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1年，希腊世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战争在两大军事同盟之间展开，一边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另一边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两大军事同盟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约半个世纪以前乃至更早。
伯罗奔尼撒同盟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起来的传统军事同盟，其领导机构是同盟大会，但同盟大会的决议需经斯巴达公民大会批准方能生效，因此实际的领导者是斯巴达。斯巴达拥有希腊世界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至迟从公元前700年起就主导了希腊世界的战争。公元前479年，希腊盟军成功击退入侵的波斯大军，取得了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波斯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而且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仍未获得解放。然而希波大战中的希腊盟军统帅国斯巴达出于地缘考虑（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远离波斯威胁），不愿继续同波斯人作战。在战争中崛起的雅典遂接过领导权，于公元前478年组织希腊东部即爱琴海上岛国及周围城邦，建立了继续抗击波斯的提洛同盟，其成员国达到近200个。同盟在对波斯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不久波斯的威胁逐渐消除，但雅典仍然牢牢控制了同盟诸邦，使它们成为自己建立霸权的工具。
这两大军事同盟之间时有摩擦。公元前446年，为避免大规模冲突，双方签订了“三十年和约”。但和约终究没能维持下去，双方的摩擦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围绕埃皮达姆努斯（Epidamnus）和波提得亚（Potidaea）的冲突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埃皮达姆努斯是科居拉（Corcyra）在希腊西北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建立的殖民地城邦，科居拉又是科林斯在希腊西北部埃皮鲁斯沿海建立的殖民地城邦，扼守着希腊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交通要道。公元前435年，埃皮达姆努斯的民主派驱逐了贵族派，建立起民主政体。被逐的贵族派联合近敌攻打城邦。民主派遂遣使向科居拉求援，遭到拒绝。无奈之下，转而向科林斯求援。科林斯派遣一支军队从陆上增援。科居拉得知消息，立即派遣一支25艘战舰的舰队开赴埃皮达姆努斯，旋即又派一支舰队增援，战舰一共达到40艘之多。她要求埃皮达姆努斯驱逐科林斯的援军，并让贵族派重掌政权。在遭到拒绝后，即以舰队围困埃皮达姆努斯。对此，科林斯迅速作出反应，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科居拉又遣使科林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遭到科林斯拒绝。后者和其盟邦组织起一支75艘战舰和2000名重装步兵的军队增援埃皮达姆努斯，科居拉的舰队也增加到80艘战舰。两军交战，结果科居拉舰队大胜，击沉敌舰15艘。兵败后的两年，科林斯积极扩充舰队，进一步备战。科居拉并未加入两大军事同盟，此时面对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自感孤立无援，乃遣使雅典寻求结盟。科林斯闻讯亦遣使雅典，力劝雅典不与科居拉结盟，宣称此举将打破双方之间的“三十年和约”。
雅典先后召开两次公民大会讨论此事，考虑到科居拉及其舰队的战略重要性，最终决定和她结成防卫同盟，派遣10艘战舰协助防卫。公元前433年，科林斯在盟邦支持下，派遣一支150艘战舰的舰队出征科居拉，后者尽出110艘战舰迎敌。战斗进入关键时刻，科林斯舰队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前来增援的20艘雅典战舰及时出现，科林斯舰队见形势不明，收兵回师。双方都宣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接着，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又围绕希腊北部的波提得亚发生了摩擦。波提得亚是科林斯建立的殖民地城邦，因此同科林斯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却是提洛同盟成员国。科居拉之战后（公元前432年），雅典为防波提得亚在科林斯策动下反叛，要求她摧毁防御堡垒，向雅典派遣人质，并驱逐科林斯官员，为此派遣一支30艘战舰和1000名重装步兵的军队前往波提得亚强制执行。波提得亚一面派遣使节到雅典申诉，一面寻求斯巴达的支持。斯巴达承诺如若雅典攻打波提得亚，即派军进攻雅典。波提得亚得此承诺，即联合邻近城邦反叛雅典，科林斯则派遣1600名重装步兵和400名轻装兵予以支援。闻此消息，雅典又遣2000重装步兵和40艘战舰增援先头部队，在击败伯罗奔尼撒援军后围困了波提得亚。
科林斯立即作出反应，派遣使节到斯巴达陈情，并吁请伯罗奔尼撒同盟各邦派遣使节到斯巴达商讨对策。斯巴达公民大会经过辩论，多数意见认为和约已被雅典人打破，遂将此决定通告同盟诸邦使节，这意味着向雅典宣战。次年战争爆发。这场大战延续了27年，其间经历了战与和、背叛与镇压、城邦内部的政治革命等各种戏剧，直至公元前404年雅典无条件投降。
若非一部历史书，我们对这场大战的情况几近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如此细致和准确的了解了。这部书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的作者雅典人修昔底德曾亲历过这场战争，甚至还参与了其中的战事。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当选雅典的十将军之一，和另外九名将军一道指挥作战。是年冬，斯巴达将军布拉希达斯（Brasidas）率军围攻雅典建立的殖民城邦、位于爱琴海以北色雷斯沿海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守城的雅典将军欧克勒斯（Eucles）请求在色雷斯率军作战的修昔底德驰援，但他未能及时赶到，致使安菲波利斯陷落，因此而获流放20年之刑。流放使得他有机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记载者。他写道：
我在懂事的年龄亲历了整个战争，乃专注于了解它，弄清楚战事是如何确切展开的。恰巧我在指挥安菲波利斯战事后遭流放20年，能了解到双方的行动，因我的流放者身份，尤其能了解到伯罗奔尼撒方面的行动，而且我有闲暇认真考察它们。（V. 26）
在修昔底德看来，这场战争是希腊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战争。他在开篇即写道：
雅典人修昔底德在此记叙了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从战争爆发之初开始写起。他相信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之过去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叙说。证据是双方都处于力量的最高峰，作好了充分准备，而且他看到其他希腊人都站到了其中一方，一些是立即站到了一方，另一些则也打算如此。这是希腊世界和部分蛮族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局，也可以说几乎是全人类的最大变局。（I. 1）
当然，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在他看来，只有当代的事件才有可能进行比较确切的了解和记载。而“我们之前的和更为古老的事件，则因年代久远，并不能准确地求得”（I. 1）。即便是当代的事件，也不易准确把握，因此需要求实的态度和严密的方法。对于自己的记载，他这样说道：
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发现真实情况，因为见证同样事件的人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具有各自的偏好且记忆不同。（I. 22）
这是令人惊叹的史学方法宣言，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求真的精神仍然值得历史学家们学习。这也是令人惊叹的人类思想成就，因为2400多年以前的古人，就已对于人类认知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差距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应忘记，在修昔底德写作之时，西方的历史学才刚刚诞生。他之前的希罗多德被誉为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其撰写的《历史》完成于公元前420年代，不过早了约20年。希罗多德是个伟大的叙述者，对于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文化充满好奇之心，因而在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受到读者青睐。但他并未提出如修昔底德这样严谨的史学方法。他的记叙充满奇闻轶事，而且在他的笔下神谕和预兆在很多时候也还是历史事件的决定因素。到了修昔底德笔下，神谕和预兆以及其他超自然的因素都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对事件的因果关系、人类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人类活动的动机和理性以及心理因素的记叙与深刻分析。对于希罗多德的不严谨，修昔底德本人已提出了批评（尽管是不指名的），并称自己的写作目的不同，不是为了迎合当下的口味，而是为了垂范后世：
也许我的记叙因缺乏神话传说而不那么动听，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以此理解将要发生的类似事情（因人性如此）的人判断它有所帮助，我就满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竞相取悦于眼下的听众，而是要垂诸永远的。（I. 22）
这种自信并非盲目自大，而是新近建立起来的对人自身的理性的充分自信。要理解这一点以及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差异，我们需要回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发生了希腊历史上最为深刻的思想大变革，通常被称为智者运动。智者派的思想家们质疑神明的权威，挑战传统的思想与信仰，提出从人出发、用人的思维和认知能力理解万事万物。普罗泰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是新思想的宣言。但新思想并不仅仅限于智者派，也不仅仅限于哲学领域，而是广泛地体现在希腊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哲学领域，苏格拉底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在文学领域，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用悲剧探讨一系列社会和人性的问题，阿里斯托芬则用嬉笑怒骂对雅典城邦政治提出质疑与批评，无疑激发了普通公民的思考与讨论。在政治生活领域，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与决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历史学从之前的神话叙史传统中脱胎而出，转而从人和人类社会的角度把握历史。如果说希罗多德的记叙仍带有传统神话思维的痕迹的话，那么修昔底德则彻底地告别了神话思维，用新思想所确立起来的理性方式记叙和分析历史，可以说他的著作是这场思想大变革的产物。如果要深刻理解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希腊思想史，我们能够阅读到的当时的文本除了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就只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了。
因其严谨的史学方法和理性的历史书写，也因其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历史细致而丝丝入扣的“还原”，修昔底德成为西方文明传统中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宣称修昔底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由于现代人的理性源自古代希腊，修昔底德的著作读来也非常具有“现代”感。在论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修昔底德写道：
至于他们打破和约的原因，我将先记叙他们相互抱怨的事由及其利益相冲突的具体事例。这是为了使所有人清楚地知晓何以导致这场降临于希腊人身上的战争。但是在我看来，战争的真正原因很可能被这样的记叙所掩盖。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人力量的增强以及斯巴达人的担忧。
这一经典的分析成为后世众多历史事件分析的榜样。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两大势力的对立于我们而言也并不陌生，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所引起的美国人的担忧充斥着国内外的媒体。实际上，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的这种思维在不小的程度上直接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在冷战形势初见端倪的1947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如果一个人至少在他心里没有思考过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时期以及雅典的失败，我真的怀疑他是否能够用完全的智慧和深刻的洞见思考当今基本国际事务中的某些东西。
换言之，马歇尔所代表的西方人是拿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的对立来类比和理解冷战中西方阵营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的。这种思维实际上十分普遍，也许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著名古典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退古典学讲席教授W. 罗伯特•康纳尔（W. Robert Connor）在谈到他对修昔底德的兴趣时说：
我最早阅读修昔底德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奇怪的年代，我们美国人享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和稳定，但却认定这样的灾难近在眼前。在第一次冷战时期世界划分成两大阵营似乎不言自明。巨大的反民主大陆强国……都拥有自己的“卫星国”以及协调一致的征服世界的计划，它们似乎正驶向同“自由世界”的冲突，后者的力量来自于对大海和空域的控制。在此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民主的、主要基于海军力量的雅典和极权的、基于陆地的斯巴达之间的斗争，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但却是令人惊惧的寓言。修昔底德的著作为我们自己的两极对立世界提供了一个先例，我们希望，它可以指导我们处置险象环生的当代国际事务。 当然，把雅典看作民主国家的象征，而把斯巴达看成是“极权”国家的代表，实际上是对希腊历史的歪曲。斯巴达的城邦政治事实上也具有一定的民主特征，城邦大事都要交公民大会讨论和决定，虽然这决定不一定是最终的，还可能为贵族议事会所推翻。在距马歇尔的演讲36年之后的1983年，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州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谈到20世纪“迅速而暴力的变化”时说，“惟一可能的类比是修昔底德记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即便冷战时代结束之后，以修昔底德为指导的两极对立思维仍未改变。2000年，笔者应邀在美国一所有名的文理学院和该院古典学教师共同上一堂希腊史课。在讨论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该院老师立即提出了20世纪世界局势的类比，并向学生提问道：“谁是今天的斯巴达？”一名学生回答说：“是中国吗？”老师立即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正确！”
因此，对于理解当今的世界局势而言，修昔底德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当然，这意义并不在于我们要先入为主地将我们的世界和美国人（或西方人）的世界看成是必然对立的，而在于修昔底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思维，从而理解我们的处境。修昔底德传输给西方人的并不仅仅是两极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而是一整套国际关系的思维。事实上，对于西方人来说，修昔底德正是国际关系中所谓现实主义或者说强权政治学说的奠基者。这一学说认为，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不同国家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它们总是处在对立和斗争之中。国家以自我为中心，以强权维护其利益。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大国，其相对稳定在于保持大国间力量的均衡。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的记叙明确阐明了这些原则。在斯巴达人讨论是否向雅典宣战时，雅典使节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如此辩护：
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被给予我们的帝国，而不愿意放弃它，我们的行为并无特别之处，也未违反人性。三个有力的动机阻止我们放弃它，那就是荣誉、恐惧和利益。我们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相反，弱者总是为强者所统治，而且我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如此权力。
同样，修昔底德也阐明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在记叙雅典人和米洛斯人的谈判时，他让雅典使节说：“有力量者主导，弱者只能屈从。”
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历史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过去事件，更重要的是发现和阐明那些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以使历史能够成为现实生活的指导。过去的历史事件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可以通过对人性的把握来理解和解释的，因而不必依靠超自然的因素进行解释。详述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即在于通过个别事件的叙述来把握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群体的一般性行为模式。因为人性是不变的，人类群体的行为模式是循环反复的，所以历史事件也可能在将来重复。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每个时代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也许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现代意义。
原载2012年4月号《文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