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仲旭 译
1927年5月，我购买了一本世界名著版的《瓦尔登湖》，价格我想是九角钱，我把它塞进口袋便于阅读。从此以后，我去哪儿都带着它，在小汽车上、在公共汽车上、在船上，因为它是我所拥有的最有趣的侦探故事。但是反复读同一本书会带来一种危险，确切地说，一再蜻蜓点水读同一本书，带来的麻烦是你开始学会一些句子。我对《瓦尔登湖》就是这样。近来我发现，在别人问我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时，我会直接引用书上的话来作答。
比如说我午餐时候走进一间餐馆，领班侍者带着一副责备的样子走过来。
“就你一个人？”他问。
“大部分时间里，我觉得寂寞有益于健康，”我回答道，“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我爱孤独。”*说完我得意地瞪着侍者，一把从盘子上扯下餐巾。
要么我在街上走，遇到一个认识的人——这人我好久没见过面，就是再也见不着他，我也无所谓。
“你这么久去哪儿了？”他质问道。
“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伙伴，”我回嘴道，“那也许是因为他听的是另一种鼓声。”
事实上，我想我根本没那么说，但是经常觉得好像在那么说。我越来越觉得难以清晰地把我在说什么和有可能脱口说出什么区分开来。也许得看是什么时机吧。不管怎么样，在如今扔向我的最平常的问题中，梭罗能回答上的数量惊人。在所有的普通场合，他是个万金油。
我走进一个房间。
“您坐下好吗？”女主人问道，一边示意某个空位。
“我宁可坐在一只南瓜上，由我一个人占有它。”我回答道，一边疲惫而无可奈何地接过天鹅绒垫子。
“您想喝点什么？”她又说。
“还是让我来喝一口纯净的黎明空气吧，”我嗡声嗡气地说，“如果人们不愿意在每日之源喝这泉水，那么，啊，我们必须把它们装在瓶子内；放在店里，卖给世上那些失去黎明预订券的人们。”说完我跌坐在垫子上，等着端上清澈的琥珀色烈酒和残留的橄榄。
“知道有什么好书吗？”吃饭时，我的伙伴问我。我慢慢扭过头，硬而粗糙的领子擦伤了我的下巴，我的眼神如夜色般深邃。我把嘴唇凑近她的耳朵。
“出版物很多，”我语重心长地低声说，“但是把这印出来的很少。我们有忘记另一种语文的危险，那是一切事物不用譬喻地直说出来的文字，它本身就是既丰富，又标准的。”
要么我在家里，也许准备好陪我太太去参加一场晚会。
“今天晚上外面怎么样？”她问，一边焦急地看了一眼壁橱角落处她那双橡胶雨鞋。
“这是一个愉快的傍晚，”我听到我的声音在说，“全身只有一个感觉，每一个毛孔都浸润着喜悦。”
第二天早上，看到我的套装又皱又乱地搁在床边的椅子上，她会问：“你有没有什么要拿去熨的？”
“不，亲爱的，”我回答道，“我们的衣服，一天天地跟我们同化，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穿上旧衣服试试看。”（我要高兴地说我太太不再介意梭罗了，只是打电话让熨衣工来。）
这种情形不可胜数，答案无穷无尽。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嘴时最恼火，也最大胆，那天有几个傻乎乎、笑得格格响的女孩来到我们家，开始变得兴高采烈。
“这地方可真是漂亮！”她们尖叫着说。
“恰恰相反，”我不客气地说，“我有时梦见一座较大的容得很多人的房屋，矗立在神话里的黄金时代中，材料耐用持久，屋顶上也没有华而不实的装饰，可是它只包括一个房间，一个阔大、简朴、实用而具有原始风味的厅堂，没有天花板没有灰浆，只有光光的椽木和桁条，支撑着头顶上的较低的天——却足以抵御雨雪了，在那里，在你进门向一个古代的俯卧的农神致敬之后，你看到衍架中柱和双柱架在接受你的致敬；一个空洞洞的房间，你必须把火炬装在一根长竿顶端方能看到屋顶……这房子，像鸟巢，内部公开而且明显。”
这几个女孩马上冷静下来，来做客的剩余时间里，她们安静而且听话。但是我不知道——恐怕以后我会不得不把《瓦尔登湖》放到一边，买本别的书随身携带，要么也许买个连环套玩具，一个人玩连环套就算玩得久了，也不会想起什么东西。
*文中之“我”说的话多来自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采用的是徐迟先生的译文，稍有改动之处。
