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诗顶 译
我以此文来缅怀和纪念在英语世界推进中国文学事业的两位哥大人：王际真和乔志高。王际真（1899-2001），著名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长期在哥大任教，中国文学翻译的先驱。乔志高（1912-2008，本名高克毅），1935年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193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虽在哥大不如王际真闻名，但至少在以下四个领域成绩斐然：是受欢迎的汉语散文家，九十岁后把自己最具代表性的散文结集为《恍如昨日》（香港，2003）；译作有美国的三部经典作品《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the Night）和《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是美国英语的权威，特为中文读者编写了标准词典《最新通俗美语词典》（New Dictionary of Idiomatic American English，香港，1994；第二修订版，2004）。还是中国现代和古代文学的编辑和翻译家，向英语世界读者介绍中国文学。特别是乔志高作为编辑和翻译家的角色，和王际真作为中国文学翻译的先驱地位，都是本文要描述的内容。作为他们的朋友，我也翻译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下文中也会有所提及。
一、王际真 王际真和乔志高一样在美国完成学业后，都选择留在美国生活，直到终老。他出生在山东省桓台县的一个富裕家庭，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堂——北京清华学校前身。清华学校选择优秀学生留美，并以全额资金资助。之后，赴美完成大学学业。清华留美学生后来大多回国，并在各个领域成为领袖人物。如1922年和王际真同赴美国的闻一多（1899-1946），就是闻名全国的诗人，具有非凡成就的学者。其他还有吴国桢（1903-1984），192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国民政府中举足轻重，并在1950-1952年任“台湾省主席”。
王际真是旧式婚姻，但即使生下一子，他也不急着回国，继续在威斯康辛大学完成经济学学业，获学士学位。之后，继续以清华留美生的身份于1924-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却没有攻读更高的学位。他写信告诉我，留美同学间那种自由交流交往的氛围让他陶醉。但很显然，他在两所大学学习时，并不是个好学生。因为他总是对女孩子发生兴趣，直到对方感到厌烦或者他又发现了更有兴趣的对象。1987年1月24日，他写了一页回忆文字，把复印件分发给我和乔志高等朋友。在他心仪的中美女孩中，特意写到1924或者25年他在纽约遇见的玛莎（Martha）：
至于玛莎，她是我的至爱。为了和她长相爱，我甚至退了船票，取消了回国的行程。最后，她离不开自己的族群而拒绝了我，我发疯心碎。但看了她那封绝情的信，我又很快地度过了这一劫。我对自己又惊奇又失望，甚至对自己的反复无常感到耻辱，虽然那时我是多么的愤怒啊。
直到他在2001年9月28日去世，我很荣幸地保管着同一时期同位画家的两幅油画：一是王际真本人，另一位肯定是和他在格林威治村同居数年的黑发美女。按照他的遗孀和第三任妻子Yang Dalai的说法，这女子不可能是Gertrude，因为她不像犹太人。王际真和他的第二任妻子Bliss Kao生活时间最长，曾把自己1958年修订版的《红楼梦》译本献给她。他在晚年有大量闲暇时间对自己在中美的生活进行全景式的回忆和坦白书写，这些文字比我在这里对他作为学者和翻译家的概述要有更大的文化历史意义。
哥大毕业之后，他就开始了节译《红楼梦》这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1929年，这本书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elay）在序言里强调了其重要性。哥大东亚系主任富路特（Carrigton Goodrich）得知此事，就邀请王际真到校任教，尽管他直到1946年才成为助理教授。1929年夏天，王际真一定是觉得该是时候去看望父母妻儿了，但他故态重萌，在回国的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又爱上了一个中国女孩，但被女孩父亲察觉已婚。
作为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一代，王际真视鲁迅为英雄，拥护新文学。同时，他又受胡适的影响钟爱古代小说，帮助理查德·格雷格·艾尔文（Richard Gregg Irwin）圆满完成对中国和日本研究的论文《一部中国小说的演变：〈水浒传〉》（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Novel:Shui-hu-chuan，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他自己则转向短篇小说翻译，委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 》（Ah Q and Others: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1941）、《中国传统故事集》（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1944）和《现代中国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1944）。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也曾去上海寻求左翼作家联盟的帮助编选《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1936），当时很受欢迎。在《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 》里，王际真对鲁迅作了长篇介绍，翻译了除《药》、《一件小事》和《孔已己》之外的十一篇鲁迅小说，其余那三篇已经出现在《活的中国》里。《现代中国小说选》则介绍了老舍、张天翼、叶绍钧、凌叔华、巴金和沈从文。这些作家在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里都有专节评介。只有二十一篇的《现代中国小说选》选入了老舍的五篇，张天翼的四篇，可见他对讽刺和喜剧的偏爱。《中国传统故事集》也是一部优秀的选集，特别有助于在美国大学进行中国文学教学的教师。但随后几十年里，这个领域快速壮大，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两部大型的书，每一部都几乎是六百页的上下册。一为马幼垣、刘绍铭等编选的《中国古典短篇小说选》（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1978）另一为刘绍铭、夏志清和李欧梵（Leo O.Lee）编选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1919—1949年》（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1981）。王际真的两部选集如果在绿林出版社（Greenwood Press，Westport，CT）还能有售，看起来会相形见绌，但问题是后来这两部大型书中的单篇译文的质量让人怀疑。考虑到杨宪益、戴乃迭是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大陆权威翻译家，我和合编者采用了他们的鲁迅小说译文。但他们的翻译就真的无懈可击？不妨比较一下王际真和杨宪益夫妇的翻译，这是《肥皂》开头的一段：
四铭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和她八岁的女儿秀儿糊纸锭，忽听得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知道四铭进来了，并不去看他，只是糊纸锭。”（《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卷，第45页。）
Mrs，Ssu-ming， with her eight-year-old daughter Hsiu-erh，was making pape ingots in the slanting sunlight when she suddenly heard the thump， thump of slow and heavy footsteps of someone wearing cloth-soled shoes.Although she recognised the step of Ssu-ming， she did not stop to lool up but went on with her work.（王际真译：《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 》，第16页）
With her back to the north window in slanting sunlight，Ssu-ming’s wife was pasting paper money for the dead with her wight-year-old daughter，Hsiu-erh，when she heard the slow，heavy footsteps of someone in cloth shoes and knew her husband was back. She paid no attention，though，simply went on pasting coins. （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56年，第1卷，第198页）
“糊纸锭”这个短语，杨宪益夫妇把“糊”译成“paste”看起来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做纸锭的时候，并没有使用糨糊，就可以看出翻译有误。我小时侯在苏州，就曾帮助母亲把锡箔折叠成有角的纸锭。苏州和绍兴是江南的两座名城，风俗如果说不完全相同，也会很相似，王际真虽然成长于北方，但也在广东生活过许多年，他也一定知道把做好的纸锭焚烧后、作为进贡祖先在阴间享受金银纸钱的风俗。所以，他选用“making pape ingots”，而没有使用相应的英文 “糊”（paste），是对原文的改进，是非常正确的。当然从“糊纸锭”的字面上来，早期做纸锭可能真的用到糨糊。杨宪益夫妇对此很是困惑，所以在句子结尾处就说四铭太太去“糊钱”（ pasting coins）。没有意识到“糊钱”（ pasting coins）听起来很滑稽。
接着，四铭递给太太一块肥皂，请看他们的译文：
“于是这葵绿色的纸包被打开了，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纸，也是葵绿色，揭开薄纸，才露出那东西的本身来，光滑坚致，也是葵绿色，上面还有细簇簇的花纹，而薄纸原来却是米色的，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也来得更浓了。”（出处同上）
The palm-green package was then opened，revealing another layer of thin paper，also palmgreen;and it was not untill this thin paper was removed that the object itself was exposed. It was firm and smooth，also palm green in color，with a pattern impressed upon it.The exotic fragrance which smelled something but not quite like the fragrance of olives became stronger. （王际真译：《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 》，第16-17页）
The green paper wrapper was opened.Inside was a layer of very thin paper，also a sunflower-green，and not till this was unwrapped was the object itself exposed-glossy and hard，besides being sunflower-green，with another network of fine designs on it.Thethin paper was a cream colour， it appeared. The indefinable fragrance rather reminiscent of olive was strnger now. （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选集》（1—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56年，第1卷，第198-199页）
我上中学时第一次读到这里，就知道鲁迅已经预设大家都知道他描述的是棕榄香皂。这种香皂大概是当时从美国进口的最好的清洗面部的肥皂，王际真在翻译时肯定也明白。“葵”的原义是“向日葵” （sunflower），但蒲葵是棕榈，葵扇就是蒲葵的叶子做成的扇子。请看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第288页。鲁迅故意用这个词来和读者逗乐，故意掩盖这种肥皂的真实面目听起来会比较有趣。杨宪益夫妇在中国和英国肯定也用过这种肥皂，但他们把“葵”译成“sunflower”， 而不是像王际真那样把“葵绿色”译成“palmgreen”。这可以看出杨宪益夫妇经过一天接一天、一本接一本在办公室多年的翻译之后，已经变的多么的心不在焉、平庸冷漠。还有，王际真把“光滑坚致”译成“firm and smooth”，也比杨宪益夫妇的“glossy and hard”高明得多。
我在这里至少从《肥皂》的两个段落展示王际真译文的高明，并不是试图贬低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全部成就。他们翻译的《儒林外史》就是很优秀的，三卷本的《红楼梦》全本译文可能更好，但我还没有机会去验证。杨宪益夫妇人到老年开始翻译《红楼梦》，肯定知道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正在完成名为《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1973-1986）的五卷本翻译，由此看来，他们夫妇的毅力值得钦佩。
《现代中国小说选》之后，大家急需了解战时中国的小说创作。但这时，日本已经占领上海和香港，从中国内地转运书籍和杂志去纽约非常困难。幸而，1935年在纽约和王际真相识、1936年和林语堂相识的乔志高正在重庆的中华新闻社分社做编辑，把一些受欢迎的小说提供给王际真。其中的一些被翻译成英文，十六篇结集为《中国战时小说》（Stories of China at War，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7），王际真译出了10篇，其中包括茅盾很精致的小说《报施》，首次在纽约杂志Medmoiselle上与读者见面（1945年4月）。他还翻译了老舍的两篇，张天翼的一篇，和满族作家端木蕻良的两篇。直到1958年他出版修订版的《红楼梦》，王际真再没有出版新书。然而，他依然和年轻人合作。只要他们提出要求，他就会提供新的翻译。所以，我现在必须把目光转向对乔志高的生平介绍。
二、乔志高和我 乔志高（本名高克毅，笔名乔志高）生于1912年5月，父母在美国安阿伯市的密西根大学上大学，父亲高仑瑾是1909年首批受庚子赔款的资助赴美留学生之一，乔志高三岁时随家庭回国。他在自传中说，自己在上海上中学时生活丰富多彩，参加美国式的体育活动，观看美国电影并撰写影评，经常手绘自己喜爱的美国影星的肖像。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了两年（我以后也在该校求学），1932年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取得英语本科文凭，之后到美国攻读了两个硕士学位。193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任职纽约中华新闻社，编辑《战时中国》。但两年以后，因患肺结核被送进纽约附近的疗养院疗养，直到1941年才重回中华新闻社。他觉得这是个理想的工作，可以利用自己在新闻和国际关系方面所受的训练，发挥自己中英文写作的特长。1944年秋天，他遇到刚从巴纳德学院（Barnard）毕业的李梅卿，并很快坠入爱河。乔志高把梅儿·奥勃朗（Merle Oberon）饰演乔治·桑、库尼尔·怀德（Cornel Wilde） 饰演肖邦的《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列为他最难忘的10部电影之一，因为那是他和李梅卿在纽约无线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同看的第一部电影。他们于1946年1月26日在纽约河边教会教堂（Riverside Church Chapel）结婚。乔志高有着和王际真完全不同的浪漫——他一生钟情于李梅卿。2003年李梅卿去世后，他的健康也出现了不好的症状。
王际真某种程度上是个古怪反常的人，他说话率直，经常得罪朋友。而乔志高则温文尔雅，真诚对待王际真，两人成为终生好友。但在文化趣味和倾向上，两人大相径庭。王际真虽然1922年就离开中国，但他从根子上还是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把鲁迅看作民族英雄，又跟从胡适主要从事传统中国小说的研究和翻译。乔志高由于父母受美国教育则喜爱美国文化。所以他到美国上学时，肯定对林语堂的《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和《生活的艺术》（The Impotance of Living，1937）的成功惊羡不已。乔志高在35岁时就已经是成名的汉语散文家，但当战争爆发时，他抛弃自己的事业，倾尽全力服务国家。40岁出头时，就和林语堂、王际真合作策划分四个部分出版《中国幽默文选》（Chinese Wit and Humor，1946）。林语堂写了长篇介绍，称赞乔志高的散文和自己幽默主张的联系，还在第四部分“反抗的幽默（现代）”（The Humor of Protest-Modern））用英文写了三篇散文和翻译了两个现代幽默例子。
对我来说，中国笑话似乎大多无聊低下，即使乔志高在第三部分重写的那109篇已经很纯净，也没有改变我的印象。所以，第一部分“古代智者的幽默”和第二部分“江湖漂泊者的幽默”是最可读的。王际真在第一部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承担了大部分选译《列子》、《韩非子》和《晏子春秋》的工作。又和乔志高合作，每人翻译了《战国策》12篇。最引人注目的是，除了《水浒传》和《金瓶梅》，王际真翻译或压缩了第四部分多篇小说的篇目或内容。刘姥姥的滑稽故事就是从王际真翻译的《红楼梦》（1929）中抽出来的。阿瑟·韦利的《西游记》第一章（1944）是原书《西游记》的开始7章的最全的翻译，比第二部分里的《西游记》要齐全。但是读者对王际真《儒林外史》（吴敬梓著）和《镜花缘》（李汝珍著）中喜剧高潮部分的翻译应该很满意。当1947年《中国战时小说》出版，王际真应该很满意他的五部中国小说选集和对《中国幽默文选》的特殊贡献，并期望着在不远的将来完成《红楼梦》的修订。一般美国读者能接触到中国小说，有赖于王际真这位最可信赖的学者和翻译家的努力，虽然他没有以更深入的研究去取悦同事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47年乔志高来到旧金山任中华新闻社西海岸分社主任。1949年该分社关闭。1950至51年，乔志高创办《华美周报》并任主笔，这是一份英文杂志，读者是旧金山的华人社团。1951-1953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Monterey）任军事语言学校（the Army Languge School）的中文总教习。1953年他携妻子李梅卿和两个儿子William、Jeffrey来到马里兰的肯新顿市（Kensington），任设在华盛顿的美国之音中文部主编。
我没有具体的日期，但我想王际真年老时肯定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更严肃认真地追求Bliss Kao。他们婚后搬进了克莱蒙大道（Claremont Avenue）上的哥大公寓。没有乔志高的激励，他没有再写作或翻译。光阴如梭，他开始认真考虑他在哥大的接班人。于是，在1961年2月13日，他给我写了封信。
我1947年11月来到美国，1948年春季进入耶鲁大学学习英语。那时，我根本不知道王际真，因为他不像乔志高，从未用中文发表过作品。尽管我从耶鲁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但想谋得一个英语教席还是非常困难的。后来我在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饶大卫（David N.Rowe）主持的一个项目中谋得了一个助理的位置，1951年7月开始工作一年。主要是编写一部《中国手册》供美国军官参阅之用。我一人撰写了“文学”、“思想”、“大众传播”三大章。为了这项任务，我不得不熟悉西方汉学基础和晚近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化、历史和政治的著作。后者仅有一部“联合国丛书”（the United Nations Series）中的一卷《中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6），是由芝加哥大学的Harley F. MacNair教授编写的。全书32章大多是由著名学者和作家撰写，写作态度如果不能说是热情的，至少也是积极的。因为那时中国毕竟是四大国之一。但对我来说，这本书中最能引人思考的是王际真写的那章《传统文学：本质和限制》（Traditional Literature:Nature and Liminations），当时王际真还只是哥伦比亚大学汉语副教授，仅有学士文凭。尽管他在书中高度评价了司马迁、陶潜、李白、杜甫等作家，但更对传统中国文学大加责难。认为相对于西方文学，中国文学包括小说和戏剧，都处于普遍劣势地位。对于我这样一个英语专业出身的研究者来说，本来就偏爱西方文学胜过中国文学，但我发现王际真在五四运动攻击传统文学落潮这么长时间后，仍充满信心地对中国传统文学普遍弱点作出勇敢而有洞见的批评。我在退休前写了一篇《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的当代接受》，收在《夏志清论中国文学》（C.T.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可以作为对王际真上述论点的公平的重述，尽管我考虑到到处都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对中国文学冷漠的现实，也考虑到虽然经过西方汉学家50年的翻译，一般西方大众仍对之相对不关心的事实。
1952年7月，我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三年的研究补助金，开始《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1961年4月此书出版之前，我收到了王际真教授在2月13日发给我的信。这封信的发信地址是我在纽约州波茨坦镇（Potsdam）的州立大学教育学院（the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Education），信中写到：
亲爱的夏博士：
祝贺你将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我已经听说过此事，但一直没能一睹为快，直到上周五碰巧和饶大卫共进午餐，他极力赞扬你的著作。我就联系耶鲁大学出版社，跑去看了办公室里的清样。因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只能匆匆浏览了介绍和关于鲁迅的那一章，就已经肯定你做的是这个领域里开创性的工作。你的评价十分正确，文笔又是那么优美，不仅优于所有中国人，而且在所有学术圈子里也是出类拔萃的。西方人研究中国课题，也只有两个人能与你媲美，即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狄更荪G.Dickinson Lowes（Lowes Dikinson?）。你的英文造诣也高过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你点燃了我很多很多年没有的热情，我正盼望着通读全书（我已经预定了6本），相信肯定会带来少有的愉悦。 接下来，王教授给我指明了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找他和他的同事的路线，并说他两年后就要退休，我当他的继任者“当然是没有别人比你更胜任的了”。
就像我在《夏志清论中国文学》序里所说，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员，接到王际真教授的信是我最高兴的事，所以对王际真终生感谢。感谢他与我素昧平生，连我在耶鲁的老师的推荐信也没有看到，就对我的工作作出了快速的决定性的评价。但我更欣赏他精彩的评论和宏大的视野，因为他一反大多数美国汉学家的观点，敢于对传统中国文学的缺点进行抨击。还有他选择我作为他的继任者的决定，说明他承认了他本人及实际上整个学术界对鲁迅的过誉，因为他只是在阅读了我那本书的介绍和关于鲁迅的论述章节后，就称赞“你的评价十分正确”。首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评论者中，只有大卫·洛埃（David Tod Roy）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给我相同的直接的评论。那时他还在哈佛写他的博士论文《郭沫若评传》，可能也已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这篇评论的节选已经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版封底（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1999）。
三、《译丛》 为了更好地向英语国家读者介绍中国文学，这些读者也包括宁愿用英文阅读的海外华人，乔志高从美国之音主编任上退休后，于1973年9月再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客座高级研究员，发起创办了英文翻译专业期刊《译丛》（Renditions）。虽然宋淇先生也被委任为该杂志的发起人，但杂志还是乔志高一人的创意。《译丛》在过去35年的巨大成功也必须归功于乔志高，尽管他后来忙于最重要的《译丛专号：清代至民初言情小说》（Chinese Middlebrow Fiction，1982）的出版。
乔志高的《中国幽默文选》和1980年在《译丛》出版的宋淇的《无乐之歌：词》（Songs Without Music:Chinese Tz’u Poetry），不管多么及时和重要，早晚都会失去吸引力，因为会有新的学者更及时地推出相关的选本来代替它们。所以只要杂志能好好编辑或者超出订阅者和读者的期望，就能时刻保持新意，长盛不衰。虽然西方读者专注于了解当代作品，也能读到从北京来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和从台北来的《台北中文笔会》（The Taipi Chinese Pen），但《译丛》是唯一独立的翻译杂志，覆盖了中国古代到当代的文学作品和包括了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的作家。
1973年秋《译丛》创刊号汇聚的全部是著名翻译家的作品，如林语堂、赵元任、刘殿爵、华兹生（Burton Watson）和乔志高本人。为了准备1974年春第2期的小说特刊，乔志高向我发出了邀请。我就汇编修订了我的学生Susan Arnold Zonana翻译的“三言”故事《况太守路断死孩儿》。我很高兴看到这篇译作和我推荐的其他小说节选发表在同一期上，如，钱锺书的《围城》和姜贵的《旋风》。几年后，又很高兴看到我的名字和John Page 列为同译者。我们全译订正了“三言”的另一篇故事《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发表在《译丛》第23期上（1985年春）。Gopal Sukhu曾和John Page在1980年春季参加了我的小说讨论会，也在1986年秋《译丛》第26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金海陵纵欲亡身》的长篇节选。
作为《译丛》的创办人，乔志高也被列为1978年秋第10期的总编。但那时他已经返回马里兰的家，不能再全力负责老舍特刊和王际真的两篇陈若曦作品翻译，这些随后在《译丛》结集《两个作家和文化大革命：老舍和陈若曦》出版（Two Writers and the Cultural Ravolution: Lao She and Chen Jo-hsi）。战后，老舍作客美国参议院时，乔志高开始对他有了深入的了解。而陈若曦在1960年代初在神像山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和霍普金斯大学求学时就来纽约拜访，后来还在美国之音乔志高手下工作。1962年圣诞节假期陈若曦来纽约时，我因为忙于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首个学期，直到新年夜才在丛甦（Ts’ung Su）的公司见到她。丛甦是家兄的学生，也为家兄的《文学杂志》（Literature Review）写作。1964年秋，我乘火车去巴尔的摩参加了陈若曦的婚礼，第一次见到乔志高，虽然我们已经有通信往来。
众所周知，陈若曦和丈夫1966年秋去了大陆，并且经过文化大革命7年的磨难后，于1973年11月回到香港。她开始为《明报月刊》写短篇小说，受到世界关注，即使是王际真也折服于她的艺术才华和直书现实的能力。王际真那时还在加利福尼亚，通过我知道了陈若曦的地址并开始通信联系。最后他坐巴士到温哥华当面商谈他准备翻译陈的小说《尹县长》（台北，1976）的计划。最后他只为《译丛》特刊翻译出《丁云》和《地道》两篇。译文当然非常出色，但他退休后没有对当代小说过多关注，否则年轻作家当会从他的友情和翻译中获益匪浅，这实在有点可惜。关于这个问题和这本书，我必须说，乔志高在精确的生平介绍后附写了一篇欣赏文字，对年轻的王际真重新作了敏锐的描写，使我耳目一新。
1982年，乔志高和宋淇提出要做《译丛》的中国古代和近代小说翻译的两项工作，这很有意义。不久《译丛》出版了增收晚清小说《译丛专号：清代至民初言情小说》（17-18期，1982）。柳存仁作为主编写了长篇的介绍李伯元、吴趼人的附言 ，但组织和编辑的功劳还主要是乔志高和宋淇两人。没有宋淇的筹划游说，张爱玲不会同意把英译《海上花》（The Sing-song Girls and Shanghai）的头两章发表，因为她还没有圆满完成这本小说的翻译。我很高兴把自己的长篇论文《徐枕亚的〈玉梨魂〉：文学历史与批评》（Hsu Chen-ya’s Yu-li hun: an Essasy in Literature and Critism）交给乔志高，因为它出现在《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and Literature，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里时，只受到了专家们的重视。王际真大概不会轻易被编辑说动，因为他一定会仔细校读《醒世姻缘传》开始20多章的部分翻译，并且尽力润色以便出版。所以这些章节的部分译文（《译丛专号》第46到第94页）就非常具有可读性，尽管我们现在可以读到Eve Alison Nyren这20章的完整译文（The Bonds of Matrimony.Lwiston，NY，Edwin Mellon Press，1995）。另外，吴燕娜教授（Yenna Wu）已经出版了对这部小说的精彩的研究论文《改良的讽刺和17世纪中国小说：〈醒世姻缘传〉》（Ameliorative Satire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Novel， Xingshi Yinyuan zhuan-Marrige as Retribution，Awakening the world，Edwin Mellen Press，1995）。虽然有不足信之处，但王际真和Nyren还是相信胡适考证的蒲松龄的身世。然而，王际真的翻译很优秀，一开始就文辞滔滔：
“圣君为政的时代，地上就会出现一种奇妙的动物——麒麟。这种动物性格温和，极有人性，走路时都会小心翼翼，惟恐伤害到一根草，一个微不足道的昆虫。虽然麒麟被当作圣君的吉兆，但还是属于鸟类和兽类。人才是万物之灵，宇宙的根本。”《译丛专号：清代至民初言情小说》第46页。 乔志高在他的鉴赏文字（Appreciation）里说：“王际真目前的计划里，有一项是翻译秦代名著《吕氏春秋》，由此他获得了国家人文科学基金（National Endowmeng for the Humanities）的资助。”我听到这个计划后非常高兴，就邀请王际真以前的学生约翰·梅斯基尔（John Meskill）教授和雅姆珀斯基（Philip Yampolsky）一起写信极力支持。有了这笔资助，他才能回到山东老家省亲，第一次看到他即将上大学的孙女。1982年6月返回美国时，他想让孙女陪同，但因为安排上不是很容易，没有如愿。
王际真选译的《吕氏春秋》最后发表于《译丛》古代小说特刊（第33-34期，1990）。这部古代名著有160篇，尽管王际真作了有洞见的介绍和评论，但他只译了其中的5篇，这不能不让人失望。事实上，在西海岸，学者们正在努力翻译全书。2000年，全部翻译和相关研究由约翰•诺布洛克（John Knoblock）和Jeffry Riegel完成，并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题献给丁爱博（Albert E. Dien）和倪德卫（David S.Nivison），他们都是在斯坦福大学从教多年的教授，倪德卫特别在中国思想的研究上享有盛名。2001年王际真去世，没有看到这部书，也无从了解这项计划了。
同期《译丛》还发表了华兹生翻译的《史记》中的《商君传》和《后汉书》中的《隐士传》，足以证明了他作为古代叙事散文翻译家的一以贯之的优秀才华。而这时王际真年事已高，也不愿多向我们谈起他的《吕氏春秋》翻译。华兹生教授在《译丛》（第49期，1998）上发表了他翻译的白居易的7首最简洁的诗歌，并且把它们和英语诗歌风格糅合在一起，具有同样简洁的优美。当两卷本的《史记》（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1961）第一次出版时，王际真看到自己杰出的学生有能力把无与伦比的中国散文译成同样具有可读性的英语时，一定会激动无语。
华兹生在《译丛》发表的白居易的诗歌和乔志高同期发表的关汉卿的喜剧代表作《救风尘》相映成辉。乔志高和我曾为《哥伦比亚元杂剧》（The Columbia Book of Yuan Drama）编辑了许多戏剧剧本，也应该已经完备准备出版，如果合编者商伟教授（Shang Wei）有时间，可以检读一遍再写篇介绍。我曾劝乔志高翻译关汉卿的喜剧，如果他能用同样有趣的原汁原味的英语俚语翻译过来的话，对他来说一定很有意义。《救风尘》同样令人高兴，就像华兹生把白居易的诗歌糅合进英语中去一样。
华兹生在《庄子全译》（（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1968 ） 、《左传》（The Tso Chuan，1989） 、《哥伦比亚中国诗歌》（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1984）中展现的优秀才华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如果说他是王际真的继任者的话，我认为孔慧怡博士（Dr.Eva Hung）虽然这么年轻，但作为编辑、翻译家和中国文学的推广者，完全可以成为乔志高合法合格的继任者。她虽然在哥大教师和哥大出版社有些朋友，但一直和哥大出版社没有正式的联系。1994年初，她邀请华兹生、我，还有其他一些退休的或者年长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们分别翻译自汉至晚清的一、两封书信。当我收到《译丛》（第41-42期，1994），看到特刊是古代书信，就很高兴自己也有所贡献，而名字也和白芝（Cyril Birch）、傅汉思（Hans Frankel）、海陶玮（JamesR.Hightower）等多年不见的老友排列在一起。
在对张爱玲英译的《海上花》粗略的未完成稿仔细审读后，王德威教授同意我的意见：对手稿润色和编辑的最佳人选必定是孔慧怡。尽管她很忙，但她依然同意并用了22个月完成了这项工作。虽然《海上花》1926年的版本和胡适的序言使它声名鹊起，但它使用的吴语方言对读者是一大困难，即使是对我这样童年在苏州生活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读者寥寥。在皇冠出版社版的国语本《海上花》（台北，1983）中，张爱玲已经把所有对话转换成普通白话，但我想，今天的读者对于当年上海妓女和她们的主顾也会感到很不舒服，所以售况不会很好。而读亚洲翻译小说的西方读者容易被有影响的高度赞扬的批评所鼓动。《海上花》虽然才在美国出版，但它毕竟是19世纪的作品，可能不是当代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名作的对手，这些名作也正在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计划用中文写一篇介绍，劝说读者去读《海上花》。完成本篇后，我也想用中文写两篇随笔去纪念王际真和乔志高闪光的人性和巨大的成就。
2008年5月
注释： 我已经用中文写了两篇关于乔志高的文章，一是评论他翻译的《大亨小传》，收在《文学的前途》（台北，1974），二是更长的评论他的《最新通俗美语词典》，名为《高克毅其人其事》，全文见乔志高的《一言难尽》（台北，2000），删节后收在《岁余的哀伤》（南京，2006）。 （原载李又宁编：Journal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Art and Culture，2009.NO.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