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林 译
担任校长，就有义务从精神上领导这所高校。教师和学生则只有真正和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中，其跟随才能由此被唤醒并变得坚定。然而，只有当领导者们自身首先，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是被领导者的时候——被那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所领导，这种本质才能获得其明晰性、地位和权力，而该精神使命，让德意志民族的命运深深打上了其民族的历史烙印。
我们知道这项精神使命了吗？无论是，还是否，问题都必然在于：我们，这所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已经真正和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中了吗？该本质拥有真正的力量来塑造我们的此在吗？当然有，但前提是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要求该本质。然而有谁想怀疑这一点呢？人们通常在大学的“自治”中看见了它的居主导地位的本质特征，这种自治应当被坚持。然而——我们是否已经透彻地思考过，这种自治的主张要求我们的是什么？
自治意味着：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是我们应当是的，我们自己确立使命，并自己决定实现该使命的道路与方法。然而，面对我们自己是谁这个问题，我们，德意志民族的这所最高学府的教师和学生的团体，真的知道其答案了吗？如果没有最恒常和最严厉的自省，我们真的还能够知道这个答案吗？
无论是对大学当下处境的了解，还是对其过往历史的熟悉，都不能确保对其本质的充分认识——除非我们首先为了将来而明确、严格地限定大学的本质，在这一自我限定中要求该本质，并在该要求中赢得自我主张。
自治只能立足于自省的基础上。然而，自省只能通过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才得以产生。我们将实现自我主张吗，如何实现？
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就是追求其本质的原初的、共同的意志。我们将德国大学视为这样的高校，她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意志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守护者。追求德国大学的本质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学的意志，也就是追求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这个民族是一个在自己的国家中认识自己的民族。科学和德国的命运必须同时在追求这一本质的意志中获得权力。然而，只有，也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形下，它们才能实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教师和学生，一方面让科学直面其最内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德国命运极度艰难的时刻承负起它的命运。
然而，只要我们仅仅——当谈及“新的科学概念”时——为一种太过眼前的科学争取它的独立性和无前提性，那我们就定然不会在科学最内在的必然性中获悉科学的本质。这样一种仅仅否定性的、最多不过会将过去十年加以回顾的行为，根本就是那真正寻求科学本质的努力的假相。
如果我们想要把握科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直面这个决定性的问题：科学还应该继续为我们而存在吗？或者，我们应该让它迅速走向终结？科学无论如何都应该存在，这一点从来都不是绝对必然的。然而，如果科学应当存在，如果它应当为我们并且通过我们而存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真正存在？
只有我们将我们自己再次置于我们的精神－历史性的此在的开端的权力之下。这个开端就是希腊哲学的觉醒。西方人由此从一种民族性出发，凭借其语言的力量，第一次站出来反抗存在者整体，追问并且领会这个存在者整体之所是。所有的科学都是哲学——不管科学是否知道这一点，也不管它是否愿意。所有的科学都生根于哲学的那个开端。假定科学终究依然还配得上那个开端，那它就要从那里汲取它自己的本质的力量。
在此，我们想要为我们的此在重新赢回科学的原初希腊本质的两个显著特征。
在希腊人中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普罗米修斯是第一个哲人。埃斯库罗斯让普罗米修斯说出了一句格言，这个格言表达了知识的本质：
τηχνη δ’αναγκης ασθενεστερα μακρωι
（《普罗米修斯》514）
“知识远不如必然性有力量。”这意味着：命运占有优势，所有关于事物的知识，都首先听任命运的摆布，并且在它面前不起作用。
正因为如此，知识必须展开它自己的最高抗拒；只有面对这种抗拒，存在者那隐蔽的整个力量才将涌现出来，好让知识真正地在它面前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存在者也就在其深不可测的不容改变中敞开了自身，并将它的真理赋予知识。说知识具有创造性的虚弱无力，此乃希腊人的名言，人们太轻易地想在希腊人身上为一种纯然基于自身并由此凝然出神的知识找到典范，并向我们指出，这种知识是一种“理论的”态度。——然而，对希腊人来说，“理论”（θεωρια）是什么？人们说：理论乃纯思，这种思仅仅同那被追问的事情本身相关。据说，根据希腊人，这种思的态度是为思而思。但是，这个引证不对。因为，一方面，“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为了理论本身，相反，它仅仅产生在这样一种激情中，即渴望接近存在者本身，并置身于它的逼迫之下；另一方面，希腊人真正为之奋斗的，就是将这种思的追问，领会和实现为人的活动（ενεργεια）的一种方式，“在－工作－中”的活动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是最高的方式。希腊人所考虑的，不是要让实践与理论相符，恰恰相反，他们将理论自身理解为真正实践的最高实现。对希腊人来说，科学不是一种“文化产业”，而是整个民族－国家的此在的最内在的决定性核心。对于他们，科学也不仅仅是无意识的意识化的手段，而是磨砺和紧握整个此在的力量。
科学就是立于不断自我遮蔽的存在者整体中间，坚持追问。这种行动着的坚持，同时也就认识到自己在命运面前的虚弱无力。
这就是科学那开端性的本质。但是，这一开端不是已经过去两千五百年了吗？人类活动的进步不是也已经改变了科学吗？确实如此！随后基督教－神学的对世界的解释，以及近代稍后的数学－技术的思想，都已经在时间上和事实上让科学远离了它的开端。然而，开端自身却决不因此而被放弃，更不会被否定。因为，如果原初的希腊科学乃是一个伟大的事物，那么，这个伟大事物的开端就是它最伟大的一面。如果这个开端的伟大已不复存在，那么，科学的本质甚至不可能如今天一样，被抽空和耗尽——在今天，尽管存在着所有的成果和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科学的本质却早已被抽空和耗尽。这个开端仍然还在。开端不是作为遥远的过去之事处在我们身后，而是立在我们面前。开端，作为最伟大的事物，已经预先掠过了所有将要来临之事，因而也已经预先掠过了我们自己。开端已经闯入我们的将来，它站在那里，远远地命令我们重新把握它的伟大。
只有当我们为了重新赢回这个开端的伟大而坚定地服从这个遥远的命令的时候，科学才成为我们此在的最内在的必然性。否则，科学就依然只是一个我们深陷其中的偶然事件，或者，仅仅是追求一种认识的纯粹进步的泰然惬意而毫无风险的活动。
然而，如果我们服从开端那遥远的命令，那么，科学就必须成为我们的精神－民族的此在的根本事件。
如果我们最本己的此在本身正立于一场伟大的变革面前，如果真的如那位满怀激情地寻找上帝的最后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如果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今天人类在存在者中间的被抛弃的孤寂状态，那么，科学将成为什么样子呢？
于是，希腊人在存在者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初的充满敬畏的坚持，转变为完全没有任何掩饰地立于那隐秘者和不确定者面前，即立于那理应加以追问的东西面前。那时，追问就不再只是一个为了得到作为知识的答案而可以被超越的预备阶段，相反，追问自身将成为知识的最高形态。那时，追问将展开它最本己的力量去揭示万物的本质，迫使我们用最朴素的目光去凝望那不可避免地要加以面对的东西。
这种追问粉碎了在各自专业中所形成的科学壁垒，将科学从散落在各个领域和角落中的那种漫无边际、毫无目的的状态中取回，并重新从人类－历史性的此在的塑造世界的所有力量的丰饶和福佑中——诸如自然、历史和语言；民族、习俗和国家；诗歌、思想和信仰；疾病、疯狂和死亡；法律、经济和技术——直接规定科学。
如果我们要求科学的本质，将之视为在存在者整体的不确定性中间的那份追问着的和没有丝毫掩饰的坚持，那么，这种追求本质的意志就会为我们的民族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最内在的和极端危险的世界，也就是真正的精神世界。因为“精神”既不是空洞的洞察力和不承担义务的智力游戏，也不是漫无边际的理性分析的聚会，更不是世界理性；相反，精神是面向存在之本质的那种原初被规定的、自觉性的决心。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决非一种文化的上层建筑，同样也不是各种有用知识和价值的武库；相反，它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最深层地保有着这个民族那扎根在大地和流淌在血脉中的力量，这种权力最内在地激起和最深远地震撼着这个民族的此在。惟有一个精神世界向这个民族保证了伟大。因为它迫使我们在追求伟大的意志和听任堕落之间不断做出决断，并让这种决断成为我们征程中的步伐的法则，我们的民族已经踏上了这一征程去开启它的未来。
如果我们要求科学的这种本质，那么大学的教师就必须真正走到最危险的位置的前面，那里永远有着关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如果他们坚持在那里，就是说，如果他们在那里——根本性地靠近万物的逼迫之处——发出共同的追问和异口同声的言说，那么，他们就会强大起来而成为领导。因为在领导中决定性的东西不是单单走在前面，而是那能够独自前进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固执己见和统治欲望，而是来自最高的天职和首要的责任。这种力量同本质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造就精英中的精英，并唤醒那些拥有了新的勇气的人们的真正追随。然而，我们并不需要首先去唤醒这种追随。德国的大学生已踏上这种征程。他们所寻找的就是这些领导者，他们愿意通过这些领导者，将他们自己的天职提升到那有根基的、自觉的真理上去，并将之置于那清楚－有力的言辞与行动的明澈中。
德国大学生决心在德意志民族最艰难的时刻承负起它的命运，一种追求大学本质的意志就来自这种决心。只要德国大学生通过新的学生法案，将自己置于这关乎其本质的法律之下，并由此第一次界定这个本质，那这种意志就是一种真正的意志。自我立法乃最高的自由。那种备受歌颂的“学术自由”将被从德国大学中摒弃；因为这种自由是不真实的，而这又出于它仅仅是否定性的。这种自由主要意味着漠不关心、无所谓的目的和兴趣，以及不受约束的行动和放弃。德国大学生的自由概念目前正在被交回给它的真理。将来，德国大学生的义务和服务，都将从这种真理中展开。
第一项义务关乎民族共同体。它要求彼此帮助，一起担当，共同分享这个民族的所有阶层与成员的奋斗、追求和技能。从现在起，这项义务将被确立下来，并且通过劳动服务而扎根于学生的此在之中。
第二项义务关乎这个民族在其他民族中间所拥有的荣誉和命运。它要求一种随时可全力以赴的待命状态，而这种待命状态为知识和技能所保证，并通过纪律而绷紧。在将来，这项义务将作为国防服务而紧握并深透到大学生的整个此在中。
大学生的第三项义务关乎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使命。这个民族是这样来成就它自己的命运的，即将它自己的历史向人类此在塑造世界的所有无可抵挡的力量敞开，并让它的精神世界始终保持鲜活。因此，这个民族渴望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民族，它将它自己置于它自己的此在的最理应被追问的地方。它自身，并为了它自身，要求在它的领导者和守护者身上，有着最严格的明晰性，而这种明晰性就是那最深厚、最广阔和最丰富的知识的明晰性。年轻的大学生们，早早地就有了英雄气概，将他们的意志扩展至本民族将来的命运，迫使自己从根本上服务于这种知识。他们不再允许知识服务成为为一种“高雅”职业进行的呆板、速成的培训。因为，政治家和教师，医生和法官，教士和建筑师，领导着民族－国家的此在，并在这个此在与人类塑造世界的各种力量的根本关联中，守护并磨砺着这个此在，所以，面向他们的这些职业和教育，被托付给了知识服务。知识并不服务于职业，相反，职业实现并管理着这个民族关于其整个此在的最高的、本质性的知识。对我们而言，这种求知决不是认识本质和价值自身的一种泰然惬意的活动，而是立于存在者那不可抵挡的优势中间所展开的对此在的最严苛的逼迫。存在理应被追问，正是这一点真正地迫使这个民族劳作和战斗，迫使它进入到它的国家中，而那些职业就属于它的这个国家。
这三项义务——它们在精神使命中通过人民而关乎国家的命运——对德意志民族的本质而言是同等原初的。由此产生的三种服务——劳动服务、国防服务和知识服务——也同等必要，并居于同等的地位。
一起担当着的关乎民族的知识、随时准备着的关乎国家命运的知识，同那关乎精神使命的知识一道，才创造了科学那原初而完整的本质；假如我们服从我们精神－历史性的此在的开端的遥远命令，那实现科学的使命就会被交付给我们。
如果德国大学的本质被界定为这样一种高校，即它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意志民族的命运的领导者和守护者，那么，我们所指的，就是这种科学。
科学的这种原初概念，不仅对“客观性”负有义务，而且首先有义务让那在民族的历史－精神的世界中的追问保持本质和单纯。事实上，客观性仅仅由此才能真正奠定它自己，即发现它的本性和界限。
这个意义上的科学必须成为塑造德国大学这种组织的力量。其中包含两件事情：一方面，教师和学生必须以其自己的方式为这种科学概念所激荡，并栖身于这种激荡之中；另一方面，这种科学概念同时必须改造性地干预教师和学生身居其间的科学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学院和专业。
当一个学院因扎根于它的科学的本质中而具有展开精神立法的能力，从而将那逼迫它的此在的力量塑造为民族的一种精神世界的时候，一个学院才成为学院。
当一个专业一开始就将自己置于这个精神立法的领域，并由此打碎专业壁垒，克服浮浅的职业培训的陈腐和虚伪，一个专业才成为专业。
当各个学院和专业开始本质、单纯地追问其科学的时刻，教师和学生也已经被民族－国家的此在的最后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所笼罩，并且，对他们而言，这种必然性和紧迫性是相同的。
然而，科学的原初本质的展开，要求一丝不苟、责任心和非凡的忍耐力，与之相比，无论是对那已经确立起来的行动方式的认真服从，还是对它的热心改变，都不起决定作用。
然而，如果希腊人花了三个世纪才将什么是知识这个问题置于正确的地基和可靠的道路之上，那么，我们就断然不可以认为，德国大学本质的阐明和展开会在这个或下个学期实现。
但是，从那业已指出的科学的本质中我们无疑知道一点：只有当这三项服务——劳动服务、国防服务和知识服务——原初地凝聚为一种塑造性的力量的时候，德国大学才能得以形成并获得它的权力。也就是说：
教师追求本质的意志必须被唤醒并变得坚定，以便直面那关乎科学之本质的知识的单纯和宽厚。学生追求本质的意志则必须努力强迫自己进入知识的最高明晰和纪律中，必须将那关于民族和它的国家的共同知识坚定、无可妥协地深深置于科学的本质中。所有意志和思想上的才能，所有的心智和体力，都必须通过战斗而展开，在战斗中获得提升，并作为战斗而得以保存。 我们选择的是追问者进行的自觉的战斗，并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一起宣布：我放弃那种通过偶然之手而获得拯救的轻率希望。
然而，教师和学生所组成的这样的战斗共同体，仅仅在下面这种情形下才能将德国大学重塑为精神立法的场所，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核心，这个核心被最严格地组织起来，为在它的国家中的人民提供最高的服务，那就是，教师和学生要比其他的人更单纯、更严格、更质朴地建立他们的此在。所有的领导都必须承认追随者拥有它自己的力量。而任何追随自身都担负着反抗。存在于领导与追随中的这种本质对立，既不可使之模糊，更不可将之取消。
只有战斗才能保持这种对立，并在教师和学生的整个团体中培养出一种基本态度，从这种基本态度出发，那种自我限定下的自我主张才让那种坚定的自省能够变成真正的自治。
我们要求德国大学的本质，还是不要求？我们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彻底地而不是附带性地追求自省和自我主张，或者我们是否——出于最良善的意愿——仅仅改变一些旧的机构并添补一些新的机构，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无人将阻止我们这么做。
然而，当西方的精神力量已经衰败并行将崩溃的时候，当这个文明的老朽外表正在坍塌，使所有的力量陷入混乱并任其在疯狂中窒息死亡的时候，居然无人问我们，我们是否愿意这样。
这样的事情是否发生，仅仅取决于，作为历史－精神性的民族，我们是否并再次要求我们自己。每一个个体都要参与决断，哪怕是当他想在这个决断面前逃避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然而，我们要求我们的民族实现它的历史使命。
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因为这个民族中那些年轻的和最年轻的力量——他们已超越了我们，已经对此做出了决断。
然而，我们要能彻底理解这个觉醒的崇高与伟大，就只有我们在我们自身中抵达那个深邃而高远的思想，这个思想用一句格言表达了古老的希腊智慧：
τα ... μεγαλα παντα επισφαλη ...
“所有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中……”
（柏拉图，《国家篇》497d, 9）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