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问题的提出 唐筼书
陈寅恪诗抄本，在陈寅恪研究中是一个耳熟能详的问题。最早公开提出此问题的是蒋天枢。他在1979年编辑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最后说：“先生诗出入唐宋，寄托遥深。尤其于宋诗致力甚久。家学固如是也。尝教人读宋诗以药庸俗之弊，其旨可见。惜《诗存》所刊，仅及其半。师母手写诗稿三册，至今未见还，至可伤矣！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识。”（见该书修订版第1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981年，蒋天枢校毕《编年事辑》后有一则补识，再提此事：“现在，寅恪先生文集出版事虽已告竣，尚有遗憾事二：其一，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黄萱誊清钞稿一份，曾经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王健全拿去供批判用。王来信说当时放在历史系橱柜中。此文当日主系事者应能知其下落。其二：一九七八年历史系发还稿件时，独师母手写诗稿三册，未予发还。陈小彭曾向胡君索讨多次，未得。此三册诗稿明载接收清单中，现亦不知在中山大学何人手。此二事思之时为心痛。一九八一年校毕补识。”（同上）
1982年，台湾汪荣祖访问胡守为时曾提及，诗稿三册由唐筼书写，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所列清单中。汪荣祖说，胡守为之意“似有人吞占此稿件，若经私人关系，待之以日，仍有重见天日之日”（《史家陈寅恪传》第2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朱浩熙《蒋天枢传》中对此问题的记述是：“陈小彭按照抄家清单一一核对，发现父亲心血所系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虽在其中，但已经残缺不全；另外由其母亲手抄的父亲诗稿也不知去向……”（见该书第232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
2004年，徐庆全发表《追寻陈寅恪遗稿的故事 》（《人民政协报》2004年11月25日，本文仅使用电子版）再次详细涉及此事。徐文首次披露蒋天枢给周扬的信，其中述及陈家当时的处境：
……抄走后至今渺无下落。继又逼迫迁居小的住宅，书籍无法存放，由图书馆全部运走。即陈师所借我的《钞本牧斋外集》十二册（巾箱本、二十五卷），亦混在师书中被拿走，函索，称“无有”，作罢……把家中所保存的新旧著作稿件，从陈先生小女儿陈美延手中，以威胁劫持方式全部拿走。后来又辗转被历史系取去。中经家属多次索讨，迄不发还。直到七八年，大女儿陈流求向广东省政府申诉，中大历史系才于当年四月间将稿件发还家属。但诗集三册和其他零碎稿件尚未发还……此外，陈师母亲自缮写的诗稿三册，也希望周老能函商中山大学校党委负责同志（据说诗稿三册存放在校长室保险柜里），将诗稿三册交还家属。其他一些零碎稿件，据说存放在档案室保险柜或历史系箱子里。至于另外一份《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现在谁手，还无法查清。在未交还家属稿件之前，所有稿件都经过历史系主任胡守为手，不识该文是否在他手里？ 徐庆全同时采访了陈美延，她回忆说：“我就把文稿借给他们。为了有凭据，我让他们列个目录留下，其中就有《柳如是别传》和父亲的诗稿。”（2003年11月16日电话采访陈美延记录）
徐庆全也采访了胡守为，他回忆说：
陈寅恪先生的女儿的确交出过陈寅恪先生的手稿，因陈先生的女儿是化学系的，因而手稿是交到化学系的……大约在1978年，化学系党总支通知历史系党总支，说有陈寅恪先生的两包手稿，你们历史系是否拿回去？历史系党总支问我，我说应该放在历史系保存，而且谁也不能动。不过，在这两包稿子中，没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陈先生的诗稿，只有《柳如是别传》。陈先生的这部著作还没有出版，我认为应该尽快整理出版，就组织有关人士进行整理。不久，学校党委书记对历史系说，陈先生的女儿要求把这部书稿拿回去，我们遵照指示，立刻交回去了。（2003年8 月15日电话采访胡守为）
蒋天枢在给习仲勋的信中，只提到有确凿证据被人拿走的是《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给周扬的信中才补充提到了陈寅恪诗稿。徐庆全文章披露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简报》（1979年1月6日出版，编号第5期），题目是《关于陈寅恪的遗稿散失问题》。
徐庆全采访陈美延的记录是：“王健全写了一封长信，说明稿子不在他的手上，而是在历史系。王健全没有拿走稿子，这我倒相信……我们知道父亲的文稿存在历史系后，就曾找过学校党委书记要回了一批文稿。……胡守为交回了《柳如是别传》，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父亲的诗稿却没有下落了。”（2003年11月16日电话采访）
徐庆全对胡守为的采访如下：
关于陈先生诗稿的下落，直到现在我还是被嫌疑人，蒋天枢先生当年就非常明显地暗示过这一点。我一律不作回答。你问到这个问题，我才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你可以在你的文章中说你采访过我，引用我的话，但我不看你的稿子……蒋天枢写信后我们学校是否追查过陈先生的遗稿，我也不清楚。我只是看到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后记中，暗示我把陈寅恪先生的诗稿垄断后，才请求学校来查找，还我一个清白。 陈先生的诗稿，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拿来的，我的确看过，但后来去向我就不知道了。在学校查找时，我曾向学校建议说：当时有陈寅恪专案组，有可能是把陈先生的诗稿作为“反动权威”的材料送到省里了，应该到省里去找。后来，学校是否去省里找，我也不知道。关于《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校组织部档案中找到了，还给了陈先生的女儿。后来，这份稿子在江西的一家刊物上发表出来，现在收在三联出版的《陈寅恪集》中了。陈先生的诗稿则没有找到。尽管如此，党委书记对我说，调查结果与我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按照组织的结论：诗稿并不在我这里。 由以上蒋天枢记述、陈家后人回忆以及胡守为的辩驳，可知1967年陈家被抄时，确有唐筼书陈寅恪诗稿三册，但所有回忆者均没有涉及三册诗稿的具体形制，即三册诗稿写在何种纸上，何种装订样式，以何种方式书写，三册诗稿是全书陈诗还是同时也抄了其他诗等等？这些情况都不很清楚。
2010年，陈氏后人回忆：“尤其是父亲表露心迹的诗作，全由母亲一人手录。这些诗稿有用钢笔书写的草稿本，及毛笔抄写的誊正本。解放前的诗作抄在一本自制的浅蓝色封面，近正方体的大本子内；解放后诗作录在各种软皮封面练习簿内。仅毛笔誊正本就不止五册，钢笔录下的草稿本就更多了。”（陈美延等《也同欢乐也同愁》第270页，三联书店，2010年）
蒋天枢的判断，来源于陈家后人回忆，而陈家后人回忆中，没有关于唐筼书陈诗的具体内容。联系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抄走及发还过程中的复杂性，石泉认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存在“蒋本”与“新稿本”的情况（见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2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我们大体可以判断陈寅恪遗稿在抄家后曾存在散乱情况，由图书馆到化学系再到历史系，还有陈寅恪专案组。一般认为后来完整保存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情况，未必准确。胡守为认为曾在化学系，似不无道理，而《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中山大学组织部发现，更证明当时陈寅恪遗稿的散乱情况。
简单说，唐筼书陈寅恪诗稿的下落问题，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陈诗的整体写作状态；二是陈寅恪遗稿的流传情况，三是对当时中山大学历史系相关人物的评价，比如王健全、胡守为的人格。
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一般认为有三册，但陈家后人也有五册的回忆。《也同欢乐也同愁》中有一幅唐筼手抄陈诗内文誊正本的照片（见该书第269页），但没有说明照片来源。按常理推测，照片一定是诗稿佚失前随意拍摄的散页，如果是正式拍摄记录，应当不止一页正文，而有封面一类记录。总之，目前关于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的详细情况尚不清晰，所以需要一些推测性研究。
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存世推测
2005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陈美延编《陈寅恪先生遗墨》，收录陈寅恪抗战前任教清华时期的相关史料，包括手稿、手录资料、散页、批注本、著作抽印本、印章和字画等。本批材料的公开得到了陈家后人的授权，出版说明中特别标明：“这批陈氏遗墨，由广州藏家陈俊明先生提供。”
2006年11月，北京嘉德秋拍中，出现了一百多种纸本陈寅恪遗稿，后流拍。据说流拍的原因与陈家后人质疑这组遗稿的来源有关，但嘉德公司认为，这次交易未成是因为出价不达估价，与陈家后人的要求无关。在拍卖前两年，胡文辉发表《新发现陈寅恪遗物印象》，对此批陈氏遗稿作了详细介绍，胡文辉文中对陈氏遗稿中独缺诗稿的判断是：“可惜这批遗物只见到一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抄件，陈氏佚诗仍无影踪。”（《收藏·拍卖》2004年第1期第24页，广州教育出版社）。
我仔细阅读了嘉德公司的拍卖图录《陈寅恪先生遗稿》（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非卖品，2006年），据拓晓堂在该图录前言中指出：“此处所见文稿，均为1964年寅恪先生委托学生蒋天枢先生保存者。”可知陈氏遗稿是由上海蒋天枢处散出的，可惜拍卖图录中把蒋天枢名字印错了，粗看还以为是另有其人。
我将岭南版《陈寅恪先生遗墨》和嘉德《陈寅恪先生遗稿》对读，判断二者合起来即是陈氏遗稿的基本主体。这些遗稿只是陈寅恪著述的一部分，我感觉以后再集中发现陈氏遗稿的可能性还存在。在此前提下，我们再来探寻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的下落，就有了一个大致的边界，我判断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至少其中两册就在目前现世的陈氏遗稿中。我倾向于认为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应当是五册，三册陈诗誊正本，两册唐筼抄陈寅恪喜读的清诗抄本。
唐筼书陈寅恪喜读的清诗抄本已出现 对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我作个大胆假设：一、陈氏遗稿中确有五册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但只是回忆中提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见过更详细的关于五册诗稿的直接材料。二、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可能是三册，也可能是五册。三、有五册诗稿存在，但五册诗稿不一定是同一类型，也未必完全抄录陈诗，而可能同时抄了陈寅恪喜读的其他清诗。四、蒋天枢致周扬信中判断：“据说诗稿三册存放在校长室保险柜里”，我认为可以否定。
对于陈氏遗稿，我们先作一个常识判断：这批遗稿的数量大且是集中散出的，去向，目前所知不止一处。如果最后发现单独缺少了三册唐筼书陈寅恪诗誊清本，那只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接触陈氏遗稿的人，对此三册诗稿极为熟悉且知道它未来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判断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一定是混杂在陈氏遗稿中。按常规，五册诗稿应该是同类三册、同类两册顺序排放一处，如果有人有目的取走诗稿，当是五册同取，而不可能只取三册。这说明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一般没有单独孤立存在的可能，而是散乱存在陈氏遗稿中。我判断存世的可能性大，而被人有意取走的可能性小。和胡守为一样，我对这三册诗稿现世，存有信心。假设唐筼书陈寅恪诗稿确为五册，按常理约有三种存放情况：五册顺序排放一处，同类三册顺序排放一处，两册顺序排放一处。散乱情况可能存在，但常态情况下这种可能不大。
我认为嘉德《陈寅恪先生遗稿》拍卖图录中第97号拍品抄本《投笔集》，有可能即是五册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中的一册（以下简称“投本”），只是因为人们将三册诗稿固定选择记忆为只是抄了陈诗，所以没有在意。如果确定认为嘉德《陈寅恪先生遗稿》由蒋天枢处散出，则蒋天枢也忽略了此点。
关于《投笔集》抄本的说明，图录中是这样介绍的：“此本用‘青塘稿纸’抄成，内有毛笔校、注、红硬笔校注、均以《有学集》（风雨楼本）校，审其笔迹，似出唐筼之笔。”
《投笔集》是钱谦益晚年的一部诗集，向为陈寅恪所注意。图录将此抄本的时间断在民国初年，似不准确。我以为应当在1953年后，陈、唐结合在1928年，唐抄陈诗，一般不可能早于这个时间。虽然陈寅恪少时即对钱谦益和他的诗有兴趣，陈诗“早岁偷窥禁锢编”即指此，1938年在昆明期间有写钱柳因缘的想法，但1953年后才把兴趣集中在钱柳姻缘上。
我把“投本”视为五册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之一，是因为我曾购得过与此相配的另一册抄本。此抄本首叶抄录归庄《万古愁曲》，依习惯，以下简称“万本”。
2005年夏天，我在北京布衣书局购得一册旧抄本。当时书局老板胡同随口说是广州罗孟玮家散出的。我只是注意到这个抄本中有陈寅恪的几首诗，而印象中诗题与常见的略有出入。
不久我回到山西，恰好这一年胡文辉来太原旅游，我即将此抄本交与他看并为他完整复印一册，我同时为另一位较早研究陈寅恪诗的学者程巢父也复制了一份。我没有过分强调这个抄本的重要性，自然也就没有特别引起胡、程两位学者的注意。后来我用这个抄本写过一则短文《陈寅恪诗的标题问题》，即印在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前的序言之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我一开始相信书局老板胡同的说法，没有细想就断为是罗孟玮家散出的抄本，因为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专门提到过罗孟玮：“陈寅恪晚年有一时常来登门‘谈书论道’的好友罗倬汉。”（见该书第522页，三联书店，1995年）孟玮是罗倬汉的字，他家散出与陈寅恪有关的史料，在逻辑上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判断，胡文辉笺释陈寅恪诗时，将此抄本定为“罗孟玮本”，虽然在实际版本应用中毫无问题，但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此抄本也可能是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之一。
为完整叙述这一问题的来源，我把布衣书局老板胡同当时写的《贩书日记》中有关部分节录如下（未公开出版，但网上可随时查到）：
2005年8月22日 星期一 晴
谢泳先生又从山西来北京，他已经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学者生活，回到山西了。这次来认认新地方，他到处翻书的时候，我问他出了多少本书了，他说大概有十多本了，但是马上补充说：有些有重复的，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书。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能写出你认为好的书来？他说：总要50岁以后吧……他在我屋子里翻到一册原来我买下的据说是中山大学罗孟玮先生的一部诗稿，已经被虫蛀了，抄了很多人的诗在一起，包括陈寅恪的，但是那诗稿是几个人抄的，不清楚是为什么。谢泳先生研究了半天，跟我讲了一通里面某人写字好，某人字差之类的话，然后就跟我问价，决定要把这书收入囊中。连同《“一二·一”惨案死难四烈士荣哀录》(增订本，昆明学生联合会编印)一起，两种书收了他1100元。《荣哀录》他在我这里至少看了四五次了，最后还是买走了。
我在《陈寅恪诗的标题问题》中曾说，这个抄本主要抄了六个人的诗，其中五个人与陈寅恪或者与陈家及近代中国诗坛有关。起首是归庄《万古愁曲》，接着是《蛰庵诗录》。“蛰庵”是近代岭南名诗人曾习经的号，抄本主要抄录他的诗，极个别处有点评。然后是范当世，范家与陈家有姻亲关系。第四个是柯劭忞，第五个是严复，有较多的评注。第六个就是陈寅恪。可见抄者的眼光极高，所抄录近代名诗，与陈家的趣味非常密切。这个叙述虽然大体不差，但只是我当时的一般阅读感觉，现在看来甚为表面。
事情已过去七八年了，没有人留意此抄本。我现在判断它可能是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之一，是因为我注意到此抄本和《陈寅恪先生遗稿》拍卖图录中第97号拍品《投笔集》抄本的形制完全相同：同为半页十行二十字绿格“青塘稿纸”抄写，同有红、墨笔校对痕迹，红笔系硬笔，装订形式相同，抄本整体笔迹（主要是正文注解的双行小字形式字体相同。两抄本虫蛀线路大体相同，可证两书原是排在一处的。抄本开本符合陈家后人回忆的“近正方体的大本子”。
我曾把这个判断与我的学生交流，厦大历史系在读博士生杨换宇对我的判断提出质疑，他查到了罗孟玮去世后，弟子陈子川的一首挽诗，其中两句是“古道心肠热，青塘感喟深”。挽诗有一处注释称“前几年师选编油印四十岁以前所作诗，名《青塘诗》（用其故乡村名），分赠友人”（见广东省兴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兴宁文史》合订本第一至五辑）。罗孟玮去世后，《兴宁文史》曾出过一个纪念专号，其中何国华在回忆文章中记述，罗孟玮将他租借来的书屋命名为“青塘书屋”，寓意“一是取其故乡兴宁县青塘乡之名；一是取‘万山青绕一杯塘’之意”（《兴宁文史》第十六辑）。换宇认为此“青塘稿纸”，可断为罗孟玮专用稿纸。他还注意到在已散出的陈氏遗稿中，只有此抄本使用了“青塘稿纸”，所以还是应当断为“罗孟玮本”较合情理。我认为换宇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接下来的问题即转化成“投本”也出自罗家，而与“万本”恰好合为两册，嘉德拍卖图录的判断也需修改。那“投本”又如何混在了陈氏遗稿中而“万本”独留在罗家？据嘉德拍卖图录，“投本”抄自宣统上海国光印刷所排印的《投笔集笺注》，此书为陈家所有，原文再抄一本，于常情似有不合，应是罗家抄录。而罗家整抄《投笔集笺注》的动因，只有与“万本”合起来判断才有道理，也就是当时陈、罗共同对“遗民”问题的兴趣与感受，而此点对陈寅恪研究非常有意义。将来有机会，最好将两本合在一处，由陈家后人判断一下，大体即知两抄本是陈家或是罗家旧物。据说罗孟玮去世后遗稿、图书捐赠华南师大图书馆，捡视罗家遗物，似也不难解决此问题。
“万本”所抄六诗人中，陈寅恪排在最后，符合旧时文人谦逊习惯（当然也可能是以时间为序，在所抄六诗人中陈寅恪辈分最低），可以旁证可能系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之一。抄本最后一首陈诗为《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可以判定抄录时间在1951年后。
无论“万本”是唐抄还是罗抄，它曾在陈、罗两家间流动过，抄本批校即是明证。“投本”与“万本”合在一起观察，尤其是将陈寅恪晚年与罗孟玮的交往结合起来分析，则两抄本的价值才能显示出来。
陈寅恪1949年后的旧诗和学术研究，多有他对当下生活的感受在其中。陈寅恪的一个独特视角是借清人相同或类似处境来表达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真实心情，或者说陈寅恪强烈的“遗民心态”要借抄录有类似经历的清诗来表达，如果这个判断稍嫌过分，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判断他当时的心情与这些诗传达的情绪相合，不然唐筼不会用心抄写精心选择的清诗。陈寅恪考史，尤其以诗证史时，喜以古人故隐其事为推论起点，以此反证陈寅恪抄清诗行为，恰合他当时心理及一般习惯，或者认为是陈寅恪与罗孟玮思想交流的一个结果。
“万本”起首完整抄录归庄诗，似不无深意。《万古愁曲》是归庄于明亡后所作鼓词，恰好印证陈寅恪当时的心情。胡文辉笺释陈寅恪诗即注意此点。他在笺释陈诗“东海南山下潠田”时认为，归庄和钱谦益虽然政治出处迥异，但不妨其仍有私谊（《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79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胡文辉再释陈诗“终剩归庄万古愁”时，理解为钱谦益未听柳如是的劝告，在满清兵临城下时不能殉国以保全名节（同上第881页）。可见陈寅恪当时是熟读《万古愁曲》的。
“万本”何以完整抄录曾刚甫《蛰庵诗录》？其实也是陈寅恪以曾刚甫生世自况。曾刚甫是岭南名诗人，曾在清朝为官，入民国后不仕。梁启超挽曾刚甫的联语上联是：“不食民国粒粟，不染清宫点尘，关节耐岁寒，故都遗老一人而已。”曾刚甫过世后，遗诗由梁启超、叶恭绰负责刊刻，于此可知陈寅恪对《蛰庵诗录》的兴趣，或者认为是陈、罗共同的兴趣。
柯劭忞曾教宣统读书，入民国后，以前清遗老自居，除接受主持纂修《清史稿》一职外，其他都不肯受。
范当世晚年不受清廷之聘，流落江湖，客死他乡。
严复在辛亥后，受袁世凯之命出长北大校长一职，民国四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活动，为筹安会发起人之一，世人对此多有非议。“万本”抄录严复《癸丑上巳任公禊集万生园分韵敬呈四首》后，有陈寅恪批注：“几道新学为中国开山之祖而旧学所造亦高如此四诗不易及也。”
由此可见，“万本”所录诗人颇具深意，而这种眼光与陈寅恪当时思想及内心感受恰好相似。在新旧转折时，这些诗人的出处，为陈寅恪关注，抄录他们的诗，是寄托陈寅恪情绪的一种有意选择。虽然“万本”也可能系罗孟玮抄本，但即令如此，认为陈家与此抄本有关则无大错。另外，广州罗家散出的抄本，何以会脱离其他陈氏遗稿，孤立流落在北京一个旧书摊上？这种情况倒是更增加了我们寻找其他陈氏遗稿的信心。
“投本”和“万本”从纸张到书写完全相同，所抄清诗在内容深意上亦相通，虽然正文字体并不出自一人之手，但其中可能有唐筼笔迹，初判为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似可聊备一说。
“万本”中还夹有一张广州民国年间“李同记文具”散页稿纸，墨笔抄录陈寅恪《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戊子三月十九日作》、《庚寅仲夏友人绘清华园故居图见寄不见旧时手植海棠感赋一诗即用戊子春日原韵》二诗，未签名钤印，由字迹判断，疑为唐筼抄写。
如果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系五册的假设可成立，那么此两册为同一类型抄本，目前已现世。另三册唐筼书陈寅恪诗誊清稿，我推测也可能还在整体部分的陈氏遗稿中，如果日后再有陈氏遗稿现世，唐筼书陈寅恪诗誊清稿在其中的可能性极大。
简短结论
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问题的提出，源于陈家后人记忆，而记忆难免有不确处。如今“投本”和“万本”已现世，虽已分离，但合为一处影印出版以嘉惠学林，是极容易之事。如果单看“投本”，容易理解为仅是陈寅恪为写钱柳因缘作史料准备，而“万本”的出现则提升了两抄本的研究价值。因“万本”不仅有陈寅恪本人的诗，更有批注，还有其他刻意选抄的清诗，足见陈寅恪当时内心世界。两册抄本的顺序应是“投本”在前，“万本”从后，所以“万本”封面、内文没有题签，也无钤印。
“投本”和“万本”现世，从逻辑上说，也可证明王健全、胡守为以往关于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下落的回忆是诚实的，唐筼书陈寅恪诗誊清本，不可能在陈氏遗稿散乱中为人有意单独抽出，自然此事与胡守为也就没有关系，应当还他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