进境。
但几乎与“总结时期”起始同时，周氏着手翻译日本文泉子著《如梦记》，在自家主编的《艺文杂志》上连载，至1944年9月登完，这距其前一部译著《希腊拟曲》出版，已有十年之久。继而他更明言自己行将有所转型：“不佞少时喜弄笔墨，不意地坠入文人道中，有如堕民，虽欲歇业，无由解免，念之痛心，历有年所矣。或者翻译家可与文坛稍远，如真不能免为白丁，则愿折笔改业为译人，亦彼善于此。完成《神话》的译注为自己的义务工作，自当尽先做去，此外东西贤哲嘉言懿行不可计量，随缘抄述，一章半偈，亦是法施，即或不然，循诵随喜，获益不浅，尽可满足，他复何所求哉。”（《〈希腊神话〉引言》）
然而，他翻译的《希腊神话》只在《艺文杂志》连载了三回即告中止，《如梦记》亦未能如其所愿以单行本发行。及至身系南京狱中，“我把一个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当做小桌子，翻译了一部英国劳斯（W.H.D.Rouse）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其时浙江五中旧学生蒋志澄在正中书局当主任，由他的好意接受了，但是后来正中书局消灭，这部稿子也就不可问了。”直到他交保释放，前往上海暂住，其间将英国韦格耳所著《莱斯沃斯的萨福，她的生活及其时代》编译为《希腊女诗人萨波》，“改业为译人”才真正实现。“书编成后将原稿托付康嗣群君，经他转交给上海出版公司，后来郑西谛君知道了，他竭力怂恿公司的老板付印，并且将它收入他所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边。”（《知堂回想录》）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郑振铎就发表过《惜周作人》一文，有云：“我们总想能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周氏日后感慨：“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此书于1951年8月出版，印三千册。周作人从上海回到北平，重新翻译《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译本取名《希腊的神与英雄》。“译好后仍旧寄给康君，由他转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承李芾甘君赏识，亲予校勘，这是很可感谢的。”（《知堂回想录》）此书于1950年11月出版，共印五次，合计一万零六百册。以上两书均署名“周遐寿”——“遐寿”与其本名“作人”同出《诗经》之“周王寿考，遐不作人”。
如果说上述郑振铎和巴金之举或许多少带有个人色彩的话，那么，1950年1月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造访周作人请他翻译古希腊作品，就如周氏所说是“我给公家译书的开始”了。1951年2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报告毛泽东：“周作人写了一封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封信给周扬，现一并送上。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毛泽东批示：“照办。”（《胡乔木书信集》）据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楼适夷说：“他要求用周作人的名义出版书，中宣部要他写一篇公开的检讨，承认参加敌伪政权的错误。他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但不承认错误，认为自己参加敌伪，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领导上以为这样的自白是无法向群众交代的，没有公开发表，并规定以后出书，只能用周启明的名字。”（《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这在周氏实际上是“以字行”，应该说是最接近于本名的了。
1952年7月至8月间，周作人的译稿《伊索寓言》、《希腊神话》及欧里庇得斯三部悲剧被移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自此以后我的工作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先是帮助翻译希腊的悲剧和喜剧，这是极重要也是极艰巨的工作，却由我来分担一部分，可以说是光荣，但也是一种惭愧，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鸟类的乡村里的蝙蝠’。”（《知堂回想录》）1953年12月，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周作人政治权利。他对此反应相当平静，当天下午即起手翻译欧里庇得斯的剧本《厄勒克特拉》。该项判决似乎并未发生效力，次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周作人翻译的作品。出版社起初计件付酬，从1955年1月起更改稿费结算办法，每月预支二百万元（旧币制，合二百元），自此周氏始有固定收入。1960年1月至1964年9月，更增至每月四百元。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起，出版社停止预支稿酬。同年7月8日周氏日记云：“译书得二纸。”是为绝笔，最后所译之《平家物语》未能完成。其间周氏共有下列译著在内地出版：
《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与罗念生、杨宪益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11月第1版，精装本印四千五百册，道林纸精装本印九百册。
《伊索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2月第一版，平装本印二次，共五万三千册；精装本印一次，三千册；1963年1月第二版，平装本印一万五千册，精装本印一千四百册。
《伊索寓言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3月第一版，印五万五千册。
《日本狂言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4月第一版，平装本印一万二千册，精装本印一千册。
《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集》（与施蛰存合译），作家出版社1955年4月第一版，印一万七千册。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一）》（与罗念生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2月第一版，精装本印四千册。
《乌克兰民间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第一版，印二次，共一万九千二百九十册。
《俄罗斯民间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第一版，印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册。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二）》（与罗念生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1月，精装本印三千六百册。
《希腊神话故事》（即《希腊的神与英雄》），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第一版，印一万二千九百八十册。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三）》（与罗念生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一版，精装本印二千四百册。
《浮世澡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一版，印五千册。
《伊索寓言选》（注音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6月第一版，印七万册。
《石川啄木诗歌集》（与卞立强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月第一版，平装本印七千七百零五册，精装本印三百零五册。
《古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2月第一版，平装本印五千册，精装本印二百册。
而周作人已经交稿，生前未及付梓的尚有几种。——最初当是困难时期纸张缺乏之故，继而则如周氏自己所说：“古典文学是冷货，所以不大印行。”（1965年4月21日致鲍耀明）除个别遗失外，所译《希腊神话》、《浮世理发馆》、《枕草子》、《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和《平家物语》均在身后问世。
1966年2月10日，周作人给时居香港的徐訏写信，回顾抗战爆发后他先在北平“苦住”，终于出任伪职之事，有云：“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境遇。以前以教书为职业，没有余暇做翻译的工作，现今是工作与职业合一了，我好久想翻译的书于今才得实现，即如希腊路吉阿诺斯（英国人叫他Lucian）的对话二十篇，总计有四十七八万言，这乃是我四十年来的心愿，在去年里总算完成了。”虽云“给公家译书”，选目却系出版社与周氏商议决定，至少他可以接受，更多则是他希望翻译的，《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神话》、《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等，均在此列。而《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古事记》、《枕草子》等，亦属译界难以替代之作。这回我所编订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共十一卷，七千多页，有三分之二内容完成于1949年至1966年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周氏一再强调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他的别种翻译具有文化价值或文学价值，此项翻译则另具思想价值。周作人以“疾虚妄”和“非圣无法”来概括路吉阿诺斯的精神，而他亦以此自许；路吉阿诺斯旨在颠覆既有的价值体系，与周氏所说“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什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在思想方向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有如一部“知堂晚年定论”。作为那一年代精神领域的异数，周作人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或许可与陈寅恪著《柳如是别传》相提并论。
周作人晚年翻译的作品，在当时均非热门，谈不上曾经产生多大影响。周作人当年还在遗嘱“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一句后面，添加一笔：“但是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板，则亦是幻想罢了。”不过他毕竟译出了这些作品，并且留存了下来。周作人的译作，包括他所写的分量极重的注释，诞生于一个愈来愈意识形态化，乃至完全泯灭个人趣味、风格和思想的年代，它们却全不沾染意识形态色彩，与他同期所著《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木片集》和《知堂回想录》等等一样，所说的都是他本人感兴趣、知道而且想说的话。时至今日，它们仍然葆有生命力，皆为传世之作。而创作和翻译了这些作品的周作人——虽然已在六十四岁到八十一岁之间，即一位退休老人的年龄——其实是当时取得最大文学成就的一位。相比之下，他的同代和后辈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废名等，如今看来在同一时期都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作品。
舒芜作《周作人概观》有云，周作人当年如果南下，“譬如说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说不定会成为抗战文艺中一个消极的力量，勉勉强强地跟到抗战胜利”。之后又会怎么样呢？1949年之后，以周作人的政治身份，他不止是被边缘化，简直是被摒于边缘以外了，然而，他也因此得以躲过“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就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没有他的份儿，根本拒绝他参与，更不要求他表态。当然周作人最终仍然未能逃脱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在遭到红卫兵毒打并被赶出住处数月后，于1967年5月悲凉地死于一间小厨房中。假如周作人不是这种政治身份，或者具有这种政治身份的不是具体他这个人，那么，“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将会令人难以想象；又假如1949年他没有留在大陆，而是像徐訏或曹聚仁那样去了香港、澳门——以周作人的政治态度，不可能去台湾——虽然最后能得善终，但是恐怕不一定有条件一本接一本地翻译古希腊和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尽管周作人此番际遇，实乃绝无仅有的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