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义、王洁 译
在今天的英国，颂词作为一种文体已不是很受欢迎，仅仅用于追思仪式上称赞逝者的美德。现在更常用的是传略和访谈，其目的不是称颂赞扬，而是批评打击。比弗布鲁克欣赏这种潮流，称之为“枪打出头鸟”。新闻记者像斗牛一样，刺探并瞅准别人的弱点，插上短剑，将可怜的公牛引向自我暴露的厄运。专业采访者陶醉于这种特殊技能。他们一致认为，这对受访者有积极作用：他可能不那么让人肃然起敬，但至少真实可信。
知识分子鄙视新闻记者，但他们采取的招数与新闻记者如出一辙。社会科学家们对大量的人类经验实践进行了归纳处理，结果，历史就像是一个牧场，畜群被非人的客观力量所驱使——它们也不知何故——大声反刍着在牧场上走过。批评家们像暗礁中的螃蟹，快速躲进后现代主义的岩穴里，不去考虑人们现实中是如何说话写作的；或者把一位在世的艺术家替换成其作品里一个虚构人物。难怪大众会购买传记。然而，又有多少两卷本的大部头传记只是枯燥无趣的文献堆砌，让人觉得如鲠在喉？那些敢于用美德和罪恶的原色来刻画人物的传记作家，似乎常常囿于声调严厉的小说家之父亨利·格林多年前提出的“不说死者坏话”的准则。而那些保持沉默的传记作家则表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因涉嫌诽谤而自找麻烦。
以赛亚·伯林无视当前这种种潮流。他的思想理论往往涉及全人类，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与人类休戚相关。伯林为激发自己兴趣的人物所写的文章，都是赞美的杰作。他像西拉之子耶稣一样希冀我们讴歌名人。但吸引伯林的，不是名人的声望，而是他们的天赋。崇拜英雄并不使他感到羞愧。他丝毫无意像上帝那样，将英雄逝去和麻雀坠亡相提并论。英雄们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世界因为他们而进步，变得更加友善，威胁也有所减少。了解一位伟人，目的是改变人们关于人类能做什么、可以成为什么的想法。伯林发现，视雪莱为凡人，以及与帕斯捷尔纳克或斯特拉文斯基、弗吉尼亚·伍尔夫或毕加索、罗素或爱因斯坦等人交往，使他兴致勃勃。但他关注的并不局限于天才们。有时，那些想法褊狭、行为古怪、冒犯好人的家伙，也会吸引伯林，激发他去寻找精确的词句，贴切地描述其品质和怪癖。这类人不必是猛士或明星。一个集某些罕见奇才于一身的无名学者，也会让伯林觉得世界很美好。他喜欢人们表现出引人入胜的品质：朴素值得称道，诙谐也值得赞美。他严肃朴实的朋友约翰·奥斯汀发现，生活中很少有哪种乐趣可以与毫无保留地赞扬别人相媲美。与凯恩斯批评起人来的毫不留情相比，伯林赞美他所仰慕的名人时乐此不疲的劲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如果把这些赞美的杰作当成传统的颂词，那就错了。与他所有的作品一样，这些作品乍看起来只为博得一乐，背后却隐含着他真正富于创造力的思想。伟大的科学家取得了改变物理学或生物学进程的突破，新闻会给以报道；经济学家由于提出了将其知识领域内所有变量合理却矛盾地联系起来的理论，而受到赞扬。据说，这些便是增进知识的途径。但是伯林并非在这种意义上增加了我们的知识。观念史之所以一直受到歪曲和误解，完全是因为它被浓缩成了抽象的概念。伯林想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恰恰不是一篇关于观念史的抽象论文。当然，他撰写过自由理论和历史传记方面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中的评论，本身并不足以阐明他自己所增添的对生命的诠释。
这种诠释便是多元主义。一提到那个晦暗的词汇，想象力便无从施展！“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阉割力的陈词滥调。使用“多元主义”这个词时，大多数人的意思是，社会是由大量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行动的少数派组成的。因为这些群体之间的利益互相冲突，他们必须学会容忍他人的存在。政府本身是真正需要具备最大限度宽容的组织，虽然它不得不在政治上表达社会中最广泛的共识因素，但它也必须特别机敏地包容那些观点与社会共识相反的人士。不仅仅是政府需要宽容，每一个有控制权的团体、机构、管理层，尽管形式各异，都应该对少数派的感受做出反应。然而在实践中支持这种理论有一个难处。当由于采取扶持政策使少数派发展壮大而自身受到削弱或耗竭时，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政府，都无法抵制坚定而冷酷的利益集团或党派。从多元主义受益之后，利益集团或党派便推翻这种理论，通过接管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来排挤政府，然后温和地声称其他所有少数派的利益应该服从他们的利益。当政府发号施令的权力受到挑战，又对自己的合法性犹豫不决时，难道还不应该倒台吗？
以赛亚·伯林对多元主义的诠释非常深刻。他没有把时间花在判断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抵制或屈服于压力集团上。吸引他的，是多元主义的合理性，而不是其政治后果。不但要反对多元主义的敌人，更要提防那些装扮成多元论者，而当明白了伯林言论的含义后却愤愤不平的人。那些口头上赞成多元主义的人，无法理解伯林是多么令人烦扰。伯林相信，追求一个良好目标往往会牺牲另一个良好目标。永远无法做到施以仁慈却不减损公正。平等和自由都是良好的目标，但很难两全其美。这一点让进步论者非常不满，他们愿意相信他们目前正在追求的目标与自己珍视的其他目标并不冲突。然而伯林并不相信有什么万灵药或一揽子解决方案。对不少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使边缘群体重新融入社会的措施，伯林持怀疑态度。专横偏执的人士和规划者把同胞公民们驱来赶去，安排他们后代的前途，打着效率和公平的旗号决定公民居住的地点和方式，借宣布这些决定的必然性为其决定的暴虐进行辩护。伯林对此深感不安。官僚们乐于制定各种规则条例，来操纵其他所有人的工作。这令伯林怀疑，官僚们更想操纵耍弄百姓，绝对不会遂民之愿。但即便在他看来，强势官员的目标肆意侮辱人类的天性，对于演变反抗效率原则的政治运动，伯林也未表示出很大热忱。他对多元主义和工团主义持保留态度，对二者关注少数派自由的程度感到疑虑。
他的这些保留意见未能使保守派感到一丝欣慰。伯林自己并不怀疑政治中的理性或类似理论，在这一点上，他与迈克尔·欧克肖特不同。对货币主义、赤字预算或其他统计学或社会学分析，他也许没有什么看法，但并不认为将理性付诸政治的努力毫无价值可言。这些理论来自抽象推理分析，如果付诸实践，可能缓解良好目标之间那些让人神伤的痛苦冲突。生命并非一场将自己陷入两难窘境的漫长挣扎，达到平和的折中平衡是可能的，这种折中也并不总是令人痛苦。平等和自由有时能够达成妥协，有时无法达成。但是，伯林不同意那些否认这类纠纷可以调解的观点。同样，参与性民粹主义也不是一种让他热血沸腾的政治组织。然而，如果可以证实这是迈向更为平等的明显进步，他也不会拒绝它。伯林也不同于温和的保守派，他认为平等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和神圣价值之一，当其他神圣价值与平等相冲突而受损时，毫无疑问要牺牲掉平等；但只要无法证明平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就必须实现平等。如果许多人食不果腹，而限制少数人的自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必须让少数人失去自由。如果由此带来了痛苦，那也必须如此。应该坦率地承认自由受到了限制——为了善行，决不应模棱两可，这便是伯林的全部要求。他既不同情“所有生物都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保守观念，也不赞成一些知识分子推崇的“艺术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必须不惜代价地加以保护和培养”的想法。是毁坏罗马这样闪耀着历史珍宝之光的城市，还是失去国家独立、让民众屈服于暴政？如果非要在二者之间作出痛苦抉择，伯林会义无反顾地奋起抵抗，不惜将城市化为焦土。也许有人猜想，由于同情屠格涅夫，伯林也会像他那样痛恨右翼、畏惧左翼。倘若伯林面临屠格涅夫在19世纪的俄国所面临的那种抉择，这种猜想是正确的。伯林发现反动统治令人憎恶，而恐怖主义的革命派则不堪忍受。但在西方民主政治领域内，他任由自己的想象力纵横驰骋。
想把某种特定美德发扬到极致，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在不从根本上贬损其他美德的前提下，往往不可能将一种美德发扬到极致。认识这一点却非常难得。在伯林看来，人们会不切实际地希望确保他们事实上永远能够同时追求所有的美好目标；于是对声称可以如此的政治思想家言听计从。这些圣贤们声称，他们发现了一种更好的自由——积极自由，它可以将人们对于公正、平等及自我实现机遇的渴望，与人们对于自由、无拘无束生活的愿望协调起来。积极自由是一种理论的美称，它认为如果人民受过启蒙，完全理解一个美好、公平、令人满意的社会所需的条件，那么，不仅睿智的哲学家，而且国家（其实就是政府自身）都能确定人民的真正需求。如果能够确定人民需求的说法是真的，那么国家就有合理的理由忽视普通民众说的所愿或所憎之事。民众说出来的仅仅是他们渺小个体的想法，他们那未成熟的可怜人格尚不足以完全理解生活的所有可能性，经常为邪恶冲动所役使。就此而言，有谁愿意成为酒鬼？又有谁不同意，对每个渴望完美生活的人来说，艺术非常重要？然而嗜酒者太多，大部分民众毫不在乎艺术，于是国家就被迫实施禁酒令，宣传艺术，只要它健康有益，可以启发人们关注美好未来。
人们往往服膺这种自由观，因为他们愿意相信关于善的一种常识性观点——善必定是不可分裂的，真必定是美的而美必定是真的，真和善的不同方面必定能够协调起来。但伯林认为，它们有时是无法调和的。意识形态回答“应该怎么做”和“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人们倾向于相信这些问题有毋庸置疑的答案。但实际上，这样的答案是不存在的。
之所以不存在这种答案，是因为生活远不是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伯林的多元主义源于他对语言哲学和历史的理解，根基远比政治学深厚。其他哲学家对约翰·奥斯汀剖析他们论述中的命题并揭示错误的惊人能力感到厌烦。伯林记得艾耶尔对奥斯汀说过：“你像只猎犬，自己不想跑，就咬伤别的猎犬，这样它们也不能跑了。”但伯林发现奥斯汀富于同情心，不是由于他论辩之激烈，而是因为他像后来的维特根斯坦一样摒弃这样的教条—人们能够组织起逻辑上完美的语言，以反映现实的条理性。艾耶尔从实证原则出发，拒斥违背该原则的论断。与艾耶尔不同，奥斯汀认为，分析知识、信念和经验的唯一途径是研究人们如何实际地使用词语，他反对关于经验真理和逻辑真理的区分。这两个术语是伯林所谓的“极端”（all or nothing）式哲学必不可少的。
奥斯汀也是一位理论家，他提出了语言的言外用法理论（施为表达、归属表达和限定表达）。在解决哲学难题上，他相信体系和团队合作，而伯林不太赞成这种想法。但奥斯汀的做法，并不是收集问题，再将它们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单一体系之中。有些逻辑实证主义者面对一个问题时，会用他们自己的术语进行重构，致使问题走样，或者当成一个假问题而加以拒斥，而奥斯汀则原封不动地看待每一个问题。像约翰逊博士一样，奥斯汀对违背全部经验的决定论教条有些蔑视，伯林对此有同感。奥斯汀并不认为人类是挣扎在历史因果关系网络中、无法作为自由个体而行动的苍蝇。
奥斯汀把语言看作是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行为，这种观点令人振奋，也受到伯林认同。伯林的多元主义独立于牛津哲学之外，可以说在他的人物写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有说服力。我们时代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像伯林那样给观念赋予人格、肉身乃至生命。伯林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对他而言，这些观念不仅仅是抽象的东西，它们是活生生的——否则它们怎么能存活？——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激励他们，塑造其生活，影响其行动，并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正是人们创造了这些观念并使之具体化。其中，有些是隐居在与世隔绝世界里的学者，他们蔑视装腔作势、阴谋诡计和野心抱负等发迹、攫取的游戏。面对蛮横无理，或辩论中只想置人于死地的反论，他们会非常厌烦而退避三舍。虽然这些人非常值得钦佩，他们的价值标准给人深刻印象，但他们的做法并不是反省生命的唯一途径，他们的价值观也不是人类的必然准则。以赛亚·伯林把布鲁姆斯伯里派的低声争论比作室内乐，而室内乐很像布鲁姆斯伯里派的观点交流，此起彼伏，像一次永不挂断的电话交谈。对此，伯林这位20世纪30年代牛津大学的年轻教师感到欣喜。但这并不是让人钦佩或受益的唯一生存形式。室内乐确实是一种简朴而严格的音乐形式：贝多芬或巴赫都没有创作出比身后发表的四重奏或变奏曲更深刻的作品来。交响乐、大合唱和歌剧需要一个庞大的管弦乐队及至少六名的独奏者，它也会使我们感到高兴和惊讶。如果某些迂腐学究指责这些音乐形式“庸俗或浮夸”，我们就会觉得荒谬。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世事有其自身合理性并受到自身规律的支配呢？我们为什么不承认政治家不能成为学者，或者学者不能成为政治家，正如很久以前教会把人划分为平信徒、在俗教士和修道士那样呢？伯林写道：“生活可以透过许多窗子来看，没有一个窗子必然是清晰或模糊的，比其他窗子看东西更为真实或更为歪曲。”布鲁姆斯伯里派有权坚持自己的价值尺度，但他们错误地认为所有明智聪颖的人都要遵从这个尺度。你大可认为自己发现了关于道德、历史、绘画和人际关系的真理，但要说偌大世界上任何不接受这些结论的人都是白痴或无赖，这就很荒唐了。因此，政治家必须展现出很不一样的品质，其生活遵从的理想必定与后人做出的诠释相去甚远。多元主义意味着接受众多适应于不同环境、不同职业人群的理想。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政治家。认定受某种观念影响的一类政治家，比按照不同观念行事的另一类政治家糟糕，这是愚蠢的想法。在描写罗斯福时，伯林曾经对比了两类政治家。第一类政治家原则单一、思想狂热，无视人民和环境，使之屈从于自己的强大意志；第二类政治家有着敏锐的直觉，能意识到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民众的感受，并推断采取何种方式实现他们的愿望。伯林写道：“我的区分标准，既非道德的，亦非价值观的，而是类型的。”每一种类型里，都有品德高尚、富于魅力者，也有品行不端、声名狼藉者。伯林把加里波第、托洛茨基、巴涅尔、戴高乐、伍德罗·威尔逊和希特勒归为一类，而将俾斯麦、林肯、劳合·乔治、马萨里克、格莱斯顿和罗斯福归为另一类。
我们马上可以看到，通常对政治所作的许多道德判断很不真实。仅仅好人就能给他们的人民带来尊严和繁荣，这是不正确的。但所谓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即政治上的良好目标几乎往往都是通过不良手段实现的，也是错误的。体面可敬、认真负责的人常常无法治理好国家而自毁名声；流氓恶棍、残暴狂徒却能在混乱无序的局面下实施法律、恢复秩序，推翻人民欢迎的虚弱政府，代之以强有力的暴政。然而事实上，希特勒这样的暴君是看着他们建立的帝国在自己眼前坍塌而一命呜呼的，而本—古里安那样不屈不挠追求公平、独立的领袖，却率领他们的同胞，冲出不公受欺的困境，在同胞的感恩戴德中长逝。伯林不是莫斯卡或米契尔斯那样的政治现实主义者，这两位会开心地告诉读者，如果国家要抵御外敌，社会要保持稳定，民众要过上幸福生活，就要为这样的“表演”买门票，你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失去自由、无辜者死亡和政敌被处决。这张门票太贵了，伯林和伊万·卡拉马佐夫一样，都只好退掉门票。他不是政党成员，不加入任何组织，对各种空想尽可能兼容并包。他认为托尔斯泰和马克思都被误解了，其真理远远多于谬误，理应深受尊敬。别林斯基从狂热地信仰一种主义转向另一种主义，致力于按他的理解宣传真理，不能容忍任何他认为固执地过着错误生活的人。别林斯基与伯林敬仰的政治家魏茨曼大相径庭。但若没有别林斯基这样的人，人类毫无创造力。这是伯林选用颂词作为本书体例的原因。这是一种表达不同生活类型的方式，也提醒我们某个乍看上去讨厌任性的人，他身上却如何富于良好品质：某个有争议的人如何严格按照与自己事业相符的标准生活。除非社会承认人们确实并应该按照不同的理想生活，否则这个社会中的成员就不会是自由的。
像其他重要的思想家一样，以赛亚·伯林用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写作。没有这种风格他便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近年来，当他用磁带记录他说的话、在定稿之前修订文本时，这种风格变得更具个人色彩。这种方法对大多数作家是根本行不通的，但伯林的头脑如此非同寻常，无论是在室内与一群朋友交谈，还是在讲坛上发表长篇演说，他都会边想边说，结果一个从句接一个从句，谓语会长得变成一大串分词。如果别人采取这种方式，就会变成对雄辩家西塞罗的拙劣模仿。伯林不像雕刻着一大堆石块，把人类与基本自然力量联系起来的亨利·莫尔；他很像点彩画家修拉，在画布上涂上一连串的形容词、短语、类比、阐述和诠释，最终，一个特定想法、一项行为准则、一种生活观念的所有复杂性便展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刚刚理解了这个生活观念，他就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营造一种与之冲突或相辅的生活观念，通过对比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前者。当一个词不能表达明白时，他常常用两个词。他丝毫不怕读者会在他迷宫般的句子中晕头转向，因为句子具有口语的节奏感和跳跃感。伯林赞成他所谓的丘吉尔的约翰逊式散文。旧时代文体风格的自发复兴，如哥特风格的复兴，不必搞成不伦不类的赝品，它可以是真实的回归。丘吉尔的散文是对他自身及其历史观的描绘，色彩丰富、鲜明生动、气势恢宏、光彩夺目、不拘细节、心系整个世界，不是为了表述或反省个人生活，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及其国际地位的深情关注。伯林的写作风格同样忠实地反映了他自己的价值观。
理所当然，这是因为他具有强烈鲜明的是非感。任何人都不该设想多元论者是相对主义者。伯林像基督徒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忠于自己的人生观。他提醒我们，不要指望一个观念像方程式那样精确无误。
除非认为所采用的范畴过于违背“事实”，我们不会抱怨对［他所写］事实的“回避”或歪曲。诠释、叙述、归类、象征是人类不可避免的自发活动，我们简单而笼统地称之为思考。只有在结果与我们自己的社会、时代和传统相去甚远时，我们才会抱怨。
那并非传统智慧，更不是一种文化中的公认信仰，而恰恰是我们下意识思考时所用的概念和范畴，这又取决于我们是谁、存在于何时何地。那么，伯林自己的生活观是什么？他特别珍视的美德是什么？
伯林的内心一直关注精神生活和牛津大学。牛津赋予他学者地位，他的回报，就是帮助牛津筹建一个研究生院，并承担起他在其他情况下不愿承担的任务。他刻意去赞扬那些单纯质朴或孤独内向，与他自己性情迥异的人，比如每天不在牛津图书馆里花上十四小时便觉得荒废了一天的学者，还有脑子像海绵一样装满账目细节（比如建筑储备基金所得的极低利息）的学院员工；这些人不可能是因为热情洋溢的幽默语言而受他关注。他在生活中也实践着多元主义：他真诚地敬仰那些像他一样毫无疑问属于知识分子，却更朴素而不苟言笑的人。然而，即使身处这些人中间，他仍禁不住提醒我们：指望他们都表现出相同的优良品质，是不切实际的。休伯特·亨德森和理查德·佩尔斯都是很好的大学教师，但要是指责腼腆害羞的普拉门纳兹讨厌各种委员会和假日之后休息室内对答争辩的喧闹声，难道不荒谬可笑吗？莫里斯·鲍拉喜欢言辞激烈，不甘寂寞，追求享受，排斥朴素，热情洋溢，讨厌郁郁寡欢，看重格物致知的欢乐，欣赏抵制权威和自视甚高的人，鄙视虔诚和一本正经的人。要谴责鲍拉这样喜欢吵吵闹闹的人，难道不是同样滑稽可笑吗？大学还应重视高尚的精神。像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那样的教授，热情兴奋地驱赶着呆板拘谨的自我意识——这是学术机构的致命缺点——愿与年轻同事为友，不愿与那些头脑健全、自诩为学术生活仲裁者的俗人为伍。对一个著名学府来说，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
伯林对于牛津大学和精神生活的忠诚，在他描写约翰·奥斯汀的无与伦比的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可与凯恩斯对早期信仰的回忆相提并论。在那本回忆录里，凯恩斯把奥斯汀刻画成为了追求真理而不分敌友、不计后果、一往无前的人。只有当伯林后来结识了凯恩斯的导师G. E. 莫尔时才发现这一点。一定会有人把伯林对那个研讨班实际讨论内容的描述，当成英国哲学迷失在迂腐困境中的决定性证据。但这些人肯定是错误的。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包括柏拉图的弟子们、经院学者、笛卡尔主义者、黑格尔派，经常纠缠于琐细的问题，或致力于知觉和认识论等已经清晰界定的难题。伯林并不自负。回首往事，他认为像自己那样参加奥斯汀研讨班的年轻牛津教师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因而发表论文不多。如果他们的一个观点被小组其他成员所接受，他们就心满意足。然而，正如伯林所说，那些从不相信他们正在首次发现能对他们研论主题产生深刻影响的新的事实，“那些从未体验过这种幻想魅力（哪怕是短短片刻）的人，都不会理解真正的精神愉悦”。
学者们往往惹人厌烦——即便最伟大的学者也是如此。伯林年轻时，有一天一位学者来访。一些人将他视为天才，另一些人觉得讨厌之极。这位学者就是纳米尔。伯林说：“实际上，两种特点，他兼而有之。”纳米尔并未让伯林厌烦。他不止一次慢条斯理地向伯林解释，研究马克思是浪费生命，因为马克思是一个不值得关注的人，因为观念只是人们下意识地追逐权力、荣誉、财富和享乐的产物；即便是这个时候，伯林都没有沮丧。当纳米尔解释英国成为强国的原因时，立刻变得富有情趣，言谈也文雅起来。他声称，正是由于英国人认识到观念是多么不重要，并把知识分子牢牢控制在自己的位置上，英国才成了强国，伯林听得更入迷了。多年来，伯林一直饶有兴味地记着纳米尔很多更加惊悚的辱人之语。兴趣渐浓的原因有二。伯林不像那些一听说自己的课题毫无价值，就把批评者当成疯子的学者；他会自问：为什么纳米尔会有那样的想法？纳米尔是怎样一种人？在伯林眼里，纳米尔不但是理性主义者中最为反对形而上学的一位—他支持马赫和弗洛伊德或后来的维也纳学派的分析论，同时又是一名犹太人和迪斯累利那样的民族主义者和浪漫派诗人。关键他还是一名东欧犹太人。而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
自他还是在圣保罗学校上学的孩子开始，以赛亚·伯林就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种忠诚激发了他写出那些最出色的作品。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蔑视、仇恨那些成功融入所在国文化的犹太人，但伯林并不这样。他和纳米尔所说的“哆嗦的以色列人”的子孙们没有任何争执。作为犹太人后代，这些“哆嗦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再“哆嗦”，而是与他们的邻居和睦相处，坦然接受他们的身份，没有妒忌、焦虑和恐惧，不再遵从犹太礼仪、庆祝犹太节日，实际上还可能对犹太教怀有敌意。对某些犹太人通过尽力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以吸引别人注意、听见别人提到犹太人之名就退避三舍、喜欢在洛兹板球场的长厅扎着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领带闲逛的做派，伯林的确有些憎恶。虽然伯林不与这些人为伍，但他也不会拒绝与所受全部教育都是为了鼓励全面的亲阿拉伯政策和怀疑否定以色列的外交部官员进行交谈。伯林非常明白，那些对他津津乐道的人，心中仍隐藏着轻微的反犹情绪。而上流社会几乎忘记了他是个犹太人，因为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泰然处之，不急不怨，正如上流社会的人们身处自己的安乐窝一样。实际上，对于这些怠慢、侮辱、烦恼琐事和今天犹太人仍然面临的排斥行为，他都能敏锐地察觉到。其他人可能轻视这些事情，并不计较，像雅各一样伪装做作；但对伯林来说，这些屈辱使他确信建立以色列国的必要性。他之所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是因为犹太人应该居住在耶和华的应许之地上，而是因为他希望地球上有那么一个地方，犹太人不再是少数民族，不用担心因为举止不合规范、无法模仿外族文化而受到外族人的鄙视，甚至遭到驱逐或杀害。当他写到魏茨曼时，你可以感到伯林在为自己呼吁。他注意到了“烈士、失败者、伤残者、环境或自身荒谬行为的受害者—这些在犹太人幽默中总是被嘲讽怀疑的对象—是如何使魏茨曼满怀忧伤憎恶的”。中欧犹太人那些刻薄世故的笑话（例如“我真倒霉，每次我买了侏儒，他都会长高”），充斥着前卫的诡辩、讽刺和粗俗，掩盖着令人绝望的政治狂热，伯林对此并不欣赏。此外，当他提到魏茨曼对英国的热爱和作为一名东欧犹太人，对英国的人道主义民主、公民自由、法律平等、宽容精神、自我节制、厌恶偏激、不残酷，甚至对英国嗜好异常古怪人事的特点表示仰慕之情时，伯林也是在表达他对这个自己父母所移居国度的热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伯林在英国驻美大使馆供职数年。在此期间，他估量了所有不可估量的后果、本可实现的事情，以及导致他和魏茨曼对于英国主动帮助以色列建国这一希望破灭的命运变局。他从不为自己的误解寻找开脱的借口。然而一旦他当时正确，即使结果相反，他也的确没有认过错。
有人可能怀疑伯林是双重效忠。过去这样的质疑是用于调侃天主教徒。也有很多老于世故的政府人员，如哈罗德·尼科尔森，认为英国外交部雇用犹太人是不明智的做法，因为他们“不属于我们”，很难指望他们认识到英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利益。双重效忠会造成紧张，扭曲忠诚，否认这一问题的存在是不正确的。但伯林没有这个问题，他毫不怀疑自己是英国政府派驻华盛顿的公务员；英国是他的国家，然而英国并没有征召他，没有强迫他接受某种观点，也没有推行他极端厌恶的政策。作为一名平民，他有辞职的自由，即便在战时。由于拥有自由，他无权违命或挑剔。一度只有英国独自反对希特勒，伯林认为完全效忠英国是理所当然的事。伯林清晰纯粹的道德观念，使他免于经历那些不正直的人面对原子弹这样的问题时所经受的可怕的内心动荡和自我反省。当然，在与使馆内的同事讨论中东问题时，他们多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他偶尔会发现自己与他们意见不合，因而感到苦恼。再则，当某些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效忠英国玷污了他的名誉时，伯林也会感到痛苦。但烦恼或痛苦不同于道德扭曲和压力。假若伯林忍受了道德扭曲和压力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尼科尔森们所持的任何人都不能忠诚地服务于两种理想的观点，可能赢得信任，并从一般意义上为仇外主义特别是反犹太主义提供火种。伯林也不局限于双重效忠。作为一名多元论者，他认为保持四重或五重效忠也不算矛盾。
尽管如此，或许正是这些年的经历（除了在莫斯科的短期逗留外）使他下定决心不再为任何政府服务。他也不为权势所迷惑。如果有权势者请他出山，他未必会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比弗布鲁克听说伯林曾为外交部每周电讯撰写关于华盛顿政治景象的著名评论时，便召见伯林，使尽浑身解数，用甜言蜜语诱骗伯林为他的报纸撰稿。伯林没有马上接受他的提议，这使比弗布鲁克感到难以置信。“哎！阿诺德·本涅特能为我毕生工作，为什么伯林先生就不接受我的提议？”伯林可以享受奢侈生活，至于如何安排，比弗布鲁克深谙此道。他声明，可以安排一项多数人无法享受的待遇——一套不显眼的公寓，伯林可以在那里享用女色，要多少女人都可以。伯林没有答应。此后不久，比弗布鲁克的一名手下在一篇社论中对伯林进行了谴责。对这件轶事，伯林很是开心。
“在很多方面，犹太人是一个难以相处的奇怪民族，”他写道，“尤其是因为犹太人的历史与大多数最著名、最受尊崇的历史因果理论相抵触。”有些人声称，历史学研究对象包括阶级和社会运动、人口和气候变化等非人为力量，以及技术进步与贸易规则等等；对此，伯林在犹太人的历史和以色列建国过程中发现了最有说服力的反驳证据。在布罗代尔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西班牙国王直到第二卷才全面亮相。在大部分章节中，与那个时代其他亲王和才俊一样，他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伯林可不是这样看待历史的。以色列建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伯林看来，以色列之所以能够诞生，主要是伟大政治家哈伊姆·魏茨曼的功劳。任何对以色列建国的解释，撇开魏茨曼都站不住脚。而魏茨曼关于促成以色列建国的合理设想和政策，却因无法预测的偶然事件而告吹。这种历史必然性是非常少见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以色列建国并不是个人行动推翻历史决定论的唯一范例。1940年英国抵抗希特勒，以及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都同样能说明问题。如果魏茨曼成为伟人的原因，是他对历史进程的干预促使不可能之事发生，那么丘吉尔和罗斯福也都算是伟人。但紧接着，问题即如一串烟花在空中炸开：我们怎样看待伟人？伯林强烈反对黑格尔宣称的伟人不受道德约束的观点。在赞扬魏茨曼时，伯林断言：“（他）没有犯下实干家及其传记者出于所谓国家原因而为之辩护的暴行……虽然魏茨曼有现实政治大师的名声，但他从未编造过电报，从未杀戮过少数派，从未关押处决过政敌。”即便身陷危机之中，政客们也不应该出于国家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所谓要求，而牺牲公众认可的私德规范。同时，如果愿意，你或许可以问一名伟人诸如他是否仁慈可亲、善解人意、容易相处等问题——你要是在考虑一名朋友的生活，问这些问题倒非常恰当——但你应认识到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于一位政治家，更恰当的问题是他的成就、人生观及对其政策的影响。马修·阿诺德指出，任何翻译荷马史诗的人都应认识到荷马是高贵而令人崇敬的，他的写作风格华丽恢宏。同样，伯林建议罗斯福的批评者要承认，正是由于罗斯福的人格魅力，在他去世时美国才顺理成章地被看成是民主政治和人道主义社会政策的冠军。是罗斯福给了美国人前所未有的国际国内地位；为达此目的，他从未因为保持权力而牺牲过任何基本的政治原则，也从未由于想击败他的敌人而去激发煽动邪恶的热情。同样，全世界都认为丘吉尔是拯救自己祖国、防止欧洲落入邪恶强权魔爪的伟人。两位伟人过去有批评者，将来也一定会有，而且批评者的某些言论会是正确的。然而在两位伟人展现出的品质、风度和成就面前，那些批评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之所以能展现出这些品质、风度和成就，是因为受到了各自人生观的激励—丘吉尔基于对既往和自身历史地位的认识而得以统领他的时代，控制自己的激情；罗斯福根据对未来的领悟调整他的政策，从而赋予美国人民解决自身难题的最大能力。尽管伯林专注于个人生活的美德，他对公共美德也有公正的判断。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拥有将生命视为一个整体的想象力或修养，但并非只有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艺术家才能拥有人生观。每个社会阶层都有这样的人物。伯林记录了1946年寓居驻巴黎使馆期间遇到这样一个人的经过。他是奥伯伦·赫伯特。在所有人离开很久之后，他留住伯林，不是跟他交谈，而是独白。伯林正琢磨着在第二天早晨五点离开之前能否睡上几个钟头，赫伯特却跟着他进了卧室，继续独白。伯林说他没有觉得，也不可能认为赫伯特的做法很古怪。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很多话要说，他自己也会这样做。在当时以及随后数年的交往中，伯林认识到赫伯特不仅怀有强烈、不切实际、离经叛道，甚至偶尔有点可悲的观点，而且其生活深受某种（部分是地主贵族式）清规戒律的约束，但他突出的严谨专一和宽容豁达的精神，却使这一切变得更有趣。这是一种有局限性且怀有偏见的观念，但并不卑鄙可耻。正如伯林所述，赫伯特厌恶骗子、野蛮人和狡诈的冒险家，但更讨厌市侩小人、胆小鬼和伪君子。尽管他追求的某些目标稀奇古怪，也不顾有无实现的途径，但赫伯特对功利主义原则的蔑视让人尊敬，这正是因为他的宗教抑制了他先天缺失的中庸之道。
让一位知识分子认清另一位知识分子身上的古怪之处难度更大——古怪的不是他的习惯，而是他对现象理性而冷静的分析。毫不意外，伯林会对天性异常温和、谦恭和心胸开阔的奥尔德斯·赫胥黎着迷。知识分子中的普遍看法是，赫胥黎成名之后把精力荒废在超常心理学上了。伯林对这种看法的驳斥方式不同寻常：恰恰相反，他认为在斯宾诺莎之后，或许没有任何人像赫胥黎那样坚信知识能够解放人类。伯林声称，赫胥黎把知识图景扩展到了隐性知识和开放知识，认为他洞察了可能成为下个世纪进展最大的领域——身心关系，以及神话、宗教仪式与经验研究的关系。
没有人会认为这些颂词出自乏味的性情。世上确有从未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的贵人，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教会自己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在那里没有人会听到、看见或讲出坏话。伯林不是那样的人。对人性缺点他不会熟视无睹。对于他喜欢的、敬重的以及他不太看重的人，伯林都会迅速发现他们的致命缺陷。正如剑桥大学的杰克·加拉格尔所言，我们每个人都有糟糕的朋友，同时自己又是某个人的糟糕朋友。但就算以赛亚·伯林禁不住用同情和慈爱眼光看待某些即便让他尴尬的糟糕之人，在他眼里，还是有一些人因麻木不仁或冷酷无情，而既可怕又乏味。他对恶人和坏人有所区分。坏人，就是那种从油滑阿谀投机起家，仅仅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地位的贪欲而在危难时刻背叛朋友，最终无缘无故伤害别人的野心家。恶人比坏人更差，彻头彻尾地恶毒或阴险。阴险恶毒之徒完全不同于那些他不太乐意见到，但很有才干的成功人士——如果要会见，他会做得很好。险恶之徒也有别于某些类型的名流、势利小人、自负的好人或傲慢堕落的欧洲贵族——对这些人伯林都可以容忍。险恶之徒让他感到恐惧，如果遇到了恶人，伯林就会像生气的幽灵一样离开房间。
与某些眼光敏锐的人不同，伯林对诋毁别人没有兴趣，丝毫也没有。可能他有些挑剔，但他不同于很多伦理学家，并不觉得苛刻挑剔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精神状态。在观察研究骗子、吹嘘者、愚笨或狡猾的家伙时，伯林喜欢发现他们身上的可取之处。激发他写作的，是救赎而非谴责，是他人的优点而非缺点。伯林写作时，他挑选自己想赞美的人物，并只对他们的良好品行大书特书。对于缺点，他从不归纳，而是笼统带过。例如，倘若发现某人衣着风格值得赞扬——即便是穿着狂放不羁的人，伯林就会拿他与衣着时髦、整洁漂亮的人作对比，让读者自己去猜想他们是何许人也。像哈姆雷特一样，伯林感叹人类是多么伟大的杰作；与哈姆雷特不同，人类给伯林带来欢娱。
人类之所以能让伯林兴致勃发，是因为他拥有那些做出睿智判断的贤明之士非常缺乏的一种特殊天赋。那是一种压抑不住的幽默感，其特征是自然天成、活泼戏谑、荒谬中见快乐。这种幽默不完全是英国风格，与其俄罗斯血统有关，与泉水般洋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处于契诃夫作品核心的幽默风趣相类似。他对戏剧感高度发达的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情有独钟，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伯林喜爱笑话和轻松愉快，即便是出自滑稽可笑的男生之口的幽默语言——丘吉尔曾用这些男生幽默来奚落敌人、娱乐朋友、鼓舞同胞。
那么这些颂词并非艺术家画室里抛在一边的草图。它们是以赛亚·伯林全部作品的一部分，与他关于自由、关于启蒙时期和19世纪知识分子的文章同等重要。如果不把观念看作人类激情、欲望、渴求和沮丧的表达，人是无法理解观念的。而只有对关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们，“生命”这个词本身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