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申友 译
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葡萄牙现代大诗人。1888年出生于里斯本，父亲是司法部官员兼业余音乐评论家。5岁时，父亲病故，不久母亲改嫁葡萄牙驻德班的领事。1896年，佩索阿随母亲来到南非，并在那里上完小学和中学。生性腼腆的佩索阿，在校成绩优异，尤其是英语成绩名列前茅。1905年，佩索阿回国，进入里斯本大学，不久后退学。由于精通英语和法语，他在一家进出口公司谋得了一份职务，主要工作是翻译、书写商务信函。自此，几乎终身未曾离开过里斯本。1935年，佩索阿因肝硬化病逝。
佩索阿熟谙英语文学，其早年诗作深受英语经典名家的影响。回国后，他开始接触葡萄牙文学，并通过葡文阅读了波德莱尔、马拉美等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同时，英语现代诗人如叶芝、庞德、艾略特对他的创作亦影响甚巨。佩索阿生前诗名不显，只出版过三本英文诗集、一小本葡文诗集《使命》和百来篇散文、评论。他大量的作品是在逝世后，由研究者整理出版的。佩索阿——Pessoa这个词在葡文里意指“人格”、“面具”——喜欢使用不同的托名（或曰“异名”）创作诗文，最重要的托名有卡埃罗（Caeiro）、坎波斯（Campos）、雷斯（Reis）和索阿雷斯（Soares）。这些托名者经历迥异、个性不一：卡埃罗是个牧羊人，反对情感的外溢，写自由诗；坎波斯是航海工程师，生活上狂放不羁；雷斯是位奉行享乐主义的医生，自幼受古典文学的熏染，诗作有贺拉斯之遗风；索阿雷斯是个助理簿记员，对生命充满了疑虑和惶惑，专写笔记体的短章。佩索阿一生著述庞杂。虽然冠以“全集”之名的文稿已经出版，可仍有不少作品处在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当中。《受教的斯多葛信徒》（The Education of the Stoic）是新近发现的佩氏遗作，自述者是特维男爵，这极有可能是佩索阿使用的最后一个托名，其葡文版发表于1999年，英文版发表于2005年。这里摘译片断若干，以飨读者。 我感觉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因为这是我的心愿。这两天，我一直在烧，一份一份地烧（之所以要花两天的时间，是因为我有时在重读），烧掉我所有的手稿、我那些已逝思绪的笔记、草稿，甚至那些我本不可能写就的段落。我毫不犹豫，可内心的隐痛却迟迟不去：这是辞行的代价，为的是决绝此生，我犹如一个渡者，为了向此岸作别而将桥焚断。我已准备妥当让自己解脱。我要了断自己，可我至少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一部知性的回忆录，尽可能用文字准确地展现出我的内心世界。我要留下的不可能是一串美丽的谎言，而只能是一点零星的真理——万物虚幻，我们却以为自己真理在握。
这将是我唯一的手稿。我把它留下来，不是像培根那样为了得到后世仁慈的念想。我无意模仿谁，我考虑的只是未来的同道。
我与生之间，只有一线相系。我的灵魂，此刻它感情明澈；我的知性，此刻它思维清晰，它赋予我文字的力量，而不是什么文学著作——我一生都不可能写就——我不过是想简述其中的缘由。
留在这些纸页上的，不是忏悔，而是释辞。我觉得——自我动笔之时——我写下的不全是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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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颗灵魂或同一个人而言，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他的知性情感与道德情感强烈得不分伯仲。谁想成为完全、绝对意义上的有德之人，他就得有几分愚笨。谁想做到绝对的知性，他就得在德行上稍打折扣。我不知道造化玩的是什么把戏或反讽，让人不能两者兼具。可不幸的是，这种二重性出现在我的身上。我德知兼备，这让我一事无成。不是因为我多知欠德或多德欠知，而是因为我德知俱盈，这让我无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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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记得——记得很清楚，差不多能嗅到那个春日的空气中所弥漫的馨香——那个下午，我经过再三斟酌之后，决心将爱情这一无法解决的难题弃绝。时值五月，一个轻柔的初夏的午后，庄园附近的花儿已经盛开。随着太阳的缓落，花容也渐渐黯淡。我在稀朗的树丛中散步，心里满是悔恨和自责。早饭早已用过，我符号般独自游荡，头顶是无用的树影和叶子轻弱的窸窣。猛然间，我的内心被一股欲望攫住。我想做一次彻底的撤退。我感到极度恶心——我想到了周身盘踞的欲望和希望，有那么多满足、实现它们的外在条件，而在内心我却又无法将之变成现实。那温柔伤感的时刻，是我轻生念头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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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秋夜，空气轻柔地吹拂。远处的群山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冷，可对此，我没有多想。我聚神凝思：此刻，我经历的一切，似乎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伤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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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易生怨、爱报复。少年时代，我不再心胸狭窄——这个毛病源于我的过分敏感。（我想我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此亦有关系。）不过我换了一种方式，将过去的那个自己保留了下来。要是我忘了某个想法，或者有个词本该记下来、最终却给忘了，或者有个观点一时记不起来，这都会让我耿耿于怀。我发现自己经常无法给这些粗略的轮廓赋予实形。我也嫉妒我自己，我对抽象的东西总有贪念。我意识到了，从本质上来讲，贪婪和报复无甚差别，也许是因为它们都是心胸狭窄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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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属的这代人——假定这一代人里，不止我一个人——丧失了信仰，既不信古老的宗教神祇，也不信主张无神论的现代神祇。我拒绝了耶和华，正如我拒绝了人类。对我而言，耶稣和进步是源于同一世界的两个神话。我不信圣母玛利亚，亦不信电气神话。
我考虑问题时，总是谨小慎微。不论是选字遣词，还是运思谋篇，我都一丝不苟。
母亲的过世，切断了我与生活相系的纽带，那是我与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起初我感觉眩晕——不是那种让身体旋转的眩晕，而是脑袋里空荡死寂的那种眩晕——我本能地意识到了空虚的存在。先前让我颇感焦虑的那种烦闷，萎谢成了彻底的无聊。
我想放下手里的笔，可没来得及放下。透过窗户，我朝黢黑的乡间望去。玉盘高悬，银光渗透在空气中，如同空气本身一样新鲜可见。多少次，这样的景象曾陪伴我度过无眠的夜晚，我陷入了无端的思绪和无用的梦境，无心工作，亦无心写作。
我觉得，自己的心像是了无精气的负累。
纹丝不动的黎明时分，漆黑寂静，此时晨曦的侧影凸现，俨然真理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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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之主是否存在？我受苦的事实，也许会成为我对这个问题不能做出明确回答的障碍，可这也不能证明主之不存在，或恶主之存在，甚至不能证明存在一个非善非恶的中性之主，而只能说明世上有恶——而这根本称不上是什么发现，因为没有人会对此予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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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有个想法——与其说是真正的信仰，不如说是闲暇中的沉思——既然生是一切生存的法则，那么死一定是源于外在的干涉，即任何死亡均为暴力之举。有些死亡是可见的暴力，其中大多数是我们自身引起的；其他所谓的“自然死亡”可能同样充满暴力，只是其元凶不为我们所感知。正如一个国家，不管它已经怎样颓败衰落，最终的灭亡还是得依靠外界的侵略和暴力；人性命的终结也许是基于同样的道理。自绝本身——这是我陷入逻辑的幻想后得出的结论——可能是迫于外力的结果；没有哪个生命会自动地结束自己，然而就自绝而言，死亡的工具便是轻生者本人。这一轻率的想法，我差点给忘了，要不是它曾将我从自绝的道路上给拉了回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大学刚毕业，生命受着痛苦的折磨。我的想法兴许是正确的（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都有正确的可能），正因如此，加上我自己也不情愿——万一我的想法是对的——受人差遣而成为别人手里的工具，阻止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最终动手，延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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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或者有什么人，能够让人类的病痛有所减轻，更不用说将它治愈了，可我也做不到视而不见。人类最微妙的痛楚——纵然稍稍念及——都会让我焦躁难过，无法专注于自身。灵魂的一切处方都是无效的，这一信念本来会很自然地将我带至冷漠的峰顶。如此一来，喧闹的人世会被峰顶之下那些冷漠的云层所笼罩，让我无从得窥。信念尽管坚定，可还是压不住情感的暴动。我们不能没有感觉，正如我们不能不走路。于是，我目睹着一切，一如从前。自从我记事起，我就怀着崇高的感情，感受着人世的痛苦、不义和悲惨，正如一个身残者眼看着有人溺水，纵然他膂力过人，终究还是束手无策。别人的痛苦，在我眼里不只是简单的痛苦。眼看着别人受苦，我跟着痛苦；知道别人的苦痛已无药可治，我很痛苦；希望替人减轻苦痛，可自知其苦痛已无药可治，因此并不感觉自己有多么崇高（这样的崇高是无益的）——这份自知亦令我痛苦。我缺乏主动，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要想得到什么东西，事前不可能不思考一番；我不敢承诺；我不会用唯一做决定的方式去做决定：即通过决定，而非思考。我像是布里丹（JeanBuridan）笔下的待毙之驴，在感情之水和行动之草之间奄奄一息；倘若我不思考，我也许照样会死，可至少不是源于口渴或饥饿。
不论我想到什么，或感觉到什么，我必定会陷入怠惰。思想，是人们行动的罗盘，于我却是行动的显微镜。我用它来审视宇宙，聚目于寸步之内，似乎芝诺关于人不可能跨越任一给定空间——空间之所以无限，是因为它无限可分——的论辩，成为了一种奇怪的致幻剂，让心理的自我为之陶醉。感情对他人而言，渗入意志，如同手戴上套子或握持宝剑，可于我却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它犹如狂怒一般无所用处，只会令我不停颤抖，以致动弹不得，又似一阵恐慌（我的恐慌是因为我的感觉过于强烈），令惧者却步，而本来他应该拔腿逃走的。
我的一生是一场停在纸面上的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怯懦让我连战场都未曾上过，倘若真的踏上战场，怯懦说不定也会随即蒸发；怯懦的想法，连同那必败无疑的信念，萦绕在参谋长的心头。他不敢将计划付诸实施，因为这样的计划注定是不完美的，他没有勇气让计划变得完美（尽管真正的完美是做不到的），无法做到完美的信念扼杀了他追求完美的欲望。他从未想过纵然他的计划有欠完美，却有可能比对手更加接近完美。实际上，我真正的敌人是力求完美这一想法本身。在我面前，它是仅次于上帝的常胜将军，率领着全世界的军队冲在前面——悲壮的先驱，跟随其后的是全世界的武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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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然认为格斗是荒谬的。可跟其余每个人一样，我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社会习俗，并从中获益（首先是头衔给我带来的社会地位）。倘若仅仅因为格斗会让我有性命之虞而回避那一习俗，这在我看来有欠妥当。
我更有可能受伤，而不是被刺死。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即刻不想评论此事。受苦我从来都不怕；我不仅鄙视痛苦，而且对任何围绕痛苦而展开的喋喋不休的闲谈，我也鄙视。正因为类似这样的态度，我才打消了从理论上进行点评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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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害怕伤害别人、因身体接触所引发的欲望、意识到其他魂灵的真实存在——这些想法成为我生活的羁绊。此刻我扪心自问：考虑这些，于己、于人有什么用?那些我不曾引诱的少女，会落入他人之手，因为毫无疑问，会有人去引诱她们。别人不假思索的问题，我总会顾虑重重。看到自己不敢造次的事情，别人做了，我不禁要问：如果这样做只会让自己痛苦，那我为何要瞻前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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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虑是行动的终结。谁要是考虑他人的感情，他就会滞于行动。没有什么行动——无论它是多么不起眼（动作越大，我这一说法愈显正确）——不会让另一灵魂受伤。总有人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总会在某个方面让我们感到遗憾，只要我们良心尚在。我常想，隐士真正的哲学不是建立在为隐退而隐退的理念之上，而是基于对恶行的弃绝、恶行是源于生存这一简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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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见那些我避而不做的事情——在我看来太过乏味——别人却做了，我才意识到，那不过是世间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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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其潜意识里都有个秘密：面对生活中的浪漫，待之以激情；面对生活中的粗鄙，赋之以浪漫。
不要以师者自居，因为一切都还等着你去学习。
梦，倘若太像生活本身，或让我们感觉太过熟悉，便会成为另一种现实，变得同现实一样专横，而不再是人的庇护之所。梦里的千军万马最终要灰飞烟灭，如同在现实的沙场上，经过一番鏖战血斗之后，最终仍然以落马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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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做梦、做白日梦——这种精神上的纤弱，常见于某些人身上。面对王子公主、热恋情侣、各界名流及衣着时髦之辈，他们会望而兴叹——这在我看来，可怜而又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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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我对自己的冷漠，对曾经的心头之物的冷漠。那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听到了火警的叫声，像是来自我住的小区。我想到了自己的房子可能陷入火海（尽管实际并非如此）。我过去一想到自己的手稿被付之一炬，不禁要毛骨悚然，可令我惊讶的是，那时我房间有可能着火的想法却让我无动于衷。想到没有了那些手稿，自己的生活必定会简单不少，我几乎生出一些惊喜。过去，丢失手稿——哪怕是一些残章断篇，可那毕竟是我一生的苦心孤诣之作——会让我发疯，然而现在我只把这种可能发生的景象当成了命运里的偶事一桩，而不是什么致命的一击。我的人格不会因为表象的被毁而与之同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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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贫瘠无聊的岁月，用同样的干枯和极度的无聊，年复一年地，填满了我灵魂的深穴。我已沉睡，我灵魂的一切特权——激情梦想着的欲望，热烈梦想着的情感，逆向梦想着的忧虑——均已在我的内心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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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唯灵论者那样思考，像唯物论者那样行动。这不是一个荒谬的信条，而是整个人类自发形成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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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我不崇拜希腊人。他们给我的感觉始终是——不能说他们完全不对——简单过分。跟我们比起来，他们是孩子，拥有儿童般的魅力，可也像孩子般尚欠完满。他们身上的那些优点，是儿童——保留了异于成人的地方——胜于成人之处。孩子长大后，想法变得复杂了，这并不是件好事，因为就感情和感受而言，不再像儿童时代那样自然；在这方面，只有希腊人是个例外。成人在考虑问题时，不再像孩童时代那样思维清晰、对问题穷追不舍，只有希腊人是个例外；那种单纯而率直的个人主义、鲜润而又充满人情味的想象力，以及阐述事理时的谨小慎微，也都统统丧失了，只有希腊人是个例外，正因为这些，希腊人才在生活、思想和艺术领域独树一帜。希腊人的有些成就看上去像是孩子们自己发明的游戏，比如以抓稻草的方式进行选举，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保证士卒与长官地位平等、共商作战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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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有心力不及之事。我从不允许自己半途而废；只要是我看不上眼的、达不到我抱负水平的事情，我都严拒不做。倘若我觉得自己心智不足，做不了综合性的工作，那么我的自尊心定会有所收敛——太强的自尊心在我看来是一种疯狂的表现，可我的心智没有缺陷；相反，它总是特别擅长于统筹综合。问题出在我那不冷不热的意志，它不愿付出足够大的耐力，去完成一篇完整的作品。
依照这个标准，也许就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的作品问世。这一点，我已经意识到了，我意识到了那些伟大的心灵，倘若他们对完美总是孜孜以求，或至少要求所做之事与他们整体的人格相配——因为完美是不可企及的——其结果必然是跟我一样选择放弃。
此刻，没什么能引起我的注意，除了死亡（即“空无”）。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头探出窗外，看见成群欢快的农民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一路唱着，那歌声在夜晚宁静的空气里，近乎圣曲。我认识到了：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我站在自己长眠之地的边沿——我将自掘坟墓——认识到了这一点，怀着最终的自豪：我毕竟认识到了。折磨人的一己之苦痛，关这随处可见的葱绿的树木何事？数九隆冬，我越陷越深，可这关春令何事?因着自然的法则，此刻的大地春机勃发，星星沿轨道运行，玫瑰含苞待放，尽管我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
悲剧属于很多人。如果把那些偶然之事算在内，可以说悲剧无人能免。然而，面对悲剧，态度因人而异。他可以做个硬汉，对悲剧缄口不言；他可以做个艺术家：像硬汉一样，将烦心事秘而不宣，转写或转吟其他之事，或怀着崇高的信念，从中提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生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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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我已经将理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我准备自绝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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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被逼参加角斗的奴隶，我的剑一旦亮出，即意味着我的失败；拒不出鞘，那是我的自由。我庄重地向命运之神行礼，这将是生命里倒数第二个手势，尚有最后一个姿势殿后。藉此，在承认自己被征服的同时，我自己也成了一名征服者。
恺撒将我们扔进角斗场，进行殊死拼杀。身亡者为人征服，幸存者将人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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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奴隶，角斗士注定要来到角斗场。群星环抱的竞技场内，恺撒端坐其间。我鞠了一躬，对他无所畏惧。我深鞠一躬，毫无自傲之态，因为奴隶之身，无以为傲；我面无悦色，因为行将受死之人，笑颜难展。我鞠了一躬，为的是不愿抛弃律法，尽管律法此刻已将我完全抛弃。鞠完躬后，我将短剑——那柄不是用作拼杀的短剑——推进胸膛。
如果说身亡者为人征服，幸存者将人征服，那么通过此举，我在承认自己为人征服的同时，我也让自己成为了一名征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