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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江：《史记·货殖列传》讲记
一
《史记》一百三十篇，分五个部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总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是皇帝级别的人，世家是诸侯级别的人，列传是大臣级别的人或者其他有特色的人，表是世系，书是典章制度。也可以把本纪、世家、列传（所谓帝王的家谱）看作人，表看作时，书看作空。《史记》描述时、空和人的关系，是一部整体性的通史。
《史记》这本书，可以有三种读法。一种是文学的读法，就是看看其中的人物故事，项羽打过些什么仗，以及鸿门宴之类。文学的读法主要读本纪、世家、列传（尤其是列传），注意的是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另外一种是史学的读法，这不单单要了解本纪、世家、列传，还需要了解十表和八书。史学的读法在人物之外，还要注意人物的社会关系，以及典章制度等。还有一种是哲学的读法。文学的读法理解怎么说，史学的读法理解说什么，哲学的读法理解为什么这么说，或者到底想说什么，这就牵涉《史记》本身的象数结构，需要理解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和十表八书之间的关系。《史记》是一本有志之书，司马迁本来就是易学传人，他开创了纪传体来表述他的思想，以后的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承袭的了。现在一般人读《史记》用的是文学的读法，也有一部分人用的是史学的读法，用哲学的读法的人很少。
《货殖列传》在全书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它在卷一百二十九，是倒数第二篇。列传主要按照人物的年代来排列，同时也兼顾重要性。从“伯夷叔齐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开始，一点点下来到韩信、张苍这些人，再后来是少数民族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再后来是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的合传，比如“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最后最后，排进去个《货殖列传》，然后用一篇大文章作总结，就是“太史公自序”。一般全书的序都在完成以后写的，古代的序也都是放在最后面，那么倒数第二的位置，也可以说是倒数第一。《货殖列传》在全书就是倒数第二或者倒数第一的位置，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这部不朽名著的末班车。倒数位置不一定是最不好的，居末位而不淘汰，也许正说明了它有存在的理由。在《水浒传》一百零八将里面，倒数第二是鼓上蚤时迁。鼓上蚤时迁的地位很低，但是不能说不重要，因为实际上少不了。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史记》提出了三点关键性的批评：“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的这个批评影响很大，实际上是从他父亲班彪那儿抄来的，原话出于《后汉书·班彪传》，只是在语句上作了一些调整：“其论术学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这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批评的是《史记》全书的思想倾向，尤是《太史公自序》的“论六家要旨”。因为《史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来自黄老和儒家的结合。而《汉书》班彪、班固父子的思想，则纯粹来自儒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批评的是“游侠列传”，也就是现在的武侠小说之祖。对于安定的治世来说，游侠破坏了社会的秩序，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乱世也维护了一部分社会的正义。“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反的就是《货殖列传》，他指责司马迁把经济的地位放得过于高了。在我看来，班固的批评是由于他的境界不够，也就是在这些方面《汉书》比不上《史记》。在《汉书》卷九十一也有《货殖传》，其中大部分内容沿袭了《史记》，而和《史记》不同的内容主要就是今要讲 的导言，可以代表司马迁的思想境界。这个导言重要的不得了，现在看来还非常新，于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有大作用。这一次讲《货殖列传》，就是想把这篇文章的观念彻底地检查一遍，主要讲其中的经济思想，而经济思想脱离不了哲学。至于哪些地方出产什么，哪里又有了一个发财的人，则可以省略一些。
“货殖”这个词从哪里来？最早来自孔子。在《论语·先进》中，孔子评价自己的两个学生，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子贡：“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过去一般人都认为，这句话是表彰颜回，讥讽子贡的（比如《汉书·货殖传》）。我觉得这些解释受了后来儒家观点的影响。在我看来，孔子对这两个学生都是喜欢的，当然对颜回的喜欢还要更多一点。先看颜回，颜回“其庶乎”，他这个人大概差不多了吧。“屡空”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空匮，一个是虚中。空匮是从物质方面讲，颜回比较穷，家里没什么东西，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缺油少酱的。虚中是从精神方面讲，指的是心性修养，经常能把自己的心思空掉。我觉得前一种解释虽然有可能是原义，但是后一种解释还是不能放弃。而且深一步讲，前后还可以贯通，因为对于物质的相对匮乏能安之若素，非有很高的精神修养不可。如果比较《系辞下》第五章“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庶几”完全可以相应于精神修养。我觉得“屡空”是一个很好的修持境界，就是经常清理自己的思想，在一生的某几个时间，能够有几次归零。要知道普通人的一生，一次归零都不一定有，一天到晚都是自己的成见。“屡空”是一个在问题中的实践概念，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往往想象一个空的境界，然后把它提得非常高，于是没有一个人达得到，跟人也就没有了关系。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他不接受关于人生的宿命性结论。中国人历来就是安贫乐道，他不接受这个命运，就是从事买进卖出的活动。亿通“臆”，就是猜想，那是做生意最要紧的一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生意眼”。我在这里暂时不用这个词的贬义，生意眼不是需要你抠什么东西，而是需要你有这个判断力，因为人总是不可能达到信息的完全具备。当然一个人占有信息越多越好，但是在信息还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那么发挥作用的就是你的判断力了。同样的信息，如果由不同的人来判断，所得出的结论会截然不同。亿不可能全准，但是他中的概率要比别人高。子贡判断下来胜多负少，于是财富就积累起来了。
孔子当然是欣赏颜回的，但是并不等于他不欣赏子贡，所以一个是屡空，一个是屡中。“赐不受命”一般人认为是批评，在我看来是一种爱护。因为一般人相信命运，而对于子贡这样的人来说，他相信的是这个不相信命运的命。检查儒家对命运的观念，一般认为孔门都是相信命运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这句话其实不一定错，相信了也可以安心，但是它是通过子夏之口传出来的。在我看来，要研究《论语》或者孔子，一定要了解学生和老师的区别。而学生讲的往往是大义，老师讲的往往是微言，《汉书·艺文志》所谓“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大义在原则上是近乎对的，至少在一个时间段内，比如说在古代社会是近乎对的。然而大义虽然近乎对，但是把原则说死了，而微言除了原则以外，更有着弦外之音。孔子本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如果富裕可以求得到的话，那么即使地位低贱我也干，我不一定是不要钱的人。但是下边的这句话，却隐隐约约地有一个命在。如果我去追求富贵，未必能如我所愿，那么我还是做自己内心喜欢事情为好，而所谓求道或者研究学问，这是不受命运限制的。他最后有一个肯定，把经济问题放在了第二位，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但是他没有说经济问题不重要，也没有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来压制别人。在我想来，孔子是欣赏子贡这样一个聪明人的，他对命运的看法和子夏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还是有一点点区别，而这一点点区别决不可忽略。
再回过头来看，在孔子的这段话中，有着两条路线。颜回这个人，一门心思朝内走，他对人的心性有一个极大的好奇，非常想看看自己内心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以及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一条路线就是所谓内圣，而内圣到达极深处，往往可以跟佛道相通。所以后来佛道中人要沟通孔门，也经常会把颜回拉出来。也就是在颜回这条线上，以后就有人讲，庄子是颜回学派的传人（见钟泰《庄子发微》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页）。子贡这个人，一门心思往外走，想要把自己的天才发挥出来，这一条路线就是所谓外王。所以如果有人搞一个命的说法来限制他，他不愿意听，他也能够得到成功。
子贡本人能欣赏颜回，孔子往往也喜欢跟他讨论。孔子知道，如果跟子路谈颜回，子路不一定认可。凭什么具体事情都是我干的，而你们却是最高境界。但是和子贡谈，子贡马上就说，颜回比我好，老师讲得真对，孔子听了也心花怒放。比如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公冶长》）这是发自内心的敬佩，语气非常谦虚。子贡以外的其他学生，比如曾子等人也是认可颜回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子贡能欣赏颜回，而欣赏子贡的人不一定能欣赏颜回。因为颜回的“屡空”是看不见的，你看不出他做出了什么事情，他完全是心性的变化。你只有自己在精神上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才能知道他这里两样了，那里两样了，里面的东西千变万化，其妙无穷，而这些变化一般人是看不见的。一般人看得见的是子贡通过货殖发了大财，于是大家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他究竟是怎样发财的呢，如果我们来依样画葫芦，是不是也可以增加一些财产性收入呢？这就留下了货殖这条经济性的路线。
《货殖列传》的“货殖”是什么意思？你买来物品不是为了给自己使用，而是预期别人要使用，然后再转手卖给他，这就是货殖。什么是货？货的大致意思是处于变动中的财物，可以有音训和形训两种解释。从字音上解，货者活也，就是一个变来变去的东西。从字形上解，货从贝化，贝是古代的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贝的变化，也就是买进卖出的活动。什么是殖？殖者，生也，就是所谓将本求利。货殖就是把货买进卖出，然后多了一块出来就是殖，也就是利润或者利息。有人把殖解为立，那么也可以把它作为企业的形象。企业这个词来自日文，顾名思义，企就是站立，这个公司要站立起来往前走，也是一个活的东西。殖可以解作生，这个生为什么重要，就是我们普通人讲的“做生意”。“做生意”中的“生意”，原来是一个有诗意的词，我最早读到还是在小时候，那是《唐诗三百首》中的第一首，张九龄的《感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这个有诗意的词看上去和经济活动无关，其实倒可以作为货殖的一个关键，因为一定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行业，才值得你去从事或者投入。过去有一本《黄石公素书》，作者旧题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其中《安礼篇》有两句话，“富在迎来，贫在弃时”，可以作为“生意”的最好解释。“富在迎来”，富在迎这个正在来的东西，有一个发展，有一个创新。“贫在弃时”，贫在你根本不理解时代，要去拉住一个正在走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出售辫子绳结的百年老店，但是清代灭亡了，人们都已经剪辫子了，这个店再好也没有前途了。迎来是欢迎要来的新生事物，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朝阳产业。弃时是把落后的东西抱住不放，是一个趋于衰亡阶段的夕阳产业。
下边是开篇第一段话。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司马迁一开始引用了一段老子的话，然后直接提出了批评。金克木认为，“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也是老子的话，至少是司马迁解说老子的话。他的理由是，正文先是“老子曰”，然后是“太史公曰”，其间的标识很分明，可见这句话仍然是老子的，这就成了老子在反对小国寡民思想（《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见《文化猎疑》，上海三联书店，1991，14-15页）。这个看法我不完全同意，古人引文没有像现在那样严格，引着引着，把自己的意见插了上去，也相当自然。“必用此为务”以下，应该是司马迁的观点。
在今本《老子》中，这段话出现第八十章，文字大致差不多，有几个无关紧要的出入。比如说，“狗”作“犬”，“俗”作“居”，“业”作“俗”，“至”上有“民”字。此外，还增加了原文没有的一句话“至治之极”。大致意思就是在最好的治世，大家彼此都各管各，互相之间也不交流来往。我当年做学生的时候，读到老子的这段话很不理解，就去问潘先生，说老子为什么这么讲，明显好像不大对的样子。潘先生说，老子讲的是另外一回事，不是你现在心里想的东西。当时我大概是没有力量问下去了，所以不知道在潘先生心目中，老子讲的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暂时先搁置一边，现在想下来，从古一直延续到今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确实可能有一个副作用。对这个副作用有所考虑，决不是开历史倒车。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有批评。他说“必用此为务”，如果一定要照着它来实行，“輓近世涂民耳目”，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还要靠这套思想来蒙蔽老百姓，“则几无行矣”，差不多是行不通了。“輓近世”的“輓”通于“晚”（司马贞《索隐》），“輓”也就是近。也有人解释成“挽回”的“挽”，意谓挽回近世的风俗（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7页），那么“涂民耳目”就不通。所谓的“涂民耳目”，也就是愚民政策，给老百姓进行精神催眠。司马迁承认，老子的思想在上古物质不太发达的时候可能是对的，如果在近代再来推行这套理论，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这是《货殖列传》的开场白，用一句话叫破，立了一个论。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司马迁力量大，起首一句，用的是逆笔。这句话非常重要，神农以前，我不知道，也可以反过来讲，神农以后，我全明白了。《史记》参照的是《易经》的古史系列，也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三代，然后春秋战国，然后汉代。那么要搞明白的是，对于货殖来说，第一，神农以前发生了什么，第二，神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第三，神农以后发生了什么。
神农以前发生了什么呢？根据《易经·系辞下》第二章，就是伏羲或者庖牺的制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稍微读过一点古书的人，对这段文字基本上耳熟能详。这是中国人从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对整体知识的分类，总共分成了六大类。“仰则观象于天”，天文学。“俯则观法于地”，地理学。“观鸟兽之文”，动物学。“与地之宜”，一般认为是植物学，现在想来，还应该包括矿物学。“近取诸身”，医学，生理学。“远取诸物”，物理学。目的是什么，“以通神明之德”，了解、认识你自己。“以类万物之情”，对万物有一个掌握。而对六大类的知识贯通在王，王就是所谓天地人的贯通，这是人的第一次真正的惊异和好奇，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哲学行动。伏羲在《系辞下》中写成庖牺，也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状况。庖是什么，熟食。在伏羲的时候，人已经完全掌握了用火。从生食到熟食是一大进步，庖牺的庖暗含了他以前的燧人氏。牺从牛从羊，也就是从渔猎社会转变成畜牧社会。这个牺同时也是牺牲的牺，也就是原始宗教的祭祀。庖牺这两个字，既表示了当时的物质生活，也表示了当时精神生活。而庖牺变成伏羲，是声音的变化。因为庖是重唇音，伏是轻唇音，凡轻唇之音古读皆如重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唇音》）。要研究人类文化最深入的内容，必然要探索到庖牺时代，“始作八卦”可以理解为简单的符号。
神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两件大事，于是人的生活变化了。《系辞下》第二章：“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第一件大事，由畜牧社会转变成了农业社会，制作了耕田的工具，然后有了一个大发展。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把农业社会推广到所有地区，就是神农氏的以教天下。第二件大事，跟《货殖列传》有关系，就是最早的市场产生了。《史记》说“神农以前，吾不知已”，绝非虚言，因为在神农以前还没有出现货殖。而神农的时候，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出现，市场交换也同时产生了。“日中为市”，有一个时间，再有一个地点。“致天下之民”，有各式各样的人。“聚天下之货”，有各种各样的货。“交易而退”，完成了交易，“各得其所”，达成了最佳的配置。你是打猎的，我是种田的，但是你也要吃粮食，我也要吃肉，互相拿出来交换，于是市场就出现了。
市场是什么？如果用经济学上的定义，所谓市场就是交易的总和。但是我们一般人提到市场，首先会直观地想到集市贸易之类的场所。这样一个空间性的概念，应该就是城市的起源。经常到一个地方去，固定在那里交换，渐渐地会留下一些建筑、留下一些人，这样一点点扩大起来，城市就产生了。当然城市和农村是相对的概念，没有城市也就没有农村，而有了城市农村也出现了。现在所谓的大城市，源头就在这里，就是一点点交易，然后交易交易，一点点发达起来的。当然，随着城市的产生，国家也渐渐产生了，其实都跟经济上的交易有关系。分析中文里城市这个词，城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的概念，市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因为单单是经济活动，说不定会有外部力量来抢劫，为了抗拒外来干扰，于是就出现了城。对于内部维持交易秩序，于是就需要政治。对于外部维持交易秩序，于是就需要军事。用城墙把一块地方圈起来，防止外部的入侵，这就是城邦、国家的起源。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
神农的时候市场产生了，以后一下子跳到了虞夏。虞就是舜，夏就是禹，也就是三代的第一代。什么是“诗书以来”，就是有具体的文献记载以来。实际上，在文献逐步产生的历史阶段，也是物质逐步丰富的历史阶段。由此可以推论，没有书读的时候，物质也相对贫乏，而有书读了，物质也就多了。六经的时间序列，《易》始伏羲，《书》始尧舜，《诗》始文王（也包括《商颂》），《春秋》始鲁隐公。“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司马迁用这一句开端，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给《老子》想象的“至治之极”留下了余地。而“诗书所述虞夏以来”，就是所谓的“輓近世”。
还可以有一个补充推论。伏羲的时候已经有简单的符号，所谓“始作八卦”。而在神农的时候要完成交易，也应该有简单的计数。然后一下子跳到虞夏以来的成熟的文献，其间还应该有一个产生文字的阶段。一般认为，汉字产生于黄帝臣仓颉的造字。那么在黄帝的时候产生文字，然后从简单的记事发展到成熟的文献，又有一个大的时间阶段。上边讲“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我的推论是市场交易还产生在文字之前，交易的历史就是有这么早，所以说单凭文字消灭不了交易。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
耳目喜欢的是声色，口喜欢吃荤的，刍就是吃草的牲畜，比方说牛羊，豢是吃粮食的牲畜，比方说猪狗。欲极、欲穷，正是无止境的追求。“身安逸乐”，人的本性总是好逸恶劳的。以上就是所谓的眼耳鼻舌身，而最有意思的是意，“心夸矜埶能之荣使”。眼耳鼻舌身以外还有一个心，这个地方深之极。这句话如果用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来讲，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consumption）。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1857-1929）写了一本书，《有闲阶级论》（1899，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5）。他把人们的追求财富，看成了一种表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心理现象。他说：“一个人要使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69页）。而消费的重要目的，就是给他人留下印象，花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及其邻居妒忌。我这么有钱，就是要做给别人看，没有人看见，就感到不舒服。我们可以扪心想一想，在自己的虚荣心里边，难道就没有显示的成分吗？这种炫耀性消费，对颜回这样的哲人大概起不了作用。对哲人来讲，在生活必需品以外，很少有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我行不行自己知道，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抗拒不了。平时也不觉得自己怎么穷，但是邻居买了车以后天天很得意地在门前开，那怎么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大多数人不可能摆脱的攀比心理，其实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
“心夸矜埶能之荣使”。埶可以看成艺（艺），也可以看成势（势），艺术的艺本意指种田，引申为技艺。技艺比较好的，一般会得到比较好的评价，也会得到比较多的财富。好的评价和财富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势。现在流行的所谓造势，就是预先通过形成宣传效应，来影响大众的心理。“夸矜埶能之荣使”，就是我的技艺或者势能比你好，你看我有多么行。“荣使”这个词，很多断句都是断在“荣”字下，我觉得还是“荣使”好。“荣”就是光荣，出于虚荣心，“使”就是颐指气使，出于支配欲。“使”就是可以指挥一些人，于是把“荣”显出来了，这就是所谓权势。如果把“荣使”的“使”断于下句，那么下文“使俗”又不通了，于是有人再改成“便俗”之类，但还是疙疙瘩瘩。我觉得“荣使”好，只要一解释就全通了。“荣使”对于人有极大的心理影响，身后有跟班前呼后拥，不但是光荣，而且也是炫耀。
俗之渐民久矣。
这就是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它像一个有机体一样一点一点积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形成的，不是你用一个观念就能一下子改变的。“俗之渐”在希腊就是nomos，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不知不觉地生长起来的。这样的社会有自然的修复作用，在根基上极深极深，甚至可以关涉于整个的生态。而生态学（ecology）跟经济学（economics）在词源上有联系，eco也就是家的意思。想吃好的，想穿好的，而且心理上还有一个作用，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点一点地自己发展过来的。
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你想提出一个好的理论，无论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你把一个非常巧妙的理论来跟他讲，不管有多么吸引人，社会中大部分成员终究不会听信这一套。你一定要向他推广，他也可能服从，但是里边的内容给你偷换掉了。《礼书》记子夏讲，听了老师讲话很振奋，真想做一个好人，但出去看到了花花世界，还是感到了吸引（“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
故善者因之。
对于最高级的管理者或者是政府来说，老百姓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用不着代他想。“善者因之”，这是道家的思想。老百姓想发些财或者是积些钱，那么他想的就是你想的，你不用另外想一个东西。这非常接近哈耶克，社会发展没有目标，而且不要目标，他的目的就是你的目的。
其次利道之。
对于好事就多分配一点利益，对于不好的事就从利益上掐住一点，这样会产生激励作用，可以引导社会健康地发展。这句话和上面合起来，就是“因势利道（导）”。但是“利道”已经有为了，因为有利就有不利。道家想象的第一等人，根本不要你去动它。所谓无为也不是不作为，而是完完全全地顺着你，一点都不违抗你。而最后就会发现，你所达到的目的，就是他要的目的。
其次教诲之。
比如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比如说合法经营，比如说，注意投资险，等等。比利导之再下一等。
其次整齐之。
再下一等就是整顿市场秩序。
最下者与之争。
这是最下一等了。如果政府也参与做生意，谁做得过你。所以现在政企要脱离，裁判员不能兼做运动员。
如果用中国传统的概念来分析，“善者因之”是道家的上乘，“其次利道之”是道家的下乘，“其次教诲之”是儒家的上乘，“其次整齐之”是儒家的下乘。这四种应对都是对的，就是适应的层次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最下一种应该排斥掉，因为会出大问题。看不惯别人赚大钱，我也来赚，于是把社会弄坏了。我们现在大概是想办法断绝掉最下一种，直接做的就是第四个层次，而试图努力想做的是第三个层次。最上边的两个层次太理想了，我觉得不大容易做到。
二
继续读《货殖列传》。
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特别重视土地的出产，这就是《系辞下》所谓的“与地之宜”，包括植物和矿物。战国、秦、汉称华山或崤山以西为山西，就是所谓的“关中”，也用来指太行山以西。这里的山西，可能指的是后者。“饶”是丰富的意思。材，就是木材。竹，没有问题。穀，和谷子的“谷”（谷）的音形相近，但穀的左下是禾，谷（谷）的左下多一横。穀也就是楮树，树皮可以造纸。《水浒传》二十四回武大郎绰号“三寸丁谷树皮”，三寸丁用来形容矮，穀树皮皱巴巴的，用来形容丑。纑是山中的野麻，可以用来织布。旄是牦牛的尾巴，可以用作旌旗的装饰。古代左持钺右持旄，用来象征兵权，整肃军威。玉石，有一个本子没有“石”，大概觉得石不会是宝贝。我以为原文也可能有石，石应该是含玉的矿。玉石就是可以开采的玉和玉矿，有一句成语叫“玉石俱焚”。
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
和山西相对，战国、秦、汉称华山或崤山以东为山东，就是所谓的“关东”，也用来指太行山以东。这里的山东，也可能指的是后者。多鱼、盐，是因为靠近海。中国古代产丝，欧洲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即产丝之国），根据的是丝的译音。声色就是乐队女子，当时把歌舞的舞女也当成物品，算作某地的特产。电影中常见那些在君王面前跳舞的人，就像没有灵魂的一队机械性东西。
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
楠指楠木，是一种贵重的木材。梓也是一种贵重木材。姜，生姜。桂是一种香料。金、银、铜、铁、锡是五金，金是五金之首，锡是五金之尾。连，裴駰《集解》说“铅之未炼者”，大概类似于铅矿石。丹沙是炼汞的原料，下文有“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道家通过铅和汞来炼丹，有后来属于化学的外丹，还有属于生物化学的内丹。犀是犀牛，犀牛角很贵重，现在已禁止交易。玳瑁，一种类似于乌龟的动物。珠玑，珠是圆的，玑是方的。形容某人的文章好，有所谓“字字珠玑”。齿，象牙。革，皮革，老虎皮、牛皮之类。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碣石在今河北乐亭县。也有人认为碣石就是今河北昌黎县西北的碣石山（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137页），此地靠近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曹操《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应该就是此处。龙门、碣石的北面是草原和牧场，所以多马、牛、羊。旃就是羊毛织成的毡，《长征组歌》所谓“草毯泥毡扎营盘”，形容当时的艰苦环境。裘是皮大衣。筋是做弓箭用的弦，角是号角，在军事上有作用。
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
在方圆千里的大山中东一块西一块，像棋子一样，分布着铜矿点和铁矿点。
此其大较也。
这就是物产的大略。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这些物产都是中国人民喜欢的，吃的穿的都是它，生老病死也脱离不了。所以中国人蛮务实的，没有什么空虚的观念，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奉生送死”，就是生死死，生老病死，靠着它们来维持生命，也靠着它们来埋葬死人。世代代地自然演化，自从有了人就是这样地过，很缓慢、很缓慢地发展。现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里边的事情还是一样，只是多少有些浪漫化了。歌中唱道：“老们举杯，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这里有老中青三代人，老人将来要“送死”，孩子将来要“奉生”，正当年的是小伙儿和姑娘，也就是一男和一女。小伙儿和姑娘也会成为老人，而孩子也会成为小伙儿和姑娘，就是这样代代相传，没有根本的变化。如果是正常的情形，每一代都有孩子、年轻人和老人，应该把孩子抚养成人，老人要照顾，然后要送死。孔子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祖宗崇拜直接从这里来，用着另外有一个神。
中国这个词的古今演化，以后还可以详细考察。在这里上下文中蛮明确，就是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这一块地方不太小也不太大，当时在那里生活的人就是中国人民。人和民不同，人表示的是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而民表示的是上层贵族和底层老百姓的区别。国王和老百姓都是人，但老百姓是民，国王不是民，贵族也不是民。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孟子讲“民为贵”（《尽心下》），就是这些最卑贱的人最重要。在英语就是dumbmillions，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什么文化。他们的要求很具体，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赚点钱，然后生孩子，然后造子，然后老的送走了，然后小的再出生，就是这样重重复复地过。这就是民的象，带有一点点愚昧的意思，但是不要看不起这些人，社会存在的基础就是他们。
如果再放一个词在旁边比较，民的意义就显豁了。民可以通“氓”，区别在于土著曰民，外来曰氓（古书上读méng比较多）。氓就是亡民（nonnaive），也就是一个地区的外来人，住久了以后同化了，于是成了民。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祖先就是氓，流亡到了萨摩斯。《孟子·滕文公上》：“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这个人认为此地很有吸引力，主动前来申请居住。一个地区如果有一部分流动人口，对此一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外来人会带来新的思想，而且做事也比较积极。当然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一个地区外来人口比例过高，对当地治安会有所影响。民一般要老实本分一点，因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而流亡过来的人是氓，一旦发生了事变可以选择离开。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的演变中氓会带上一点贬义，出现了流氓之类的词汇。《诗经·卫风》上有一篇《氓》，男主角大概也是一个外来人。“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个外来人，死乞白赖的样子，到女孩子家门口做生意，心里想的是来当毛脚女婿。“抱布贸丝”的布，一般的解释是钱，我想也可能是实物，用布来交换丝，以物易物。这个女孩子一眼就看破他了，他来做生意是假，目的是来和她套近乎。这就是所谓清醒的糊涂，在男女恋爱中经常发生。女孩子一方面非常敏感，一下子看穿了他的用意。但是另一方面她对这个人还是没有看清楚，以后的事情是一场悲剧，这个外来人把她抛弃了。
“谣俗”就是风俗，这个词我觉得非常好，跟希腊的nomos真是一模一样。nomos可以解释长久以来的民俗，又可以解释法律，又可以解释歌谣，跟“谣俗”真是天衣无缝地对得起来，怎么会这么贴切。老百姓就是这样一代代过来，谣俗就是风土人情，大家挂在口上的、哼着玩的民间小调，比方说黄土高坡、西北风之类的风谣，关系到那里土地的出产，关系到那里人的生活性情，关系到那里人的自然想法。所以我们唱的那些古代的、甚至现代的歌曲，反映了老百姓内心深处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诗经》，从这里可以窥测人的生活方式乃至命运。而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音乐，那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像老百姓一直在过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原来也就是谣俗，把它们确定为法定假日，就是从不成文的法变为成文的法。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待”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普通词汇，其实也有哲学意义，就是庄子讨论的有待和无待。人生就是有待的，有局限的，就是被物质困住的。待可以少一点点，像苏格拉底就认为，哲人对生活的要求比一般人低，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没有非要不可的东西（《斐多》64d-e）。但是生活必需品不能没有啊，所以还是一个有局限的人，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无待。在生意场上有一句话叫喝西北风，如果喝西北风也能生活，就成了庄子《逍遥游》中的理想人物：“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神人近乎于无待，或者待非常少。当然，吸风饮露还是有待，西北风还是不得不喝。
“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农是平地的劳动，虞是对山林川泽的开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脱离不了这些物产。《红楼梦》五十三回中有一个乌庄头，过年的时候运来一大堆物品，有一张大单子，那可真是奢华：“……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野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熊掌二十对，鹿舌五十条，柴炭三万斤，……”结果还被主人落下一句话，“这够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别过年了！”由古及今多少年发展下来，天然的物产被大量消耗了，有一些资源近乎枯竭了。“工而成之”，这是手工业，好比萨摩斯的雕刻匠。“商而通之”，商做大、小买卖，起流通作用。
《管子·小匡篇》提出过一个分类，“士农工商，谓之四民”（亦见《国语·齐语》，《谷梁传》成元年）。农和工是两大生产领域，商在两边进行物质交流，把农产品卖到工人那儿，把工业品卖到农民那儿。此外还有一个士，也就是读书人，在其中进行信息交流。《史记》四民中没有提到士，好像觉得读书人无用，对物质生产起不了什么作用。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读书人还是少不了的，原来士就是在这里。政教指政治和教育，那是政府的作用，古今真是可以贯通。“发征期会”，组织一场行动。“发征”指发令征收或征求，“期会”是约好在某个地点碰个头，开个会。《史记·项羽本纪》：“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期会”就是大家约好在那边碰头，然后组织一场会战，或者发动一场围剿。“宁有”就是难道有，难道是出于政治和教育吗，是有人发布了命令吗，是有人组织了集会吗，原来都不是。农、虞、工、商拿出来的东西，不是有人按照计划来组织的。读书人一般比较喜欢安排，这种特性如果发展到极致，就是哈耶克所谓的建构理性。任何事情都要自己来包办，就是士的副作用。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每个人都担负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决不偷懒。“任其能”是智力，“竭其力”是体力，“以得所欲”，发挥自己的才能来满足欲望。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物产的价格是自然波动的，如果过于便宜了就有一个力量往上走，过于昂贵了就有一个力量往下走。征有好多种解释，我觉得用虞氏易“震为征”来解释最好，征就是变动的征兆，有一个反向的趋势。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各劝其业”，每个人都努力地做他的那一行，劝是鼓励，也可以认为是自我激励。天津有个劝业场，应当取名于此。“乐其事”，这件事做得很快乐。所以在求职时最好要把自己的擅长和兴趣组合进去，不要跟自己的天性完全违反，接近一点才能做得好。“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好像水往下走，日夜都不会停。“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用不着做思想工作，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哪儿有钱赚，人就往哪儿走，用不着去组织或动员，完全出于自然。
前面已说过“户说以眇论”不行，老子的理论也好，孔子的理论也好，或者“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也好，都阻止不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181页。）这个自发产生应该因势利导，要遏制它怎么遏制得了呢，何况人类生活本来就是靠它来维持。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道难道不是符合于此吗，人心不是自然的验证吗。为什么要违反它，违反不了。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周书》不是指《尚书》，而是指《逸周书》，也是古代传下来的诰誓号令。今本《逸周书》没有这一段，大概是亡佚了。农、工、商、虞四者，是民的衣食之原。农、工、虞从事生产，商从事流通，三宝指农、工、虞之所出，也就是粮食、器物、财匮。“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单列一句，可能其前有脱文。民生日用的衣食之原，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经济命脉。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经济命脉大的很丰厚，经济命脉小的很贫薄。原通源，开源而节流。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一个是经济学。经济学原义就是家的财产管理。古希腊色诺芬最早用经济这个词，他有一本《经济论》（刘小枫翻译成《齐家》）。另外有一本《雅典的收入》，那就是从家到国了（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1981）。为什么单单经济不够呢，经济学不但脱离不了政治经济学，因为富家和富国有联系。而且《经济论》被看成《苏格拉底回忆录》的续篇，那么也是哲学的一部分。古典作品探讨的是人类思想、人类文化、以及人类的生命存在，所以跟现代的经济人假设不一样。在哲学的范围里经济学不能独立，经济学独立了，完全靠一个定义推导会出问题。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人群中自然存在的贫富现象，不是来自外来的力量，而是出于“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对于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当然应该有一个调节，而且绝不允许用不合法手段来致富，也就是下文所谓的“奸富最下”。但是如果想做到完全平均，肯定不可能。假设你把所有的财产平等地分给每个人，第一秒以后就会产生开始差距，一年以后，十年以后，贫富又出来了。贫富差别有其天然性（斯宾塞谓出于自然淘汰），就是所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至于贫富差别太大了，而且为富不仁，当然要加以限制。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
太公望，齐国的开国之王，就是姜尚、姜太公。姜尚封于齐国，这块地方并不好，靠海边，又是盐碱地。于是他鼓励妇女从事手工业，女功“极技巧”，手艺非常精致。沿海地区把鱼和盐运到其他地区卖出去，经济就发展了。“人物归之”，人和物都来了。“繦至”，好像被绳子拉着，接连不断地来，有一股吸引力。“辐凑”，车轮当中有个轴心，辐就是外轮和轴心的联系，辐凑就是人或物的聚集。用现在的话来讲，“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就是形成了经济中心。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冠带衣履天下”，到处可以看到穿齐国衣服的人，可见齐国经济文化的影响力。“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山东一带的人整理整理袖子都来了。海包括黄海和渤海，岱是泰山。为什么要敛袂，因为希望自己以新的面貌出现，好像就此能启动好运，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为什么要往朝，因为对经济发达地区有一种崇拜，有一种向往。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
在太公望以后，齐国的好景没有持续，一点点又衰落下来了。太公是西周初年的人，到了东周春秋的初年，齐桓公的大臣管子再进行了整顿，齐国又重新兴起了。管子就是管仲（?--公元前645），他整顿经济的方法就是“设轻重九府”。管子认为从古以来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就是“轻重”，《管子·揆度篇》：“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管子·轻重戊篇》齐桓公问：“轻重安施？”管子回答说：“自理国虙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用我们现在话来讲，轻重就是所谓调控。根据张守节《正义》，“九府”就是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也就是用九个金融部门来进行调控。
《管晏列传》对管仲的治国措施有详细记述，可以作为参照。“管仲既任政相齐”，管仲因为鲍叔牙的推荐做了齐的相国。“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他用了一套方法来富国强兵，也就是“通货币，易有无”。关键在于“与俗同好恶”，也就是《易经》所谓的“吉凶与民同患”（《系辞上》第八章）。老百姓觉得好，他也觉得好，老百姓觉得坏，他也觉得坏。“故其称曰”，他的说法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前两句下面还有分析，末句指领导者服行有礼度，六亲各得其所，于是就团结稳定了。“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从“仓廪”至“灭亡”来自《管子·牧民篇》，四维就是礼义廉耻。“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下令好像流水一样，老百姓想什么，他就想什么，这就是前文所谓的“善者因之”。“故论卑而易行”，他的理论很容易实行，不谈非常高远的理想。“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老百姓喜欢的就实行，老百姓不喜欢的就废止。“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个很了不起，下面还会举例。“贵轻重”，用经济的手段调控。“慎权衡”，用政治的手段赏罚。
“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齐桓公有一次对他的女人发火了，发火是因为“荡舟”，也就是在玩水的时候，她因为开玩笑，把他的船翻得太厉害了。于是齐桓公把她赶回了娘家，蔡人也蛮绝的，既然你不要了，就把她又嫁出去了。这就触怒了齐桓公，于是派兵去攻打蔡。蔡后面的老板是楚，于是齐、楚发生了一场冲突，后来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历史上有名的叫“召陵之盟”。管仲“因而伐楚”，为了私人的事情而打仗上不了台面，他就搬出一个理由，“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见《左传》僖四年），变成尊王攘夷的大义了。楚国为什么只顾自己发展而不进贡呢，你可是周天子的臣子啊。当时齐国称霸于中原，认可周天子的中央政权，相当于认可齐国，这样就把一件琐碎的私事，变成了重要的天下大义。当然他的要求也是很低的，“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这是象征性的进贡，不是割地赔款，或者解散军队，否则楚国一定会拼到底。贡一下包茅，你可以自己发展，但是必须承认周天子的中央政权。这样大家都满意了，于是达成了妥协。这是齐桓公称霸中重要的一仗，军队本来是去伐蔡的，这就是“因祸而为福”。
“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山戎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燕在那边也可能不大听中央的。他在攻打山戎的时候，就跟燕国修好，鼓励他们“修召公之政”，回到中原的大家族中来。什么叫“召公之政”，西周初年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一个人管一个方面。周公封于鲁，召公封于燕，所以《诗经》里有《周南》、《召南》，把他们的德化施行出去。
“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曹沫就是《左传》庄十年曹刿论战中的曹刿，有一次打仗他们战败了，鲁国就只好割多少城给齐。曹沫在于柯之会上用恐怖主义方法，挟持桓公把地还给鲁。被明晃晃的刀指着，齐桓公没有办法，就只好同意了。但他回来以后又想反悔，因为“要盟可以不听”（语见《孔子世家》），在威胁下被迫答应的承诺，事后可以不认账。管仲劝桓公，既然已经答应了，还是把侵占来的城还给鲁吧。诸侯觉得桓公这个人很讲道理，都拥护他。“因而信之”，本来一件不太好的事，经过轻重权衡，给他转成为好事了。所以总结成一句话：“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当然最后根本还是在于实力，强大的人讲和平别人就归心，不强大的人讲和平没有人理睬。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开了九次类似于联合国会议或者东南亚国家首脑会议，齐桓公是召集人，别人都看着他的面子来了。于是对周天子的区域重新整顿了一下，形成了一个松散联盟。当时周的力量已经没法整顿了，形成这样的联盟至少有一个好处，如果外族入侵的话，可以有一个对抗的能力，这就是管仲对中华民族立下的大功。所以孔子大体上是表彰他的，《论语·宪问》孔子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言：“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史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综合《论语·宪问》而来。下边一句话来自《论语·八佾》，原文是批评。
而管氏亦有三归。
“三归”有好几种说法，我选取一种最简单的，那就是管仲筑了一个台，把财物、女子藏在其中。然而这是国王的待遇，不是大臣应该有的排场。所以《八佾》孔子批评他：“管仲之器小哉。”又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对管仲大节上是肯定的，小节上有非议。如果孔子到头来仅仅是抓住这个小节不放的话，我觉得他就有点迂了。管氏有三归，齐桓公没觉得不好，管仲自己也没觉得不好，老百姓也没觉得不好，那就由他去好了，你又何必多事呢。其实孔子也有他的道理，后来问题就出来了。国君有三归，管氏也有三归，就把大臣的地位和国君持平了。权臣的地位一点点提高，酝酿了从春秋到战国的变化。齐国从太公起就喜欢用能人，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末大于本，枝强于干，国君的权力就一点点降下来了。齐国后来发生“田氏代齐”，并非偶然。
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
《论语·季氏》有一句话，“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什么叫陪臣，就是隔了一层的臣。比方说周天子和齐桓公，周天子是君，齐桓公是臣，管仲是齐桓公的助手，没有资格在周天子面前称臣，所以就叫陪臣，起辅助的作用。不仅如此，在诸侯国还有下一层的陪臣，国君是君，管仲是臣，管仲的助手或者家人，就是国君的陪臣。什么叫“陪臣执国命”，后来就是这些家人掌管了国家的实际权力，这其实跟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孔子看出来礼不对了，以后就是春秋变成战国。如果只是一味地富国强兵，其实会有问题的，陪臣也会一点点出来。
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齐国的富强一直到了威、宣时代。威、宣就是齐威王、齐宣王，那时候兴起了一个稷下学派。经济条件好了，专门供养了一些读书人搞研究。当然这些研究不单单是空发议论，而是怎样富国强兵，怎样看天下形势，诸如此类。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晏列传》中也有这段引文，这里已经是第二次引用了，出自《管子·牧民篇》。这段话好的地方，在于强调任何文化都需要有一个经济基础。不好的地方，在于非常容易以为，一旦经济基础好了，文化就自然好了。要知礼节、知荣辱，不能扔掉仓廪实、衣食足的基础。但是仓廪实、衣食足，是不是可以等同于知礼节、知荣辱，不一定，其间要有一个“而”字。前面第一件事做好了，有了足够的能力，再做第二件事，不是当然就是这样，不是自然而然的。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礼是从物质的地方来而不是从空的地方来。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君子富能把他的德推行出来，所以说由富而贵，贵从中从一，也就是好行其德。小人富也能发挥他的力量。《论语·学而》中子贡提出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出于别人，而是出于子贡，想来也和经济条件有关。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还是消极的，孔子的回答化消极为积极。师生谈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卫风·淇奥》），就这样一点点深入。所以孔子感叹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赐是子贡的名，贡是他的字，赐由上而下，贡是由下而上，也就是带有政治性的经济活动。司马迁的“君子富，好行其德”，从“富而好礼”而来。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这里如果从正面讲，就是《系辞下》第一章“何以聚人曰财”。如果从负面讲，就是你的经济条件好了，就会有人把一些标签往你身上贴。《游侠列传》对此有尖锐的讽刺：“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
富人得到经济的支持，更加显出神气活现的样子。失势了就没有客人来，即使有客人来，但是来了干什么呀，难道喝西北风吗？最后还是大家不开心。这就是俗谚所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司马迁对人情世故有很深的体察。
夷狄益甚。
中国地区还是有着文化包装的，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在夷狄地区，有钱马上就有人来，没钱马上就走人，就是这样直接，没有缓冲的余地。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
这就是经济影响到法律。有了足够财力的话，犯了罪也可以减轻或免除。司马迁触怒了皇帝以后，没有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援，这句话中应该包含着他的感慨。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这是石破天惊的名言，也是成语“熙熙攘攘”的出处。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这样的人也担心经济条件不够好，何况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呢。“编户之民”，就是编入户籍的小民百姓。西汉初年有一段时间，国家的经济状况相当困难，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调整过来。《平准书》开篇所谓：“自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正是当时情况的写照，也是司马迁这一判断的历史依据。不久前，我看中央台音乐频道的电视节目《寻找贝多芬》，连维也纳政府也破产过两回。
三
第一段讲的是导言，第二段讲的是国，第三段由国一点点过渡到家。经济学的本义是治家，也就是家庭财产管理。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
这是《史记》的文章好。上一次讲管仲，是秋的初期，五霸的开始。然后一下子来到了秋的末期，五霸的结束。而且由春秋一点点过到战国，从治国一点点过渡到治家。五霸之间的关系如何，可以参考《易学史丛论》的《综论五霸》。这里具体是吴越争霸，“吴王金戈越王剑”，就是这一地区的兵气。
会稽就是绍兴，是中国现代文学祖师鲁迅的家乡。从古代来讲，传说大禹死在这里，至今还有一个大禹陵。会稽的意思就是会计，但是比现在会计一词的意义要大，包含政治因素在内。《史记·夏本纪：“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裴《集解》引及《越绝书》卷八《记地传》：“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爵有德，赠爵位，相应于立德。封有功，封功臣，相应于立功。大会计重新安排天下，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在内的总体布置，因此留下了会稽的地名。
乃用范蠡、计然。
今天主要讲三个人，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子贡，一个是白圭。讲范蠡，首先就带出了一个计然。一般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范蠡，然而知道计然的很少。如果问计然是谁，我敢说十个人中有九个答不上来。其实计然的重要性绝对不在范蠡之下，知道范蠡要知道计然，就好像我们知道沃伦·巴菲特之外，还要知道他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计然是发明原理的人，范蠡是计然思想的实践者。在中国发明原理的人没有实践的人著名，隐含了一个问题。计然讲的一段东西，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或者商业学的最古老原理，深得不得了。
计然是什么人呢？裴駰《集解》说：“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算’。”又说：“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这里有几关系。第一，计然是三晋人，他的先人是晋国逃亡的公子。现在大体已核实，在春秋末期的三晋地区，编成了今本《周易》的卦爻辞，而计然的思想应该从《周易》来。第二，他的名是研。《吴越春秋》谓之“计倪”。现在的上海话中还保存有古音，研这个字可以读成倪，上海话把“研究”读成“nījiū”。《范子计然》这本书在唐代还有（《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作《范子问计然》），真的假的不知道，以后亡佚了。关于此书的内容，可以参考《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范子计然》三卷，但是《史记》保留下来的这段文字，已经涵盖了计然思想的要点。第三，他的字是文子。道家典籍的流传中，有《文》这本书，在唐玄宗天宝元年被封为《通玄真经》，为《道德》、《南华》、《冲虚》、《通玄》四部真经之一。此书作者有人猜测是否和文种有关，当然不是。因为计然字文子，也有人附会到计然身上（如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序》），这层关系也可以切断。但是过去一直认为《文子》不是先秦的著作，现在研究下来是真的，因为出土文物已证明它是先秦的书（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有《文子》残简）。此书的总体思想跟《老子》一致，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卷五道德》“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这些内容是《老子》没有的。
下面这段文字是最靠得住的计然思想，真是非常好。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这两句话我想了好长时间。为什么“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呢？用词用得这么重。通常的解释也能对，但是达不到“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程度，必须发掘出它的深意。开篇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讲的还是治国，所以相应“万货之情”。
什么是“知斗则修备”，的解释是，知道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竞争关系，尤其是军事竞争关系，那么应对这个竞争，然涉及一个国家物质财富的总和。“备”就是一个完整的战略性的物资储备，样样东西都要有的，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对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关系，不能存在幻想。不是不要讲和平，但是你讲和平，别人不讲怎么办。所以要保卫和平，还是不能不涉及军备。“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过一个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也就是当时条件下的“修备”。在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期间，有一个军事专家讲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外行看战略，内行看后勤”。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人都知道盟军的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其实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马歇尔，他就是负责协调后勤的人。马歇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贡献，绝不在艾森豪威尔之下。
“时用则知物”这句话还要深，就是一样物品有它的稀缺性，到正好需要派用场的时候，这样物品的本性才会彻底体现，才会知道它可贵到什么程度。比方说和平的时候黄金贵重粮食不值钱，战争的时候如果有黄金买不到粮食，那就是粮食贵重黄金不值钱了。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候，一样物品成了特别需要的稀缺东西，它的价格会大幅度提高，这个东西的内在使用性才能真正体现。
这两句话是总纲。如果结合起来看，前面一句话是客观的，体现的是普遍性，后面一句话是主观的，体现的是特殊性。如果用经济学理论来解说，前面一句话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后面一句话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边际效用论。这两套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而在这里形成了相互补充。因为物品有一个价值，所以会相应给它一个价格（《墨子·经说上》：“价宜，贵贱也”）。怎么才能说明这个物品的价值呢，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比方说在别人特别需要的情况下（《墨子·经说下》：“宜不宜，在欲不欲”）。“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把这些价格变来变去的物品的真实情况看懂了。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这里用的是岁星纪年法，结合了五行学说。岁星就是木星，绕日一周实际须11.86年。岁星在某一个方位差不多是三年，金为西方，水为北方，木为东方，火为南方，十二年算一个周期。岁在金的三年丰收，岁在水的三年歉收，岁在木的三年饥荒，岁在火的三年旱灾。五行中没有提到土，土居中央而没有方位，大概可以算是平年。这十二年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坐标，可以在这个坐标里研究其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如果套用这个固定模式，以为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进入误区了。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
大旱的时候卖出车辆买进船，大水的时候卖出船买进车辆，在大旱之年再抛售车辆。这就是中国古代投资学的最根本的原理，也就是相反理论。相反理论当然也有问题，也不能机械地套用，但是投资最根本的原理就是相反理论，对此要有一个深入骨髓的认识。这八个字也是投资学的定律，贱买贵卖。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
在十二年里边再细分，其中六年会好一点，六年会差一点。牛熊交替，不会永远好，也不会永远坏。总体来说十二年，到一个周期末会有大的不好，因为农业靠天吃饭，不可能完全风调雨顺。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指每隔六年一穰，每隔六年一旱（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78-179页）。本段是对前面岁在金、岁在水、岁在木、岁在火的另一种计算，两种计算可以互相印证。用多种模式探讨同一种现象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互相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正确的认识。
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
粜是卖出谷物。一石米卖出来，如果只卖到二十农业就会亏损，而卖到九十商业就会亏损。这里的二十不一定是具体钱的数字，而是可以看成一个比例。二十对发展农业不利，但是九十商业也承受不了。叶圣陶有一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描写的是谷贱伤农，农民在这时候可能拿不到二十了。
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
如果商人没有利润的话，那么商人就没有积极性。如果农民没有利润的话，那么农民也没有动力去开荒种粮食。
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最贵也不要超过八十，最便宜也不低于三十，那么大家都有利润，交易就能维持下去。“农末俱利”，今所谓双赢。“平粜齐物”，合理的价格会促进物资流动。“关市不乏”，国家的税收也不会少。在三十和八十之间还是有高低的，但总体已经平衡了，经济正常活动，国家也安全运转。
税收和农末之间的关系，大体也要维持一个平衡。税收得太高，生产者没有积极性，税也就收不到了。当然税也不能收得太少，这里也有一个度。其实经济学已经把这个度研究出来了，就是所谓“拉法曲线”（laffet’scurve）。如果收百分之十的话，比方说一年一千万，多一点收百分之十五，那么就是一千五百万，收二十就是两千万。那么收百分之二十五好了，会不会到两千五百万呢，不一定，也许只能收到一千五百万，反而降低了，因为大家都不做了。如果再升高，比方说收百分之三十好了，那么收到的反而降到只有一千万了。因此不是收得越高得到的税收越多，这里有一个曲线。
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
积著之理就是经商致富的道理。积著也写作积聚、著积，也就是买进货物为了卖出给别人。因为商是消费的中间环节，囤积的这些货物，买了不是给自己用的。“务完物，无息币”，物品的质量一定要好，金钱的流动一定不能断。这就是最要紧的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所谓的物资流，一个就是所谓的现金流，两者互相平衡，流动的方向相反。而所谓货殖，就是在物资和现金之间变来变去。
以物相贸易。
贸这个词我觉得很好，《说文解字》：“易财也。从贝，卯声。”卯作为声符也可以有意义。卯时是早晨五点到七点，一般都在这个时间准备上班或上学，所以过去也把上班叫作点卯、应卯。卯就是早，贸易就是要抢时间，就是要起得早，就是要努力。做小生意的人一早就得起来，睡到太阳晒屁股肯定不行。
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
容易腐败的货物要赶快处理掉，不要一味要求高价而停留在手上。食也可以写成蚀，物品坏掉了就蚀本了。所以买菜时遇到收摊生意，总归可以便宜点，因为推回去不合算。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论有排比的意思，所谓《论语》，就是排比孔子的话。论其有余和不足，排比市场上一样东西多了还是少了，就会知道这样东西到底贵还是贱。而排比次序，也就是研究。所以我跟大家开玩笑，研究生如果不会写论文，也不要太害怕，把材料排比排比，论文就出来了。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笑话，排比材料而出来一个活的结论，就成了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人民出版社，1972，217页）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贵到极点了以后会往下落，贱到极点了以后会往上升。所谓积著之理，就是在价格波动中取利。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一旦这个物品贵了，一点都不要吝惜，像垃圾一样把它抛出去。在大家都认为不值钱的时候，你要把它当作宝贝，一点点小心收集起来。还是刚才的道理，贵卖贱买。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都是好的物品，也就是前面讲的山东出什么，山西出什么，不是好的物品也不能取。其实这句话中也暗含了一句投机格言：“卖出要快，买进要慢慢来。”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所谓货币的五大功能，主要是流通的功能。英语中currency就是货币，也有流通的意思，这真是密合。所谓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发多了，要收一点起来。
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
把这一套东西修了十年，修就是经营，也就是刚才的二十、八十这些治国之道，可以上通管仲所谓的“轻重”之术。修了十年，国家富强起来了。用经济手段来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士兵在打仗时非常勇敢。
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遂报强吴”，报复了强大的吴国。“观兵中国”，中国就是刚才讲的中原一带地区，吴越当时还在这个大舞台的边缘。“观兵”是在中原地区检阅军队，耀武扬威。“称号‘五霸’”，完成了强国梦。这套理论是计然提出的，具体执行的人是范蠡、文种。当然这套理论不可能完全出于自创，应该有其渊源。而计然本人没有应用这套理论，可能是因为他年龄大了，只能够做老师了。也可能是他不求闻达，在精神上有着更高的追求。真正第一流的高手也可以是不做的，自己看明白就行了。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范蠡已经看明白了，在胜利以后，不能再跟越王共事下去了。于是下决心走，文种不愿意走，那么就让他留下来。“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我用了一部分在治国上，就已经达到了目的，想来用在治家上也一样啊。这句话在《汉书·货殖传》中写成“计然之策十，越用其五而得意”，一般认为是抄错了。抄错了也可能，因为在古文里边七和十字形很相似，一横当中断掉是七，看上去很像扁扁的十。据王叔岷的《史记证》，《史记》中七、十互误有六十几处之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八，1982，第5页）。但是即使是抄错，也可能有一点道理。因为《史记》是通史，司马迁看到战乱比较多，所以感到大部分用在国上，少部分用在家上。《汉书》是断代史，班固看到和平比较多，那么国和家就是一半对一半。
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这真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潇洒，在外国人中是没有的。上一次讲毕达哥拉斯也乘了一艘小船离开萨莫斯，sailedaway，但不是扁舟啊。这条扁舟打动了古今多少人，像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明朝散发弄扁舟”。为什么要散发，就是不要被头上的这顶乌纱帽套牢呀，一旦套牢发就散不下来了。什么是“扁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特舟（《集解》），一种是轻舟（《索隐》）。特舟是单独的小船，轻舟是负担少，速度快。中国古代文化强调简单直截，不需要的东西越少越好，达磨所谓的“一苇渡江”，原来指的也是小船（用《诗经·河广》的典故），但在以后逐渐演变成了神话。
扁舟有文学色彩，而江湖也有文学色彩。《国语·越语下》写越王勾践灭吴回来，到了五湖，范蠡就不跟他回去了，“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国语》的“五湖”是一个地理或山水概念，《史记》的江湖是个社会或文化概念。司马迁的改动有其思想性，其语来自《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江湖既泛指天南地北、五湖四海，也暗含和朝廷的庙堂文化的对立。也就是这样的江湖概念，启发了后来的武侠小说。对于武侠小说的写作来讲，武功怎么打其实都是细枝末节，而要紧在于后面驱动的思想。有人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谁，金庸不假思索地回答，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见《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金庸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江湖”描述的是社会的广阔、复杂、多层次，如果用西方的观念来比拟，最接近的是哈耶克所谓的“大社会”（theGreatSociety）。古龙说，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人心就是江湖。
变名易姓。
为什么要把名字改掉，就是担心越王还来找他，担心当年的战友和部下还来找他。你带过部队，这些人跟你熟，有什么事情跟你来商量，你不能说我不在位就可以不谈。所以不得不“名可名非常名”，没有办法。
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
鸱夷子皮是一个人的名号。鸱夷是一种酒囊，一般是用皮做的。这个放酒的口袋能大能小，用的话可以装很多酒，不用的话可以卷起来，《论语·卫灵公》所谓“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范蠡估计即使离开了，还会有人认出他来，于是换了一个名字再换一个名字，换了一个地方再换一个地方，好比演出了一场情景戏剧。
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
到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于是在这里开始做生意。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这是他体会了计然的理论，总结出来最要紧的一句话。做生意的第一义就是要与时代争胜，而不是跟具体的人竞争。“乃乘扁舟”是骨子里透出来的潇洒，“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是骨子里透出来的第一义，做生意根本竞争的就是时间，跟人去竞争已经是第二义了。第一义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完完全全就是怎样认识你的时代，怎样认识你自己。世界首富的象都跟时代有关系，保罗·格蒂是石油，比尔·盖茨是电脑，就是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物质或者最先进的科技。“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最要紧的是跟时代竞争，跟别人的关系不是最重要，甚至可以根本对人没有要求。一旦你得到了这个关键，自然而然会有人来配合你，也用不着所有的地方都预先计划好。这句话来自道家思想，《老子》七十九章“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孙子·势篇》：“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史记》“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应当从这里化出来。对于这句话，古代也有人把它标点成“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这种理解我以为还不够透彻，正解应该是“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所谓的大富，就是与时代竞争。小富当然也要努力，抢时间争取早一点。
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把生意做得好的人，要选择好干部，而且也要研究时间。一般认为“择人”应该写成“释人”（《史记会注考证》），也就是上文的不要求人。这样“择人”可以看成是笔误，但是我觉得写成“择人”也很好。刚才讲“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是第一义，完全是天上的象，经常想一想，对你会有极大的启发。然而具体做起来，你不一定能达到第一义，那么就要选择好干部队伍，培训好营销人员。第一流的人什么可以都不要，随随便便地拉几个人就行了，自然而然会有东西来凑他，因为他已经抢到了时代的先机。但是你做不到就得做第二义，而且即使是第二义的择人，你还是不能忘记，自始至终要重视时。所以如果做到第一义，当然也会重视第二义。而做到了第二义，还要回过头来重视第一义。只是到了第二义的兢兢业业，第一义的潇洒基本上是没有了。而第三义以下大概只能是微利或者保本了，想赚钱大概是谈不上了。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十九年其实也是道家的象，这个数字虚虚实实，不一定是真的。《庄子·养生主》写庖丁解牛，“十九年刀刃若新发于硎”。我觉得对范蠡这样第一流的人来说，懂了这个东西后，几乎遍地都是钱，他只要捡起来就是了。对他来说钱也并不是特别重要，得到了以后就散给“贫交疏昆弟”，就是贫困的朋友和比较远的亲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有些相似于现在的希望工程，资助贫寒的读书人，把钱花在这方面最值得。
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
对于社会阶层的风气转移来说，往往是上层的生活习惯向下层传递。贫人也想模仿富人致富，但是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于是只能互相比较谁做生意的时间长。家里要是看不见这个人，长期在外跑单帮，说明他有出息。“数过邑不入门”，就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的一句诗：“商人重利轻别离。”
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
没有政治的支持，也没有触犯法律，这些都是合法致富。“尽椎埋”可能是写错了，一般认为应该是“尽推理”。“推理”不是指形式逻辑的推理，而是看情势而动，测算、思考、判断。“去就”就是买进卖出。“与时俯仰”，随着时间波动而低买高卖。“获其赢利”，由“货”而“殖”，取得利润。“以末致财，用本守之”，通过商业而快速致富，然后从流通领域投资于生产领域，做规矩生意，把钱洗白。“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前者不管不顾一刀切，看准机会，先做了再说。后者很细心地一点点清理，不能马虎大意。这一经济观点，似乎取象于汉代的政治。《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从投机得来的钱，如果一天到晚再去投机，时间长了必然会输。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的风气，赚了钱就往往买地，现在还有一个房地产问题。“变化有概”，货殖活动没有死道理，但有活道理，虽然有变化，还是有大致的规律。“故足术也”，可以作为技艺来效仿。
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农（畜）、工、虞、商（贾），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四民。“为权利”，权和利是两个字，权是政治利益，利是经济利益。现代的“权利”一词和古代同形，但意义不同，古代是两个意思，现代是一个意思。同时还应该分清两个意义近似的词，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权利。前者是用于征服他人，后者是用于维护自己，此消彼长。各种各样发财的人，有其档次和级别，大的可以在一个地区称富，小的只能在一个乡里称富了。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
一切物品的最终价值都来自劳动，而致富的人剑走偏锋，另外走一条独特的路。
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
田农看上去不起眼，但也能做到富甲一方。掘业是拙业，不是掘矿的意思。盗墓虽然是一件坏事，可是由于挖得到财宝，也有人靠它发了财。赌博是不良产业，也有人靠它致了富。做生意跑单帮，算不上男子汉的建功立业，但是也有人获得成功。贩脂大概是卖油，算不上光彩的行业，但是有人赚到了千金。卖汤水豆浆之类，不过是小生意，可是有人也许经营了连锁店，成了千万富翁。磨刀打剑，这是平常的技艺，有人从事它过上了好日子。胃脯可能是牛肉干、猪肉脯之类，很不起眼，有人开上了当时的豪华轿车。兽医并不需要很高的医术，但是有人因此获取了富贵的生活。
此皆诚壹之所致。
那些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做一件事需要非常专心致志，才能真正发挥出创造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谓“出状元”就是打破均衡，在本行业做到领先。《货殖列传》记载了很多人发财，非常吸引人，我想提出的质疑是“而今安在哉”。天下的财富在根本上就是聚散不定的，每一代都有人往上走，但同时也有人往下走，这些都是变化的象。不可能有一个行业保持长期领先，也不可能有一个家族保持长久富裕，读书人还应该看到更高的程度。
由是观之。
总结陈辞。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
你说从事哪一个行业就能致富，没有一个确定的行业。货者，活也，本来是变来变去的。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能人就来这个场合显身手，而不肖者在这里遭遇崩盘。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你的家里如果有这么多的财富，那么和这个地方有权有势的人可以相通。你的财富真的达到了一个数量级，那就差不多和一个国王一样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最后再一次强调素封，这是本传的一个关键词汇。素封就是用经济系统来对抗政治系统，素王就是用哲学系统来对抗政治系统，这三个系统之间是互通的。
呼应上文“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年衰老后他自己不管了，让子孙来接手。范蠡是一个道家人物，所以在聚财以后，跟着还有散财的思想。子孙的境界达不到，所以不知道散财，只是成为了一方的大富。
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这就是范蠡的象，第一等的大商人。最要紧的有两句话，一句是“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另一句话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觉得可以把它当作口诀来念，反反复复体会，太精彩了。对于从古到今做生意的人来说，这是第一义，不会有比他更好的理论了。当然如果还能补充第二义，那就更好了。
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
第一个范蠡是道家人物，第二个子贡是儒家人物。他学了孔子的一部分思想，退回卫国而做了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端沐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
废著（《仲尼弟子列传》作“废居”）就是上文的积聚，可以看作是货殖的两方面。积聚是善于买，废著是善于卖。一个是先买进再卖出，一个是先卖出再买进，人的天才不一样，善于买和善于卖不一样。用现在的话来讲，废著的废就是出仓，著就是守仓，两件事是阴阳两端。
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
孔子的学生中他最有钱，过得最滋润。
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
原宪是孔子弟子中最穷的一个人，这里引出他来作为陪衬，令人深思。原宪对糟糠之类没有感到不能吃，一个人隐居在穷巷里不引人注目，然而他还有一个坚守的东西。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
好比现在开最好的轿车，有最豪华的排场。
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子贡可以看成后来战国纵横家之祖。但是纵横家是没有原则的，子贡还是有原则的。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孔子扬名天下，子贡的努力推动也有作用。“得埶而益彰”，呼应前文“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一个人本来有才能，如果再有财富，更加把他显出来了。
《史记会注考证》引崔述批评司马迁，他说孔子伟大，怎么让司马迁一说，好像成了子贡把他推出来似的（《洙泗考信余录》卷一：“谓子贡以富故能显之，岂圣人之道亦必藉有财而后能行于世乎”）。我觉得当然不是有了子贡孔子才伟大，孔子本身就是伟大的。孔子的伟大，在于他不但能包容子贡，而且能包容原宪，不但能包容原宪，而且能包容子贡。对于孔子来说，这两边是无碍的。不是有了一个有钱的学生就能把老师炒起来，否则让比尔·盖茨去炒一个人好了。或许也可能炒得起来一时，但十年、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五十年以后，以至一百年以后他还能站得住，绝不是靠炒就能炒出来的，他自己一定有特殊的地方。
子贡本人是明白的。《论语·子张》有人问子贡，在我看来，你比你老师好，“子贡贤于仲尼”。你有这么大的才能，经济条件这么好，各国诸侯又摆得平，难道没有超过你的老师吗。子贡说，那是因为我的墙太低，所以你一看就看见了。孔子的墙太高，一般人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无法看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里边有两段是学生赞老师，一段出于颜渊之口（《子罕》），一段出于子贡之口，赞得好极了。我们现在做学生的人，被称为列于门墙，就是从这段话里来的。因为有了子贡，才看到原来他的老师这么厉害，也就是孔子的伟大感应了子贡。
白圭，周人也。
范蠡是一个道家人物，子贡是一个儒家人物。白圭跟道家和儒家没有关系，是后来生意人的真正祖师。如果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在范蠡和子贡那里，是“道亦有盗”。因为货殖也是人生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部分，在儒、道思想中有经济活动的地位。在白圭那里正好反过来，是“盗亦有道”。他运用了儒道的一部分思想，组织进了他做生意的理论，可见所谓“盗”也不是贸贸然能做的。但是他的思想已经多少有些变味了，跟前面的大哲人形象不一样了。
古希腊哲人中也有类似于做生意的人，就是哲学家的祖师泰勒斯。有一年他预见到了橄榄丰收，就租下了所有的榨油坊，从而积累了一笔财富（第奥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7页）。他也不一定要赚钱，他是想表明，自己也是懂得做生意的，只不过是不想把精力用在这方面罢了。
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
“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一个是发展农业，一个是发展商业。一个致力的是基本面，一个研究的是技术面。李克就是李悝，《汉书·食货志》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把农业发展了起来，国家也变富强了。
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你们不要的时候我买进，你们要的时候我卖出，渗透着《货殖列传》的根本思想就是相反理论，当然相反理论还有几个限制，也不是知道了这个理论就能发大财。
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
丰收的时候收购谷子，把丝漆卖出去。等蚕茧出的时候就收购帛絮，把粮食卖出去。
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
还是在五行生克的坐标系中研究变化，只是进一步细致化了。不但看三年总的变化，而且看三年中每一年的变化。明岁衰恶或明岁美的岁，应该包括两年，那么已经说了三年的情况。一开始是太阴在卯，然后至午，至酉，至子，兜了一个圈子再至卯，这样完成了一个周期。这里给出了一个坐标系，如果具体运用起来，其中的相关因素都要重新考虑过。
积著率岁倍。
他做生意的利润一年可以翻一倍。这个收益率高得不得了，远远超过了巴菲特。巴菲特年收益百分之二十五，已经不得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概是牛市多赚点，留一些给熊市再赔点进去，因为不可能永远赚。
四
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
“欲长钱，取下谷”，就是薄利多销，周转快，做大数量，所谓跑量。如果想让钱多起来，那么把下谷大量收进来，而且越便宜越好，只要卖出的价格比买入的价格高一点就行。“长石斗，取上种”，买来要放上一段时间，不是很快卖出去的，一定要可以做良种的谷子，收获才可能多。前者就是所谓的短期投机，后者就是所谓的长期投资。一个买的是垃圾股，自己也不会要，先买进，明天只要价钱高一点马上卖出，一年周转十遍甚至更多。一个买的是优质股，你要耐心收集筹码，而且要放上一段时间，等着它慢慢成长起来。无论投机还是投资，根本目的都是赚钱。两种方法运用起来有矛盾，一般人很难同时驾驭。但是白圭交替使用了这两种方法，达到了“积著率岁倍”。
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
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不奢华。你要做生意，先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不可以太享福。你看他伙食差一点也不要紧，虽然也想享受一下，但看看跟经济利益冲突了，那就再熬一熬。衣服穿得破旧点也不要紧，你去看电影中那些经营山西钱庄的人，都像土老一样，对欲望有所节制，成本才可能降低。所以第一代做生意的人都是很朴素的，这样才能开创起家业来。但是他们的子孙往往就浮华了，于是又一点点衰落下去。
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跟部下同甘共苦，否则你高高在上，摆出老板架子，别人不会有动力为你奔走。当然是身先士卒，同患难，共富贵。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一看到机会来了，反应快得不得了，好像形成了动物的本能。一个狮子要追一个猎物有多难，猎物也会拼命地跑，你要比它快，否则就得饿死。猛兽挚鸟，天上飞地下跑。短线追时间，非常快，有爆发力。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于是白圭作了总结，这里“治生产”是做生意的意思，也有人说“产”是衍文（《考证》引《汉书》无“产”字）。“伊尹、吕尚之谋”，大政治家的谋略。“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孙吴军事，商鞅刑法，都达到极高的水平。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智不足与权变”，只有达到权变才是智慧，不是执著死的原则，临时要能够变化。“勇不足以决断”，扭扭捏捏的人，下不了决断。“仁不能以取予”，这句话钱钟书有解释：“以取故予，将欲取之，则姑予之；《后汉书·桓谭传》所谓：‘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非慈爱施与之意。”（《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385页）因为我要从你这儿多拿点，于是先给你一点，予是取的手段。我觉得如果把取予两边平衡起来，可能更符合白圭的思想。所谓仁就是人际交往，仁从二人，就是一个互动关系。“仁不能以取予”，就是拿得起放得下，在人际互动关系中，不能每一笔交易都考虑得失，拿了就拿了，给了就给了，非常爽快。当然他还是有其经济目的，但这个目的没有那么直接。“强不能有所守”，坚强在于有所坚持，有一个地方你要苦熬的。“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可见他的门槛也不低。没有这些素质的人，即使你要跟着我来学，我也不收你。
这些是他入门的基础，这些基础已经变化了。“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还有智、勇、仁、强，这些都是很高的治国方略或美德。这些方略和美德本身都是大学问，可是到了白圭这儿，他作了一个实用性的解释，目的于是变成了手段，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了。白圭把天上的东西应用到地下来了，只是还多少包含着天上的影子。等而下之的人连这些影子都没有了，那就是完全的唯利是图了。
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是一切从商的人的祖师。
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试指有所行得通，《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吾不试，故艺”，因为到处碰壁，反而把本事积累大了。白圭的才能有所体现，有所发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它本身也是一套学问或者技艺。
《史记·货殖列传》禀承的投资理论是相反理论。这是最古老的投资理论，也是最古老的投机理论。传中此类语句不一而足：“物贱之征，贵之征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相反理论是古典投资理论的精髓，现在看也差不多是对的。在市场牛、熊循环的转换中，在事后也往往能够看见，也有一些秉承相反理论成功的人。
相反理论上去简单易行，实际上并不容易。这里有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相反理论发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中，但是无法判断这个时间周期有多长。《货殖列传》在“计然”处描述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就是三年一个阶段。第二个周期，“六岁穰，六岁旱”六年一个阶段。第三个周期，“十二岁一大饥”，十二年一个阶段。此外在“白圭”还描述了第四个周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就是把三年的阶段细化到一年。传中出现的四个周期，可以组合成一个周期，总的来说没超过十二年。十二是一个特殊的神秘数字，在英语中，一打（dozen）就是十二。构词法从one到twelve有其一致处，然后从十三开始新的序列。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货殖列传》看来，没有超过十二年的周期。因为传中的人物是投资家和哲人不一样。投资家的周期不能太长，凯恩斯有名的一句话，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投资家就是要在这一生成功，而哲人不一定要在这一生成功。像尼采宣称有的人到了死后出生，他说的大概是自己吧。有的哲人在一生很晚的时候才成功，比如说叔本华，但是毕生还看得见，而最大的哲人毕生是看不见的。孔子生前没有取得什么看得见的成功，一直到死后才一点点两样了，真正起比较大的作用是在几百年以后，当然那也是进一步被误解的时候。哲人研究的学问，比如说岁差，七十多年过一度，几乎一生都看不到一度化。但投资家或者投机家，一般不超过十二年，最多二十四年，不会太长，太长就不看了。
看一个循环周期十二年，如果你要看明白，大概至要看两遍，这就需要二十四年。因为你在第一次看到时，会以为是纯粹偶然的现象，寻找不出其中的规律。但第二次在完全不同的形势中，你会看出来不一样中有同的东西。要了解这样的两个周期，就是二十四年。即使是绝顶聪明的人，一般也要到第二个周期一半过了以后，才能大体看明白。那十二年就必须再加上六年，至少就是十八年。这样说来，要对十二年的周期大致有一个把握，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岁在金，穰”这套投资理论，计然本人应该是看明白的，就算他绝顶聪明，要对于周期相对有一个把握，一般二十年过去了。而二十年过去了以后，一个人的好时光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计然这个人只能做老师，不能自己来“三致千金”了。信奉这套理论的实行者，那就是范蠡。我判断下来，在吴越争霸的时候，范蠡一定还是个青年，在越王那儿前后有二多年（－494？-473？），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那么驾一叶扁舟出走的时候，也不过是四十多岁的壮年。这样以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才大致能摆平了。
“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这十二年的过程也不是死的，具体的变化还需要另外判断，不应该是机械的一套。其中“岁在木，饥”可能有错误，可以从几个方面推论。第一，根据“岁在金”云云，只有三年收成好，九年都有灾害，这和“六岁，六岁旱”不合。第二，《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于金穰、水毁、火旱均相合，但是作“三岁处木则康”。康是小丰收，也可以相当于“穰”。第三，白圭说“太阴在卯，穰”，卯为东方木，也相应于处木则康。但是即使将“木饥”改成“木康”，从“明岁衰恶”来看，这三年也不是年年都是好的，所以“木饥”也未必错。而且从十二年整体来看，确实有相当部分的年成是不好的。这里的思想应该来自《易经》，所谓“忧患学《易》”。所以在判断客观的情况时，需要对坏方面考虑得多一点。事实上也是这样，尤其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遇坏的情况肯定要比好的情况多。这也符合我们现在讲的一句话，“熊长牛短”。人生好的时间很少，社会上好的时间也很少，你在坏的地方都能够立足，做一件事情才可能获得成功。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所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个“极”无法判断。前面讲周期有多少长，是时间无法判断，这里讲什么地方是极，是空间无法判断。往往在一个升势中，升了还要升，在一个跌势中，跌了还要跌。如果你主观认为到极了，贸然进出，会亏损得很厉害。其实理解这个理论，单单极是不够的，用《易经》思想来补充，就是“六七八九”四个数，也就是所谓“体七体八，用九用六”。七是阳变阳，八是阴变阴，这是趋势的维持。而九是阳变阴，六是阴变阳，这就是所谓极。七八阳变阳或者阴变阴，其实也已经是变了，但是不容易看出来。所以用《易经》的四象解，比用两极解，内容要丰富。当然判断还是可能出错，最后的判断，需要高度的智慧，还需要高度的经验。讲到底还是需要一个生意眼，《论语·先进》所谓“亿则屡中”。其实“亿”也可以看作数量词，对于大的数量来说，子贡也只是“屡中”，没有也不可能是百发百中。
所谓极就是阴变阳和阳变阴，在转变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指标。在事后看来非常清楚，但在当时看不出来。在下判断的时候，同时用几套方法互相验证，还要知道自己可能会出错，所谓自知其无知，大概才不会自以为是，发生大的亏损。这个古老的投资理论，现在也同样适用，当然其中还有许多曲折。在整个周期中有很多相对的地方，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来描述更为准确，可以包含无数的变化。但是《史记》没有复杂到这样的程度，司马迁就抓住了两个极点，对还是对的，可能会比较简单化。
前一次还提到了古典作品的意义和经济人假设。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讲了半天，不就是讲了一个经济人假设吗，那么还需要读古典作品干什么。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确实不用读古典作品。强调我们古人也提出过经济人假设，除了自我满足一下虚矫心理，没有实际的作用。为什么需要读古典作品，我的解释是，读古典作品目的是研究古今的联系，探索的是人心和人生，是一个爱智慧的活动，这和经济人假设的目的在于应用不同。为什么我对经济人假设既承认又有保留呢？我有一个观点，对于每个人来说，最珍贵而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人心和人生，而理财的精髓在于认识自己的精力分配。人心和人生，大家天天都脱离不了，但是并不觉得有什么珍贵，珍贵的是外边的东西。其实这里边内涵的丰富，根本不是外边的东西所能比拟的。那么是不是把外边的东西都扔掉，只照顾里边的东西，那又不对了，又好像变成一个空的理论了。里边和外边的东西有所结合，而且结合有一个度，这才是明心见性或者认识你自己。我想应该把经济人假设看成人类思想成就的一部分，也是探索整体人性的一部分。人实际上真正想得到的还是幸福，经济活动不过是途径和手段。那么经济是不是到达幸福唯一的路，到达幸福还有没有其他的路，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经济人假设的提出者亚当·斯密是一位伦理学教授，研究经济学如果达到极致，必须关注伦理学的领域。对于人生的整体来说，经济、政治、哲学，彼此之间是不能割断的。《独立宣言》宣示了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经济人只是相应了基础部分的生命权，还有政治人相应自由权，还有道德人或者伦理人相应追求幸福的权利。当然道德人或者伦理人还不够，甚至还可能有哲学人或者宗教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古典作品比较深厚，它涉及人性的多方面内容，经济人假设不过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如果认为人性除了这个部分没有其他，对人生会造成伤害的。当然经济人假设还有一些变化，比方说人的一些利他行为也可以纳入自利的范围来看。虽然这也未尝不可，但是跟原来经济人假设的物质性自利行为，已经两样了。
再回到《货殖列传》。讲到了第三次，我觉得基本上精华已尽，最好的东西讲完了。前面都是上古传下来的经验，而后来就是汉代的事实。以下的内容虽然不太重要，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思想。一刀切完以后，再捡回来讲一点。
猗顿用盬盐起。
猗顿是陶朱公范蠡的弟子。当时有两种盐，一种是内陆的盐，一种是海盐。盬盐是内陆盐池里的盐，现在青海、甘肃一带还出产此类的盐。
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一个是做盐成功了，一个做铁成功了，于是富甲王侯。盐铁是当时主要的经济命脉，在汉武帝以前主要由民营，汉武帝时改由官营。后来桓宽写了一本《盐铁论》，记录了汉昭帝时的一场大辩论。贤良、文学站在地方一边，主张不要扰民，反对垄断。桑弘羊站在中央一边，无论如何坚持国家专营。官营比起民营来，一般效率会低一些，但是国家发展需要财力支持，这样做可以增加中央的收入。这在后来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隋唐演义》中程咬金是贩私盐出身，因为盐的成本非常便宜，国家卖很高的价钱，于是走私就可以发大财。贩私盐要用武力保护的，国家不允许，当然有暴利。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
乌氏是县名，倮是人名。这个人把马啊牛啊养得多了以后，全部卖掉。然后搜求了一些珍贵的丝织品和其他宝物，寻找到了一个机会，送给了少数民族的首领。“间”就是候着机会，悄悄地，没人知道地，在他可以接受的时候。“遗”读wèi，赠送。
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
他得到了十倍的回报。给他的马啊牛啊不是一头一头的，是满山满谷的。好比真有钱的人不数钱，马牛多的人也不数马牛，满山满谷地送给你。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秦始皇把他和封君并列，允许他和其他的臣子去觐见。封君指领受封邑的贵族，乌氏倮因为富裕，可以跟有地位的人并列。
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
还有一个巴寡妇，她的祖先得到了一个丹穴。专营这个矿点好几代，家里的钱多得没法数。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
寡妇应该是很穷困的人，因为没有丈夫的经济支持。但是她能守住祖上传下来的产业，用金钱来保护自己，用不着求爷爷告奶奶，也没人敢冒犯她。
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因为巴寡妇有钱，秦皇帝以待客之礼对她，为她筑了一个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一个是乡下管牛羊的人，还有一个是穷乡僻壤的寡妇，但是他们受到皇帝的尊重，靠的是有钱。乌氏倮、巴寡妇这些人和前面的范蠡、子贡不能比，相差了好几个档次。“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楚”，子贡在当时差不多等于现在的大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来到一般国家和国君“分庭抗礼”，也没有觉得低一等。但是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乌氏倮、巴寡妇这些人再了不起，也只能居于臣列之中。这就是一统天下以后的变化，春秋时代的气概没有了。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由秦到汉，重新统一了。关是关隘，梁是桥梁，开关梁，互通有无。山泽是虞的领地，过去禁止进入。现在政策宽松了，允许普通人自由开采。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过去打仗的时候，道路不通，现在又通了。大家做生意，所有的东西都买得到。你只要有钱，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
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汉初因为中央的控制力还不够强，恐怕六国的豪杰诸侯强族在地方上成为不稳定因素，于是迁徙到京师看管起来。其中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把齐国的田氏一族搬到京师来，造成了从汉代开始《易经》的流传。先秦时代《易经》的流传，大都是朦朦胧胧的传说，不完全靠得住，也没有确切的证明。而齐国这个懂《易经》的田何到了京师以后，后边的流传清清楚楚。由谁传给谁，以及这些人的大致生卒年，都可以考得清楚。其中有一支传于太史公，也就是《太史公自序》所谓“受《易》于杨何”，杨何传于司马谈，司马谈传于司马迁。所以说，《史记》有着明明白白的易学传承。在中国古代要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跟《易经》没有一点接触，是不可能的。司马迁也懂一点易学，否则《史记》这本书写不出来。
正文的连续讲解到此为止。以后就是有选择地跳着讲了。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
这是《史记》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贤人在朝廷里殚精竭虑，讨论军国大事，这是朝。还有一部分人隐居于山林，把自己的名声炒高，这是野。两件事的统一在哪儿，都有其经济目的。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做官的时间长了，各项收入积累起来还怕少吗？如果做贪官就做不长，算下来还是不合算。但是一般人尝到甜头以后会上瘾，于是就控制不住了。“廉贾归富”，好比薄利多销，虽然贪得少一点，但是一旦有了品牌效应，那么就会更富有。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企图得到更多的财富，是人的天生本能。
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前面举了好多例子，这里是一句总结，有千钧之力。在商场上竞争，如果他输给了你，那肯定是智慧和能力用完了，索就是尽。如果他还有一点点多余的力量，绝对不可能退让半步。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因为运输成本太高。把粮食千里迢迢运到京城去，自己在路上就要吃掉一大半。
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
在这个地方停留一年，要种粮食，停留十年要种树木，百岁要“来之以德”。对于德他有自己的解释，人物是人再加上物，不是空的一个道德。人，包括人所附着的经济条件，也就是前面的“富贵之门而仁义存焉”。贤人的“贤”字从贝，有经济条件的意思。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如果你没有做官而可以和做官的人平等，叫“素封”。张守节《正义》：“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素封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相对于素王是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素封就是做臣子，因为经济抬不过政治。而素王是思想，而政治其实脱离不了思想。所以说哲人有危险性，跟王有竞争，无论如何不肯接受流行的意识形态。
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
所谓封指的是吃租税，比方说千户侯，千户的租税就归于他。每一户出二百，那么千户侯的收入就是二十万。朝觐就是朝见天子，春曰朝，秋曰觐。聘是诸侯之间互相的礼节，享是祭祀和宴请。“朝觐聘享出其中”，千户侯的开销都是从这里来。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
一般老百姓也可以达到这种程度的收入。“率亦岁万息二千”，一般来说，一万每一年有二千的利息。古代的利息比较好算，一般就是百分之二十。下边还会讲，如果利息在百分之二十以下，这场生意就不做了。如果资产达到一百万，也有二十万的利息。“而更徭租赋出其中”，上边要来收赋税之类，这些开销可以用来买断社会义务。比方说要服兵役，如果不出人，可以出钱代替。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你想吃什么想用什么，都可以达到目的。一个人有广泛的享受选择，几乎可以不受限制。
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千户侯也只不过是这点出产，你有财富也可以有这点出产。既有丰富的物资供给，又有处士的名声，他不想做官了。这就是《史记》为“素封”所描画的美好前景，也就是所谓地主阶级的生活环境。但这是在和平环境下，而且也许有空想的成分吧。政治和经济真有可能各安其位，彼此之间没有冲突吗？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
家中贫困，双亲老了，妻和子尚待抚养，过年祭祀时没有钱上供品和饮酒，吃饭穿衣也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还不感到羞愧，那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没有钱的人卖力气，稍微有些钱的人斗智力，更有钱的人抢时间。“既饶争时”，呼应前文的“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
这是一个大体的框架。现在列出了两条治生的道路，一条不待危身也就是经济的道路，一条危身取给也就是政治的道路。危身指这条道路上存在的风险，给就是经济收入。曾经有一段时间官员没有退下来的路，不仅仅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还有经济基础的问题。当年华盛顿不愿意继续做总统，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的品德高尚，也因为有一群读书人盯着他，不允许出现独裁。此外还因为他在经济上有着退路，从政有多么累，而回去有老婆孩子和庄园。如果退下来已经没有了田地，那么就是一个无拳无勇的糟老头，所以怎么肯放弃权位呢？
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是农业，末富是商业。中国古代历来提倡崇本息末，就是崇尚农业，抑制商业。本富是生产领域，末富是流通领域，奸富是欺骗领域，比如说卖假货。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没有岩处奇士的行为，喜欢空谈仁义道德，不感到难为情吗。“长贫贱”不是长时间的贫贱，而是以贫贱为长，觉得贫贱是优点。但是司马迁这里留下了一个余地，有岩处奇士之行就可以。比如说，伯夷、叔齐就可以，这是流传千古的人。又比如说，颜回、原宪也可以，原宪对学问的理解足以和子贡抗衡（参考《韩诗外传》卷一之十），更不用说颜回了。“户说以眇论”，眇论其实还是有作用的，但那是对少数人，“户说”当然行不通。没有伯夷、叔齐的品行，你要模仿或伪装，那还不如直接去赚钱。司马迁讲的都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丝悲愤情绪没有消除。《史记》的文章跌宕起伏，但是其中的弦外之音，如果推广的话，还是会有一点问题。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编户之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你和我彼此不用话多，大家亮亮财力就好了，谁财力大谁占上风。你比我大十倍，我就觉得比你低了。百倍，我看到你就害怕了。千倍，你就可以差遣我了。万倍，你对我的侮辱也可以接受。如果还是在小人的阶段，那肯定不会错，就是这个道理。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贫困怎样比较快地达到富裕，“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刺绣文”做针织品，不如卖笑“倚市门”。“倚市门”，也就是上文的“今夫赵女郑姬，目挑心招”之类。做这些行业，当然不是最佳选择，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贫者只能靠此来谋生。
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有一种解释，是做一场生意，贪贾取三分之一的利，廉贾取五分之一的利。还有一种解释，贪贾能取得十分之三的利，廉贾能取得十分之五的利。贪贾对利润的要求太高，容易错过机会，而廉贾因为薄利多销，反而赚得更多。
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如果其他杂业的利润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这场生意我就不做了，因为成本核算下来赚不了。当时利息的水平是百分之二十，那么从事其他杂业的利润应该大于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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