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十六年（1189），
宋孝宗传位儿子光宗，这位南宋第二代皇帝也步宋高宗的后尘，做上了第二代太上皇。谁知宋光宗即位不到三年，就患上了精神病。在专制政体下，既然不能说皇帝没穿新衣，当然更不能说他脑筋有毛病。于是，第三代皇帝继续君临天下，充分凸显了君主世袭制荒谬绝伦的那一面。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驾崩，光宗却越发疑神疑鬼，拒绝出主大丧，上演了君主制下前所罕见的人伦闹剧。在参知政事赵汝愚与知閤门事韩侂胄的敦请下，由太皇太后吴氏决策并主持，尊这位“疯皇”为第三代太上皇，拥立其唯一的儿子为宁宗，总算暂时化解了皇权传承危机，史称“绍熙内禅”。
八月，新君任命宗室出身的赵汝愚为右丞相。为防范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相结合以威胁君权，宋代有“同姓可封王不拜相”的家法，但宁宗其时真心倚任汝愚，命他不必顾忌“同姓之嫌”。
入掌中枢前十年间，赵汝愚历任数郡，亲有闻见，深感赵宋王朝“如大厦然，岁月深矣”，“栋挠梁折，曾风雨之不庇”，而“兴滞补弊，正有赖于今日”。新皇帝即位不久就征召他所推荐的大儒朱熹入朝，朝中还有陈傅良、彭龟年、叶适等正直之士，也足以共事而图治。既然屡辞不获，赵汝愚便受命为相。以他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众贤盈庭，人称为小元祐”，似乎真透露出那么一点治世的气象。
赵汝愚先从吏治入手，请皇帝颁诏诸路，强调自今“郡邑文武任职之臣，廉必闻，污必纠，毋惮大吏，毋纵私昵”，在全国倡廉肃贪，以期“州县无不治”。在中央官吏任命上，一是延揽在外人才入朝，担任馆阁清贵之职，作为推进改革的得力助手；二是恢复侍从推荐台谏的旧制，防止君主因知人不明而直除失当，确保监察系统的生命力。
尽管多出于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建议与影响，宁宗初政倒也有善可陈。他向治心切，诏求直言：“事关朝政，虑及边防，应天之实何先，安民之务何急？毋惮大吏，毋讳眇躬。倘有补于国家，当优加于赏赉！” 他还悉数罢遣光宗召入大内的乐人、俳优与伶官，贬窜了干乱绍熙朝政的那些宦官。
当然，对宁宗初政不能估计过高；即便赵汝愚的改革，也还未见有庆历新政那样的总纲领和大举措出台。尽管如此，还是“海内引领，以观新政”。而赵汝愚也“锐意庆历、元祐故事”，有自信成就范仲淹、司马光那样的相业。闰十月，在他的建议下，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改元诏书充满了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亲君子，远小人，庆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罚，薄赋敛，庆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业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掇取美号，于此纪元。”
在绍熙内禅中，除去太皇太后，赵汝愚以首席执政主其事，韩侂胄在内外朝间穿针引线，另一位宗室朝臣赵彦逾也参预了决策。新君推恩时，汝愚对彦逾说：“我辈宗臣，不当言功。”对侂胄则说：“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么可以论功？” 韩侂胄仅升为枢密都承旨，只是枢密院属下执掌传达皇帝密命的从五品武臣。朱熹与叶适都曾提醒过：“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赏酬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但史称赵汝愚“为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然而，人心吏风已非庆历所能比，这种正直招来的惟有嗜进者的嫉恨怨望。人们可以说赵汝愚不通权变，以己律人，“忠有余而智不足”，却不能不肯定他为人之正、为政之直。
与赵汝愚较量时，韩侂胄有两个优势。其一，他是宁宗韩皇后的外族。在外戚与宗室之间选择时，君主往往认为，对皇位的威胁，同姓宗室要比异姓外戚来得直接切近，多亲外戚而忌宗室。其二，侂胄知閤门事与枢密都承旨等职，“获联肺腑，久侍禁密”，比宰相更有接近皇帝、交通内廷之便；而宁宗往往绕过颁诏的正常程序，好用内批御笔，更令其有染指之便。
膨胀的权位欲与失衡的报复心，驱使韩侂胄决意挑起政争。他首先假借御笔，汲引台谏，让党羽谢深甫为御史中丞，死党刘德秀为监察御史。宋代台谏拥有议政与弹劾的双重权力，为左右舆论，打击异己，政争双方都势必借重其力。不久，韩党鱼贯而进，言路已占先手。
岁末，赵彦逾出朝外任，眼见执政梦断，便投入了反赵派营垒。殿辞时，他递上一张名单，对宁宗说：“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党。”彦逾和汝愚都是宗室，同为定策者，他的诬陷很有杀伤力。
朱熹作为改革派的灵魂，还是给皇帝上课的经筵讲官，这让韩侂胄深感其威胁近在咫尺，便处心积虑地煽动宁宗对他的反感，再借御笔罢免了他的经筵官，打发他回家。赵汝愚获知，袖还御笔，不惜以自求罢相为谏请，想让皇帝收回成命。宁宗怒气愈盛，认定他为助朱熹竟拒行君命。
罢免朱熹，是韩党向革新派正面攻击的开始，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吏部侍郎彭龟年当面向宁宗表态，“与侂胄不能两立”。宁宗两难，侂胄是其皇后外戚，龟年是其东宫师保，便打算将双方都罢免。汝愚没能当机立断促成此议（以牺牲龟年为代价，换得斥逐侂胄出朝，在策略上不无可取），却建议让韩侂胄提举在京宫观，彭龟年依旧供职，坐失逐韩的唯一良机。宁宗采纳其议，但经韩侂胄活动付出的内批，却是侂胄与在京宫观，龟年出任地方。汝愚再请挽留龟年，宁宗已无商量的余地。韩侂胄名义上提举宫观闲差，实际上却左右了宁宗，经其授意，宰执班子做了重大调整，赵汝愚在其中已孤掌难鸣。
岁末年初，针对赵汝愚的流言沸沸扬扬，诸如内禅前“三军士庶准备拥戴赵相公（指赵汝愚）”；太学传言“郎君不令”（指宁宗不聪慧），太学生上书请尊汝愚为伯父，等等。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自知已无可能施展抱负，正欲辞相，右正言李沐罗织各种谣言呈上弹劾状，说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太上圣体不康之际，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得知自己被劾，汝愚按例待罪，乞请罢政。宁宗将风闻到的谣传与赵彦逾出朝前的诬告一联系，彻底倒向了韩侂胄，下诏将赵汝愚罢相。
这次政争，尽管韩是外戚，赵是宗室，却并不具有外戚与宗室之争的性质。韩侂胄只是揪住政敌的特殊身份，作为打击借口而已。这一口实在宁宗的转向上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即便“不令”，他的猜防之心却不弱，与皇位的威胁相比，一度标榜的“庆元新政”早就置之脑后。
赵汝愚罢相，朝野的反响异乎寻常，拥赵的呼声之强烈，声势之浩大，为韩侂胄始料所未及。太府寺丞吕祖俭率先上封事，警告宁宗“政权将归于倖门”：“臣恐自是而后，天下或有当言之事，必多相视以为戒。钳口结舌之风一成而未易反，岂是国家之利耶？”上书以后，这位“触群小而蹈祸机”的无畏志士，坦然踏上流放之路，次年在贬所去世。
韩侂胄极尽恫吓之能事，但防民之口难于防川。就在吕祖俭被贬后三天，太学生杨宏中对同学说：“师长能辩大臣之冤，而学生不能留师长之去，于义安吗？”他倡议叩阍上书，太学生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等自愿加入。蒋傅起草了一篇正气凛然的上书，六人联袂署名。当夜侂胄侦知，扬言将处重罪。友人劝徐范不要卷入，他慨然道：“既已具名，还有什么可改变的！”次日，杨宏中等六人毅然伏阙上书，其中说到：
自古国家祸乱，唯小人中伤君子。党锢敝汉，朋党乱唐，大率由此。元祐以来，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变，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闻。谏官李沐，诬论前相赵汝愚将不利于陛下，蒙蔽天听，一至于此！陛下若不亟悟，渐成孤立，后悔莫及。
上书递进，如泥牛入海。学生们便将副本散发各侍从、台谏。据《四朝闻见录》，侂胄尽管大怒，“欲斩其为首者”，但“犹不敢杀士，故欲以计杀之”，让宁宗下诏，以“妄乱上书，扇摇国事”罪将六人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中书舍人邓驲缴还诏旨，上书援救说：“国家自建太学以来，累朝对上书言事的学生天覆海涵，从不加罪。最重不过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这才改为“听读”（在监控下继续学业）。新知临安府钱象祖也是韩党，连夜逮捕了这些学生，强行押送贬所。
太学生上书是公道人心的又一次呐喊，其浩然正气与无畏勇气赢得了世人的钦敬，誉之为“庆元六君子”。宋代“自靖康以来，国有大事，诸生叩阍伏阙，不惮危言，虽暂为权奸所抑，要之以久，公论未尝不伸”。
在韩侂胄唆使下，刘德秀上疏诬道学为“伪学”，要求对在朝士大夫“考核真伪，以辨邪正”，把思想上的所谓“真伪”之别和党争中的所谓“邪正”之分硬扯在一起，为打击政敌制造罪名。御史中丞何澹见刘德秀着了先鞭，也奏请禁道学，请“明诏大臣去其所当去者”，即在甄别基础上对朝臣来次大清洗，以此一网打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知名士。
对赵汝愚的谣言也越造越离奇，说他准备挟持太上皇赴绍兴，称绍熙皇帝。即位时，宁宗已“恐负不孝之名”，与太上皇尽管父子，但对赵汝愚欲复辟绍熙皇帝，难免有微妙的疑忌之心。赵汝愚终于被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是宋代对犯罪官员指定居住地，并相对限制其自由的处罚措施。
踏上贬途前，赵汝愚对家人说：“韩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你们还可免祸。”路上，他有点病渴，医生以为热症，误投以寒剂。舟过潇湘，赵汝愚伫立船头，思绪如潮，望着飞雪远山，外感了风寒，寒气表里交侵。庆元二年正月，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阳），他病已不轻，州守钱鍪承风希旨，对他百般窘辱。汝愚服药暴死，一说他的药里放入了冰脑，是服毒身亡的。
灵车载着赵汝愚棺柩，归其故里余干（今江西余干西北）安葬，所经之地，父老都在道旁焚香泣拜。萍乡全城的老百姓用竹枝把纸钱挑挂门前，灵车行经时便焚化纸钱，整个萍乡城为之烟焰蔽空。甚至远在四川、福建的“深山穷谷，寡妇稚子闻讣莫不愤叹，以至流涕”。
讣闻传到临安，正直人士不顾高压淫威，“多为挽章，私相吊哭，至大书揭于都城观阙之上”。大内宫墙外与行在城门下，几乎每天都有悼念诗文张贴出来。韩党打算镇压，却苦于抓不到作者。这些匿名诗文大多出自太学生之手，流传最广的是太学生敖陶孙在临安酒楼上的一首题诗：
左手旋乾右转坤，如何群小咨流言？
狼胡无地居姬旦，鱼腹终天吊屈原。
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长存。
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
诗篇肯定赵汝愚扭转危局的定策之功，将其比作辅佐成王的周公，被怀王贬逐的屈原，末联痛斥韩侂胄将无颜面去见其先祖——北宋名臣韩忠献公韩琦。
即便在政治高压下，老百姓心中也有杆秤。在这场政争中，公道人心明显左袒赵汝愚。尽管他执政才两年，入相仅六月，“独能奋不虑身，定大计于倾刻”，使南宋渡过了一次君权嬗传的严重危机；他志在更革弊政，“收召明德之士，以辅宁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他虽然还来不及成就庆历元祐式的经世事业，朝野人心却能辨别出他与韩侂胄在从政为人上的根本差异，而寄厚望于他。尤其在经历了其后的韩侂胄专政与史弥远专政，都认为“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
赵汝愚归葬以后，党禁还在加码。韩党先是要求在官员迁转、学生科考时必须具结表态“如是伪学，甘伏朝典”；继而又将“伪党”升格为“逆党”，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推上忠逆之辨的最高审判台。让政敌难逃诛心和诛身的双重判决，是中国专制政体下迫害反对派的惯伎。最后，韩党出笼了一张“伪学逆党”的黑名单，列名其中的五十九人，虽有不少道学家，但约三分之一的人与所谓道学绝无关系，无非曾直接或间接地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
直到嘉泰二年（1202），长达八年的酷烈党禁才基本解冻，却已对南宋后期历史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前的宋代党争，大都限制在政见之争的范围内。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表象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的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所指向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几乎所有的是非从此颠倒，随之而来，在一般士大夫中引起了普遍的价值危机与道德失范。不仅庆历元祐间“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风尚荡然无存，即便与绍熙以前的政风士风也不可同日而语。“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自庆元党禁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党禁方兴之时，宋宁宗尽管暗弱无能，却代表着专制君权，正因他的最终转向，致使位仅从五品的韩侂胄在与宰相赵汝愚的党争中占据了上风。其后六七年间，宋宁宗听任韩侂胄倒行逆施，为所欲为，专断朝政，排斥政敌，走上了权臣之路。后来党禁尽管松动，但其权臣之势却已如日中天，不可摇撼。“君子之脉既削，小人之势遂成”，而韩侂胄擅权不过是南宋后期接踵而至的权相专政的开端。从这一意义上，说庆元党禁是南宋历史大逆转的拐点，也毫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