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玲、夏可君 译
事实上，没有比这个叫做心脏的器官更卑鄙、更无用、更多余的东西了，它是人所能发明的最肮脏的工具，砰砰砰地将生命注入我里面。
——Antonin Artaud
闯入者（L’intrus）凭强力进入，或让人惊讶，或诡计多端。不论哪种闯入，都是没有权力的、没有事先征得同意的进入。在陌生人身上必定有某种闯入的东西，否则，陌生人就失去了陌生性。如果他已经有进入和居留的权利，如果他是我们所等候的，是为我们所接受的，没有什么地方不合人意、不受欢迎的，那么，他便不再是闯入者，也不再是陌生人了。在陌生人的到来中排除了所有闯入的要素，既是在逻辑上不可接受，也是在伦理上不被承认的。
一旦他已经在那里了，如果他还保持为陌生的，很久他都保持如此，——而不是简单的“当然化”（naturaliser），那么，他的到来便尚未停止：他持续地到来，而且他并不停止被当作闯入者：这即是说，他的存在还是没有权力的、不熟悉的、不习惯的，相反，他是在亲密关系之中的一种打扰与骚乱。
这是一件要去思考，而且因此要去实践的事情——否则，一旦他跨进门槛，陌生人的陌生性就被吸收了，陌生性就不再相关了。接受陌生人必须连带着经验他的闯入。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闯入者的动机，其本身是对我们道德正确性的侵犯（它同样是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范例的标记）。因此，闯入者的主题是与陌生人的真理不可分离的。因为道德正确假设了，如果我们是因为抹杀了陌生人在门槛前的陌生性而接受他的话：我们事实上就从未接受他。但陌生人固执，而且闯了进来（fait intrusion）。这是我们所不易于接受的，也许也是不易想到的……
我有（谁？——这个“我”的确是一个问题，一个老问题了：这个说话的主体是什么？它总是陌生于那个说话的主体，它强制地闯了进来；然而同样也是作为它的发动机、转换器，它的心脏强制地闯入了）——因此，我接受了他人的心脏，至今已有十年。那是一次移植嫁接。我专有的（prope）的心脏（大家已经明白，这完全是一个“专有”的问题，一个“自己的”心脏的问题，否则就全然没有什么事情了，一切都无需理解，没有秘密，甚至没有问题：但是，简单明了，要做一个移植手术，如同医生们偏爱说的）——因此，我专有的心脏实际上已经不能用了，而原因却没有澄清，为了活命，我必须接受另一个人的心脏。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别人的程序如何进入我的生理程序呢？近二十年前，那时没有移植手术，当然不能借助于环孢灵素（cyclosporine），使植入的器官不受排斥。二十年后，移植手术的类型不同了，手段也不一样了。通过移植，一个人的偶然性与另一个人的偶然性在技术的历史中相遇了。如果我生活在更早的时候，我就只有死路一条；而现在，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存活（survivant）了下来。“我”总是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技术可能性的城堡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目睹了一场论争的展开：有人把心脏移植看作是一场形而上的冒险；有些人则把它看作一个技术的成就——但争论是徒劳的：因为二者皆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我得知我必须接受心脏移植时，从那一刻起，每一个征兆都让我举棋不定，每一个迹象都让我改变主意：当然，没有反思，当然同样没有动作的辨认（identification）或变化。简单得很，一种空荡荡的（vide）生理感觉，已经打开了我的胸腔，伴随着一阵呼吸的暂停，在那里，没有东西，严格上说只是无，直至今日，对于我而言，在这个无中，都不能梳理好器官的、象征的、想象之间的缠绕，也不能清理好打断了的连续性：感觉好像一口气息，穿过一个陌生的却早已半开的，不易觉察的奇怪洞穴，而且如同一次展示，感觉穿过了一条船舷，却仍留在那里。
如果我的专有的心脏放弃了我，离我而去，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我的”器官，“我的专有的”器官？早在几年前，我就知道自己得了心率不齐，有心悸——老实说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情（它们是衡量我的机体的标准，就像“排出的碎片（fraction d’ éjection）”，这个名字让我愉悦）：它不是一个器官，也不是一个暗红色的肌肉块，上面布满了突起的血管；现在，我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描绘它的模样。那跳个不停的不是“我的心脏”，它已经离开我，只剩下我的两条腿孤零零地行走。
它成了一个对我而言的陌生的东西，通过背叛：那差不多是拒绝（réjection），如果不是排泄（déjection），它闯了进来。我把这颗心脏挂在嘴唇边，挂在舌头边，好像一道不合自己口味的菜……一种轻微的消化不良。一阵渐渐的滑动将我与我自己（moi-même）分开。我在那儿：那是夏天，我不得不等待，仿佛有什么东西离我而去，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之中涌现出来，其实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专己的”沉浸到“我自己”之中，那个既不同一于躯体，更不同一于心脏的“我自己”，而且，突然地就注意到了自身。后来，比如说，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每一次不连贯的多余的心跳紧缩都好像一块小石子掉入了井底。如何能为自己产生一个再现（représentation）？——一段蒙太奇，功能的组合？那哑默而且没有停止地汇聚在一起的有力证据将消失于何处？
我的心脏正成为我自己的陌生人：正因为它居于我之中，它成了陌生人。但这种陌生只能来自外部，因为它最初是由内部而生的。在我的胸腔里，在我的灵魂里——二者实为一物——被打开了一个洞——这时，有个声音对我说：“你必须进行心脏移植……”于是，精神跑入了一个零对象（un object nul）：没有什么要知道，没有什么要理解，什么也感觉不到。闯入了一个对思想陌生的身体。
这种空白状态将一直伴随着我，就像思想和它的反对同时伴随着我一样。
这颗半是心、半不是心的心脏只有一半是我的。我早已不在我之中了。我早已从别处来，或者我不再来。陌生在最熟悉的“心脏中”显示自己——但熟悉说明不了太多什么：陌生性在从不将自己标识为“心脏”的心之中。直到不久前，因为没有知觉，它仍是与我无关的，外来的，甚至是不在场的。但是，刚刚它一阵昏厥，这个陌生性使我与我自己相关：“我”存在，因为我是病了（用“病”这个词并不恰当：我的心脏并没被感染——它僵硬，梗塞，生了锈）。然而取代它的是另一颗心脏，我的心脏。从今以后，这颗心闯入了我，它应该被排出的。
因此，闯入我生命（我这虚弱而喘不过气来的生命，它有时不知不觉地陷入抑郁，抑郁到几乎要令人吃惊地离我而去）的这个多重的陌生人就是死亡——或者说，甚至就是生命／死亡：是存在之流的悬搁，是“我”无所事事的间歇。拒绝与接受都陌异于这个境况。但没有什么不是陌生的。生存的手段本身就是陌生的，换一个心脏意味着什么？这个东西超过了我的再现的可能性。（打开整个胸腔，使植入的器官保持良好的状态，使血液在体外循环，把血管缝合起来……我完全理解，医生们为什么要声明这最后关头的重要性：搭桥嫁接中的血管太细了。……但是，关系不大：器官移植施加给我这样的意象：一条通向虚无的通道（passage），走向一个所有的专己或者所有的亲密已经倒空的间隔空间（espace vide）——或者，恰恰相反，是这个间隔闯入了我：管子、钳子、缝线、探针。）
这个被“救活”（sauver）的“专有”（prope）的生命究竟是什么？至少它表明了，它根本不居住在“我”的身体内；它不在任何地方，甚至不在这个早已确立了象征声誉的器官，心脏之中。
（你也许会说：还有大脑呢。当然，移植大脑这个想法有时会制造生动的新闻。毫无疑问，人类在将来的某一天还会对此津津乐道。目前，人们还是同意，大脑脱离了身体的其他部分无法存活。另一方面，差开去一会儿，大脑如果与整个陌生的系统移植的身体一起，或许能够存活……）
一个“专有”的生命不居于任何器官中，但脱离这些器官，它又什么都不是。生命不仅是存活，而且至今专有地、安适地生活在陌生人的三重控制之中：决定的控制、器官的控制、移植后果的控制之中。
起先，移植手术呈现为一种替换和整合（restitutio ad integrum）：找到一颗砰砰跳动的心。在这个意义上，他者的馈赠所具有的值得怀疑的象征意义——一种同谋，一种我自己与他者之间虚幻而神秘的亲密关系——立刻土崩瓦解；而且，情况似乎是，我几年前接受手术时，心脏移植还是声名远扬；现在，接受心脏移植的人渐渐感觉不到它有什么用处：对器官移植的描述已有相当的历史。人们为了鼓励器官捐赠，过分强调了“捐献者”与接受者之间那种团结，如果不是兄弟情谊的话。大家都相信，捐献器官是人类的一项基本义务（这里的人类有两层意思）；相信除了血型的匹配之外，不受任何限制（尤其是不受性别、民族的限制：我接受的可能是一个黑人妇女的心脏）的器官捐献，可能在我们中间营造一个网络，一个生／死被分享的网络，一个生与死联结的网络，一个不可沟通的沟通着的网络。
但是，很快，那个陌生者显出了它的面目：那个他者，不是什么女人或黑人，也不是年轻人或巴斯克人；而是免疫系统的他者——是不可替代、只能代替的他者。这叫做“排斥”（rejet）；我的免疫系统排斥他者的心脏。（这意味着“我有”两个系统，两个同一的免疫系统……）有人相信，器官排斥实际上就是把心脏呕吐出来，然后吐掉：毕竟，选择“排斥”这个词似乎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这不是关键之所在：问题是，这个闯入者的闯入是不可容忍的——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快会致命。
排斥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双重的陌生：一方面，移植的心脏是陌生的，因为它是外来的，主体识别出它，并攻击它；另一方面，药物治疗为了保证移植的心脏不受排斥，降低了主体的免疫能力，以便使他的身体更好地接受外来器官。医学操作使接受移植心脏的主体成了自己的陌生人，陌生，这是陌生于他的同一的免疫体系，而免疫系统好像是他的生理签名。
闯入者闯入了我，我成了我自己的外来者，如果排斥非常剧烈，我就必须接受治疗，使我能够抵抗产生排斥的人体防卫机制（他们给我注射一种从兔子身上提取出来的免疫球蛋白，就像药剂调理实验室的说明书上写的那样，这种东西原本是用来“防御－人类”的；我记得，这种药有一种很奇怪的效果，会产生痉挛性的颤抖）。
然而，成为自己的外来者并没使我与闯入者协调起来。相反，我似乎看到一个闯入的普遍法则：根本没有唯一者（une seule）。一旦闯入发生，它便复多化自身，通过不断地更新内在差异来认同自己。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熟悉了带状疱疹和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陌生人总是潜伏在我之中，现在，它突然一下子醒了过来，起来反对我，通过免疫系统的虚弱来反对我。
至少，这就是心脏移植的含义：同一性（identité）对免疫性有价值，一个认同(identifie)另一个。削弱其中一个就是对另一个的削弱。陌生越来越成为平常之事，每天发生，通过不断地自我外在化而呈现出来：我必须接受监控、测试、评估。人们装备了许多面对外部世界的建议（这些外部包括人群、商店、游泳池、有病的小孩子）。然而，最有力的敌人在内部：那潜伏在我的免疫系统的阴影里的老病毒，那一直在那里的闯入者，一直就在那里。
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任何可能的防御措施。但是，还是有治疗方法不停地将你驱赶到陌生中去：使你疲惫不堪，摧毁你的腹部，引起带状疱疹，产生令人嚎叫的疼痛……穿越这一切，是哪个“自我（moi）”在穿越轨道，又是沿着哪条轨道前进？
多么陌生的一个我啊！
奇怪的不是他们将我打开，给我换心脏；奇怪的是，这个打开的切口再也合不拢了（而且，每一次X光透视都告诉我：我的胸骨是用绕在一起的线缝合的）。我是打开的封闭着。事实上，那儿有一个开口，有一股不停的陌生之流从中穿过：免疫功能抑制剂；用来抵抗所谓的副作用（比如肾衰竭）的别的什么药，其实谁也不知道怎么抵抗；重复的监控和观察；一个完整的存在被彻彻底底地清除了，被登记在一个崭新的花名册上；生命在各种各样的指数下被审视、报告，每一个指数都记录着死亡的其他可能。
于是，在所有这些结合又对立的方式中，我自己成了我自己的闯入者。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它的闯入；它比感觉更强烈：尽管不是我专有的同一体的陌生者，但我却总是发现，它那么强烈、那么尖锐地触摸着我。无疑，“我”成了无法查实又感觉不到的连接系统的形式索引。在我自己与我之间，一直有一个时空的缺口：但是现在，那里是切割的开口，在免疫上它与它自己不可协调，背道而驰。
然后，我得了癌症：我在无意中看到一份环孢灵素的说明时，才注意到自己可能长了一个淋巴瘤（当然，这不是必然的：接受心脏移植的人很少得这种病）。癌症是由免疫能力下降引起的；它就像一个筋疲力尽、衣冠不整、饱经风霜的闯入者。它陌生于我，而且我自己也与自己陌生了。该说什么呢？（但是，人们对癌症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性质至今意见不一。）
在此，治疗以一种尽管不同的方式要求粗暴的闯入，其中包括一大堆化疗和放射线治疗的陌生。当淋巴瘤咬啮着、消耗着我的身体的时候，化学药品和放射线也在攻击它，使它承受各种各样的痛苦：这种痛苦是闯入与拒绝的关系。即使吗啡，它一方面缓解痛苦，另一方面又引起其他痛苦：眩晕、神志不清。
最复杂的疗法是叫做“本体固有移植（autogreffe）”，又叫做“干细胞移植”：先用“生长素”提高白细胞的繁殖能力，连续五天以后，将白细胞取出（这时，我的全部血液在体外循环，并将白细胞取出），然后冷冻起来；接着，我在一间无菌病房里待三个星期，在那里，我要接受一种非常剧烈的化疗，它破坏我的骨髓繁殖能力，然后将取出来的干细胞注入，使它重新工作（注射过程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大蒜味……）免疫力下降——降至极底水平——会引发高烧、霉菌病、全身失调，直到淋巴细胞的繁殖恢复控制。
经过这次冒险我们迷失了。我们不再“认识”自己：但是，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很快，你成了一个松松垮垮、飘浮不定的陌生者，悬浮在难以辨明的状态之间，悬浮在痛苦、无力、衰弱之间。要与这样的一个自己建立联系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一个困难和模糊性：只有经历痛苦与恐惧，任何东西都不再是直接的——协调把人折磨得筋疲力尽。
一旦我宣称：“我痛苦”，“我”的空洞的同一性就不再能放回在它的简单等同中（“它的我＝我”的等式），这意味着有两个“我”，它们（能够相互接触）彼此陌生。当说“我快乐”时也是一样（人们能够显示这两个语句在语用中分别是如何表达的）：在“我痛苦”中，一个“我”排斥另一个“我”；而在“我快乐”中，一个“我”超越另一个“我”。无疑，这两个“我”好像两个水滴，不多，也不少。
从痛苦到痛苦，从陌生到陌生——“我”结束／通过它结束，不过是一根脆弱的线。闯入的到来有一定的连续性，闯入持续地主宰着：不断地有治疗，除了一天几次地服药，到医院接受监控，还有因放射线治疗而引起的牙病、没有唾液，还有营养监控，监控可能引起感染的接触，肌肉无力，肾虚，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下降，阅读医学分析，还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觉得再也摆脱不了一整套的评估、观察，摆脱不了一整个化学的、制度的、象征的关系网络，它们就像日常生活中的组织网络一样，不容许对它们的忽视。但是这些网络相反地却不断使生活警觉到它们的在场和监督。我成为一个多种解体着的形式的不可解体之物（Je deviens indissociable d’une dissociation polymorphe）。
虚弱而年迈的生命，多多少少，总是这样的：但确切地说，我既不年迈，也不虚弱。治疗我的，正是影响我、感染我的；使我生存下来的，正使我过早地衰老。我的心脏比我年轻二十岁，比我身体的其他部分至少年轻十二岁。因此，我同时是年轻人和老人，我不再有专有的（propre）年龄，我不再有适当的（proprement）年龄。同样的，虽然我还没有退休，我不再有专有的职业。同样的，我不再是我曾经所是的人（丈夫、父亲、祖父、朋友），除非我保持在闯入者的非常一般的条件之下，即不同的闯入者在任何时候都能出现在我的位置上，让我处于对它者的再现或与它者的关系之中。
在同样的运动中，那个绝对专有的“我”退到了无限遥远的地方（它要去哪里？要消失在哪个我还能声称这是我的身体的点上？），沉浸到一种比所有内在性更加深刻的亲密性中（我就是从那个不可动摇的深处说“我”的）；但是，我知道，我的胸腔被打开了空洞，我知道滑入了感觉不到疼痛与恐惧的麻醉般的无意识中，在离弃中不再能彼此搏斗。我的身体和流动着的内在的亲密，这两者的相似都正好说明，在上帝之死的完成形象中，主体的真理是它的外部性和过度：即主体无限地外展。闯入者过度地外展了我。它闯了进来，它带出我，它剥夺（exproprie：去己，去除）我。我是疾病和药物，我是癌细胞和移植的器官，我是免疫能力抑制剂和治标剂，我是缝合胸骨的一段段线和你锁骨下面一直疼痛的注射位置，我是你臀部上早有的螺丝钉和你腹股沟里的托盘。就像我的小儿子有一天对我说的，我好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机器人，或一个活死人。
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和我的同仁们开始了一场物种突变：实际上，人类重新开始无尽地超越人类（这或许是人们要说的“上帝之死”，在这个句子的所有含义中）。人类成为它所是的：正如索福克勒斯在二千五百年前所描绘的，他是最恐怖、最喜欢制造麻烦的技师。他解释自然，又产生自然，重新创造着创造，从无出来，或许，又送入到无。他有能力起源，有能力终结。
闯入者不是别的，它就是我－自己（moi- même），就是人类自己；是那个不停止变异（altérer）的自己的同一体（même），它同时既是锋利的，也是钝蚀的，既是一丝不挂，又是全副武装的，它闯入世界之中，也闯入我－自己之中：它迸发出令人不安的陌生，促生着（conatus）无止境的肿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