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列汉、周永杰 译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些职业，这些职业的实用性是无可争议的。如果希望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吃一顿像样的晚餐，我们就需要餐馆的老板。如果不会自己烤面包，需要的则是面包师。如果在小餐馆吃坏了肚子或者损伤了牙齿，那我们当然就需要医生了。这些职业的不可或缺和永久性是没有任何人怀疑的。我们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哲学家呢？他们的职业活动除了演讲和思维，以及国家提供的薪酬，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清楚不明白的？现在有这样一种感觉，哲学已经长时间远离了它最重要的根本任务。在哲学界内部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疑问，“突然之间发现，目前哲学的基本任务是与哲学是否多余这样一种观念进行斗争。”这种疑问源自古典哲学学者E.托琵西（Ernst Topitsch）（1）他在伦瑞克大学的同事G.福尔沫（Gerhard Vollmer）表述得更为清楚：“德国哲学已经错过了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机会，这里是指人们为什么需要哲学。当然从社会上来看，哲学学者作为大学教授和研究者依然受到尊敬。”
德国哲学已经失去了它的声望，如果你身处其中，就会惊奇地发现，在哲学研究上最大的自负与最小的成果往往同时出现。在哲学的出版物和专业刊物上出现的是什么，多数时候是历史的复制品。“怎么解释德国当代哲学，与其说是机械工厂，还不如说是老古董更为合适。”慕尼黑的哲学学者L.彭特（Lorenz Puntel）在一个国际学术刊物上如此解释（2）。尽管去年人们在德国加强了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的研究，然而目前依然是一片空白，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开始。
德国哲学，到其历史中去看一看，就明白缺乏非常真实的东西。M.弗兰克（蒂宾根大学）（Manfred Frank Tübingen）承认，在美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得到比在欧洲更好更深入的探讨。卡尔斯鲁厄的学者H.楞克（Karlsruher Hans Lenk）认为，德国没有创造充满活力接近实际的思想平台。严格的等级制度原则禁锢了哲学创造性的发挥。哲学在德国出现不是以独立个体的状态，而总是以“某某门徒”的姿态出现。一般来说助教们必须等待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者观点被他的教授接受。“如果没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我就无法工作”这句来自某位德累斯顿大学教授的话反映了当前德国多数大学哲学界的典型现状。当人们在美国因为观点的不同和多样而获得成果的机会时，德国的学者们需要的却是寻找同类的哲学观点并与之契合。因为大多数研究者选择消极的方式，完成他们的导师给与的同样观点的研究。这样，德国哲学为什么不能成为有力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
当前德国哲学的特点是：只需要搜集相当数量的、相关的、较新的资料，读一些相关的杂志即可完成研究。哲学的研究除了致力于快速的整理历史知识，就是将每一个题目进行系统的解释，并将每一个课题在历史上的思考收集起来（3）。对于这种典型的书面文字形式最恰当的描述是参考文献。当今天，德国学者大部分成为文献追随者，那么他们就不仅仅是缺乏想象力了，同样还缺乏质疑哲学史上伟大人物的权威的能力。“人们建立了西方哲学伟大崇高的传统，以至于认为每一种批判之后的研究多是狂妄自大的荒唐行为，必然会表现出愚蠢的亵渎神明的冒险举动”（4），古典哲学学者E.托琵西这样写道。虽然笛卡儿和休谟也推崇自己思考，但是如果谁真的遵循了这两位先哲的号召，就必须做好应付各种麻烦的准备——事业上必然前途坎坷。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永远局限于对柏拉图理论的研讨和论述是典型的大学哲学特征，那么哲学自身的发展就不仅需要想象力，同时也需要准备承担高风险……。
现在的规则是，将杰出人物耗费巨大精力的、复杂的思维过程用简单而又与时俱进的语言转化过来，就可以获得好的成果。而这些成果的获得通常又只需要最少的工作。这是一个规律，反正文献上的思考，其严苛而晦涩的论点仍然复杂，繁琐冗长并且表达得难以理解。进入当代的哲学论文，你会发现经常陷入杂乱和迷茫之中，人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步开辟道路。今天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要求，作者的任务是在其文章中将思想荆棘分割成小块并将哲学的原理融入其中。他必须清楚地表达，使读者有能力去理解，去自己发展，并带来良好的结果，不会因为理解或接受能力的问题而疏忽文章作者的意图。今天正在使用的哲学专业术语，很少涉及到作者思想的表达。这当然令人质疑：与其说是在表达思想，不如说是通过对这些术语的使用证明哲学教授们的专业能力。专家学者们如此表达他们的专业：使某些已存在的外延的和素材的“元素”的“未知的、筛选出的‘分类’成为可以获得学位的‘难以置信的命题’，称之为美学”或者探讨的独立性和与此相关的职能的提高是建立认识论的前提，因此在布鲁诺（Bruno）的最后一本著作中，“逻辑比存在论更为重要”。这种学术套话的发展，对学校的年轻人自然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学生们的论文，熟练地模仿着大学常用的专业术语，以避免给他的同学留下笑柄，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而那些看起来优秀的学生却表示，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对于哲学专业术语来说应该允许产生不同的反应。人们可能崇尚时下最流行的时尚用语，维护这种达达主义的形式。人们也可以像法兰克福的哲学学者E.诺德霍芬（Eckhard Nordhofen）那样保持老的价值观，说那些“日暮西山的词语”。大学哲学界出现的情况，对于E.诺德霍芬来说是“新闻原则的颠倒”：“新闻媒介设想人们完全不知道，或者说，评论员们在比他们知道得更多的人面前，需要掩盖自己的无知”。
从许多当代哲学著作中人们获得这样一种印象：这些著作没有说什么，但是这些无话可说却是用详尽的、雄辩的和职业化的表述方式来表达的。在此人们会发现上百次不厌其烦地引用文献和经典哲学家的名言，所以必须将长篇大论进行分解，否则单单是使其系统化就将让人精疲力尽。耗费数10页讨论的思考，而实际上有用的或许只有两句话。一个普遍的凑字数的方法，就是比较康德和黑格尔；费希特和席勒，阿多诺和维特根斯坦，卢卡奇和布洛赫（Bloch）的哲学思想的对立，提供无穷无尽、样式各异的选择。但是这些却并没有解决哲学的问题，然而出版物却年复一年地持续增长，对此谁又可以断言，德国当代学者是没有生产力的呢！
什么是缺乏的，什么又过剩的，我们用一个最好的例子来解读。人们只需要在一堆新出版物中任意挑选一本，例如我选择的是毫不起眼的W.茨沫里（Walther Zimmerli）在1988年出版的《技术时代与后现代主义》。这本书收集了一些两年前的某个会议上产生的关于“哲学的普通社会”的“狭小圈子”的文章。深入其中，可以了解到现代技术对于人类环境的威胁；社会变革中美学与实用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现代人感觉到的危机和对于严格定义的后现代主义的躲避。优秀杰出并为人所接受的思考，却因为我们的报纸20年每日不断对其报告而被限制。这本书里提供了什么东西，是陈词滥调的集合，如流行的那样完全依靠艺术和哲学的名言来提高它的质量。感兴趣的读者费力地阅读一篇篇文章，提出自己的问题：什么才是作者要提供给我们的新东西？他想表达的是哪些新颖的想法？他可以给我们哪些新的启发？这本书给予我们一些若隐若现的东西来提高我们的兴趣，但当人们读到结尾时，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之下肯定会有人有兴趣问，对这些会议文章的批评会有怎样的反应？眼泪或是冰冷的沉默？或者应之以一篇高傲的、充满可有可无的冗言的短篇论文？然而像日常一样，什么事也没发生。读者们只是从一篇相关的报道中了解，第一表示了“很高兴趣并希望发言的”教授未获准出席这个自命不凡的会议。第二是“听众们被讽刺嘲笑的评论般的愚蠢学识所吸引”。第三是再次报道了“在习惯的辉煌之后”。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些评论？在《哲学月刊》。那么又是谁出版这本杂志呢？“哲学的普通社会”。
这种体系可以庆祝了。以索引和引用方式主导和活跃了学科讨论（5）。“在许多大学学科领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导致了完全不实用和毫无成果的系统，没有竞争，没有外部控制，但是却有着自我运转的明显轨迹。学者们更愿意相互邀请参加学术会议，相互之间引用自己朋友的论点。相互借用以显示地位的崇高并且一致对外。那些经常被引用的人无处不享有着尊重，由此可以肯定，也一定在下次的被邀请之列。”维也纳学者新闻评论员E.瑟摩劳（Eugen Semrau）（6）曾经这样在评论中写道。
当哲学在德语语言环境中丢失了其多样性和创造性，那么这不仅应归咎于在大学环境之中的专业基本能力，同时也在于哲学的批判是否被普遍接受。检验大学的哲学教授们的资格的方法：书本知识几乎全部集中在专业的历史方面。同时他们是否可以复制这种教育，是否可以给人以风格上清晰而细微差别的感觉，而在学术的提高中却几乎不扮演任何角色，很少能出现批判能力的问题。而没有这些问题科学进步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特点可能是导致自1800年以来德国哲学的思想之翼：创造力、幻想和丰富的思考在今天严重缺乏的主要原因，以至于极大地损害着学术的未来。
当1795年20岁的谢林发表他的论文《我的哲学体系》时，这给德国学者带来极大的冲击。这也直接导致他在两年之后成为耶拿大学的教授。这种事情在今天的德国是可以想象的吗？问题本身听起来就已经很荒诞可笑了。现在的学生在第一个学期就已经学会，必须持怎样的一种态度，才能够获得成功。那就是“严格的书面工作”，他的世界观必须可以从某种哲学观点中得以引证，因为不如此，就很可能不被认可。这种思路同样也可以从出版物中解读出来。博士研究的工作多数情况下也是采用引文-释义-引文-释义的方法来完成。会有哪一个学生已经作好准备，为了阐述他自己的哲学基础而冒不能毕业的危险呢。一般来说，教授们只从“合格的”毕业生中寻找自己的助手，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的观点更为接近。在教育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教授们可以以此确保在他退休之后，他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可以继续得到保持和发扬。这一整套完整模式的运行，也同样主导着哲学的其他方面。学生承诺对其事业的继承，完全取代了对于熟练的质疑和反对以及聪明的陈述矛盾的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只走流线型的方式。那么这种足以令人后悔的学术停滞和“哲学危机”就是必然结果了。
关于这种学术停滞，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在前东德哲学的重建方面。1991年澳大利亚伦理学者P.辛格（Peter Singer）曾这样写道：“现在在前民主德国的大学建立了许多新的位置”。
对分析思维感兴趣的哲学学者们，对于可能被分配到这些新的位置感到恐惧，这些位置可能只有一些少量的、不太好的题目，或者是一些对历史的研究和总结。（7）而今天当可以肯定，这里可能有着巨大而完整的机会时，他们又设置着新的障碍。在关键位置上都是他的同事和学生为他提供保护。公平并有着较强适应能力的哲学学者如G.梅格勒（Georg Meggle）（莱比锡）或者F.费尔曼（Ferdinand Fellmann）（开姆尼茨）在东德的大学只可能是例外情况下。大多数哲学教师因为他们不断增加的权利，因为他们的圈子渗入许多新的大学而自命不凡。教学内容片面性的问题一再被其辩解：人们必须首先教会学生“所有基础知识”，并且告诉他们“哲学工具”。因此观点的转变无论如何是会失败的，哲学完全没有一种东西作为一般联系的基础概念和不同的教学观念的总结提供给人们。所以哲学学者们更愿意在虚幻中保持统一的方法和那些准确概述的知识。当这些话的作者在德累斯顿理工大学与一位有影响的伦理哲学家交流时，他很快发现哲学的处境并不好。一位同事用更为生动形象的词语解释说，对于永恒真理的信仰无论如何不会熄灭，我们依靠它保卫传统的价值观，反对某些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伦理哲学家：“我们培养真理和诚信，理性的观点因此而被定义。失去或者嘲笑诚信是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这非常糟糕。有科学的客观性！这一领域没有相对性！是的，是的，也许有可怜的科学领域，也许有可怜的愚蠢，有对诚信后现代主义的玩弄和嘲笑讽刺。这些都是存在的。我们用任何一种方法收回对诚信的沮丧，不允许它完全属于我们。不，相反，它将被完全作上标记。它将被完全确定。”为了能够使学术研讨更加活跃并且可以得到必需的多样的观点，教授需要在会议中带去他的两个助手。但是看到的却是：三个人的观点总是完全相同并相互证实。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当每一个享有声望的学者给出一个主题并就此做论述时，就会得到其他与会者一片“是的，正确！……这样！……就是这样！”的呼声。这种学术力量的展示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8）
当来自东德的过时的并且是垄断的教学观点成为焦点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改革的风格方向。这里可以举一个柏林的哲学学者K. H.吕德林（Karl-Heinz Lüdeking）的典型例子。吕德林被认为是德语区内最好的“分析美学”的专家。1989年8月他因为在他的第一本著作《艺术的分析哲学》中论述了“时间”，而在这个专业圈子中非常有名。通常情况下吕德林可以期望在他的科学事业上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然而事实是，吕德林为他的科学研究寻找职位的努力完全徒劳无功，甚至于不得不依靠失业救济的帮助。新闻工作者W.霍赫克裴（Willy Hochkeppel）如此准确地描述说：“吕德林对于哲学大人物坦率地不尊重并经常持有玩世不恭的态度。”这样人最好是从大学哲学中转向，因为他们的无法估计的改革创新潜力让人恐惧。
只要“教授即是永恒的真理”和对于助理来说“教授永远是对的”的说法存在，那么情况就几乎不会有任何改变。尽管人们在较长时间内不可能解决哲学学科是否只依靠其光辉的过去来维持，是否可以达到现代科学的要求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哲学的统治阶层仍然拒绝改革。
只对传统加以记录是德国当代哲学平淡乏味的关键原因。由此得出的事实是，必须用严密的、科学的概念对哲学的旧的东西施以手术，遵从永恒真理和纯净理智的洞察。虽然那些经过提炼的观点在当时是处于世俗的对立面，但今天的学者们却依然有将其保持下去的趋势，仿佛传统规则在将来也是适用的，似乎认为哲学在本质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严密的科学”被当作检验标准来使用，用这一标准扼杀新的想法。偶尔的“漏网之鱼”，多数时候也被传统的思维模式排除，与其对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寄予过高的期望，还不如直接将它遗忘。德国的哲学因此成为其历史的牺牲品。基于传统，人们对自以为是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不断施加压力。今天的哲学要求些什么，是一个死循环：一方面哲学应该提供认识上的进步，另一方面哲学思维又需要沿着传统的轨迹运行；哲学应该是符合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或者维特根斯坦的，因为人们完全不可能再用其他的东西去介绍科学的哲学。
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赋予其必要的要求同时规定限制其确实能够解决的任务。每一种哲学理论提供的思维模式，都应该将所出现的、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解释清楚。能否接受这种模式取决于个人和团体的个性，取决于对这种限定的适用性事实的肯定和其必然性的引导。哲学需要是什么，是一种民主化的多元格局以及全面化的趋势，确保新出现的观点不会被主观界定、保持对其缄默或者不被“不科学的东西”诽谤。P.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认为：“理论的多样性”对科学是有益的，可以改变单调乏味并陷入停滞的批判力量。（9）“广泛的实践对于认识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10）。奇怪的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必须强调观点是多样性的，因为实际中它往往是单一的。鼓励学生们提出自己的哲学规划，对于给有创造性的、科学的想象力创造机会是非常必要的，注意他们的作用仅仅是取代在考试和讨论中其所积累的知识的释放。如果德国理想主义的思想者像今天大学教授一样小心翼翼，总是不断地引用“柏拉图认为”“亚里士多德说过”，那么就不可能在渊博的学识之上建立思维体系。
只有少数哲学学者具有这种远见：认识到实际上在这一方面是相当缺乏的。H.楞克（Hans Lenk）（11）可以算做其中的一员。学者之间的距离使得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缺乏灵活性。试图在我们的一些学术刊物诸如《哲学和公共事物》；《应用哲学国际学报》上寻找这些东西几乎完全是徒劳的……，很遗憾，德国哲学到目前为止几乎完全没有接受这些东西，更别提对今天的人和深深打上技术社会烙印的现实问题在生活实践中进行深入讨论。哲学学者必须致力于加强对当前切合实际的题目和对公开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的研究。他们已经长时间疏忽这种义务，他们长时间沉溺于精神上的学术殿堂和智慧的泡沫之中，直到几乎完全失去他们的影响和依赖。哲学必须提出一个新的、社会的和公开的承诺——新的注重实效的哲学，这需要一种哲学的新的、开放式的工作。
我们很少听到像这样的呼吁，但是在德国哲学中依然存在着特例现象。长期坚持的逆向选择在某些地方也可以建立哲学体系，这些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哲学必须紧紧依靠问题，没有权威却赋予更多的动力，U.施泰因福特（Ulrich Steinvorth）属于此类，就像D.毕恩巴赫（Dieter Birnbacher），G.福尔沫（Gerhard Vollmer）和E.图亘哈特（Ernst Tugendhat）一样。而K.-O.安培（Karl-Otto Apel）和J.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不属于此类：他们俩的精神创新和德国哲学的传统强烈地混合在一起，没有哪些成果是清楚明了。但是在专业术语时间和语言彼此紧密联系中的哲学关系却不能不提及。
然而这些例外现象现在也不再是亮点，在它之前黑暗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是什么迫使德国大学的哲学陷于如此的困境之中？事实上在哲学繁荣时期这种情况就已经开始了。对哲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大学的哲学界却无法运用这些兴趣和创造的潜力。人们只需要把他们的看法向出版社投稿，然后传播，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像《信息哲学》所报道的：德国通讯社在对Vittorio Klostermann、Felix Meiner、Junius、Niemeyer、J.B.Metzler和Kohlhammer这些出版社的民意调查中显示，哲学繁荣的最后岁月已经过去了（12）。传统的哲学出版物过于按照传统的要求强化了他们的出版程序，以至于不能在哲学的繁荣时期分享成果。《明镜周刊》1996年夏评论说：尽管哲学这些年已经成为与增长无关紧要的部门，但大学调控的市场依然无法从中获利。（13）
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爱好者更常用的方法是自我帮助。在一些大城市组建了一些哲学的团体，在每周一次的晚间聚会中就彼此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最著名的团体是由慕尼黑的学者贝尔格（Wolfram von Berg）发起组建的，这位哲学的民间活动倡议者依然记得四年前在巴黎第一个“哲学咖啡馆”的建立。这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巴黎的学者M.沙特斯（Marc Sautets）在1992年的一次广播电台的专访中，提到他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1点中都会与朋友到“咖啡馆”讨论哲学问题，这一消息吸引了很多哲学爱好者，他告诉他们确定的时间、地点，接受他们加入讨论。很快参加者的人数达到了200人。M.沙特斯的方法在全法国传播开来，今天在巴黎以及周边地区已经有了22个这样的咖啡馆，而在法国则更多。“在固定的时间人们可以在巴黎的咖啡馆之间获得令人神往的漫步时间。每一个咖啡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弥漫着同样的精神。每个人都在倾听，在批判或者许愿，但没有人长篇大论或者用哲学的术语在此进行蒙骗。”（14）
哲学咖啡馆的经营者要求限制参加者的人数并向不断增加的听众散发讲演稿。这是哲学实践与商业基础之间的矛盾。多数时候这是由精通哲学独立个人建立，他们调整广播的节目，提供对话并吸引更多的听众。自1981年G.阿赫巴赫（Gerd Achenbach）第一次在德国将哲学实践植入生活，超过30个城市建立了这种组织。当这些言论以书面形式在这个背景下出现时，哲学咖啡馆的普及，就不再是努力去争取获得知识在应用上的结果和关注哲学在这些对话中的主要活动过程。在大学学习和研究后的人很少将书面的东西运用于实践。实践可以提供什么效果，现在还没有更多的显著之处。如果询问经营者，收了钱，给的是什么样的商品，出现的答复会是如“开放思维的入门”、“独立思考的支持”、“富于创造性力量的释放”、“获得心理平衡”之类。很多主办者，以生活指导者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就像心理学上提供否和是。因为实践可以另辟蹊径，可以达到预期中的繁荣。实践给企业管理者提供相似的成功经验。哲学在这里表现的依然像一个新潮的小饰物，就如形而上学一样，没有人确切知道它有什么用。（15）
德国哲学在最近的两百年间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从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到哲学的问题，有着漫长的道路，它的发展路程可能是即使目光敏锐的经典哲学家们也没有预料到的。在今天哲学被人们认为其自身应该承担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哲学学者的行为则拒绝了这个专业的推进动力。于是产生了很多怪诞的业余团体，证明不需要学院范围的指导，哲学同样可能生存。
注释：
（1）E.托琵西：《什么是哲学》中的《神话与科学之间的哲学》，蒂宾根大学，1986年。
（2）L.彭特：《当代哲学中的哲学历史》，1991年。
（3）E.赫尔伯特：《哲学——一门基础课》，汉堡，1985年。（本书的这一版是作为哲学的一个项目来规划出版的，但是当人们想在其中查找一个关键词时，得到的却是毫不相干的东西。如果之前有过相关的知识，就完全可以抓住它在历史上的表述。这本书可以作为施耐德•巴赫的著作《哲学在德国》的翻版，而去当作教材是不合适的。）
（4）E.托琵西：《什么是哲学》中的《神话与科学之间的哲学》，蒂宾根大学，1986年。
（5）学术会议或者哲学的框架真的变得很棘手。公开举行的辩论，比如在W.棱茨（奥斯那不吕克）和莱纳•恩斯卡特（哈雷）之间的辩论，就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哲学环境。（《哲学》1990年：W.棱茨《真理和发现》，莱纳·恩斯卡特：《对沃尔夫冈·棱茨的答辩》）
（6）E.瑟摩劳：《维也纳日报》（副刊），1989.12。
（7）P.辛格：《德国的沉寂》，1991.8.15。
（8）1992.12.10，在德累斯顿理工大学的哲学研究所上演，由教授托马斯·伦兹博士演主角，由克里斯托弗·德沫林博士和依瑞斯·昆策尔演配角。
（9）P.费耶阿本德：《回到方法强制》，1976年。
（10）P.费耶阿本德：《回到方法强制》，1976年。
（11）H.棱克：《什么是哲学》中的《实践哲学的前景》，蒂宾根大学，1986年。
（12）《哲学新闻》，1995.5。
（13）《明镜周刊》，1996年，26。
（14）特里·谢维尔：《巴黎的哲学咖啡馆是如此让人兴奋》，《南德报》，1996年6月29日。
（15）贝尔格用他的研究提供这个课题的入门《德国的哲学实践-应批判的库存》，爱森，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