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三百多年前，
地中海南岸一座大城拔地而起，她奢华的宫殿拥抱着如画的港湾，巍峨的灯塔为五十公里外的船只引航，良港连着熙熙攘攘的集市，让她做了世界贸易之都。连雅典和罗马在她的辉煌面前，也不得不屈居下风。然而，她的不朽的光荣，属于一座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埃及亚力山大城图书馆。
亚力山大城得名于亚力山大大帝（前356-323年），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前305-30年）的首都。亚力山大是希腊北部马其顿国的王子，少年时代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荷马史诗。二十岁继位，随即发动对波斯的战争和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远征。他所向披靡，短短十年，打下一座横跨欧亚非三洲，直抵印度河的庞大帝国。此后，地中海世界和近东便进入了“希腊化时期”，古代希腊文明的疆域拓展到了顶点。其间（前331年）这位天之骄子曾踏足埃及，来到尼罗河三角洲西端，在那里，据说他梦见了荷马，诗人吟诵道（《奥德修记》4:354）：
在埃及前头，
汹涌的大海上有一座岛，
人们管她叫法罗斯。
大帝立刻起床，来到法罗斯岛，下令建城，城里还要修一座图书馆，献给执掌智慧与文艺的缪斯。仿佛真是一道神谕，天上降下一个征兆：当建筑工匠开始规划港口和城区，用大麦粉在地上画线时，突然飞来成千上万只鸟儿，好似一片乌云覆盖海滨，把大麦粉吃个精光。大帝大惊，以为冒犯了什么神明，忙请术士占卜，术士说，是吉兆，大城要成为地中海的粮仓。不过，这大城的鸿运并没有保佑亚历山大太久。八年后（前323年6月），他在巴比伦王宫举行宴饮时猝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亚历山大终年三十二岁。幼主稚齿，无力号令天下，几个将军便拥兵自重，觊觎着王位。其中一位镇守埃及，叫托勒密。他见割据已是大势所趋，就发兵入叙利亚，把返回马其顿途中的大帝的遗体劫下，迎来亚历山大城安葬了。这托勒密原是亚历山大小时候读书的陪伴，一块儿听过亚里士多德讲课，后来就跟随大帝南征北战，军功卓著。现在大帝死了，诸侯相争，他便以大帝的总督之名，统治埃及。慢慢经营了十多年，将政敌一一剪除，才在公元前三零五年加冕法老，号“拯救者”（Soter），史称托勒密一世（前305-282在位）。这是托勒密王朝的开端。
但是，统治埃及并非易事。来自希腊文明的马其顿统治者，面对的是历史更为悠久的埃及宗教文化传统，盘根错节的寺庙贵族关系网。不仅执政不易，连新王朝的合法性也倍受挑战，同时，还得时刻提防外邦尤其是北方塞琉西王朝的威胁，可谓腹背受敌。怎么办？托勒密必须拿出有效的立国执政纲领和具体方案。在那个战乱不休、武力称雄的时代，各国君主都忙着修筑要塞。但托勒密不打算随大流。他认为，武力可以征服了富庶的埃及，统治却要靠知识和智慧。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便是这位“拯救者”的知识治国纲领的一块奠基石。
如此宏图大业的具体设计，受益于哲人德米特留斯（Demetrius of Phalerum，约前350-280年）的卓见。德氏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穿着怪异，喜欢美少年，当过雅典的僭主，失势后应邀来到亚力山大城，出任托勒密的顾问。他认为：埃及光有宫殿、城邦议事会和军械库还不够，还需要神殿供奉缪斯，召集天下智者哲人，并将他们的思想和发明，通通汇总一处，入藏大城的图书馆。这样，新王朝才能建立威望，受人尊敬，立足地中海而称霸。“拯救者”听了，十分满意。于是，亚力山大城图书馆应运而生，她由两部分构成，分掌不同职责：缪斯殿（Mouseion）供奉智慧与文艺女神，佑庇学术；图书馆则专为学者服务，收藏整理并翻译书籍，鼓励知识生产和创新（麦克里德，页3）。
大城图书馆座落在东港附近，与王宫为邻。这是一组庄严静穆的白色大理石建筑群，有缪斯殿、图书馆馆舍、讲演厅、实验室、观象台、动物植物园、学者住宅等，四周花园环绕，柱廊连接殿宇。图书馆馆舍内分成十多个大厅，修辞、戏剧、诗歌、天文、数学等各居一厅。大厅的四壁有一个个壁龛，分门别类，存放着无数纸草纸卷轴。大厅四周则是一圈小房间，专供学者读书写作。这里，来自四方的学者可以上缪斯殿祈求灵感，也可以漫步花园，沉思或交谈，还可以在实验室观察研究，在讲演厅传授知识：真是一座巨大的知识体，理想的学术殿堂！
当然，图书馆的骄傲首先在她的藏书。而藏书的增长，正是新王朝的国策。所以几代国王都亲自过问藏书，制定了周密的图书采集计划，还颁发敕令：凡入境或进港的书籍，皆须“借”给大城图书馆，抄了副本后归还原主。亚力山大港是贸易交通枢纽，每天都有许多船只停靠，从船上收来的各种语文的书卷，就成了取之不尽的图书资源。图书馆雇有大批书记，专事誊写。但副本难免有错，为了保证藏书质量，图书馆就留下原本，将副本还给主人。不过，这样“偷梁换柱”还算客气的。碰上珍本，国王不惜亲自出面，高价收求。例如，托勒密三世得知雅典图书馆藏有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剧作的善本，就多次派使节游说，最后运了十五秤黄金（一秤约合34公斤）来做押金，请求雅典人把善本借给亚力山大城图书馆抄录。可是，善本一去就再也不复返了。雅典人无奈，只好把押金当了书价（当时甲富一方的埃及全年的总收入约6000秤）。
亚力山大城图书馆为争夺捍卫藏书领先地位，一面积极采集，一面极力遏制他国图书馆的发展，连贸易手段都用上了。叫停纸草纸出口便是一例。纸草纸是古代地中海地区图书制作的基本材料，其生产和贸易几乎被埃及垄断。托勒密二世决定停止纸草纸出口，一箭双雕：确保大城图书馆的大规模图书制作有足够的原材料；同时截断境外供应，企图窒息其他图书馆的藏书发展。这一招曾带给亚力山大城图书馆很大的竞争优势。她的藏书，顶峰时高达七十五万卷轴（具体数字历史上众说纷纭，从四十到七十来万不等），从哲学诗歌、天文地理、医学巫术到机械制图，无所不包，不论数量质量都遥遥领先。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托勒密王朝如此处心积虑，动用包括法律外交在内的各种资源财力，甚至不惜采取近乎掠夺的手段来打造一个图书馆，究竟是什么意图？图书馆对于这王朝的崛起，又起了什么功用？
我以为，答案在托勒密诸王立国施政的“总路线”：希腊化。托勒密的埃及希腊化，实际上是一种以统治者的希腊文明为中心、其他民族的宗教与文化为周边、推动民族融合的新型王朝宪制。亚力山大城是当时最大的欧、亚、非多民族聚居的都市。大城的建设引来了大量移民，除了埃及人，还有战俘和奴隶，以及来自希腊的统治者和新贵。鼎盛时期，光是自由民就有三十多万，分别居住在城内三大社区（埃及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各占一区），宗教文化十分复杂，形成一个庞大而多元的横向社会格局。托勒密为了统治的方便和持久，必须将这格局适度简化，营造一个万民归依主流价值的纵向格局。希腊化，便成了王朝统治成功的立国之策。亚力山大大帝有一句名言：征服者欲行统治，须首先了解治下的臣民。对于托勒密，了解是为了规训，建立新型的民族阶级关系，即一种主治属从的社会行为模式。托勒密意识到，只有通过塑造和控制民众的心智，希腊化才能真正奏效，长期运作。亚力山大城图书馆，就是这一希腊化政策的“核心工程”。
图书馆不论官办私立，历来是收藏文献的机构。亚力山大城图书馆却负有更大的政治使命。倚仗托勒密的希腊化政策，她可以借助整个王朝的实力，广集天下书籍。将承载着各民族思想文化、宗教和科学知识的文献汇总一处，形成一个巨大的知识库。不仅如此，大城图书馆还更进一步，通过校勘整理编辑，概括区分知识的门类，第一次提炼抽象出一个知识分类和评价系统，在国王的支持下，订立为规范，用于组织管理书籍，旨在促进知识使用。这样，书籍经过处理，被纳入皇家收藏，贴上了一张新的知识标签，即亚力山大城图书馆知识系统成员的“荣誉”和身份，并被固定在该系统的某个特定位置上。表面看来，这过程只是在图书馆和书籍之间建立一种技术管理关系，但其深层效应却是文化建构的。通过学者使用馆藏作研究，取得学术和实用技术的成就，这个有组织的知识库获得了能动性，全方位地影响社会生活，明确宣示亚力山大城图书馆对天下所有书籍及其承载的知识作评价的权威，展现她聚集知识和控制传播的能力。同时，那权威又激发起学者对她的尊敬，向往着前来亚历山大城从事学术研究和探索实用技术。如此循环重复，不断深入，各国学者就和书籍一样，也得来大城争取他们的荣誉和学术地位。托勒密王朝所标榜的希腊文明，藉此包容涵盖其他文明，其权威也就在缔造中了，并通过图书馆的机构性日常运作，使之逐渐制度化。这个希腊化过程，确立的是一种民族文化间的主从关系，即统治和被统治的社会阶级关系。这里，希腊文明占据中心，起主导作用，其他民族文化被边缘化，成为次文化。次文化各有特色，但无一例外，都被烙上了同一个标记，即王朝希腊文明体系的成员，它们的健康、特色、乃至存在都系在主文化上，受制于主文化。希腊文明的中心地位越巩固，次文化的向心力就越大，进而推动希腊文明扩张。这样一种主从互动的关系模式正合托勒密的初衷。王朝利用图书馆的这一机制功能，推行一套希腊化的价值取向和伦理标准，规范并控制大众的心智，从而稳固了王朝的统治。
就这样，亚力山大城成功地吸引来大批智者哲人。图书馆的藏书确实丰富，使用方便；大城的学术气氛开放包容，各个学派都能够争鸣，授徒讲课。为了招贤纳士，王朝还提供各种优惠，如王家津贴、减免税捐、官位住宅等。那个时代，各地时有战乱，学者常在城邦和王国间奔波，寻求庇护。埃及的招贤政策和措施不啻学者的福音。一时间，学者云集亚力山大城，图书馆／缪斯殿群星灿烂。例如，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数学家、几何学之父的欧几里德，就在第一批接受德米特留斯邀请的学者当中。图书馆还支持了工程师之父、发明家阿基米德，医生兼生理学家伽伦，天文学和地理学之父托勒密（与托勒密王朝无亲属关系），日心说第一人亚力斯塔克斯（Aristarchus of Samos），新伯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丁（Plotinus），基督教教父克莱蒙（Clement of Alexandria），以及伟大的犹太哲人兼神学家菲罗（PhiloofAlexandria）。传奇般的人物，数不胜数，接受王家的庇护，来大城图书馆求知，讨论哲学，创建学科，发明实用技术。是他们，奠定了托勒密王朝“软实力”的权威。
群星中，厄拉多塞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约前276-195年）是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骄傲。他是地球周长的第一位准确测量计算者，还是图书馆的第三任馆长（约前245-205年在任）。馆长是王朝知识体的重量级人物，兼任王子的老师，由国王任命学富五车的哲人担任。厄氏涉猎极广，诗歌剧作历史语言都有建树，时人赞誉他为“五项全能冠军”。但他名垂史册的贡献，是在地理学。厄氏从科学角度对地球进行观察，试图求证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地球到底是什么形状？有多大？它真是古人说的那样像个盘子浮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吗？等等。他利用亚力山大城图书馆收集校勘整理的数学天文等各类知识，仅仅用一根小棍、一口井、和一个皇家步测员，证明了地球是球形，而非平面；并计算出地球周长为39690公里，同我们今天所知实际周长40008公里误差不到1%。他还发现地球的中轴是倾斜的，计算出中轴倾斜度为23度51分，与今天所知实际倾斜度23度46分，误差仅为十二分之一度。据此，他制造了第一架浑天仪，安放在大城图书馆。厄氏还提出了本初子午线的概念，用以绘制世界地图；他的地图西至冰岛和英伦诸岛，东到斯里兰卡，北抵里海，南达埃塞俄比亚。希腊文“地理学”（geographia）一词，据说就是他创造的。与此同时，厄氏还恪守馆长的职责，完成了另一项浩大的工程，即图书馆近五十万卷轴藏书的整理工作。厄氏对自己的生命持一种斯多葛派哲人的态度。上了年纪，他渐渐失明，不再能阅读自己掌管的图书馆藏书，也没法继续科学研究和写作了。他认为活在世上已无意义，便毅然绝食而死，终年八十一岁。
为了满足王朝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城图书馆鼓励支持学者致力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农业和航海业是古代地中海国家的经济命脉，埃及也不例外。尼罗河年年发洪水，淹没农田，也带来肥沃的淤泥。所以栽种灌溉，乃至每年划清地界，都需要精确的气象和天文知识。商船出海，也靠观察天相预测天气，方能保证航运安全通畅，抵达目的地。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是科技创新发明的原动力。因此，亚力山大城图书馆在数学、天文、地理等学科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就不是偶然的了。（麦克里德，页6）例如，厄拉多塞尼的地理学研究，以及对季节现象第一次作出的科学解释：当北半球游离太阳，那里就是冬天。当它走向太阳，那里就是夏季，就都直接有助于农作和航海。阿基米德（约前287-212年）接受第二任图书馆馆长阿波罗纽（Apollonius of Rhodes）邀请，来亚力山大城作研究。他潜心观察尼罗河的潮水涨落，发明了以他命名的阿基米德螺旋泵，用于农田灌溉。至今尼罗河三角洲的农田里还能看到它在工作。大城图书馆对数学的贡献，更是令古今中外的学术机构羡慕。欧几里德利用馆藏，撰写了《几何原本》这一部发行量和学习频率仅次于《圣经》的科学巨著。大城图书馆支持的这些实用性学术研究，植根于托勒密王朝知识强国方针的内在要求，同希腊化进程与时并进。
古人普遍相信，疾病是神明降下来惩罚人类的。出于这样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在希腊、罗马和近东其他国家，人体解剖是禁忌，没法科学地研究人体内部构造。埃及却不一样，自古就有制作木乃伊保存尸体的习俗。所以希腊学者来到亚力山大城，发现解剖不再是禁忌，好奇心和科学探索精神就高涨起来。两位年轻的医生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前335-280年）和埃拉西斯特拉图（Erasistratus，前304-250年）抓住这个契机，学习埃及人先进的解剖技术和医学知识，开始研究人体器官及其生理机制。通过解剖尸体和临刑囚犯，希罗菲卢斯发现了大脑、脊椎和神经的关联，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心脏是思维中心的错误观念，把思维功能正确地定位到大脑。他还发现心脏不管情感，而是血液循环系统的中枢。希氏正确地区分了传感神经和运动神经的不同功能，并建立了眼睛和大脑通过视觉神经产生的关联。同时，他还探究了包括肝脏、心脏、胰腺、肠子、和生殖器官在内几乎所有人体内脏器官，从而奠定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埃拉西斯特拉图在希氏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仔细观察心脏二尖瓣和三尖瓣的功能，建立了血液单向循环系统理论。他还对消化系统、呼吸系统以及血管做了细致入微的观察研究，大胆演示了维持生命机能的物质是如何在人体内流动的。基于这些发现，一个更为基本，更具挑战的认识在亚力山大城学者中成熟了起来。他们的研究挑战疾病是神的惩罚的传统观念，第一次建立了疾病和其起因的关系的新概念，主张疾病源于自然生理起因，而健康关乎人的幸福。因此，应该了解人体，突破宗教禁忌，用科学方法治疗疾病。这种全新的认识论和世界观，是划时代的，凸显出知识的力量和实用价值。这些知识和实践都记录成典，藏入大城图书馆，被认可传播。它们最早的受益者正是托勒密王朝。
不言而喻，亚力山大城图书馆的首要任务是为国王本人服务。她的第一批藏书就是给“拯救者”建立的专藏。托勒密一世尊崇伯拉图的哲学家／帝王式统治风格，对历史、统治术及其哲学等问题很看重，并付诸实践。他信奉苏格拉底的哲学理念：讲究哲学家本人在世上的作用；重视如何正确地生活、为他人作出榜样。基于这一理念，伦理道德进入了哲学的基本关注。因此，哲学对于哲学家，不再仅仅是纯思辩范畴的学术，而是政治管理的实用工具，文明的奠基石。配合国王的这种个人兴趣，大城图书馆为他集中收藏有关著作，还积极阐释托勒密的政策理念、歌颂国王的荣耀。大城图书馆的文史哲经典的收藏直接支持执政统治需要，也是日后托勒密一世著书再现亚力山大大帝荣耀的资料库。作为“副产品”，多亏亚力山大城图书馆的收藏整理，否则，许多伟大哲学家诗人，如荷马、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就不会有当时学者校勘的善本，甚至可能失传。
还有一类书，于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化事业功劳卓著，那就是大城图书馆主持的宗教经典的翻译，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希伯来《圣经》。王朝统治者虽然标榜开明包容，但宫廷里只说希腊语，因此须借助翻译了解各族臣民。宗教在古代地中海地区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亚力山大城的地理位置和人口构成使得宗教问题复杂敏感。为此，托勒密一世处心积虑，创造了一个揉合埃及和希腊宗教元素色彩的新国教，企图把托勒密的王权嵌入埃及人的日常礼拜活动，由此获得神的威权和统治合法性。与此配合，大城图书馆十分重视对各类宗教典籍的收集、翻译和研究。亚力山大城的犹太人社区很大，一说占大城的三分之一，不少犹太人还在军队和行政机构担任重要职务，颇有社会影响。相传托勒密二世（前285-246年在位）得知，犹太人有一部圣书，是摩西传世的圣法，充满智慧和虔敬，王公和智者不可不读，便决定将圣书译成希腊文，入藏图书馆。因为译者（犹太经师或学者）据说有七十二人，译本就叫作“七十士本”。基督教兴起后，多用希腊语传道，七十士本又成为基督教“旧约”的底本；至今世界各地的希腊东正教教会仍在使用，奉为正典。于是，从亚力山大城图书馆的翻译开始，《圣经》逐渐流传开去，终于成了人类历史上译本最多、发行量最大、读者群最广的一部书。这个结果大概是托勒密二世始料未及的。但当时，图书馆大规模收集翻译外文典籍，确实为王朝打开了大片被语言障碍遮蔽的未知世界，并造福于学界。后世西方诸国崛起扩张，也往往效仿这一模式，移植文化。
渐渐地，托勒密的埃及演化成了比希腊更希腊化的西方古代文明中心，见证了图书馆托起的知识体的辉煌。“拯救者”托勒密一世，亚力山大城图书馆的创建者和庇护人，于公元前二八五年退入幕后，把日常执政交给二世。他为自己神话般的事业选择了一个天鹅之歌的结尾：全身投入写作计划，撰写一本亚历山大传，加入大城图书馆馆藏作者的行列，一个知识崇拜者的完美归宿。
亚力山大城图书馆的建筑和藏书早已毁于战乱和宗教狂热，从凯撒撤退时的纵火，到罗马皇帝提奥多修（379-395在位）禁异教的敕令和屠杀，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书籍散失。四世纪以后，图书馆就渐渐倾圮了。但她的奇迹、她的影响超越时空，已深深地渗透到今天世界的思维逻辑和生活细节。西方人有这么一句熟语：我们的政治效法希腊，我们的公共建筑追随罗马，但在心智上，我们都是亚力山大城的孩子。
史书记载，亚力山大城图书馆的大门上刻着的正是：心智的圣所。
波拉德等（Justin Pollard & Howard Reid）：《亚力山大城的兴亡：现代世界的诞生地》（The Riseand Fall of Alexandria:Birth place of the Modern World），企鹅丛书，2006。
拉图尔（Bruno Latour）：《科学在行动》（ScienceinAction），公开大学出版社，1987。
麦克里德（Roy MacLeod）（编）：《亚力山大城图书馆：古代世界的知识中心》（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Centre of Learning in the Ancient World），I.B.Tauris Publishers，2001。
麦克尼理（Ian F.McNeely with Lisa Wolverton）：《重新发明知识：从亚力山大城到互联网》（Reinventing Knowledge:From Alexandria to the Internet），诺登书局，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