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 译[1]
作为一个曾经涉足中世纪学问的欧洲学者，我不能不为美国学术界在近年来为我们的知识积累所作出的贡献而表达深深的谢意。……当美国产生了文化自我意识，她就努力地探寻欧洲的文化遗产。美国的文学和学术有一些先驱者是值得引为骄傲的，可以说他们征服了欧洲的历史。他们有些前往西班牙，诸如华盛顿·欧文[2]或者乔治·提克诺[3]；有些前往意大利； 还有些前往法国和德国。然而，使我最为震惊的是：美国人的思想可以追溯至清教主义或威廉·潘恩[4]，但是它缺乏比这两者更早先的内容，它缺乏中世纪。它的处境就像一个生而不知其母的人。美国人对中世纪的征服，具有某种高度浪漫和深沉的情感冲动的色彩，就像我们可能期望一个要出发去寻找他的失散了的母亲的人所会表现的那样。
如果要讲述美国征服中世纪的故事，那么就不得不细细讲述对但丁的研究和崇拜的情况——它曾兴起于新英格兰，并在T. S.艾略特那里复兴。对于1880年代的波士顿人来说，但丁不仅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们认为，正如范·威克·布若克斯[5]认为的那样，自从但丁时代以来，世界的情况就大不如前了。对他们来说，但丁似乎十全十美地表现了一个社会的状态。这是一种浪漫的视野，就像1800年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所梦想的理想的中世纪一样。近年来，同样的视野的升华似乎在围绕着圣·托马斯·阿奎纳进行。在欧洲是这样，在美国也是如此。不过，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相信，诗人要胜过哲人一筹。诗人秉持辉煌的和富有想像的力量，而哲人在这方面则几乎不能与之媲美。当柏拉图放弃理念思维而追求诗歌的神秘时，他就飞升向最高的层面了。然而，你将无法将亚里士多德或圣·托马斯的严肃的专题论文与诗歌相提并论，它们属于不同的领域。
当哈斯金斯[6]试图唤起更多的人对“12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兴趣时，有必要考虑一下中世纪是否是在“进步”这一问题。他大着胆子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我不能肯定这一做法是否成功；我也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已经学会了（是否真的学会了？ ）批判关于历史的线性进步的观念。我们也不再觉得有义务要为上帝对人类做出的一切予以正名。一座哥特式教堂的尖顶未必要由圣彼得教堂的宏伟拱顶所取代；但丁的诗篇也不必由莎士比亚的戏剧所取代。每一个时代的精神瑰宝都将见之于其艺术和诗歌，而不是见之于其哲学和科学。经院学术当然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它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思想的基础；然而，那仅仅是西方思想的一部分。就我个人研究中世纪的经验来说，有关中世纪思想的正统观念，正如艾田·吉尔松[7]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所表述的那样，还是倾向于执一面之辞。如果你把中世纪思想的发展主要看作是为托马斯主义哲学之兴盛的准备阶段，那么，你可能就忽视了12世纪的许多有意思的方面——即使对有着20世纪思想的人来说，也还是令人心动神往的。
要是讲述细节，可能会过于琐碎。不过，我还是能够向你展示，即使是某些令人吃惊的现代性问题，诸如关于性爱的价值观以及性爱在一个由上帝预设的神圣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在大约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就被讨论过。同样，如果我们记得，爱的激情和哀怨曾是法国特洛巴赫诗人[8]和后继者们的一种情感发现，我们也不必为之而惊愕。现代的爱情诗歌，是与中世纪的人文七艺的传播或者大学的兴起并驾齐驱的。这种爱情进入了但丁的宇宙构架。它弥漫在12世纪的拉丁抒情诗中，正如它弥漫于那些曲折冗长的法国骑士传奇和罗曼司中一样。……
你可能注意到，我的讨论超越了所谓中世纪的严格意义上的时间界限。但我认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当我试图捕捉中世纪世界的源头时，我追溯至帝国时期的罗马和总体上的古典晚期。中世纪思想的某些特点是在我们的公元1世纪出现的，有些则要指向希腊化时期。同时，它们中的大多数内容在所谓文艺复兴的过程中幸存下来，并一直很好地保存到17世纪末，有些在西班牙，有些在英格兰或者其它地方。如果你们允许我提出一个悖论的话，那么，我似乎发现，我一直在寻找的所谓中世纪年代并不存在。我曾经受过这方面的教育，然而我被误导了。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小学童在抄写簿上写道：“中世纪就是处于古典时期和后代之间的时代。”我认为，有关传统的时代划分，思考不够严谨。这些都必须予以修订。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乔治·麦考莱·特莱维尔炎[9]认为，现代历史的真正分界不应在16世纪，而应在18世纪。比起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的变革程度要激进得多。粗略地说，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约1750年。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直到大约1050年，中世纪的思想和表述才具有创造力，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轮廓清晰、结构完整、持续了约700年的历史时期。我们不必麻烦去给这个时期定一个名称。然而，如果我们将它视作一个文化单元，那么，则可能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过去。
18世纪中期不但经历了一场工业革命的伟大经济变革，它同样经历了以卢梭为杰出代表对传统文化的首次有力挑战。这一传统由天才歌德予以再现。然而，他对传统的再述却是有史以来的最后一次。歌德之后再没有继承人。他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一传统。他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在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圣经》。他传承了这些先行者的衣钵，他认为其中许多人比他更伟大。对他来说，历史是一系列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思想家的体现。以现实的眼光来看，他似乎更加接近但丁和莎士比亚，而不是我们。他是那条金色链条上的最后一个环节。然而，他距离我们并不太遥远。我们仍然能够把握那个环节。
这个传统的传承媒介就是文学，想象性地写作。这些套话虽然平淡无奇，却提醒我们，当代某些杰出的哲学家正提出质疑，歌德的思想是否合乎我们当前的需要。然而，我们可以将问题归纳一下并试问：什么是诗歌和哲学的关系？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或者说，它们之间是否互相排斥？历史是否向我们显示出，以这两种形式所体现的在精神上的创造性活动是互相竞争、抗衡的吗？
当奥古斯特·孔德[10]开始出版其大部头的《实证哲学体系》时，歌德还活着。在其著作中，孔德详细论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认为人类必须经历三个历史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我们现在处于第三阶段；所以我们必须摒弃神学和形而上学。诗歌之源当然是要追溯至神学阶段的：荷马可以见证这一点。又过了几十年，德国哲学家狄尔泰[11]解释道： 16世纪产生了辉煌的诗歌，诸如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诗人们有过他们的辉煌时期。然而，在17世纪，他们被伟大的哲学体系所替代。今天，哲学还有什么话要说呢？它是否还要声称是文学的全部替代者呢？它是否还要声称文学的无效呢？它是否认为诗歌是精神产物中的过时品呢？让我们正视这些问题并以历史的眼光予以考虑。
荷马是欧洲诗歌的伟大始祖，是古希腊的导师。然而，当哲学产生于希腊时，它强烈地反对荷马。赫拉克里特斯[12]说：“他应该受到杖刑的严惩。”柏拉图对他也不予认可。然而，这些攻击被证明无效。在希腊思想发展的后期，荷马的诗篇被认为是神圣之作，新柏拉图主义者对它进行诠释，并揭示其隐含的意义。然后，哲学从欧洲的舞台上消失了许多个世纪。对于黑暗的中世纪而言，哲学是一种过高的心智活动的形式。新崛起的北方民族不得不集中其精力学习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他们琢磨拉丁文的文法，细读拉丁文的诗文。死于1109年的圣·安塞尔姆[13]是中世纪第一位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在12世纪，一股奇美的春天气息吹遍欧洲。一些大胆的哲学和神学问题被提出来，一些美丽的歌谣之花随之绽放，思想与诗歌和谐交织。然而，接近12世纪末，变化发生了。学者们以思辨的名义，进入了专注于吹毛求疵的迷途。教育的重点也囿于对传统作者群（the auctores）的研究，也就是着重于那些享有经典权威声誉的拉丁文作家的圈子。
请允许我就此略作详细讲述。我认为，这一点尚未受到足够的关注。这涉及到一个不仅对理解而且对传达人文传统都是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被这样陈述：什么是经典？如你所知，T·S·艾略特曾于1944年提出这个问题。圣·伯夫[14]于1850年也提出过。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听说，有些美国大学列出了世界100部名著，甚至110部名著。那么，回到700年以前，那时推荐给学生们的名著选是哪些呢？
在此，我不打算费神给你提供一个大约20人或30人的名单，这些人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其中的多数人都是大家陌生的。当然，其中没有希腊作家。特洛伊的故事只能以一些粗制滥造的节选本的形式出现。乏味的韵文化的拉丁文《圣经》与非基督教时期的罗马史诗和讽喻诗享有同等的权威性。学习修辞、历史、地理所用课本还是罗马帝国晚期的。人们对于古典颓废时代的风格最为做作的作者，存在某种奇怪的偏好。那种自大、繁琐的风格被评价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然而，最令人吃惊的似乎是，列出的所有作家都被认为是属于同等层次的。所有的作者都是权威，他们构成了传统的主体。其中缺乏历史意识，我们或许要为此而感恩。只有这些拉丁文化的巨大整体才具有足够的权威力量，来满足我们的来自蛮族的先祖们受教育的需求。
这确实是卓有成效的。中世纪有自己的关于古典的看法。有一种我曾经称之为中世纪的古典。从现代人的精细的趣味来看，那似乎可能是扭曲的、残缺的或怪异的。然而，那却是一股使12世纪的人形成思想的力量，那是一个青春焕发的时代。目睹青春与老朽之间的接触互动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我们可以以10年为单位，追踪这段历史。就我所知，这一段历史的高潮在1170年前后。那时，我们读到诗歌和修辞的宣言，其作用恰如历史上的《权利宣言》。它们源于一批自称为“现代人”（“the Moderns”）的作家。他们在诗歌、散文艺术、哲学以及其它一切知识领域里开创新的标准。他们相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他们十分恰当地引用了圣保罗的话：“旧的事物正在逝去，看，它们已经获得新生。”你可以将此作为表现那个天真烂漫时代的一个例证，那是一个极少发生教会责难的时代。当时还不存在宗教裁判所，也不存在教皇对学术的监控；神学以及对教条的吹毛求疵的研究尚在形成之中。12世纪还享有学术思想方面的自由，而后继者就将其废除了。把中世纪说成是铁板一块的时代是一种谬误。
不过，请允许我回到1170年时期的“现代人”。大约再往前50多年，“古代人”被描绘成巨人而“现代人”则是侏儒，后者只有站在那些巨人的肩上才能获得宽广的视野。然而，到了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见到羽毛丰满的现代人自认为他们可以比肩于前辈们了。他们甚至表示出对某些经典作品风格的挑剔。他们自认为能够做得更好，并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这些出类拔萃的年青人发现了推理思维的魅力，逻辑论证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远远胜过了刻板的事实和任何其它的知识。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极佳禀赋。这些狂热的思辨者们热衷于论证和反驳，臧否你可想到的任何事物。他们与古希腊的诡辩学者们遥遥相望。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代表了一种从那个以文学为基础的教育体系中挣脱出来的倾向，但他们的努力并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创作出新东西以取代传统。
然而，大约在1200年，出现了新的知识领域：法律和医学。一个新的教育体系得以发展。大学取代了教区学校。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得以传播。它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宇宙、自然历史和形而上学的理论，进而在当时伟大的学术体系中加以采用和删改。13世纪意味着哲学的伟大胜利。哲学渗透于一切事物，也取代了一切事物。大约在1225年，拉丁诗歌和文学的瑰丽多彩和百花齐放的情景突然消失了。其原因可追究到教育改革。在1215年，巴黎大学的课程设置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对古典的研究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形式逻辑的研究。
文学和修辞仍然在一些落后的学校或由一些“落伍”的个人讲授。然而，这些教师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被从事哲学的学者嘲讽。那是大约1250年前后的情况。过了些年，罗吉尔·培根[15]向阿尔伯特大帝[16]和圣·托马斯发起猛烈的进攻。他斥责他们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莱文的学问束之高阁。13世纪对他来说，是退回到了野蛮时代。我们注意到，歌德对中世纪的评价不一。总体来说，他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期。然而，像罗吉尔·培根这样的思想家能够出现在那个时代，使歌德确信，优秀人士可见之于一切时代，他们的前承后继仿佛形成了一片星系，伸展在广阔的夜空。
我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在试图说明，人文传统会不时地遭到哲学的攻击。由于这些侵犯，它会发生严重的衰退。许多迹象似乎指明，我们正再次面临哲学家、存在主义者和各色人等的侵犯。如果把这一问题研究透彻，我认为，将是一件大好事。我所呼吁的事业，即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可能会在这样的辩论中得以澄清和发扬光大。我们的时代是否将产生一种哲学，既能够统一人们的思想又能够使人类生活得更崇高？这既未可知，又可疑，因为在过去2500年里，哲学总是分裂为相对立的派别。即使在经院哲学的鼎盛时代，也还是有余地容纳差异广泛的不同体系，诸如圣波纳文图尔[17]和圣·托马斯。诚然，就哲学的权威地位而言，那个时期是空前绝后的。它得到了历史上最强有力的精神机构的支持：天主教教会，而且其当时尚未分裂。其权威性在14世纪因阿维尼翁的巴比伦流放[18]而蒙受损伤，又在15世纪因教会会议运动而遭到进一步的削弱。
如果说一个哲学流派能够声称，以一种明晰的方式阐述了人神诸事之总和的话，那就是圣·托马斯的流派。那么，如此一个辉煌有序的体系怎么可能这么快就退出舞台了呢？其支持者们又作何解释呢？这很可能是西方思想史中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这一哲学体系，即使在今天仍然被认为是天主教教育唯一的安全指南，竟然在两三代人以后失去了对人们思想的掌控。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我们寻而不得。不过我们完全可以躬身自问，这个基督教的哲学体系是否看来像是一个壮丽的失败。是否有任何后继的体系更加幸运些？显然没有。欧洲的哲学似乎注定是短命的——正如欧洲的帝国那样。哲学是否是一种注定要在流传中逐渐消亡的思想态度呢？这似乎是汤因比的看法。……
如果托马斯主义对诗歌评价不高，那么，我们想知道，他的追随者们对但丁其人有何评价。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当但丁发表其诗作时，大约在1320年，既没有文学评论家，也没有批评家，更没有高雅之士表示兴趣。没有人对于冉冉升起的天才和新的大师之作存在期待。对于有人写出了体现基督教思想感情的诗作，人们并不为之而激动。如果另外有人写出了淫秽的诗作，人们同样不会为之而焦虑。诗歌和神学是两相分离的。宗教由神职人员、修士和托钵僧管理。他们对于那些写诗作文者的态度是全然冷漠的。
那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当时的教会只有一个好斗的组织：圣·多米尼克会（the order of S.t Dominic）。其任务是与异端邪说作斗争。但丁在这一点上是可能受指控的，对我们来说似乎有些奇怪。他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他的思考使他形成一系列关于政治和教会改革的思想，体现在他的关于君主制的论文中，那也是一篇关于教皇制的论文。按他的观点，许多事一千年前就是谬误了。康斯坦丁皇帝在放弃了部分特权并将世俗管辖权赋予他的继承者圣·彼得时，他就做错了。教皇接受这样的权力是错误的。但丁主张，将教皇的权力回归作为贫穷渔民的圣·彼得。他满怀信心地期待，将有一个一统的君主为帝国恢复以往的尊严，甚至极端地认为，只有经过这样双重改革人类才能得救。
这是明目张胆的异端邪说。但丁死后仅几年——在1329年——一个多米尼克派的托钵僧就发表了一篇对但丁论文的严厉批评。当然，他并没有明确提及《神曲》。但他顺笔责骂了但丁，说他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诗匠，是一个饶舌的诡辩家，其胡言乱语将会把寻求真理之道的读者引向歧途。不要以为这个托钵僧是一个胡闹的，或者是一个没有来头的宗教狂热者，1329年，但丁的论著在罗马遭到公开焚毁。甚至，红衣主教纽曼（Newman）也温和地斥责他：“但丁将一位教皇置于他的地狱之中，显然太无顾忌了，而且这位教皇已由教会册封为圣徒。同时，他（但丁）的关于君主制的著作也收在教廷的禁书目录中。”
今天，天主教的批评者们总体上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试图说明，但丁是一个立场正确的托马斯主义者，而他的伟大诗作则是严格遵循教会哲学的。然而，这种态度已经被伟大的中世纪哲学史家艾田·吉尔松否定。按他的说法，但丁当然非常熟悉圣·托马斯·阿奎纳的著作，但在几个重要的观点上他们的意见是相左的。所谓但丁的托马斯主义是一个夸大了的神话。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但丁在将其完成了的《天堂篇》呈送给坎·格兰德（Can Grande）时写的那封著名的拉丁文的信，这一点将显得更加清楚。这封信是一篇无价的文献，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但丁希望他的诗作被怎样理解。这封信尚未受到充分重视，因为其中涉及到某些哲学和修辞表达方面的典故，使评论者们迷茫难解。然而，如果我们将这封信放到当时拉丁术语的语境中去，这些问题是能够被破译和解释的。如果我们能够解码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够明确理解但丁的原意。但丁的原意可以归纳为以下陈述：“我的作品所奉献的既是诗歌也是哲学。”但丁其实声称诗歌有认知的功能，那正是经院哲学所要否定的。但丁的话既结束了也解决了已经持续100多年的诗歌与哲学之争。
这是诗人给予的胜利的回答；他是现代人中第一位与古典时期伟大经典作家相提并论的人。这确实是但丁的辉煌成就之一。他以不容置疑的姿态亲自宣告了这一点。（在《神曲》中）当他由其伟大的向导维吉尔引入候判所（Limbo）时，维吉尔向他介绍了其他4位大师，他们与维吉尔一起进行了神圣的交谈，他们是：荷马、奥维德、卢甘和贺拉斯。在伊里西安（Elysian）的原野上有一座高贵的城堡，专供那些出类拔萃的精灵们之用，而这4位大师则又从这些出类拔萃者中区分出来。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迎接了这位佛罗伦萨人，甚至还给予他更高的荣誉：他们正式允许他以同样的身份进入他们的圈子。他被接受为那个不朽者学会（Academy of Immortals）的第6个成员，他被提升到与大师并列的地位。后人已经全面地，尽管缓慢地，正式认可了这种平等并列的情况。
但丁死后获得的荣誉是一个充满着教寓的故事。确实，同时代的意大利人毫不吝惜地将名誉给予了他，围绕他的著作很快就形成了大量的评论。曾遭受其最伟大的儿子如此深重的诋毁的佛罗伦萨市，专为宣扬和传播但丁的著作而设立了一个讲座教授席位，并请薄加丘担任该教席。不过，意大利的一般民众只把他看作是一位提升了他们的语言地位的人。在16世纪，但丁与彼得拉克、薄加丘一道被认可为典范作家。他们被认为是托斯卡纳语（Tuscan）诗歌的三大巨头。这样的观点遮掩了但丁的独特地位和博大精深。彼得拉克和薄加丘与但丁并不在同一个水准上，他们的层面远远低于但丁。然而，意大利批评家认为，但丁的诗歌语言不够文雅，不如其后继者们的语言那么雅致而流畅。那当然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但丁越发失去影响力。到1800年，他在意大利几乎已经被人们忘却，而在国外也几乎不为人欣赏。意大利复兴运动重新发现了但丁。他被作为统一的意大利之先驱者而受到敬重。那又是一次错误的解释。直至过去50年里，但丁的真正伟大之处及其意义才得到了充分认识，那远远超越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范畴。
对但丁的迟到的承认，给我们一个教训，要对一个与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邻的一流诗人作出真实的评价是何等困难。这是对欧洲文学传统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规律之一。我们能够观察到同样的规律在莎士比亚身上发生作用的情况。我们可曾听说过，在1616年欧洲有任何一个人为最伟大的诗人去世而悲痛吗？在英格兰之外，甚至他的名字也不为人所知。不列颠在政治上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其诗歌则未曾（在不列颠之外）被发现，而且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欧洲，直到1530年，意大利一直享有无可争议的文学领导地位。然后，西班牙取代了其地位并一直保持到1650年。接着，轮到法国。法国文化的主宰地位无可争议地持续了一个世纪。即使英国也不得不屈从于她。她创造了其经典时代。1762年，有一位英国批评家说道：
法国的批评已经走在意大利之前，走在整个欧洲之前。这个聪慧灵巧的民族把握了引领高雅趣味的途径，并为其相邻的国家开创时尚……在文学方面他们追求某种极致……不管他们的动因何在，他们的尝试真是太成功了。我们的一味逢迎、过于谦恭的批评家们被他们的权威性所征服了。他们的文学趣味，裹挟着某些糟粕，在王政复辟时期被带到了我们中间。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风格，甚至他们的偏见，都被我们的法国化了的国王及其保皇党成员们所采纳。这些话道出了反叛法国趣味的声音；大约在同一时期，莱辛在德国引领了同样的潮流。然而，又过了几十年，欧洲大陆才从法国的文学标准中有效地解脱出来，以致能够全面欣赏莎士比亚的伟大。即使今天，在欧洲的某些国家里，莎士比亚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但丁不得不经历了600年的考验期，莎士比亚经历了300年的考验期，才被认可为欧洲的经典，那么，对于死后不到一个世纪就被认可的歌德，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意大利语很久以前就是世界流通语言，英语也是这样。德语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然而，一个经典诗人的作品必须以其自己的语言阅读。没有人能够感受维吉尔的伟大，除非他能够以拉丁语享受其作品。你可以读翻译过来的但丁，但你将读不出但丁的心声。渴望享受但丁的作品就是学习意大利语的充分理由。对于莎士比亚和歌德来说，道理是一样的。精神的宝藏是不可能依照通用语言的标准来转换的。伟大经典所蕴含的精华是不能够通过翻译来传达的。你能够用一种共同语言达到交换信息的目的，就像我们正在做的这样。但是，聆听诗人的讯息必须以其自己的语言。如果人们没有为此做好准备，那么，他们必将在翻译过程中失去极具价值的珍宝。
不过，让我们言归正传。西方思想的基础是远古的经典时代和基督教。中世纪的作用就在于接受那些积淀，并对其进行传播和合乎时宜的删改。其中最宝贵的遗产，我认为，就是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创造出的精神。爱德华·肯纳德·兰德给我们留下了一本漂亮的书，书名为《中世纪的缔造者》（The Founders of the Middle Ages）。这些缔造者们是圣哲罗姆[19]、圣安布罗斯[20]、圣奥古斯丁，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属于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人。他们代表了希腊—罗马古典时期的最后阶段。这个最后阶段正好处于基督教的第一阶段。中世纪的意义在于对一份宝贵遗产虔敬地接受并忠实地传承。这也是我们可以从但丁身上得出的教训。这同样也是歌德的教训，他将此体现在他的诗歌里、他的历史和哲学的写作中，以及书信和谈话中。19世纪造就了一种写作者，擅长于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诗歌。如果用汤因比的观念来看的话，这种特点相悖于一个分化的时代。这种情况可以归结为他所谓的“拒绝模仿”（“a refusal of mimesis”）。然而，文化内在平衡的维持，唯有通过我们对历史所赋予的遗产用新的方法进行陈述和删改，以期平衡那些扰乱性的力量。传播传统并不是将它归结为一堆不可动摇的信条，或者编定一些经典选集。因为文字走向肃杀，但精神带来新生。文学研究应该这样进行——给学生带来享受，使他们为压根意想不到的美而惊叹。忠诚和热情是打开这些隐藏的宝藏的钥匙。我相信，广泛的中世纪文学仍在等待那神奇的探杖去点出其美与真的源头。但丁作品中最突出的要素之一，是他对宇宙的精美结构之喜好，对大自然壮观景色之喜好，对人生的丰富多彩之喜好。当他在地狱或炼狱中遇到相识者时，他们的谈吐中充满着对地球的人世间之渴望和热爱——但丁将要返回人间，而他们则希望在那里得到纪念。他的诗歌，宣扬了对我们在人世间旅程的充满喜悦的接受。然而，没有人敢于斥责他对人类阴暗面的视而不见。他并不回避人类最为堕落的恶劣画面。但是，那并不能改变他的世界观。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暴风雨》中米兰达的话来描写中世纪：
啊，多么神奇！
这里有多少俊俏的人儿！
人类是多么奇妙！啊，美丽的新世界，
如此出色的人物！[21]
不过，全世界诗歌的领域就像是普罗斯佩罗[22]的魔岛一样。它的面积为每一位伟大的诗人所增益。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思想就有这个意思，当然还包括其它意思。他发现了阿拉伯和波斯诗歌的美妙，并声称：“东方和西方不再分离，他们同属于上帝。”他对迦梨陀娑[23]和哈菲兹[24]同样都表示了敬意。他将扩展欧洲传统的使命赋予他的后来者。
我们或许尚处于那个过程的初始阶段。我相信美国将在这个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认为，T. S.艾略特是第一位从印度思想中汲取灵感的诗人。他是在波士顿学习梵文的，然而，他同时也植根于中世纪的传统，他肯定视但丁为其最伟大的导师。艾略特是一位哀怨的诗人，他更着眼于地狱和炼狱，而不是天堂。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而令人沮丧的时代；某些思想家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感到沮丧。然而，如果说有什么是中世纪的思想所断然不可接受的话，那无疑就在于此。请记住但丁《地狱篇》的第七小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类特定的罪人——饱受抑郁症磨难的人。“一直以来，我们感到悲哀，”他们忏悔道，“尽管在甜美的大气中，披着令人愉悦的阳光。”——
Tristi fummo
Nel aer dolce she del sol sa' llegra. 要是在今天，这些人会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然而，但丁却认为他们是罪人。
如果要用两个词来总结我所认为的中世纪思想的精华，我会说：那是中世纪在重新阐述传统中体现出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信仰和欢乐（Faith and Joy）。
译注：
[1]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 Curtius，1886-1956）是德国的中世纪研究专家和文学批评家。本文为一篇专题演讲稿，发表于1949年7月在美国科罗拉多举行的纪念歌德诞辰200周年大会上，1951年作为附录收于作者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的英译版；本稿据此译出，略有删节。
[2]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美国作家和外交官。
[3]乔治·提克诺（George Ticknor，1791 -1871）：美国作家和教育家，著有《西班牙文学史》。
[4]威廉·潘恩（William Penn，1644-1718）：英国清教徒，开创英属北美殖民地“宾夕法尼亚”。
[5] 范·威克·布若克斯（Van W. Brooks，1886-1963）：美国批评家。
[6] 查尔斯·H·哈斯金斯（Charles H. Haskins，1870-1937）：美国中世纪史专家。
[7] 艾田·吉尔松（Etienne Gilson，1884-1978）：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8]特洛巴赫诗人（Troubadours）： 11世纪末到13世纪，在法国南部及周边地区用普鲁旺斯语创作歌谣的诗人群体，尤以抒情诗见长，对后世欧洲诗歌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9]乔治·麦考莱·特莱维尔炎（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
[10]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创始人。
[11] 威尔海姆·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国哲学家。
[12] 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535-475B.C.）：古希腊哲学家。
[13] 圣·安塞尔姆（St. Anselm，1033-1109）：天主教高级教士，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4] 圣·伯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和作家。
[15] 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英国经院哲学家、科学家。
[16]阿尔伯特大帝（Albert the Great或Albert I，1250-1308）：1298-1308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7] 圣·波纳文图尔（St. Bonaventure，1217-1274）：意大利经院神学家，红衣主教。
[18] 阿维尼翁的巴比伦流放（ the Babylonian Exile of Avignon）：“阿维尼翁”是法国南部城市；“巴比伦流放”是《圣经·旧约》中关于犹太人被虏至巴比伦的典故。在1309-1378年期间，前后多任教皇都是法国人并定居在阿维尼翁，教廷受控于法国国王。此事名声极恶，被戏称为“阿维尼翁的巴比伦流放”。
[19] 圣·哲罗姆（St. Jerome 342-420）：早期基督教的圣经学家、拉丁教父。
[20] 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 339-397）：早期基督教的拉丁教父。
[21] 米兰达的话由本文译者译出。
[22] 普罗斯佩罗（Prospero）：莎剧《暴风雨》中的人物。
[23] 迦梨陀娑（Kalidasa）：印度4-5世纪诗人和剧作家，梵文古典文学代表作家之一。
[24] 哈菲兹（Hafiz 1325-1390）：波斯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