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80年初朱光潜先生语出惊人地表示：“据我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与老舍。”[1]朱先生的说法是否准确当另作别论，但它似乎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
沈从文与老舍文学作品的世界性影响。这两位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辉煌的大家，尽管交往有限，关系疏离，但在沈从文的作品、书信与老舍的文章中，他们互有谈及的地方，尤其是沈从文在建国后的书信中多次言及老舍。
一
当沈从文1923年来到北京茫然不知所从之际，老舍已是北京市教育部门的高级职员了。而当沈从文1924年末初登文坛时，老舍则已于该年上半年远赴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任教了。1930年4月老舍回到国内时，沈从文已出版了十多个作品集子，成为当时文坛最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老舍也因《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等长篇小说的出版，在国内文坛赢得了一定的声誉。1933年秋至1936年4月间，沈从文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他的周围更是汇聚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作家。老舍当年就经常在该刊发表文章。沈从文在1934年9月12日还在该刊发表了常风的《论老舍〈离婚〉》，并作了编后语加以推介，其中写道：“有十年来中国新文学运动，就一般言皆以为创作小说成绩较佳。其中很有几个作家的作品。值得我们注意。……本期讨论老舍《离婚》集作者常风先生，任教于太原，批评态度与见解，皆可注意。”[2]沈从文在1935年8月发表的小说《八骏图》，主人公达士先生的书桌上，就摆了本老舍的小说《离婚》。1937年沈从文在《文学作家中的胖子》中曾写道：“有个作家在许多人心目中都认为应当是个胖子，这作家就是老舍先生。老舍是不相识者理想中的胖子，丁玲却是女作家中事实上的胖子。”[3]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沈从文在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待社会关系表》中其他重要社会关系一栏内容时，也提到“作家中较熟的，十年到廿年的”，有徐调孚、叶绍钧、郑振铎、巴金、老舍等，但在说到“个别友谊好的”作家时，却只提到巴金、叶绍钧、郑振铎、丁玲和芦焚，并没有提老舍。[4]由此可以看出，沈从文与老舍两人尽管相互熟悉，但关系并不密切。不过，对于老舍，沈从文一直还是比较关注的。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曾写过《小说与社会》，说：“直到如今为止，能靠出版税收入过日子的小说家，不会过三五位。冰心或茅盾，老舍或丁玲，即或能有点收入，一定都不多。因此作家纵努力十年，对国家社会有极大贡献，社会对他实在还说不上什么实际贡献。他得做别的事，才能养家活口。”[5]其中对老舍等作家（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生存境遇深感忧虑，并表示不满。
尽管如此，但翻阅《沈从文全集》，几乎找不到有关两人交往的直接记录。倒是在《老舍文集》里，却发现了几条有关他们交往的文字描述。早在1934年回答《人间世》“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时，老舍和周作人曾不约而同地以《从文自传》作答。[6]在《怀友》中，老舍记录终生难忘的三次聚会，其中一次是在北平应沈从文与杨今甫（即杨振声）之邀参加的聚会，当时参加聚会的还有叶公超、朱光潜、朱自清、林徽因、罗常培及黎锦明等。文中写道：“客有两桌，酒是满坛；多么快活的日子啊！今甫先生拳高量雅，喊起来大有威风，从文先生的拳也不示弱，杀得我只有招架之工，并无还手之力。那快乐的日子，我被写家们困在酒阵里！……这次遇到的朋友，现在大多数是在昆明，每个人都跑了几千里路。他们都是最爱北平，而含泪逃出北平；什么京派不京派，他们的气节不比别人低一等呀！”[7]这篇文章发表时，正值沈从文因该年1月22日在昆明《今日评论》发表《一般或特殊》一文而遭巴人、罗荪等左翼作家批判。沈从文在该篇文章中指出，当前一些作家“在朝在野服务什么机关的，也都只记着‘宣传’，不大肯分析宣传的意义。标语口号盛行时，什么标语口号能产生什么结果就不大明白。于是社会给这些东西定下一个名辞‘宣传品’……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有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8]这一点被左翼作家视为比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更毒”、“更阴险”。老舍的文章在这里除了怀念友情外，对沈从文等上述京派文人的社会态度和文化行为分明也表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同时也有一点辩护的意思。虽然老舍先生自己此时正积极投身“中华全国文学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并积极倡导实践用文艺作为工具宣传抗日思想，大写特写为沈从文所不屑的不很讲究艺术质地的文学“宣传品”。老舍在一篇题为《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一文中曾表示：“说句老实话，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的味道。可是细心一想呢，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有些心肝。”[9]看得出来，从老舍的内心来讲，一直不愿涉足于政治。在大学教书时，他曾宣扬过让文学摆脱“道”的束缚，而成为“无所为无所求的艺术”观念，只是现在民族危难、国家将亡，自己不再追求做艺术的卫士，而做祖国的卫士了。但对于沈从文的文学态度，他能从内心里表示理解和接受。
1938年5月1日，“文协”昆明分会成立，沈从文当选为理事。此前负责全国“文协”工作的老舍就曾来信，商量由沈从文任该分会主席，主持工作，沈从文因不愿与“无作品的作家”共事而婉言谢绝。1941年老舍曾来云南昆明住了两个半月，除了写作、参加演讲以外，期间有较多的机会与沈从文接触和交流。据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学生楼上有个小客厅，常有同学来喝茶聊天，渐渐成了一个小沙龙。沈从文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从重庆来昆明时，沈从文曾拉他来谈过“小说与戏剧”。[10]老舍在《滇行短记》中也曾谈及自己在昆明的日子的点点滴滴，其中两次言及沈从文与卞之琳邀请自己去云南呈贡乡下游玩，他自己也很想一睹当地的自然风光，同时有兴趣看看卞之琳写的长篇剧本。但由于好友莘田（罗常培）身体欠佳，不能同行，始终未能如愿以偿。[11]言语之中，我们感觉得到沈从文与老舍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只能算是淡淡如水的君子之交而已。
1944年9月6日，老舍曾写信给当时在昆明主编《云南晚报》的李何林，请他邀约闻一多、沈从文等文协会成员商谈发动援救贫病作家活动。同年9月13日，李何林把老舍的来信在自己主编的《云南晚报》“夜莺”副刊上发表。老舍不直接写信给沈从文，而是通过李何林来邀约，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了在老舍心目中，沈从文是有着较高声望和地位的作家，同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与沈从文等作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密切。
建国后，沈从文因过去的作品及言行被冷落遭排挤，成了被尘封的“落后”文人，而老舍则很快适应新中国的政治要求，成了台面上的红人，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了什么来往。林斤澜的《两个作家》，描述了他们两人建国之初的一次尴尬碰面。当时老舍访苏归来，在台上作报告，沈从文则坐在台下听报告。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他当时境遇十分不好；作家当不了，教授当不成……老舍一开讲，沈从文就摸出一本软面笔记本，因近视，把本本卷起来托在胸前，右手的水笔竖直，直行记录。那都是拿惯了毛笔的缘故……目不旁视，手不停顿，全座就他一个人。
老舍向来妙语连珠，这回目光一落在沈从文的身上，口角不禁迟慢。
沈从文这样托本书写，必须直腰，低头，两肘悬空。老舍的目光戚戚，仿佛说：何苦来！何苦来！
报告完毕，听众外涌，老舍好嗓子，低沉又传远，叫道：“从文，一块走。”
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尽管那笑容——不好形容，只是叫人想起他常自称的乡下人吧。[12]
这恐怕是有关两人建国后来往的唯一的详细描述了。他们两人地位悬殊。一个访苏归来在台上作报告，一个为“进步”、“靠拢”非常努力地作记录。汪曾祺在听到林斤澜转述此事时，非常感动，曾说老舍是个人道主义作家。
尽管此后两人仍有很多机会见面，但基本上都是在一些公众场合，在他们留下的文字里，我们再也找不到有关二人见面交往的文字记录了。熟悉两人的作家林斤澜说，老舍对沈从文平时友好谈不上，不友好也谈不上。老舍已经是政治场面上的人，他心里知道沈从文是什么样的作家，也明白沈从文是什么样地位的人。老舍这个人绝不可恶，但又非常可怕。“文革”中批判人有时也够狠的。他曾批从维熙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是意在煽动农民造反。对沈从文他也有伪善的一面。对此林斤澜不愿多谈。[13]
老舍建国后长期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1958年，文艺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设宴招待成百文艺界人士。沈从文也应邀参加。席间，周扬当众宣布：老舍同志工作很忙，准备请他多管一些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的工作，我们想请沈从文同志担任。由于沈从文坚决推辞，这件事最后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作为全国文联领导的老舍当时应该在座，不知其当时心里在作何感想。不过，沈从文后来倒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1977年8月16日，他在一封家信中言及此事时说：“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14]
沈从文最终放弃了写作，选择沉默来应对新的政体，不过“文革”后又声名鹊起；而老舍先是紧跟靠拢，并较快地适应了新中国政权对文学的规范要求，但后来因为步子跟得不够紧，配合得不够密切而惨遭批斗，最后以自沉太平湖完成了他暧昧的爱国主义。
二
沈从文不喜欢政治，自然也不会喜欢像老舍这样一度与政治走得太近的人。他一生坚守自由主义的理想，始终想游离于政治之外，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姿态。1942年他曾写道：“过去十年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上不稳定时，就得牺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有些虽然还好好地活着，因为‘思想不同’，就受限制不能好好地写他的作品发表。又有些因为无从在比较自由情形下工作，索性放下原有工作去弄政治，这个作风又照例是能增加纠纷而无助于文学发展的。这实在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值得有心人重视。”[15]基于这样的认识，沈从文一直主张文学远离政治的是非。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宜于弄政治，“因为政治是最怕‘反对’，而特别需要‘拥戴’的”。[16]“拥戴”显然不符合他独立的精神个性。因此他一直反对作家成为政治的工具，不喜欢与政治走得太近的作家。对于老舍这样早在抗战时期就把文学作为抗战工具从事宣传的作家，自然他从骨子里是瞧不起的。
建国后，对老舍的“紧跟”、“配合”，沈从文更是颇有感触。在1951年9月2日致一位青年记者的信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文坛境况：“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只有一个老舍成为人物，领导北京市文运。”[17]当时老舍新创作的话剧《龙须沟》已公演，并获得成功。但沈从文言辞之间，分明有不屑之意。不过，他在1951年12月末《致沈龙朱、沈虎雏》的信中，却说：“看《人民日报》，有老舍作北京市人民艺术家得奖状的消息，情况一定极热烈，因为这是新中国新事情，很有意义的。有功于国家，应当受重视的。其实还必须设很多奖来鼓励各方面工作有贡献的人，才合理。戏剧不过是万千种工作之一种而已。”[18]也许他从感情上难以接受新中国文艺的种种现实，包括像老舍一样的文人竭力靠拢政治的行为，但从现实理性上却不得不予以接受，并且他也曾试图理解新的社会现实，改造自己的思想信仰，也曾尝试去创作符合新政权规范的文学作品，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在该封信的前面，他曾托自己的儿子为他从《光明日报》买一份有他检讨文章的报来，说他“好看看”。[19]这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在新的政治现实下，他们两人，一个已融入其间，似鱼儿得水；一个却怯生生地站在岸边，不知该从何处下水。在1957年1月9日写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沈从文写道：“近来北京正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沈常把“熟悉”写作“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地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远的，正如同大学校和我隔得远远的一样。……世界文学史许多篇章都有过一种情形，会努力的人，不太用力也可把事情做得极好；不会努力的人，即用力再多，还是难望‘成功’。我就是做什么总想做好，结果却还是做不好的一个典型。凡事做不好却不灰心，自己也很奇怪。”[20]看着朋友们的红火，沈从文的落寞是不言而喻。1980年6月15日，他在给一位图书馆的朋友的信中曾说道：“以老舍当年那么懂行、紧跟，到头来还吃不开。我什么都不懂，哪有能力在作家争夺是非战斗中混？”[21]言辞之间，既有对老舍当年“紧跟”的不屑，又分明有一种得意。
另外，沈从文对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不重用汪曾祺，也一直心存不满。1967年5月15日，他在写给沈虎雏与张之佩的家信中说道：“《沙家浜》和《红岩》（戏改名《山城旭日》）原来均由汪叔叔执笔，经江青改，到目前已肯定是革命样板新戏，成功的戏，虽然报上不见汪叔叔的名字，事实上他出的心力最多，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一点儿光荣。过去他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了多年，老舍不认识他的长处，搞事务性多，长处难发挥，极可惜。”[22]1972年7月1日在《复张宗和》的信中，他又一次提道：“老舍辈作全国作协副主席，从不正视自己责任……不注意到全国作家如何培养问题……汪曾祺在他手下便作了十年小伙计，老舍就从不注意到汪写的短篇，比他还好得多！”[23]在沈从文看来，老舍作为作协领导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责任，不重视对像汪曾祺这样的青年作家的培养，并且他认为，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要比老舍写的“好得多”。这确实是一个大胆而新异的看法。不过，沈从文在该封信中只点名批评了老舍与丁玲，而对真正领导和负责作协工作的周扬和茅盾等，却避而不谈，内中缘由也许就在于这两位都已倒台，一个早已“畏罪自杀”，一个已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这里我们无意于苛责沈从文，只是想说明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一个文人卑微的生活处境。老舍或许没有重用汪曾祺，但汪曾祺后来却说过，老舍很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在各种场合称道。他曾当众说过这样的话：“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24]
沈从文除了不喜欢老舍与政治走得太近、不重用汪曾祺等以外，也不太欣赏老舍写的作品。虽然他早年曾认为，老舍是“仅以作品直接诉之于读者，不仰赖于作品以外任何手段”的“几个很可注意到的”作家，读《赵子曰》、《老张的哲学》“可使年轻人欣赏的重压稍稍轻松”，“能使我们感觉作者能在所写及的事物上发笑，而读者却因此也可以得到一个发笑的机会。”“这成就已不算十分坏了。”并且“关于古都风物一切光景的反照，老舍的长处是一般作者所不能及的，人物性格的描画，也极其逼真动人，使作品贯一点儿放肆坦白的谐谑，老舍各作品，在风格和技术两方面都值得注意。”[25]但他对老舍早期作品中的讽刺与诙谐趣味却甚为反感。1931年他在《高植小说集序》中提到：“我在最近一个论文里，曾说到中国十年来的创作小说，有几个作者，为一种诙谐趣味所支配，如何留下了不良的结果，这病的传染，找寻那些应该付一点责任的人，可非议的名字是很多的。这到如今已不值得年轻作者来继续保留的趣味，以老舍君作品止，如何综合了这趣味，也如何结束了这趣味。”并称这种讽刺与诙谐的文学态度为“白相文学态度”，“由这种态度产生的作品，不能完美，缺少健康，走入邪路。”[26]在给一位读者的信中，他甚至说过：“一个性情幽默知书识字的剃头师傅，能如老舍先生使用文字，也就有机会成为老舍先生。”[27]固然他在这里主要是强调文字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但把老舍和一个剃头师傅相提并论，分明有一种不屑之意。
对于建国后老舍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沈从文也一直颇有微辞。在1968年3月9日写给儿子沈虎雏的一封信中，他曾说过：“文学作者中特别是诗人，从中外古今看来，也都的确是天才的光辉，写小说或许也有之，却绝不是周扬辈过去捧的所谓‘艺术语言大师’。其实几个人做人都相当聪明，写小说却相当笨。”[28]在1970年9月24日致张兆和的信中又一次言道，“事实新提的文学‘过三关’的文字技术关，先前几个被奉为‘语言大师’的熟人，都可说并不认真过了的。有的文字充满北方小市民油腔滑调，极其庸俗。有的又近于译文。有的语汇还十分贫薄，既不懂壮丽，又不会素朴，把这些人抬成‘语言大师’，要人去学，真是害人不浅。”[29]我们知道，建国后，只有老舍与赵树理，被称为当代文学中的“语言大师”。沈从文对此显然并不认同。在沈从文看来，老舍的语言近于油滑，而赵树理的语言又显贫薄，都应该称不上是什么“艺术语言大师”。当年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也曾说过老舍有些“油滑”，这当然主要是指他早期的作品。[30]在另一封信中沈从文对于老舍的评价，更是有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意味了：“如照老舍一些人的艺术认识和作风，要他用一种较远大眼光来提学习问题，恐至多也只做到如他自己写的那样，打点哈哈（新哈哈），加上新内容如彼如此而已。说他是艺术语言大师，好了他个人，可害了许多年轻人，因为学他，哪会有真正突破前人成绩？新的作家有些人靠‘社交’站在人上头，这也是许多人不肯再写，而写的也不会有何特别成就原因。”[31]沈从文甚至自认为比老舍等作家“懂”得多：“文学中新作者作品如何过‘技术关’，在学习方法上，和具体在一个作品中的增改工作上，万一还用得上我的长处时，也将无条件接受新任务。因为比起来，始终即比老舍、巴金、茅盾、冰心等等懂问题，懂人，懂如何用文字去表现。也懂什么叫通俗化！也许或居然有那么一天，再来写，再来教！”[32]1961年初，沈从文大病一场，在北京阜仁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读了许多中外文学作品，静极思动，作家出身的他不免技痒难耐，“心想还可能写个十来本什么玩意儿的”。所谓“跛者不忘履”。他说：“并不是想和什么年轻人争纪录，那是不必要的。也无意和‘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争地位（那是无可望的天才工作），只幻想如果还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假定说，此后还可活过几年，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来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若居然到时可印出来，不受人为限制，在一个比较自然情形下，一定总还会值得有人去看看，且不会让读者中毒的！”[33]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把与“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争地位看成是“无可望的天才工作”，似有反讽之意。其实，从内心来讲，对于建国初把老舍捧得过高，他并不以为然。这里面或许有那么一点儿“酸葡萄”的心理。
也许，沈从文只是不喜欢老舍的语言风格，也不喜欢老舍与人见面爱打哈哈，并且和任何人似乎都是见面熟的社交风格，对于老舍整体的文学成就他并没有否定。技痒难耐的时候，他也曾尝试过像老朋友那样去“靠拢”、“配合”，可变化多端的政治与谨慎独立的个性又使他难以适从，只好作罢。因此，对于同样需要适应新文学规范的作家老舍的苦衷与尴尬，他或许也能体察。这一点，恐怕也是他有时对老舍态度前后矛盾的主要原因吧。
沈从文与老舍两人同是文学“工具论”的受害者。与沈从文遭排挤被尘封的苦楚相比，老舍受的是另一种苦楚。他们殊途同归的悲剧性命运，留给我们的思索却是深远的。
注释：[1]朱光潜：《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湘江文学》1983年第1期
[2][25][26]《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220、317页。
[3]《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14页
[4][21]《沈从文全集》第26卷，第132-133、101页
[5][8][27]《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04、262-264、304、226页
[6]老舍：《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人世间》1935年1月第19期
[7]老舍：《怀友》，《抗战文艺》1939年4月第四卷第一期
[9]关纪新：《老舍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10]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见王珞编《沈从文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1]老舍：《滇行短记》，见《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2][24][30]程绍国：《林斤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176、184-185、181、180页
[14]《沈从文全集》第25卷，第120页
[16]《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4页
[17][18][19]《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08、261、260页
[20]《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139-140页
[22][28][29][32]《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40、117、388、100页
[23]《沈从文全集》第23卷，第193页
[31][33]《沈从文全集》第2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2、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