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945年不幸双目失明，1945年秋至1946年春赴英治疗眼疾，两次动手术，仍未治好，只得辞去牛津教职绕道美国回国。1946年4月16日船到纽约，胡适托全汉昇送信告知哥伦比亚大学医生亦无办法，故寅恪未上岸。19日赵元任夫妇、周一良、杨联陞登船探望。5月底返回上海。8月初，家人自川赴沪，一家团聚。10月26日全家返回北平，入住清华新林院52号。这之后在1947年4月，陈寅恪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Honorary Member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其地址即为北平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目前有关陈寅恪的出版物似乎尚未提及这一荣誉，值得略说一二。
陈寅恪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乃在他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之后，两者之间可能还是有点联系。陶育礼从中国回来之后，1945年初接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士嘉堡稀有语种教育协会的联合邀请，赴美考察美国中文教学新模式。他首先到达纽约，之后访问了当时北美主要的远东研究中心，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多伦多、西雅图、伯克利、斯坦福、博尔德、芝加哥、安娜堡，报告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很可能在一些场合提到了他提名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寅恪先生。北美汉学界可能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关于英国学者对寅恪先生的第三方评价。
和陈寅恪同时入选的其他两位学者包括法国雷克勒克和苏俄塔尔勒都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当然也被视作历史学家。可见当时英美学界已正式承认他是卓越之历史学家，而非传统上欧美学界所说的东方学家。
陈寅恪获选美国东方学会外国荣誉会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均可确定。根据1947年6-9月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一般简写为JAOS）67卷3期发表的“1947年美国东方学会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年会”通讯，美国东方学会于1947年4月15、16、17日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五七届年会，共有一百一十五人参加，会址分散在四个地点，包括华盛顿宾馆、弗利尔美术馆、合众国博物馆、维拉德宾馆。当时会长是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傅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东方学会的工作会议在华盛顿宾馆的华盛顿厅召开，时间是4月15日周二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三十分，讨论了有关会员、财政等问题 （235页）。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学会秘书斯蒂芬斯（Ferris J. Stephens）在工作会议上报告了三名外籍荣誉会员已经去世。这三位已逝的荣誉会员都是德国学者，即神学家和东方学家达尔曼（Gustaf Dalman，1855-1941），印度-伊朗学家盖革尔（Wilhelm Geiger，1856-1943，1928年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有关他的介绍参见拙文《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前传》，在《文景》2011年第6期）、印度学家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236页）。之后秘书给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个推荐，提请学会选举新一届荣誉会员。当时的荣誉会员委员会主席为印度学家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1885-1963) 。爱哲顿随即提出了一份包括十三位候选人的名单，并附上了这些候选人的专长领域，但没有提供国籍，现在我将他们当时的国籍附录于后，并补充两位入选英国学术院学者的年代：
布洛赫（Jules Bloch，1880-1953），法国印度学家；查特吉（Suniti Kumar Chatterji，1890-1977），印度语言学家； 陈寅恪（Yin-k'o Ch'en，1944年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中国历史学家；德布隆纳（Albert Debrunner，1884-1958），瑞士语言学家；阿列克谢耶夫（Vasily M. Alexéiev，1881-1951），苏俄汉学家； 戴文达（J. J. L. Duyvendak，1889-1954），荷兰汉学家；富阿德（Kprülüzade Mehmed Fuad，1890-1966），土耳其历史学家；戈愣尼希谢夫（Wladimir Golénishcheff，1856-1947），苏俄埃及学家；玛西尼翁（Louis Massignon，1883-1962），法国阿拉伯学家；帕德森（Johannes Pedersen，1883-1977），丹麦东方学；勒努（Louis Renou，1896-1966），法国印度学家；托尔克维斯特（Knut Tallqvist，1869-1945），芬兰亚述学家； 特纳（R. L. Turner，1888-1983，1942年入选英国学术院院士），英国印度学家。
结果全部提名人均获大会投票通过，当选为荣誉会员（244页）。这一荣誉会员是永久性的。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但以欧洲学者为主，的确反映了当时欧洲东方学繁荣的局面。苏俄学者阿列克谢耶夫，中文名原本叫阿翰林，中国学者称其为阿力克。他曾和沙畹一起到中国游历，也长期和伯希和保持通信联系。他应该是叶理绥推举的。他4月才当选荣誉会员，6月出版的叶理绥主编的《哈佛亚洲学报》就刊出了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翻译的艾德林所撰《作为中国文学史家的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一文（Lev Zalmanovich Ejdlin， “The Academician V. M. Alexeev as the Historia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 by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HJAS vol. 10, no. 1, Jun. 1947, pp. 48-59），全面介绍此人的汉学成就。最近《通报》又刊载了一篇何莫邪有关他的文章（Christoph Herbsmeier，“Vasilii Mikhailovich Alekseev and Russian Sinology”， T'oung Pao Vol. 97, No. 4-5, 2011, pp. 344-370），对学术史进行批判性反思，何莫邪指出艾德林在文章中对阿翰林有过誉之处。
美国东方学会1842年成立，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团体之一。当时1946-1947届会长是傅路特，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副会长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学家本德尔（Harold Bender）。这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包括上面提及的傅路特、本德尔、斯蒂芬斯、哈里斯（Z. S. Harris ）、威廉·F. 爱哲顿（William F. Edgerton）、叶理绥（S. Elisseeff，1947届满）、威尔逊（J. A. Wilson，1948届满）、布朗（W. N. Brown，1949届满），其中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威廉·F. 爱哲顿担任执行委员，此人是埃及学家，是上文提到的耶鲁印度学家爱哲顿的胞弟。当时美国东方学会提名委员会包括以下诸人：卡麦隆（George Glenn Cameron，主席，1947年届满）、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47届满）、爱哲顿（Franklin Egerton，1947届满）、尔文（William A. Irwin，1948届满）、克拉克（Walter A. Clark，1948届满）、汉密尔顿（Clarence H. Hamilton，1948届满）。这里面卡麦隆是伊朗和伊斯兰学家；卜弼德是汉学家，尤其注重北方民族史；爱哲顿是印度学家；克拉克是哈佛的印度学家，周一良的梵文老师，邀请钢和泰到哈佛任教的人；尔文是旧约学家；汉密尔顿是佛教学家。
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陈寅恪不会陌生。比如叶理绥，当时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和魏鲁南（James R. Ware）一起主编《哈佛亚洲学报》。《哈佛亚洲学报》上当时屡屡出现陈寅恪大名。比如1936年魏鲁南翻译了陈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在该刊发表，1938年4月陈寅恪的《〈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也发表于此刊第三卷第一期。这两篇文章都是魏鲁南翻译的，但其实都算是纪念文章。第一篇是发表于伍兹纪念专号，伍兹是陈寅恪、俞大维等人在哈佛念书时的老师，也是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的主要推手。第二篇是发表于钢和泰纪念专号。陈寅恪与伍兹和钢和泰分别有一些交游，故为二人纪念专号贡献其大作，由魏鲁南英译刊出。不过，高罗佩随即在1938年出版的《日本学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书评（Monumenta Nipponica， vol. 1, no. 2, July, 1938, pp. 623-625），评论钢和泰纪念专号，第一篇评论的文章便是陈寅恪的大作，他首先说中文和英文论文体例不同，抱怨魏鲁南忽略了一些注释。同时补充了一些他自己收集的材料，他发现《顺宗实录》存在四个版本，其中两个比较零碎地保留了一点片断，即1794年的《龙威祕书》和1792年的《唐人说荟》，第三个版本是清人胡珽所藏本，但仍不完整。而陈寅恪用的版本是比较完整的《四部丛刊》重印的宋版。1936、1938年《哈佛亚洲学报》也附录了一些中文期刊的英文目录和英文摘要，其中陈寅恪有多篇论文列入。随后1945年、1946年周一良、杨联陞分别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其博士论文，也都提及陈寅恪。再比如克拉克，这是兰曼在哈佛的印度学接班人，钢和泰在哈佛的接待人，周一良的老师，应该对陈寅恪不会陌生。卜弼德专攻中古民族史，应该也对陈寅恪的学术有所了解。总之这一届美国东方学会的头面人物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陈寅恪并不算陌生。寅恪的专业列出中国历史与文学，可能和当时学人的普遍认识有关。甚至当年11月中研院选举院士也将寅恪的主要领域列为唐代历史与文学，院方公告云：“人文组陈寅恪，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人文组语言文学学科院〈士〉候选人陈寅恪在学术上贡献要点：唐史及唐代文学。”
陈寅恪的提名人爱哲顿值得注意，他当时在耶鲁任教，是混合梵文（Hybrid Sanskrit）研究的主要学者，著作等身，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印度学著作、译著和辞典，最有影响的著作有《佛教混合梵文文法及辞典》，以及英译《薄伽梵歌》、《五卷书》等等。他和陈寅恪似乎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和陈寅恪的好友赵元任则相当热络。他是赵元任的东方学和语言学同行，前者1928年当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34年当选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赵元任1945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当选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爱哲顿和上文中的哈里斯也是美国语言学会的活跃人物，他们和赵元任、魏鲁南一起都参加了1944年12月29-30日在纽约市举行的美国语言学会第十九届大会，赵元任和爱哲顿均列名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选出赵元任担任新一届即1945年会长（Language, vol. 21, no. 4, 1944, pp. 5-19，此杂志为美国语言学会机关刊物）。爱哲顿在1947年提名陈寅恪入选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多少对陈寅恪有所了解，很可能和赵元任进行过交流和讨论。即使难以判断赵元任是否在推动爱哲顿提名陈寅恪一事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他提供了许多有关陈寅恪学术成就的信息。爱哲顿大概没看过陈寅恪有关梵文和佛教的中文文章，所列陈寅恪的专业也限于历史和文学，实际属于当时美国学者所认知的汉学范围，似不关心其早年的东方学论著。实际上，早在1932年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即有学者介绍北京明清档案出版情况，其中列出陈寅恪作为当时知名历史学家，列名编辑委员会（Cyrus H. Peake，“Documents Available for Research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8, no. 1, Oct. 1932, pp. 61-70；66页列出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由此可见美国史学界对中国史学界还算注意，也有一点了解。
而当时的会长傅路特大概也非常支持陈寅恪入选。傅路特以在哥大教中国历史与文化通史课程闻名，其所著《中国人简史》一书初版于1943年，此后一再修订出版，影响甚大。此书引用了很多中国学者的成果，如冯友兰、李济、林语堂、冀朝鼎、费孝通、胡适、陈翰笙等。也引用了当时许多汉学家的著作，如夏德、戴文达、劳费尔、拉铁摩尔、翟理斯等等。不过，最令人惊奇的是，他这部短小的通史在中古部分，竟也利用了相当多的考古新发现，斯坦因的《在中亚古道上》赫然在列。当时因为是通史课，面向美国本科生，列举的著作大多是适合本科生阅读的，像伯希和、沙畹等大家的著作似很难被列入。不过，1941年纽约中美协进会出版了傅路特所教《中国文明与文化史》的讲义修订本，更可反映他的敏锐。教授内容不仅有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甚至物质成就、音乐、戏剧、园林、数学，居然还有景教、祆教、摩尼教的内容，引用书目也相当广泛，梁思永、陈梦家、齐思和、陈荣捷、周一良、杨联陞、胡适、熊式一、钱锺书等自然不必说，沙畹、伯希和、马伯乐、戴何都、高延、高本汉、戴文达、穆尔、翟林奈、傅吾康、佐伯好郎、藤田丰八、林仰山、崔骥等欧洲、日本名家的著作也在其中。不过，这些材料中未见陈寅恪大名。这主要因为陈寅恪大部分作品以中文发表，故难以用来作为学生读物。陈寅恪当选后，傅路特开始注意陈寅恪的著作，在其著述中开始引用陈寅恪。比如他在1949年与瞿同祖合写《隋文帝宫廷中的胡乐》一文，引用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Foreign Music at the Court of Sui Wen-ti”，JAOS vol. 69, no. 3, July-Sept., 1949, pp. 148-149）；他在1954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74卷4期上为李约瑟《中国科技史》撰写书评时引了陈寅恪的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此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的年会会议通讯均记载荣誉会员的信息，比如1949年出版的69卷4期247页记录陈寅恪为荣誉会员，地址为中国北平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入选年份为1947；同页还记录有姉崎正治，1934年入选。1951年71卷4期289页记陈寅恪和戴文达同一年入选为荣誉会员，高本汉1941年入选。1959年79卷4期记董作宾1952入选；魏礼（Arthur Waley）1955年入选；于阗文大师贝利（Harold Walter Bailey，1899-1996）1955年入选。《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71年91卷4期登载了1971年美国东方学会年会通讯，其中574页记录了两位荣誉会员去世的消息，勒努和陈寅恪。陈寅恪实际去世于1969年10月7日，故1969年12月出版的第四期会刊不可能登载其去世的消息。当时信息传递缓慢，1970年4月东方学会开会时也尚未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故此1970年的会刊也没有登他去世的消息。直到1971年年会他去世的消息才被通报给东方学会会员。
1947年美国东方学会通报了陈寅恪老师吕德斯去世的消息，同时将陈寅恪选为荣誉会员，虽然陈寅恪当时的专业列出历史和文学，如果陈寅恪在场的话，也许会有点薪火相传的感受。可惜陈寅恪不在现场，和他同时被选为荣誉会员的荷兰汉学家戴文达却在现场。戴文达当时担任荷兰莱顿汉学教授，但正处于学术休假中，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并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1946年陈寅恪无奈离开英国之后，牛津曾邀请戴文达担任其汉学教授，但戴未接受。
戴文达在美东地区逗留期间积极参与美国东方学会的年会活动。据1946《美国东方学会会刊》66卷4期328页记载，美国东方学会于1946年4月24日至26日在纽约举行第一五六届大会，由哥大作东道主。当时共有一百一十二人参加，注册与会人员包括戴文达、费耐生（Richard N. Frye，周一良哈佛室友）等人。根据会议通讯，可知1946年4月24日周三上午十点开始在哥大哈克尼斯学术剧院开工作会议，选出汉学家傅路特为会长。周四，即4月25日下午两点一刻大会举行第四场，而C组是远东组，在哥大南堂522房举行会议，主席为哥大傅路特。当晚七点与会者受邀到哥大男教授俱乐部参加晚宴，一百二十二名与会人员全部参加。晚宴之后，当时在普利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并任哥大访问教授的戴文达发表演讲，题为《一位汉学家的几点想法》（Reflections of a Sinologue）。而当时杨联陞参加了26日周五上午九点半远东组的讨论，发表题为“二十四史书名的一个理论”的会议论文（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10卷1期，1947年6月出版, 41-47页），但他未出现在注册名单中，也许是来晚了，未提前注册。1947年东方学会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五七届年会戴文达也注册参加了，杨联陞缺席，在这次大会上陈寅恪和戴文达均被选为荣誉会员。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1947年4月15日上午十点至十二点半之间，美国东方学会在华盛顿宾馆的华盛顿厅召开大会，由爱哲顿提名，在会长傅路特以及其他执行委员以及大会成员投票支持下，陈寅恪被选为荣誉会员。爱哲顿对陈寅恪的了解恐怕很多信息来自他在美国语言学会的同行好友赵元任。
之后，根据1947年5月15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报告，该会在伦敦安妮女王街（Queen Anne Street）56号举行第一二五届年会，选出了1946年度九位荣誉会员，其中也包括寅恪。根据1947年12月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Anniversary General Meeting”，JRAS， no, 2, Dec., 1947, p. 246），这九位成员包括印度学者贝尔瓦卡尔（Dr. Shripad K. Belvalkar，1881-1967), 法国语言学家、符号学家 邦旺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02-1976), 美国印度学家爱哲顿（F. Edgerton）, 奥地利学者海涅-戈尔德恩男爵（Dr. R. Heine-Geldern，1885-1968；全名为Robert Baron [Freiherr] von Heine-Geldern，奥地利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德国诗人海涅的曾侄孙），苏俄学者卡拉奇可夫斯基（I. Y. Krachkovsky，1883-1951；通晓二十六种语言，尤精通阿拉伯文献；其讣告见JRAS，New Series, no. 83, 1951, pp. 225-226), 挪威印度-伊朗学家摩根斯提尔讷（G. Morgenstierne，1892-1978), 法国东方学家维特（Gaston Wiet，1887-1971；1951-1959年任法兰西学院阿拉伯语言文献讲座教授，1957年入选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 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Ch'en Ying K'io）, 印度学者洛伊（Bimala Churn Law，1892-1969；时任皇家亚洲学会孟加拉分会会长）。寅恪的名字Ying K'io写得很奇怪，大概是写错了；后来的会刊则写成Ch'en Ying-k'o，也成问题；应该是Ch'en Yin-k'o才准确。会刊将他的地址写成南京，单位是中研院史语所，这个地址一直就没变过，1970年出版的会刊还列着这个地址。1973年第2期会刊通报了寅恪去世的消息（JRAS, no. 2, 1973, p. 196），该会刊登载的是1973年5月10日亚洲学会年会总结1972年度工作的消息，1972年学会大概便知道了寅恪去世的消息，但遗憾的是当时无人给寅恪在会刊上写一篇讣告。这一届荣誉会员中还包括美国梵文学者爱哲顿，即促成美国东方学会选举寅恪为荣誉会员的学者，两人颇有些缘分。这次会议也选出于阗文大师贝利为副会长, 当时会长是蓝丽伯爵（Roger Lumley, 11th Earl of Scarbrough, 1896-1969）。很多知名东方学家都曾获选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这里举出中国读者熟悉的若干学者为例，汉学家高本汉（1929）、汉学家戴密微（1948）、印度学家勒努（1948）、日本学家叶理绥（1955）、佛教学家瓦尔德施密德（1958）、藏学家李盖提（1967）、突厥-回鹘学家葛玛丽（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